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景：安流千年的传奇

没有之一，王景是秦汉时期最著名的水利专家。

这一时期，秦帝国的横空出世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中央集权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一历史性事件标志着中国自此进入大一统时代。随后的两汉时期长达四百余年，国势强盛，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帝国辉煌的巅峰。世界领先的学术研究和科学技术，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哲学观念的推崇又让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而享有尊严。

秦朝伊始，国家已经依托黄河建成了完善的灌溉、漕运体系；两汉时期，帝国恢宏，事关国体安危，治理黄河更是成了统治者日思夜想的大事。在强权统一下的承平时代，尽管国家十分重视堤防建设，决口、改道依然是接连不断。

禹河故道不断南迁，春秋时期，黄河曾发生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道；而在整个秦汉时期，黄河河道的南迁之势并未停止。而且南部发生淤塞后，一旦北部有低地，河道即顺势北徙迁移，或在北地淤高后又继而南迁，如此循环不已。频繁摆动的河道导致河患不断，两岸百姓生灵涂炭，也对秦汉时期发达的农田灌溉系统和水运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王景，无名之小吏，为圣上解其忧，为民众谋福祉。倾心治河，殚精竭虑，绝非无意之偶得。即便取得那么大的业绩，“三迁为侍御史”，连升三级，也还是个小官；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王景的名字却与一千年的黄河安澜联系在一起，从未被人忘记。

万里长城与千里金堤

秦原本是周的一个诸侯国。

其先祖伯益曾辅助大禹治水有功，后来被赐姓嬴。我们前面所说禹的儿子启夺取王位，就是从伯益手中夺得的。

伯益的后人非子养马水平比较高，他养的马繁殖特别快，深得周孝王喜欢，周孝王便把秦谷（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分封给他，这就是“秦”的起源。公元前770年，秦襄公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

秦国地处黄河上游，有大水漫灌农田之益，而无洪灾泛滥之苦。时不时还可蓄水势而遍淹诸国，着实占尽地利之便。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先后灭关东六国，完成国家统一。

中国因秦而统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中国需要中央集权，只不过始皇帝以残暴的力量完成了帝国统一，反对者只好善意地劝说他要尊重道德上的移风易俗。

为防御北方匈奴，公元前214年前后，秦朝开始修筑统一的城防。始皇帝并不是在各诸侯国零零碎碎修筑的城墙基础上稍加修葺，而是将战国时期既有的城墙全部拆毁，按照统一标准重新修建。因为所筑城墙逾万里之上，自此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秦始皇还有另外一个创举，那就是为黄河修筑了千里长堤。

帝国一统，下游也是自家的，就不能再淹了。他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修建的防洪堤重新规划整治，“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于是黄河流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连贯的长堤。我们不知道那时候修长堤与修长城是否用同样标准的石块，但据史书记载，很长一段的河段堤防也都是用石头来修建的，十分坚固，史称金堤，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标准化堤防了。

万里长城的确有效抵御了匈奴的入侵，然而，暴政却导致秦朝统治从内部瓦解。秦国历经五百余年终成帝国统一大业，然而建国仅仅十五年就迅速亡国：公元前206年，秦三世子婴向刘邦投降，秦灭。

千里金堤起到了很好的防洪效果。从现有史料来看，从秦帝国的建立、快速灭亡，直到汉高祖建立大汉的天下，那一段时间有关黄河决溢的记载很少。

亲自堵口的皇帝

西汉开国，和历代一样，自然是励精图治。由于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文景之治”四十多年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

西汉初年的几位皇帝均十分注重鼓励生产、发展经济。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多次下诏劝课农桑，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还不断放松管制，“弛山泽之禁”，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以促进农副业发展。

这些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也逐渐显现。

这一时期，“黄河”的名称第一次出现，逐渐代替原有的“河”，与之对应的则是水土流失严重而导致黄河水日渐浑浊，“河水一石，其泥六斗，一岁所浚，且不能敌一岁所淤”，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汉时期是历史上黄河泥沙含量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学者们从各自角度论述了西汉初年黄河所面临的状况。

