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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罗诺西茨科耶村村头，误了时辰的打猎人在村长普罗科菲家的谷仓里安顿下来过夜。他们就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有个相当奇怪的双姓——奇姆沙-吉马来斯基，这个姓和他完全不相配，全省的人就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城郊的一个马场，这次出来打猎是为了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则每年夏天都来拜访П伯爵，以至于他早就对这片地带了如指掌。
他们没睡觉。伊万·伊万内奇是个留着长须的高瘦老头，这时就坐在门口，脸朝外边，抽着烟斗。月光照亮了他的身子。布尔金躺在谷仓里的干草堆上，完全淹没在一片漆黑中。
他们讲了各种各样的事，也顺便谈起村长的妻子玛芙拉。她是个健康且不愚蠢的女人，但这辈子从来没去过家乡以外的任何地方，也没见过城市和铁路。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守在炉子前，只有到了夜晚才会出门走一走。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布尔金说，“这世上有不少人天性孤僻，他们像寄居蟹或蜗牛一样，极力往自己的壳里钻。或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他们试图回到人类祖先生活的时代——那时的人类还不是群居动物，他们独自居住在自己的洞穴里。或者这只是人类性格的一种类别吧，谁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学家，这些问题我也讲不清楚。我只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少见。这不，往近处讲，大概两月前，我们城里有个叫别里科夫的希腊语老师——我的同事——去世了。您当然是听说过他的。他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在于，即使在非常好的天气下，他也总是穿着防水套鞋，带着雨伞出门，还必定会穿一身暖和的棉毛外套。他的伞装在布套里，怀表装在灰色的绒面皮套里，他每次掏出来削铅笔的折叠小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似的，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高高竖起的衣领里头。他戴着墨镜，穿着绒毛背心，用棉花塞住耳朵。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他就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来。总而言之，这个人有一种坚定的、不可遏止的渴望，力图把自己包裹在壳子里，似乎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以便与世隔绝，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让他感到恼怒、害怕，使他处于持续的焦虑当中。也许是要为自己的胆怯和对现实的厌恶做辩解吧，他总是赞美过去，赞美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他所教授的古代语言，本质上也无异于他用来躲避现实生活的套鞋和雨伞。
“‘哦，多么响亮，多么美妙的希腊语！’他说，脸上露出甜蜜的表情，而且好像为了佐证自己的话似的，他眯起眼睛，举起一根手指，念出一个单词：‘Anthropos！’”
“别里科夫也竭力将自己的思想藏匿在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写着禁止做什么事的通告和报纸文章才是语义明确的。见有通告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以后上街，或是某项条文禁止性爱，他方才觉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禁止就是禁止。许可和同意在他看来，总是隐藏着某种令人怀疑的成分，某种话未说尽的模糊的感觉。当城里准许某个戏团演出，或是成立一个阅览室或者茶馆的时候，他便会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可以倒是可以，这样做挺好的，就是别出什么乱子啊。’”
