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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T省的一个县，就住在地主别罗库洛夫的庄园里。别罗库洛夫是个年轻人，总是起得很早，平日里穿着紧腰长外衣，每晚都要喝啤酒。他时常向我抱怨，说自己没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那里感受到过同情。他在花园的一间小屋子里住着，我呢，则被安排住进庄园老宅中一个宽敞的、带圆柱的大厅里。那儿除了我睡觉用的大沙发和供我摆牌阵
的桌子，就再没什么别的家具了。即便在无风的日子，房子里老旧的暖气管也总是嗡嗡作响；而在雷雨天，整栋房子都在颤抖，就像要四分五裂似的。尤其是夜里，当十扇大窗户突然被闪电统统照亮的时候，着实有些吓人。
我命中注定要过一种游手好闲的生活，什么事也不做。我会盯着窗外一连发上好几个钟头的呆，看看天空，看鸟，看林荫道，或者把邮局捎来的信件都读个遍，要么睡觉。偶尔我也会出趟门，找个地方一直转悠到暮色苍茫时才返家。
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小心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庄园。太阳已经在落山了，黄昏的阴影铺洒在开花的黑麦田上。园里种着两排老枞树，栽得很密，长得很高，就像两堵连绵不断的墙，形成了一条阴暗却美丽的小径。我轻而易举地翻过围栏，然后沿着这条小径，踩着枞树的针叶滑溜溜地往前走——这些地上的针叶落了足有一俄寸厚
。周遭幽静而昏暗，只在那高高的树梢上，一道明亮的金光在某个地方闪烁着，在蜘蛛网上映出一片虹彩。针叶树枝散发出浓烈的味道，让人喘不过气来。接着，我拐到了一条长长的椴树林荫道上去。这里同样荒芜且陈旧。头年未扫走的落叶在我脚下悲惨地沙沙作响，一道道阴影藏匿在暮色中的树木间隙。在右边的一个老果园里，一只黄鹂用一种不情愿般的微弱声音在歌唱——它一定也老了。后来，椴树林也走到了尽头，我经过了一栋带露台和阁楼的白房子，然后眼前豁然出现了庄园的庭院和一片宽阔的池塘，边上有个浴棚，种了许多翠绿的柳树。池塘对岸是一个村庄，能看见一座又高又细的钟楼，顶上的十字架被西沉的夕阳照得熠熠生辉。顷刻间，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亲切且熟悉的事物所散发出的魅力，仿佛我小时候就已经看过这幅场景似的。
一个白色的石头大门从庭院通向田野，大门古老而坚固，上边雕刻着狮子。两个女孩站在那里，一个年纪稍大，身子纤细，苍白，十分漂亮，一头栗色头发浓密蓬松，长着一张倔强的小嘴，表情严肃，几乎没有注意到我。另一个还很年轻，十七八岁的样子，同样纤细且苍白，长着一张大嘴巴，一双大眼睛，惊讶地看着路过此地的我，用英语说了些什么话，貌似挺难为情。我觉得，这两张可爱的面孔我似乎在很久以前已经认识了似的。我带着这种感觉回到家中，就像是做了一场美妙的梦。
在这之后过了不久，在一天晌午时分，我正和别罗库洛夫在宅子周围散步，突然，草地沙沙作响，一辆带弹簧的四轮敞篷马车驶进了院子，上面坐着的正是那两个女孩中的一位。她是年纪稍大的那个，带着认捐人名单，来为火灾受害者募捐。她也不正眼瞧我们一下，只顾在那儿严肃而详尽地向我们描述西亚诺沃村有多少房屋被烧毁，有多少男女老少无家可归，以及她所在的赈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些什么办法。让我们签完字后，她便收好名单，立刻与我们道别。
“您完全忘记我们了吧，彼得·彼得洛维奇
，”她对别罗库洛夫说道，同时伸出手给他握，“来家里做客吧！如果N先生（她叫出了我的姓）想看看他才华的景仰者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愿意赏光莅临寒舍，妈妈和我会非常高兴的。”
我鞠了个躬。
她离开后，彼得·彼得洛维奇和我聊了起来。据他说，这个女孩出生在一个好人家，名叫莉季娅·沃尔洽尼诺娃，而她与母亲跟妹妹所住的庄园，以及池塘对岸的那个村子，都叫作谢尔科夫卡。她的父亲曾在莫斯科担任要职，一直做到了三等文官，后来去世了。尽管家产丰厚，沃尔洽尼诺娃母女却常年住在乡下，深居简出。莉季娅在地方自治局所属的一个学校当老师，就在谢尔科夫卡村，每月收入二十五卢布。她一切的花销都来自这笔工资，并为自己能自食其力感到骄傲。
“真是个有趣的家庭，”别罗库洛夫说，“或许，我们什么时候去她们那儿一趟。她们见到您一定会很高兴。”
一个假日的午后，我们想起了沃尔洽尼诺娃一家人，于是出发去她们在谢尔科夫卡的庄园做客。她们三人——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大概曾经是个美人，现在却已微微发福，未老先衰。她患有气喘病，一副愁容，精神涣散，尽力和我谈论关于绘画的事。她从女儿那里得知我可能会来谢尔科夫卡，便赶紧去回想自己在莫斯科的展览上看到的我的两三幅风景画，现在她正问我在这些画中想要表达些什么。莉季娅——她在家里被唤作莉达——不太和我说话，更多是在跟别罗库洛夫交谈。她神情严肃，不带笑颜地问他为什么没有在地方自治局里做事，为什么至今一次自治会的会议都没参加。