历史学家分析这一时期的史料，发现随着当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黄河中游山陕峡谷区（包括中游支流泾、渭、洛的上游区域）开始从以前的畜牧射猎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农耕为主。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大量开垦农田使得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状况不断加剧，也使得土壤肥力显著下降，造成农作物大量减产；越是减产，人们就越要多开垦荒地，水土流失就越严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而气象学家通过分析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数据，发现这一时期的气候温暖而湿润。竺可桢认为，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后的第三温暖期，年平均温度高于日前气温1—2摄氏度。气候条件导致这一时期淫雨不断，流域暴雨开始越来越集中，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大洪水发生的充足边界条件。

总之，等到第七任皇帝汉武帝刘彻即位时，黄河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它的威严了。

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即位，当时年仅十六岁，但其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四年，成为汉代历史上在位最久且影响最大的皇帝。汉武帝上任伊始，承继“文景之治”，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疆土，使得大汉声名远播，国势达到顶峰。

实际上，汉武帝即位之初，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已经十分严重了。当时下游濒河十郡（县），每郡治堤救水吏卒多至数千人，岁费至数千万，因而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重视。司马迁的《史记》中列有《河渠书》，其主要内容就是讲黄河的。

自汉武帝开始，各代皇帝立年号纪年，而且一个皇帝可以用几个不同的年号。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五月，黄河遭遇了汉代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决口。

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洪水水位不断抬升，导致东流注入济水，河水泛滥，十六个郡县被淹。

汉武帝当即命大臣汲黯和郑庄主持堵口，瓠子决口倒是很快被堵住了，可是洪水的危害向下游传播，随即又“北决于馆陶，分流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入渤海”。据史料记载，分流形成的屯氏河与黄河主流同样宽且水流湍急，再次造成大范围的淹没，两岸百姓流离失所，叫苦连天。

受命堵口的汲黯和郑庄是汉武帝时的两位贤臣，位列九卿，很受重视，而且品行高尚，为官清廉。这两人都曾中途被罢官，家境清贫，宾客遂日趋寥落，“门可罗雀”；可是待他们复官后，则“宾客十倍”，很多人又想趋附。

司马迁曾借用翟公说过的一段话总结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如此场景，即便在今天仍屡屡再现，让人不胜唏嘘。

郑庄被派遣视察黄河决口时，他请求给五天时间准备行装。汉武帝说：“我听说‘郑庄远行，千里不带粮’，为什么还要请求准备行装的时间呢？”原来，郑庄为人行侠仗义，人缘特别好，到处都有他的朋友，但由于为政十分清廉，为千里之行都要颇费些时日准备盘缠。

实际上，在瓠子决口之前，汉代黄河还发生过多次决口。汉文帝十二年（前168）黄河在酸枣（属今开封）决口，从那时起，黄河几乎连年决口，但是这些决口影响较小，基本上都被沿岸的地方政府经过抢险成功堵住了。那我们为什么从瓠子决口开始说呢？因为这次决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有明确记载的黄河大规模漫溢淮河的开始。

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淮河水系，主要是由独流入海的淮河干流以及干流南北的众多支流组成，另外有一个大湖泊，称大野泽。此外还有两条人工运河，分别是鸿沟（沟通淮河与黄河）和邗沟（沟通淮河与长江）。从秦汉时期，淮河从发源地蜿蜒东流，流经安徽时，淮河两岸丰沛的降水汇集成溪，形成众多支流，如同漂亮的孔雀开屏一般汇流入淮河，经淮阴向东浩荡入海。那时的淮河，水系完整且灌溉便利，河道深阔且航运畅通，民间流传着“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赞誉。

有人或许会问，以汉初强盛的国力、武帝那么大的魄力，小小的瓠子决口为什么堵塞不住呢？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点当时的政治制度。

西汉初年，中央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汉承秦制”，一是继续实行皇帝制度，维护皇权；二是在中央设立三公，分别掌管行政、监察和军事。也就是说皇帝象征着国家的统一，而实际的权力在于政府，宰相就是政府的代表，负有政治上的实际责任。

不仅如此，皇室大家庭的所有日常开销也归宰相管，宰相就是皇家大院的大管家。如此一来，宰相自然就拥有相当大的权势，有时候，皇帝想办的事也必须要得到宰相的支持才能办成。