“种种对规则的违反、偏差、背离都使他沮丧，虽然这看似并不关他什么事。如果同事中有人参加祷告来迟了，或是有传闻哪个学生又顽皮捣蛋了，再或是看到女子中学的女学监大晚上的跟军官在外厮混，他便焦躁不安，不停地说：可别出什么乱子啊。在教学会议上，他那谨小慎微、疑神疑鬼的性格和那种纯粹套子式的想法让我们也感到压抑极了。他说，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年轻人都品行恶劣，总是在课堂上吵吵闹闹。哎呀，这事可不能让上司知道啊！哎呀，可别出什么乱子啊！他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掉就好了。那后来如何呢？他凭借那喋喋不休的哀叹和抱怨，凭借那副戴在他苍白小脸上的墨镜（您要知道，那张小脸像极了黄鼠狼的脸），把我们都给降服了，我们只好让步，扣去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让他们关了禁闭，最后终于把两人都开除掉了。他有一个怪习惯——经常来登门拜访我们。他来到一位老师家里，坐下，一言不发，好像在窥探些什么。他就这样静静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然后离开。他把这种行为称作‘与同事保持良好关系’，显然，到我们住处坐着对他来讲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他来我们这儿只是因为他把这看作他作为同事的一项职责。我们这些老师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他。您要知道，我们老师都是些有思想的人，都很正派，读着屠格涅夫和谢德林
的书长大，然而这个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走路的小个子，却掌控了整所学校长达十五年！光掌控了学校算什么？整座城市简直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们这儿的太太们无法每周六在家举办戏剧演出，怕被他发现；神职人员到了斋日就不敢吃荤食，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城里的人变得什么都怕。我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不敢互相结识，不敢读书，不敢接济穷人，也不敢教人读书识字……”
伊万·伊万内奇咳嗽了一声，想要说些什么，不过他先是抽起了烟斗，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停一顿地说：
“是啊。有思想，又正派，既读过谢德林，又读过屠格涅夫，还读过巴克尔
等，可他们却屈服了，隐忍了……问题就在于此。”
“别里科夫和我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布尔金继续说，“在同一层楼，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我了解他的家庭生活。他在家里也是这副模样：穿着长罩衫，戴着尖顶睡帽，百叶窗、门闩得统统合好——有一系列各式各样的禁忌、限制，还有那句：‘哎呀，可别出什么乱子啊！’吃素对身体有害，可吃荤又不行，因为人们或许会说别里科夫没有遵守斋律，他于是就吃黄油煎鲈鱼——这种食物不是素的，但也不能说是斋期禁忌的荤菜。他不雇女仆，生怕她们对自己有不好的想法，只留了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阿法纳西做厨子，这人总是喝得醉醺醺的，神志不清，先前当过勤务兵，会做那么几道菜。这位阿法纳西平日里老站在门那儿，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总是长叹一口气，嘟囔着这么一句话：
‘像他们那样的人现在可真是冒出来不少哟！’”
“别里科夫的卧室很小，像个匣子似的，床上罩着个帐子。睡觉的时候，他会拉起被子把脑袋也盖得严严实实；屋里又热又闷，风敲着紧闭的门，炉子嗡嗡作响；厨房里传来阵阵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躲在被子下面，害怕极了。他生怕出什么事，生怕阿法纳西过来杀他，生怕小偷潜入室内，接下来，他一整夜做的尽是惊恐的噩梦，早上我们一起去学校的时候，他烦闷不堪，面色苍白。显然，他要去的那所拥挤的中学糟糕透了，他从头到脚都对它厌恶至极。就连和我并肩走路，对他这样一个生性孤僻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我们课堂上吵闹得很，’他说，似乎在试图为自己愁苦的心情找一个解释。‘这像个什么话啊！’”
“您能想象吗？这位希腊语老师，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还差一点儿就结婚了呢。”
伊万·伊万内奇快速朝谷仓里回头看了看，说：
“您在开玩笑吧！”
“我没说笑，这事听起来是离奇，可他确实差点儿就结婚了。我们这儿调来了一位教历史和地理的新教师，姓科瓦连科，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是个乌克兰佬儿。他不是独自来的，而是带着姐姐瓦连卡一起来的。他年轻，高大，皮肤黝黑，长着一双大手，看他面相就能猜出他说话是个男低音。事实也的确如此，他的声音就像是从桶里发出来的：‘嘭，嘭，嘭……’她呢，已经不年轻了，三十岁左右，但个头也很高，很苗条，长着黑色的眉毛，脸颊红扑扑的。总之，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水果软糖。她快活极了，说话聒噪，总是哼唱着小俄罗斯
的抒情曲，发出哈哈大笑声。她总是动不动就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我们第一次正式和科瓦连科姐弟认识，我记得是在校长的命名日
庆祝会上。在那群严肃、紧张且乏味、把参加命名日庆祝会也当作履行职责的教员当中，我们突然看见了一个从泡沫里重生的阿佛洛狄忒