“这样不好，彼得·彼得洛维奇，”她责备地说道，“这样不好。该感到羞耻。”
“没错，莉达，没错，”母亲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整个县都被巴拉金把控着，”莉达把身子转向我，继续说，“他自己做地方议会主席，然后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分配给他那些个侄子和女婿，简直为所欲为。我们应当斗争。青年人应该自己组一个强大的党派，但如您所见，我们这儿的青年人都不成气候。该感到羞耻啊，彼得·彼得洛维奇！”
妹妹热尼娅在他们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一直默不作声。她从不参与严肃的谈话，家里人还没把她看作成年人，大家像叫小姑娘一样叫她蜜秀斯，因为她小时候就曾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叫作“蜜斯”
。她一直好奇地看着我，当我看相册里的照片时，她就给我讲解说：“这是叔叔……这是教父。”小小的手指在相片上来回移动。这时候，她就像个孩子一样用肩膀贴着我，近到我能看见她微微隆起而未发育完全的胸部、消瘦的肩膀、辫子和被腰带束紧的苗条身体。
我们打了槌球和lawn tennis
，在花园里散步，喝茶，然后吃了很久的晚餐。在带圆柱的宽敞而空旷的大厅里住过以后，我在这间小巧舒适的房子里倒是感到轻松自在。屋里墙壁上没有粗劣的石印油画，和仆人说话也用“您”来称呼。在我看来，由于莉达和蜜秀斯的在场，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青春而纯净，充满了正派的气息。晚餐时，莉达再次和别罗库洛夫谈起地方自治局、巴拉金和学校图书馆的事。她是一个活泼、真诚、有说服力的女孩，听她讲话挺有意思，尽管她说得很多，声音很大——也许是因为她在学校就习惯了这么说话。可是我的彼得·彼得洛维奇呢，他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非得把所有的谈话都变成争辩，讲起话来却枯燥乏味，冗长拖沓，还要一个劲把自己表现得头脑睿智、思想进步。他比画手势时，袖子打翻了盛酱汁的碟子，桌布上湿了一大片，可除了我，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事。
我们回家的时候，沿途黑暗又幽静。
“良好的教育并不是教你不把酱汁碰洒到桌布上，而是教你不去注意别人这么做。”别罗库洛夫叹了口气说，“是啊，真是个美好又有知识的家庭。我是赶不上这些优秀的人了，唉，真的落后了！而这都是因为要做事，做事！做个没完！”
他说，如果想要成为一名模范的农庄户主，就必须做很多工作。而我却心想：他是个多么沉闷又懒惰的家伙！他每次认真地谈论起某件事时，就会使劲把“э”这个元音拖得老长，而他工作起来也和讲话一样慢吞吞的，总是误期，错过时限。我早就不相信他是个做事靠谱的人了，因为我托付他送去邮局的信过了好几周都还躺在他的口袋里。
“最痛心的，”他与我并肩走着，嘴里喃喃道，“最痛心的就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在任何人那里都感受不到同情。一点儿同情也感觉不到！”
打那时起，我便常常到沃尔洽尼诺娃家里去，照例坐在露台的下层台阶上。我对自己感到不满，因此深受折磨；我为自己过着一种转瞬即逝、了无生趣的生活而感到遗憾，我老是想，要是能把我这颗日渐沉重的心从胸膛里扯出来该多好。与此同时，她们在露台上聊天，能听到连衣裙发出的沙沙声和翻书的声音。我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莉达白天给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她也经常离家去村子里，帽子也不戴，只打一把阳伞；到了晚上，她就大声谈论地方自治局，谈论学校的事。这个纤细、美丽、永远一丝不苟的姑娘每次张开她那轮廓优美的小嘴谈论正经事的时候，都会干巴巴地对我说：
“您不会对这种事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什么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不在作品里描绘百姓的贫苦，而且在她看来，我对她如此坚定信仰的东西却漠不关心。还记得我沿贝加尔湖旅行的时候曾遇到过一个布里亚特族