当时武帝的舅舅田蚡为当朝丞相，他自己的封地在鄃（今山东平原县）。“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多。”田蚡就向武帝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同时，串通他身边的术士也这么附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

大权在握的宰相有私心，加之汉武帝对天象又十分迷信，当时也就没有下大力气对瓠子决口进行堵塞，只草草应付了事。

正如我们所知，武帝并不甘心大权旁落，后来他也下决心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的权力被削弱，逐渐演化为附属机构。

瓠子决口形成的黄泛区，在煎熬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多年，频繁的洪水使得田地荒芜，粮食歉收，百姓四散逃难。

《史记·平准书》载：“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舅舅田蚡已死，深知民间疾苦的武帝终于下定决心治理黄河，亲自组织了黄河堵口工程。

看来武帝的确十分迷信，先是举行祭河仪式，“沉白马玉璧于河”。然后就命文武百官及随从，都去负薪背柴，参加塞河劳动。武帝刘彻以喜爱音乐、辞赋而闻名，不知道他当时是否现场吟唱，反正是即席创作了那首历史上著名的《瓠子歌》，用以鼓舞士气。

瓠子歌

其一

瓠子决兮将奈何？

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

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

鱼沸郁兮柏冬日。

延道弛兮离常流，

蛟龙骋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

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

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

久不反兮水维缓。

其二

河汤汤兮激潺湲，

北渡污兮浚流难。

搴长茭兮沉美玉，

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

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楗石菑，

宣房塞兮万福来。

西汉距离今日已久远，加之武帝“略输文采”，其文字也着实佶聱难懂，但其大意是描述了水患的猖獗和气势磅礴的治水场面。迷信的武帝把水患全部归咎于水神河伯的暴戾和残酷，而巧妙地彰显了自己的仁慈宽厚。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也亲身经历了瓠子堵口，和众多大臣一起背负茅草参与塞河，他在《史记》中把瓠子堵口的功业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并说“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这也是“水利”一词的由来。

身为人臣的司马迁虽然对当朝皇上难免有过誉之辞，但是决口堵塞后，河水复归故道北行，还是保障了此后八十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水灾。

第二次大改道

皇权世袭，容易产生后来的子孙未必都有治国理政能力的问题。到了西汉平帝即位时，他才刚刚九岁，太皇太后便封自家亲戚王莽为大司马，统领朝政。不久，王莽就另立国号“新”。西汉历经二百余年，在家国飘零之际，终被王莽篡位。

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上天似乎也对其大逆不道不满，黄河迎来了汉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大决口——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决口，黄河在西汉河道的基础上，继续向东南方向摆动一百多公里，夺漯水而入海。

清人胡渭将这次决口后形成的新河道认定为黄河史上第二次大改道。

在《汉书·王莽传》中，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记载决河后王莽的小心思：“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此次决口地点正是王莽的老家元城县（今河北大名）。他一开始是担心河水会淹没他家祖坟，当看到河水没有继续北侵，而是向东流去，就决定不筑堤堵水了。

班固还对王莽时期的河道做了进一步描述：“禹酾二渠以引河，一则漯川，今河所经；一则北渎，王莽时绝，故世俗名是流为王莽故河。”黄河改道后，夺漯水而东流，经顿丘（今河南滑县）至滨州入海，西汉的故道从濮阳至东光就变成了枯河，后人称已经干枯了的这一段河流叫王莽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大概是走了古漯水的流路，相对于西汉河道而言，距离入海口更近，几乎呈直线状流入渤海。后来的史实也证明，这是一条非常稳定的入海通道。

每次黄河大改道必然会伴随着大范围地区被淹。

应该说，王莽政权对此也并非毫无作为。在其当政期间就曾多次集合全国水利精英商讨研究河患问题，众人也奉献多种应对方案，著名的贾让“治河三策”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过，其结果并不难想象：皇帝都有他的私心，再多的策论也都陷于空谈，因此没有一种措施能够有效实行。

这次改道虽未殃及王莽的老家元城县，却给王莽政权带来了最致命的一击。洪水所到之处产生大量灾民，后来也都成了起义军，并最终招致王莽政权的灭亡。实际上，从王莽对黄河治理的狭隘私心也可以看出其统治难以长久，仅在位十五年就被南阳豪强刘秀的起义军赶下了台。