：她双手叉腰地走着，哈哈大笑着，唱着歌，舞动着身姿……她带着深情演唱了一首《风在吹》，然后又唱了首抒情歌曲，接着又是一首。所有人都被她迷住了——所有人，甚至是别里科夫。他坐到她身旁，谄媚地笑道：
‘小俄罗斯话就像古希腊语一样，听起来温柔又悦耳。’”
“这话让她受宠若惊。她开始热情而诚恳地对他讲起来，自己在哈佳奇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妈妈就住在庄园里，地里长着那样的梨子，那样的甜瓜，那样的‘卡巴克’
！——乌克兰佬儿用我们‘小酒馆’这个词来称南瓜，小酒馆他们则叫作‘什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茄子煮的红菜汤‘太好吃了，好吃极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着，听着，突然，所有人都萌生了同样的一个想法。”
“‘要能把他俩撮合在一块儿就好了。’校长老婆轻声对我说。”
“不知怎的，我们这才都想起来，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结婚。这时候我们才觉得奇怪：不知为何我们竟从未注意过这一点，全然忽略了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细节。他一般是怎样和女人相处的呢？他是如何解决自己这个紧迫的问题的？以前，我们对这事完全不感兴趣，或许在我们的认知中，这样一个在任何天气下都穿着套鞋走路并睡在帐子里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爱上什么人的。”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她也已经三十岁了……’校长老婆说明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会愿意嫁给他的。’”
“在我们外省小地方，由于人们都闲得无聊，什么正经事都是办不成的，做的净是些没必要做的荒唐事！这是因为根本没人去做必要的事情。是啊，既然完全想象不到这个别里科夫结婚是个什么情况，那我们何必突然去掺和这人的婚事呢？校长老婆、学监老婆，还有我们学校里所有的太太都活跃了起来，甚至还变得漂亮多了，仿佛突然看到了人生的意义。校长老婆在剧院里订了个包厢，我们看见瓦连卡就坐在她的包厢里，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容光焕发，心情愉快；挨着她坐的是身材矮小、干瘪佝偻的别里科夫，就像是从屋子里被人用钳子硬夹出来似的。我要办一个娱乐晚会，这些太太们就要求我一定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连卡一起来。一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原来，瓦连卡并不反对跟人结婚。和弟弟住在一起，她过得并不十分开心，他们只知道成天吵架、互相辱骂。您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吧：科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个头高大、身材健硕，穿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挂在帽檐下边的额头上；他一只手拎着一摞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身后跟着他姐姐，也拿着好些书。”
“‘你啊你，米哈伊利克
，你就没读过这个！’她大声争辩道，‘我告诉你，我发誓你根本没读过这个！’”
“‘那我也告诉你，我读过！’科瓦连科喊道，手杖在人行道上敲得砰砰响。”
“‘哎呀，我的老天爷啊，明奇克
！你干吗生气呢，要知道我们说的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告诉你，我就是读了！’科瓦连科喊得更大声了。”
“在家的时候呢，就算有外人到访，他们也照样吵个不停。这样的生活她大概过厌烦了，她渴望拥有自己的栖身之处，况且考虑到自个儿的年纪，也没工夫再挑三拣四的了，嫁给谁都是可以的，甚至是希腊语老师。说实在的，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年轻小姐而言，嫁给谁无所谓，只要能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样，瓦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现出明显的好感。”
“那别里科夫呢？就跟经常拜访我们一样，他也经常登门拜访科瓦连科了。他走进家门，坐下，一言不发。看他在那儿默不作声，瓦连卡便给他唱起《风在吹》，要么用她深色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看，或者突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
“在恋爱里，尤其是在婚姻中，旁人的怂恿总是起到很大的作用。每个人——无论是同事们还是太太们——都开始让别里科夫相信，他应当结婚，他的生活没有别的欠缺，就差结婚了。我们都在祝贺他，带着一本正经的表情和他讲各种庸俗话，譬如说‘婚姻是人生大事’等。况且，瓦连卡长得并不丑，还挺风趣，是五等文官的女儿，家里有庄园，最重要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亲切、热情的女人。他被冲昏了头脑，决定真的该去结婚了。”