的女孩，穿着蓝色中国棉布做的衬衫和裤子骑在马上。我问她能不能把她的烟斗卖给我，我们讲话的时候，她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我欧洲人的面孔和我的礼帽，一分钟后，她便厌倦了和我说话，吆喝着马，疾驰而去。莉达也用同样轻蔑的眼神看我，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表面上看来，她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表达过对我的不喜欢，但我是能察觉到的。我坐在露台的下层台阶上感到一阵愤恨，就说，自己又不是医生还给农民看病，这就是在欺骗他们，而且自家有两千俄亩的地，做个慈善家也不是什么难事。
至于她妹妹蜜秀斯，倒是没有任何顾虑，像我一样，成天在无所事事中度过。早晨起床后，她便马上抓起一本书，去露台上读。她坐在一把大沙发椅上，双脚几乎触不到地面。有时她也躲到椴树林荫道的某处读书，或者走出大门，到田野里去。她一整天都在读书，贪婪地读书，她的眼里有时流露出疲倦、呆滞的神情，脸色变得尤其苍白，可想而知，她读的东西是多么消耗脑力。我每次来，她看到我都会微微脸红，把书放下，恢复些生气，然后用她那双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和我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比如仆人房间里的煤渣起火了，或者长工在池塘里抓了条大鱼。平日里，她通常会穿一件浅色衬衫和一条藏青色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樱桃做果酱，划船。她跳起来够樱桃或者划桨的时候，瘦弱的胳膊都会从宽口的袖子里露出来。有时我画习作，她就站在旁边，眼里满是钦佩。
七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约莫上午九点钟来到沃尔洽尼诺娃家。我在远离正房的园子里闲逛，找白蘑菇，那年夏天这种蘑菇很多，我在它们旁边做上标记，以便随后和热尼娅一起来把它们拾走。暖风徐徐，我看到热尼娅和母亲从教堂走回家来，两人都穿着浅色的节日礼裙，热尼娅用手扶着帽子，以免被风吹掉。接着我听到她们在露台上喝茶的声音。
对我这种无牵无挂，总是为自己游手好闲的一贯品行寻找借口的人来说，庄园夏日里这些节日的早晨总是异常吸引人的。这时，花园里的露水还没蒸发，湿润的绿植在阳光下发出光泽，看起来幸福极了；房子周围弥漫着木樨草和夹竹桃的气味，年轻人刚从教堂回来，正在花园里喝茶；每个人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心情愉悦。一想到所有这些健康的、殷实的、美丽的人整整一天什么正事也不会做，你便希望自己的一生都像这样度过。现在，我就带着这般思绪漫步在花园里，打算一直这么走下去，一整天，一整个夏天，无所事事，漫无目的。
热尼娅提着一个篮子走了过来，脸上的表情显示，她似乎知道，或者预感到自己会在花园里找到我。我们边拾蘑菇边聊天，她每次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都要快步绕到我前面去，好看着我的脸说。
“昨天我们村出了件奇事，”她说，“瘸腿的佩拉盖娅病了整整一年，看医生吃药都治不好，可是昨天一个老太婆来念了几句咒语，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该只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吗？生命本身不是吗？所有不能理解的事都可以算得上是奇迹。”
“那些不能理解的事不会让您感到害怕吗？”
“不会。对那些我没法理解的现象，我会勇敢面对它们，而不会屈服于它们。我比它们更高级。一个人应该意识到自己比狮子、老虎、繁星更高级，比自然界中的一切更高级，甚至比那些难以理解且看似神奇的事物更高级，否则他就不能叫作人，而是一只怕东怕西的老鼠。”
热尼娅想，我是一个画家，肯定知道很多事，就算是那些我不懂的东西，也能被我看得通透。她想让我带她走进永恒且美好的境界中去，进入那个高级的、我本体所在的世界。她和我谈论上帝，谈论永恒的生活，谈论奇妙的事。我深信人和人的意识并不会因为死亡而永远消失，便这么回应她：“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永恒的生活在等待着我们。”她听着，相信了，也没要我给出什么证据。
我们朝正房走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说道：
“我们的莉达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不是吗？我深爱着她，时刻都能为了她牺牲我的生命。但您说说看，”热尼娅用手指碰了一下我的袖口，“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您老是跟她吵架吗？为什么您这么生气？”
“因为她说得不对。”
热尼娅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眼里涌出了泪水。
“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她说。
就在这时，莉达刚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着马鞭，正站在门廊附近向工人嘱咐些什么，她苗条又漂亮，整个人在阳光下显得容光焕发。她忙前忙后，用很大的声音说着话，一连接诊了两三个病人，然后带着一种务实的、忧虑的神情在各个房间窜来窜去，先打开一个柜子，又打开另一个柜子，接着又上阁楼去了。大家找了她半天，叫她来吃午饭，我们喝完汤的时候她才赶过来。不知何故，我一直记得并留恋所有这些琐碎的细节，尽管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但这一整天都被我牢记在心。午餐后，热尼娅躺在大沙发椅上看书，而我在露台的下层台阶上坐着。我们一言不发。整个天空层云密布，开始稀稀疏疏地下起毛毛雨。闷热得很，风早已止住，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似的。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来到露台，朝我们这边走，睡眼惺忪，摇着扇子。
“噢，妈妈，”热尼娅亲吻她的手，说道，“白天睡觉对你身体不好。”
她俩深爱着彼此。一个人走到花园里，另一个人就站在露台上，看着那些树，喊道：“喂，热尼娅！”或者是：“妈妈，你在哪儿？”她们总是一起祈祷，有着相同的信仰，即便不说话，也能很好地明白彼此的心意。她们以同样的方式待人。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也很快适应了我的存在，并对我产生了依恋，如果我两三天没有出现，她便会派人来询问，看我是不是身体抱恙。她带着同样钦佩的目光瞧我画的习作，并像蜜秀斯一样敞开胸怀侃侃而谈，和我讲最近发生的事情，就连家里的秘密也常常一五一十地向我倾诉。
她对大女儿是极其崇敬的。莉达向来不撒娇争宠，只谈严肃的事。她过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看来，她是一位神圣且有些神秘的人，就像水手看待总是坐在舰长舱里的海军上将一样。
“我们的莉达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母亲常说，“不是吗？”
雨还在稀稀疏疏地下个不停，于是我们说起莉达来。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像阴谋家似的压低嗓音，战战兢兢地看了看身后，小声补充道，“这样的人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不过，您知道吗？我开始有点儿担心了。学校啦，急救药箱啦，书啦，这些都挺好的，但为什么要走极端呢？要知道，她转眼就要二十四岁了，是时候认真考虑考虑自己了。老是这样忙活书和药的事，都看不见生活在一天天流逝……该出嫁了。”
热尼娅因为沉迷阅读而面色苍白，头发也凌乱了。她稍稍抬起头，看着母亲，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妈妈，一切都是天意！”
然后又钻进了书里。
别罗库洛夫穿着紧腰外衣和绣花衬衫走了过来。我们打了槌球和网球，后来天黑了，大家吃了很久的晚餐，莉达又谈起学校和那个把控着全县的巴拉金。当晚离开沃尔洽尼诺娃家的时候，我把对这漫长、闲暇一天的种种印象也带走了，我忧愁地意识到，这世上的万千事物无论多么长久，总归会有一个终结。热尼娅将我们送到大门口，或许因为她从早到晚陪了我一整天，我竟觉得没了她会感到空虚寂寞似的，觉得这个可爱的家庭对我来说是如此亲近。整个夏天，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想要好好画画的冲动。
“您说说看，为什么您的生活会过得这么无聊，这么黯淡？”和别罗库洛夫一道走回家的途中我问他，“我的生活之所以无聊、沉重、单调，是因为我是个画家，是个怪人。我从少年时起就深受嫉妒的折磨，对自己不满，对自己做的事充满怀疑，我一直贫穷，四处流浪。但是您呢，您可是个健康又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贵族老爷，为什么您过得那么无趣，对生活所求甚少？比如，您为什么至今还没爱上莉达或者热尼娅呢？”
“您忘了吗？我爱的是另一个女人。”别罗库洛夫回答。
他说的是自己的女友柳波芙·伊万诺夫娜，两人就在花园小屋里一起住着。我每天都能看见这位丰满到近乎肥胖、爱摆架子的女士像只被喂饱的母鹅一样，穿着挂满珠串的俄式衣裙，总是打着阳伞，在花园里四处溜达，女仆时不时地叫她去吃饭或喝茶。大约三年前，她租下一间厢房做别墅，就这么在别罗库洛夫家里住了下来，看来是要永远住下去了。她比他大十岁左右，把他管控得很严，以至于他每次出门的时候都必须先征得她的同意。她常用男人的嗓音号啕大哭，每逢此时，我便会派人去告诉她，如果她不停下来，我就搬出宅子，她这才停下不哭了。