“那事已至此，该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了吧？”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能想象吗？结果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他把瓦连卡的相片放在了自己的桌子上，老是来我家，和我聊瓦连卡，聊家庭生活，聊‘婚姻是人生大事’。他也经常去科瓦连科家，但丝毫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某种异常的影响，他像得病了一样，身子更加消瘦，脸色越发苍白，似乎在自己的套子里藏得更深了。”
“‘我挺喜欢瓦尔瓦拉
·萨维什娜的，’他带着淡淡的讪笑对我说，‘我知道每个人都是要结婚的，不过……这一切吧，您知道，来得太突然了……我得好好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和他说，‘不就是结个婚吗，您结不就得了。’”
“‘不，婚姻可是人生大事，必须先权衡好即将面对的义务和责任……以免之后出什么乱子。这件事让我担心得很，我现在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好吧，我必须承认，我心里很害怕：她和她弟弟有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您知道吗？他们的处世作风很是奇怪，而且她的性格也太活泼了些。就算结婚了，接下来能有什么好的呢，准会陷入这样那样的麻烦事。’”
“于是他没有求婚，一直在拖延，这让校长老婆和我们所有的太太都很气恼；他总是在权衡即将面对的义务和责任，但与此同时还几乎每天都要和瓦连卡一起散步，或许他觉得这是在他的处境里必须要做的事吧；他也照旧常来拜访我，和我聊家庭生活。要不是突然发生了一场kolossalische Skandal
，他最后十之八九还是会求婚的，他还是会走进那种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毕竟出于寂寞苦闷和无所事事，这种婚姻已经在我们这儿发生过成千上万次了。不得不提，瓦连卡的弟弟科瓦连科自打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讨厌他，简直无法忍受他。”
“‘我就不明白了，’他耸了耸肩，对我们说道，‘我不明白你们是怎么忍受这个告密鬼的，怎么受得了他那副卑鄙的嘴脸。唉，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里生活得下去啊！你们这儿的气氛让人窒息，简直恶劣透了。你们还是教育者，是做教师的吗？我看你们就是一群官僚，你们的学校压根儿不是科学殿堂，而是城市警察局，散发着警察岗亭里的那种酸臭味。不行，各位老兄，我再和你们待一段时间就回我的庄园去，在那儿抓抓虾，教教乌克兰小孩念书。我一定会离开的，你们就和你们的犹大一起留在这里吧，叫这厮发烂发臭了才好呢！’”
“他要么就哈哈大笑，笑到眼泪都出来了，一会儿笑声低沉，一会儿笑声又尖又细，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吗跑我家坐着？他这是要干啥？他一直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还给别里科夫起了个诨号叫‘蜘蛛怪’。当然啦，我们都避免当他面提起他姐姐瓦连卡要嫁给‘蜘蛛怪’这件事。一天，校长老婆暗示他说，安排他姐姐嫁给别里科夫这样一位颇有声望、受人尊敬的人是件好事，他便眉头一皱，愤愤地说：
“‘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要嫁给毒蛇也随她的便，我不喜欢掺和别人的事。’”
“现在您来听听接下来发生的事吧。有人搞恶作剧，画了这样一幅漫画：别里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撑着把雨伞在走路，胳膊肘里挽着瓦连卡；下面写着这么一行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知道吗？他的表情被捕捉得简直传神极了。这位画家肯定画了不止一个晚上，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老师们、宗教学校的老师们，以及官员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别里科夫也收到了一份。这幅漫画给他留下了极其难堪的印象。”
“那天刚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们所有人——老师们和学生们——都出门去了，大家约定在学校集合，然后一起步行去城外的小树林里郊游。我们动身了，他呢，铁青着脸，比乌云还要阴沉。”
“‘怎么会有这么糟糕、这么恶毒的人！’他说着，气得嘴唇直颤。”
“我甚至开始替他感到难过。我们走着走着，突然，您猜怎么着，科瓦连科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瓦连卡紧随其后，也骑着自行车，她满脸通红，面露疲态，但依旧那样开朗、快活。”
“‘我们呐，’她喊道，‘我们要先走一步咯！今儿这天气也太好了，简直好得要命！’”
“接着，两人便消失不见了。咱这别里科夫的脸色从铁青变成了惨白，好像麻木了似的。他停下来，看着我……”