我们到家后，别罗库洛夫坐到沙发上，阴沉着脸，陷入了沉思；而我开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心中泛起阵阵涟漪，就像恋爱了一样。我想要谈谈沃尔洽尼诺娃一家。
“莉达只可能爱上像她一样热衷于医院和学校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说，“噢，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去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还能像童话里一样愿意踏破铁鞋呢。还有蜜秀斯呢？这个蜜秀斯真是可爱！”
别罗库洛夫说起一种时代病症——悲观主义，每每发到“э”这个音都要拖得很长。他讲话时信心十足，那副腔调听起来就像我在和他争辩似的。就算置身于绵延数百俄里的荒凉、单调、干枯的原野，也万万不会体验到这般的沉闷——一个人就这么坐着，嘴里滔滔不绝，而你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离开。
“这跟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没什么关系，”我气愤地说，“关键在于，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都没有头脑。”
别罗库洛夫觉得我是在暗指他，生气地走掉了。
“公爵正在马洛泽莫沃村做客，向你问好。”莉达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一边摘手套，一边和母亲说道，“他讲了很多有趣的事……答应再次向省议会提出在马洛泽莫沃村建设医疗站的问题，不过他说希望不大。”然后转头对我说：“对不起，我老是忘记，您对这种话题完全没有兴趣。”
我感到一阵恼怒。
“为什么我不感兴趣？”我问，耸了耸肩，“您无意了解我的想法，但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
“是吗？”
“没错。依我看，在马洛泽莫沃村建医疗站完全没必要。”
我的恼怒也感染了她。她眯缝着眼睛看着我，问道：
“那什么才是必要的？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没什么东西是必要的。”
她脱完手套，打开刚从邮局送来的报纸。过了一分钟，她明显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轻声说：
“上周安娜因为难产去世了，假如附近有个医疗站，她可能就会幸免于难。我觉得吧，风景画家先生们在这方面也该有些信念才是。”
“在这方面我有着非常明确的信念，我向您保证。”我回答，她却用报纸遮住自己的脸，仿佛不愿意听似的，“依我看，医疗站啦，学校啦，图书馆啦，药箱啦，在现有条件下只能是为奴役人服务的。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束缚着，而您不但不把这条锁链砍断，却还要添加新的链环——这就是我的信念。”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露出嘲讽的微笑。我设法抓住我的主要思想，继续说道：
“重要的不是安娜因为难产而死，而是所有这些安娜、玛芙拉、佩拉盖娅从清早到天黑弯着腰忙活不停，积劳成疾，一辈子为自己饥饿、体弱的孩子战战兢兢地活着，一辈子为死亡和疾病担惊受怕，一辈子都在治病，过早憔悴，过早衰老，在污垢和恶臭中死去。她们的孩子呢，长大以后继续重复这样的悲剧，几百年都是如此，亿万的人活得还不如牲畜——为了那一点儿口粮，承受着永久的恐惧。这些人的处境之所以凄惨，全在于他们没有时间去顾及自己的灵魂，没有时间想到自己的形象和样式
。饥饿、寒冷、牲畜般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一样压下来，堵住了他们通往精神活动的一切道路——正是这些精神活动将人与牲畜区分开来，组成了那唯一的生命价值之所在。您用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摆脱束缚，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奴役他们，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迷信，增加了他们需求的数量，更别说他们要付钱给地方自治局去买斑蝥硬膏
和书本，这就意味着他们得弯腰付出更多的劳动。”
“我不想和您争论，”莉达放下报纸说道，“这话我早就听过了。我只和您说一点：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的确，我们不是在拯救人类，或许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有过失，但是我们尽力而为了，我们是对的。一个文化人最高级和最神圣的使命就是为他人服务，我们正是在尽力服务他人。不合您意也罢，反正做任何事也不可能让人人都满意。”
“没错，莉达，没错。”母亲说。
有莉达在场，她总是显得胆怯。她边说边忐忑地看着她，生怕说出一些多余或不合适的话。她也从不反驳她，总是赞同：没错，莉达，没错。
“教农民识字，让人去读书本里卑劣的教条和俏皮话，盖医疗站——这些既不能消除愚昧，也无法减少死亡，就像您屋内的光没法透过窗户去照亮这个巨大的花园一样，”我说，“您什么也给不了他们，只会干扰这些人的生活，进而制造新的需求、新的劳动理由。”
“咳，我的天哪，但总得做点儿什么吧！”莉达恼怒地说，从她的语气中可以感觉到，我的论断在她看来就是无稽之谈，不值一提。
“我们需要让人们摆脱艰苦的体力劳动，”我说，“必须减轻他们的重负，让他们得以喘息，避免他们一辈子都在炉灶旁、洗衣盆边和田地里度过；要让他们也有时间去想一想灵魂和上帝，尽可能地显现自己的精神能力。每个人的使命都在于从事精神活动，在于不断地寻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您应该想办法让他们不必再从事牲畜做的粗活，让他们感到自由自在，然后您就会发现，这些书啊、药箱啊其实是多么荒谬可笑。一旦人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那么能满足他的就只有宗教、科学、艺术，而不是这些琐碎的小事。”
“摆脱劳动！”莉达冷冷一笑，“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可能。您自己去分担一份他们的劳动就行。如果我们所有人——城里人也好，乡民也好——无一例外地同意将全人类为满足身体需求而从事的劳动分摊到自己身上，那么我们每个人每天分到的工作时间或许不会超过两三个小时。设想一下，我们所有人，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每天只用工作三个小时，其余时间都是自由的。再设想一下，为了降低劳动对身体的依赖，减少工作量，我们发明替代劳力的机器，尽力将自己需求的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自己的体魄，锻炼我们的孩子，好让他们不再惧怕饥饿和寒冷；我们不必再像安娜、玛芙拉、佩拉盖娅那样，因为担忧孩子的健康而战战兢兢地活着。设想一下，我们不治病，不经营药店、烟厂、酿酒厂——到头来我们将拥有多少空闲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把这些闲暇用在艺术和科学上。就像有时村里的庄稼汉们集体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所有人也可以一道去探寻生活的真理和意义，那么，我确信，这真理很快就会被揭露的，人就能摆脱对于死亡的那种持续不断的、痛苦不堪的恐惧，甚至能摆脱死亡本身。”
“不过，您自相矛盾，”莉达说，“您说科学、科学，可您自己却反对识字。”
“我反对的识字，是在只有小酒馆的招牌可看，偶尔有几本晦涩难懂的书可读的情况下教人识字。从留里克
时代起，我们就一直是这样识字的，果戈理笔下的彼得卢什卡
也早就识字了，可实际上，从留里克时代到现在，我们的农村也没什么变化。需要的不是识字，而是自由，好让人尽可能地显现自己的精神能力。需要的不是中小学，而是大学。”
“您还反对医学。”
“是的。只有在将疾病作为自然现象进行研究，而不为了治病的时候，医学才是需要的。如果非要说医治的话，那该治的也不是病，而是病因。若能消除主要的病因——体力劳动——那人也就不会得病了。我不认可治病的科学，”我继续激动地说，“如果我们谈的是真正的科学和艺术，那它们所追求的就不会是暂时的、局部的目标，而是永恒的、普遍的东西。它们寻找的是生活的真理和意义，寻找的是上帝，是灵魂。而一旦它们牵涉当代的贫穷和仇恨，牵涉药箱和图书馆的琐事，那它们就只会使生活变得更复杂，负担更重。我们有很多医生、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根本没有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诗人。所有的头脑，所有的精神能量都花在了满足暂时的、过眼云烟一般的需求上……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工作，多亏了他们，生活的舒适感与日俱增，而身体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实际上，真理还是遥不可及，人依旧是最残暴、最卑鄙的动物。一切趋势表明，人类中的绝大多数正在退化，并将永远丧失所有的生命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画家的生活毫无意义，他越是有才华，他的身份就越古怪，越是让人难以理解，因为由此说来，他的工作实际上是为残暴、卑鄙的动物提供消遣，是在维护现有的秩序。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不打算去工作……什么都不需要，就让这世界坠入地狱吧！”