“‘请问，这像个什么样？’他问道。‘还是说我的眼睛在骗我？中学老师和女士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她们喜欢骑就骑呗。’”
“‘这怎么行？’他喊道，对我的冷静感到惊讶。‘您在说什么啊？！’”
“他惊慌失措，不想再往前走了，直接回家了。”
“第二天，他一直神经兮兮地搓着双手，浑身哆嗦，从脸色能看出他身子不舒服。他一下课就直接走了，这还是他生平中的头一次，连午饭也没吃。尽管外边完全是盛夏的天气，可他却在黄昏时分穿上了厚实的衣服，然后步履艰难地走到科瓦连科家。瓦连卡不在家，他只碰到了弟弟。”
“‘请坐吧，欢迎大驾光临。’科瓦连科皱着眉头冷冷说道。他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方才吃过饭后他打了一会儿盹儿，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情绪很糟。”
别里科夫默不作声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说道：
“‘我来找您，是为了舒缓我的灵魂。我的内心非常非常沉重。某个爱传谣的家伙把我和另一个与我们俩都关系密切的人画成了滑稽的模样。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此事与我无关……我没有任何缘由该承受这样的讥讽，相反，我一直是个完完全全的正人君子。’”
“科瓦连科噘着嘴坐着，一句话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用微弱而凄惨的声音继续说：
‘我还有别的话要对您说。我干这行已经很久了，而您呢，才刚刚开始任教。作为一名老同志，我认为有责任警告您：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于青少年教育者来说是完全不成体统的。’”
“‘为什么呢？’科瓦连科用低沉的嗓音问道。”
“‘难道这还需要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够明白吗？如果老师去骑自行车了，那还能指望学生做出什么像样的事来？他们怕是要用头来走路了！既然通令里没有允许做这事，那这件事就是禁止的。昨天真把我给吓坏了！我看到您姐姐的时候，一下就头晕眼花了。一个女人或一个姑娘骑自行车？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到底想要怎样？’”
“‘我想做的就一件事——警告您，米哈伊尔·萨维奇。您是年轻人，有大好的前途，您必须处世得非常非常谨慎才行，可您也太漫不经心了，哎哟，太漫不经心了！您穿着绣花衬衫走来走去，老是拿着些书在街上溜达，现在又冒出自行车的事。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这事要是被校长知道，然后又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什么好下场吗？’”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关别人什么事！’科瓦连科说，脸涨得通红。‘谁要干涉我的私事和家事，我就送谁去见鬼。’”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了起来。”
“‘如果您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那我只能就此打住了，’他说，‘我请求您永远不要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辱骂领导。您对当局应该尊重才是。’”
“‘难道我刚才有说什么当局的坏话吗？’科瓦连科问道，用凶狠的目光盯着他。‘请让我静一静吧。我是个正直的人，我不想跟您这样的先生说话。我不喜欢告密者。’”
“别里科夫惊慌失措，马上穿好外衣，脸上满是惊恐的神情。要知道这是他生平头一次听到如此失礼的话。”
“‘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说着，从前厅走到楼梯口。‘我只是要预先提醒您：或许有什么人听到我们说话了，为了不让人曲解我们的谈话，不出什么乱子，我得向校长先生汇报我们谈话的内容……说明一下大意。我必须这么做。’”
“‘汇报？去吧，尽管汇报去吧！’”
“科瓦连科从背后抓住他的衣领，猛地一推，别里科夫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把套鞋撞得嘎嘎作响。那楼梯又高又陡，可他平安无恙地滚到了最下头；他站起身，摸了摸鼻子，看看眼镜是不是完好无损。但就在他滚下楼梯的时候，瓦连卡带着两位太太走进了家门。她们就站在下面看到了这一切——对别里科夫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哪怕是摔断自己的脖子和两条腿，也总比成为别人的笑柄要好；现在全城可都要知道这事了，肯定会传到校长和督学的耳朵里——哎呀，可别出什么乱子啊！一定会有人画一张新的漫画，到最后，他只得被勒令辞职……”
“他起身的时候，瓦连卡认出了他。她看着他那张滑稽的脸、那皱巴巴的外衣和套鞋，全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呢。她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回荡：
‘哈哈哈！’