“蜜秀斯，你出去。”莉达对妹妹说。显然，她觉得我的话对这样一个年轻姑娘来说是有害的。
热尼娅愁闷地看了看姐姐和妈妈，然后离开了房间。
“人在为自己的漠不关心做辩解时，总是会说这类的漂亮话，”莉达说，“反对医院和学校可比治病和教书要容易多了。”
“没错，莉达，没错。”母亲同意道。
“您口口声声说您不打算工作了，”莉达继续道，“但显然，您对自己的工作评价甚高。我们别再争论了吧，我们永远不会达成一致的，因为您刚刚把图书馆和药箱鄙视得一塌糊涂，而在我眼里，哪怕它们毛病再多，也比世上的一切风景画更高级。”她说罢立刻把头转向母亲，用全然不同的语气说：“公爵自打到我们这儿，人瘦了好多，变化很大。他们要把他送到维希
去。”
她跟母亲聊公爵，为的是不再和我说话。她满脸通红，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她就像近视似的，把头低低地垂向桌面，假装在看报纸。我的在场已经令人感到不悦。于是我告辞，回家去了。
院子里很安静，池塘对岸的村子已经睡着了，一丝光亮也看不见，只有池塘水面上若隐若现地倒映着星辰的微光。热尼娅在雕刻着狮子的大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着，等我过来，好送我出去。
“村里的人都睡了，”我和她说，试图在黑暗中看清她的脸，结果看到一双忧郁愁苦的眼睛正瞧着我，“小酒馆老板和盗马贼们都安静地睡去了，我们这些上流社会的人却互相激怒，争执不休。”
那是一个忧伤的八月的夜晚，说忧伤，是因为秋天的气息已经在四处弥漫开了。月亮正从深红色的云朵后面钻出来，将将能把道路和两边漆黑的秋播田照亮。不时有流星滑落。热尼娅和我肩并肩走在路上，她尽可能不抬头看天，不去看那些流星——不知为何，它们让她感到害怕。
“我认为您说得对，”她说道，身子在夜晚的湿气里瑟瑟发抖，“如果人们能团结一致，献身精神活动，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探明一切的。”
“当然。我们是高级的生物，如果我们能真正领悟人类才能的全部力量，只为高尚的目标而生活，那么最终我们也会变得和神一样。但这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人类必将退化，一切才能终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大门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热尼娅便停下脚步，匆忙地握了握我的手。
“晚安。”她说，身子发着颤。由于肩上只披了一件小衬衫，她被冻得瑟缩起来。“您明天再来吧。”
一想到自己即将落单，又要陷入对自己和他人感到愤怒和不满的状态，我竟也害怕了起来，尽可能不去看那些流星。
“再陪我一分钟吧，”我说，“求您了。”
我爱热尼娅。我爱她，一定是因为她总来迎我、送我，因为她瞧我的时候带着那般温柔和钦佩。她苍白的脸庞、瘦削的脖颈、纤细的胳膊，她的柔弱、闲散，她的书——一切都是如此动人和美好。那智慧呢？我不确定她是否有非凡的智慧，但她开阔的眼界让我敬佩，也许是因为她的想法与那个严肃、美丽却不喜欢我的莉达全然不同。热尼娅因为我是画家而喜爱我，我用我的才华赢得了她的心，我激情澎湃地只想要为她作画，梦想让她做我的小王后，和我一同去拥有这些树木、田野、雾霭、霞光，拥有这美妙、迷人的自然——然而在这方世界里，我至今孑然一身，感到绝望般的孤独和多余。
“再留一分钟吧，”我说，“我恳求您。”
我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冻僵的肩膀上；她担心穿着男人的外套会显得滑稽和难看，便笑起来，赶紧又把它脱掉了。这时，我抱住了她，开始连连亲吻她的脸颊、肩膀和手。
“明天见！”她轻声说，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拥抱了我，像是害怕打破夜的寂静似的。“我们一家人之间没有秘密，我现在必须把一切告诉妈妈和姐姐……真可怕！妈妈倒是没什么，她喜爱您，可是莉达！”
她朝大门方向跑去。
“再见了！”她喊道。