就在这声洪亮爽朗的‘哈哈哈’中，一切都结束了：这段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也结束了。他听不见瓦连卡在说什么，也什么都看不见了。回到家，他先是把桌上瓦连卡的相片撤了下来，然后往床上一躺，再也没有起来。”
“过了大约三天，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派人去请医生，因为自己的东家看起来不太对劲儿。我去到别里科夫家，他躺在帐子下面，盖着被子，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只回答是或不是，别的一句话也不说。他就这么躺着，阿法纳西在旁边踱来踱去，阴沉着脸，眉头紧锁，深深地叹着气，浑身像小酒馆一样冒出伏特加的气味。”
“一个月后，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了，也就是说两所中学和宗教学校的教工都去了。现在，他躺在棺材里，表情是温和、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兴的，似乎他很乐意：人们终于把他装进了一个他永远也不用再出来的套子里了。是的，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且就像是为了纪念他似的，葬礼期间阴霾密布，雨下个不停，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套鞋，打着伞。瓦连卡也参加了葬礼，当棺材被放进坟墓时，她哭了几声。我注意到，乌克兰女人要么哭，要么笑，两者之间的情绪她们是没有的。”
“我要承认，埋葬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我们从墓地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谦逊、忧郁的表情；没人想要显露这种愉快的感觉，这种感觉特别像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在童年时经历过的——大人们出去了，我们在花园里疯跑上一两个钟头，享受着完完全全的自由。啊，自由啊，自由！哪怕只有一点儿迹象，哪怕只有一丝微弱的希望，这自由也会给灵魂插上飞翔的翅膀，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带着好心情从墓地回来，可不到一周时间，生活又变回了从前的模样——同样地严酷、乏味、混乱，通令里既不明确禁止做什么，也不完全准许做什么，日子并没有变得更好过。没错，别里科夫是被埋葬了，可是还有多少这样的套中人活着，将来又会出现多少呢！”
“问题就在于此啊。”伊万·伊万内奇说，抽起了烟斗。
“这样的人将来又会出现多少呢！”布尔金重复道。
这个中学教师从谷仓里走了出来。他身材矮小、肥胖，头顶全秃了，黑色胡子长到几乎齐腰。有两条狗也跟着他一起出去了。
“多美的月色，多美的月色啊！”他抬头看，说道。
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右侧能看见整个村庄，长长的街道绵延到远方，有大约五俄里这么长。一切都沉浸在安详、深沉的梦境中；周遭什么动静也没有，什么声音都听不见，让人甚至不敢相信大自然居然会有如此静谧的时刻。谁在月夜里看到这样宽阔的乡村街道，看到两旁的农舍、草垛、熟睡的柳树，心里都会变得安静下来。这街道被夜影严严实实地笼罩着，避开了劳动、烦恼与痛苦，在这平静之中，显得那么温和、忧伤、美丽，仿佛繁星也在亲切而动情地望着它似的，仿佛人间的邪恶已全然消泯，一切都平安顺遂。左边，一片田野从村子边缘蔓延开去，直到地平线那边还能远远地望见；月光洒满整片田野，那里同样什么动静也没有，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问题就在于此啊，”伊万·伊万内奇又重复了一遍，“我们在又闷又挤的城里生活，整天写些没有必要的公文，玩文特牌
——难道我们就不是套中人了吗？我们一辈子都在跟游手好闲的人、锱铢必较的人、蠢货和无聊的女人打交道，成天说着、听着各种废话——难道我们就不是套中人了吗？您要是愿意，我也跟您讲个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免了吧，该睡觉了，”布尔金说，“留到明天再讲吧！”
两人都进到了谷仓里，躺在干草上。正当他们盖好身子，微微入睡的时候，外边忽然传来了轻快的脚步声：吧嗒，吧嗒……离谷仓不远的地方有人在走路；那人走了一会儿又站住了，过了一分钟又是吧嗒、吧嗒的声音……狗呼噜呼噜地叫了起来。
“是玛芙拉在走路呢。”布尔金说。
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
“你眼睁睁看着别人作假，听着别人说谎，”伊万·伊万内奇翻了个身，说道，“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把你说成是傻瓜。你忍气吞声，饱受羞辱，不敢宣称自己和正直、自由的人站在一边，只好自己也作假，还要强颜欢笑，而这么做无非是为了一块儿面包，为了一隅温暖的栖身之所，为了一个一钱不值的小小官职——不，再也不能这么生活了！”
“得了吧，您这话就扯远了，伊万·伊万内奇，”教师说，“咱们还是睡觉吧。”
过了约莫十分钟，布尔金已经睡熟了。伊万·伊万内奇一直翻来覆去，深深地叹着气，然后他起身，又走到外边，在门口坐下，抽起了烟斗。
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