接下来约莫两分钟的时间里，我都听得见她奔跑的声音。我不想回家，回去也没有意义。我站了一会儿，心中思绪万千，然后静静地往回走，想要再去看看她住的房子——那栋可爱的、朴素的老房子，它阁楼的窗户就像双眼睛似的盯着我看，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我走过露台，来到网球场旁边，在一棵老榆树下摸黑找了把长椅坐下，从那儿看着那栋房子。在蜜秀斯住的阁楼的窗户里，一道明光突然亮起，然后又变成了安详的绿色——那是灯被罩上了灯罩。人影晃动起来……我的内心充满了温柔、宁静和自我满足。说满足，是因为我还有能力去迷恋、去爱，但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阵不适，因为想到就在这时，就在离我几步之遥的地方，就在这栋房子的某个房间里，也住着那个不喜欢我，甚至可能憎恨我的莉达。我就这么坐着，等着，看热尼娅会不会出来，我仔细地听着，觉得阁楼里似乎有人在说话。
大约过去一个钟头。绿色的灯火熄灭，人影也看不见了。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房子上头，照亮了沉睡中的花园和小径；房前花圃里的大丽花和玫瑰花清晰可见，显出同样的色彩。天气很冷了。我离开花园，拾起我落在路上的外套，慢慢地往家走去。
第二天午饭后，我来到沃尔洽尼诺娃家。通往花园的玻璃门是敞开着的。我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等着热尼娅随时从花圃后面走到网球场上来，或是在其中一条林荫道上出现，再或是从房间里传来她的声音。随后我走进客厅，来到餐厅。一个人也没有。从餐厅出来，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门厅，然后又折了回来。走廊里有几扇门，从其中一扇门后面传来莉达的声音。
“上帝……送给……乌鸦……”她拉长音节，大声说着，大概是在给人听写。“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儿……干酪……是谁啊？”她听到我的脚步声，突然喊道。
“是我。”
“啊！抱歉，我现在不能出去见您，我在教达莎念书。”
“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在花园里吗？”
“不在，她和妹妹今早出发到奔萨省
的姨妈家去了。而且她们大概冬天会出国……”她顿了顿，补充道。“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儿干酪……写完了吗？”
我走出门厅，脑子里空空的，就站在那儿，望着池塘和村子，耳边传来莉达的声音：
“一小块儿干酪……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儿干酪……”
我沿着第一次来这儿时走的那条路离开了庄园，只不过顺序颠倒了过来：先是从院子进到花园，经过正房，然后沿着椴树林荫道走……正走着，一个小男孩追上了我，递给我一张字条。“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姐姐，她要求我和您分手，”我继续读完——“我无法不服从她，我不能伤她的心。上帝会给您幸福，请原谅我。但愿您知道我和妈妈哭得多么悲伤！”
然后是种着枞树的阴暗的林荫道，那堵坍塌的围栏……在那片曾经盛开着黑麦花、鹌鹑叽叽喳喳欢叫的田野上，如今只有母牛和被绊绳捆住腿的马漫步其中。小丘上的一些地方覆盖着绿油油的秋播禾苗。一种清醒的、日常般的情绪占据了我的心胸，我不由得为在沃尔洽尼诺娃家说过的所有话感到羞耻，并且和以前一样，感到生活无趣。回到家，我收拾好行李，傍晚便动身去彼得堡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沃尔洽尼诺娃一家人。不久前的一天，我正坐火车去克里米亚，在车厢里遇到了别罗库洛夫。他像以往一样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当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时，他答道：“托您的福。”我们聊了起来。他卖掉了自己的庄园，买了个小一些的宅子，放在柳波芙·伊万诺夫娜的名下。关于沃尔洽尼诺娃一家他谈得不多。据他说，莉达依旧住在谢尔科夫卡，在学校里教孩子念书；在她周围渐渐聚集了一群与她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党派，并在最近的地方自治局选举中将那个一直把控着全县的巴拉金“拉了下来”。至于热尼娅，别罗库洛夫只说她不住在家里，也不晓得她到底身在何方。
我已经开始忘记那栋带阁楼的房子了，只是偶尔，我在作画或阅读的时候，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想起那扇窗户里的绿色灯火，或是想起那天深夜我在田野里阔步疾行时的脚步声——坠入爱河的我正在往家走，因为寒冷而不停搓手。在某些片刻，在那些孤独折磨着我、让我倍感忧愁的时刻，我会模糊地想起往事，并不知为何渐渐开始相信，有个人也一直在想念我，等待着我，我们会再见面的……
蜜秀斯，你在哪儿啊？
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