或许是因祸得福吧，王景也正是在王莽时期所修的河道基础上，完成了传奇般的黄河千年之治。

无名小吏

刘秀自称是汉高帝九世孙，所以仍然称大汉，维持国号不变，史称“东汉”。

王景是东汉初年的一个小官吏，由于太不起眼了，以至于他的出生年月都不能确认，既有的文献多是模棱两可地说其约生于公元30年。

不过，他的运气还不错，刚刚经历了王莽乱国，社会万分向往安定。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虽然是“马背上得天下”，但其性格温柔仁厚，爱好儒学，崇尚仁爱，反对争战之事。他称帝后曾在家乡对乡亲们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还经常与群臣整夜讨论儒家经典，并自称“乐此不疲”。

太子刘庄天资聪颖，十岁时就通晓《春秋》和《论语》，小小年纪就显示出其过人之处。建武十五年（39），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度田事件，光武帝刘秀决定重新清查全国的田亩。看到陈留（今属开封）的地方官吏上书的片牍上写有“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莫名其妙，就问文武百官，大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时，在刘秀身后玩耍的刘庄站起来说：“河南是首都所在，高级官吏都住在这里；南阳是陛下的故乡，陛下的亲戚多居住于此，地方官当然不敢多问。”刘秀深以为然，觉得他简直就是个神童。

光武帝刘秀龙驭上宾，刘庄继位，也就是汉明帝。

明帝刘庄并不自恃聪慧而取巧，恰恰相反，他还是一位非常勤政务实的皇帝，凡事必躬身亲为，史载“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刘庄还很注重教育的普及，而他自己在学术上也相当有威望，曾在洛阳的明堂讲解《尚书》，据说“万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

明帝承继了光武帝休养生息的政策，对手下的官吏要求非常严格；对百姓却恰恰相反，宽厚而仁慈。当时他明文规定官吏不得下乡打扰乡村安宁，如有违反，百姓可以自行将其捆绑，送至上一级府衙治罪。

总之，这一时期光武帝刘秀延揽英雄，四海咸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其继任者明帝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成就了东汉初期社会经济发展、文治武功兴盛的大好局面。

我们的主人公王景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大概是在光武帝后期，任职司空属官。司空是东汉官吏体系的三公之一，相当于副丞相。属官则是其属下的虚职官吏，也就是说王景是在司空手下做一个没有实职的小官吏。

王景虽然官做得不大，却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其祖辈王仲在吕后执政期间就以精通术数、善观天象出名。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兴居谋反，因为没有把握，就曾经求助于王仲，让他帮忙选个黄道吉日，甚至想让王仲亲自领兵。王仲既得罪不起，又不愿受此事牵连，只好举家渡海到朝鲜（汉时朝鲜北部属中国）躲避，因此王景实际上是在今天的朝鲜境内出生的。

受到家庭的影响，王景小小年纪就特别喜欢天文数术，博览群书并精通《周易》；而且精于筹划、工于心计。

小试牛刀修浚仪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东汉时期已经依托黄河建成了有史以来最为发达的农田灌渠系统，形成了由国家管理的巨大水利灌溉工程。发达的农田灌溉体系，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封建集权的物质基础，中央集权反过来也为水利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水利灌溉工程的实施主要依靠修建灌渠。汉代关中地区兴修了大量灌渠，如引泾水的白公渠，引渭水的成国渠，引洛水的龙首渠等，这些灌渠大都引浑水灌溉，由于已经掌握了分水分沙的技术，那时候就实现了水沙并用。

农田灌溉的兴盛还促进了翻车、渴乌等先进水利机械工具的发明应用。据范晔《后汉书·张让传》记载，毕岚“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是历史上关于翻车、渴乌的最早记载。翻车又称龙骨水车，由木板制成长槽，槽中放置数十块与木槽等宽的刮水板。刮水板之间由铰关依次连接，首尾衔接成环状。木槽上下两端各有一带齿木轴。转动上轴，带动刮水板循环运转，同时将板间的水自下而上带出。

浚仪渠以其经过古城浚仪（今河南开封）而得名。

这条人工挖掘的渠道的前身是公元前360年魏惠王修建的一条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由于黄河的自然摆动与历代的挖掘改造，这段河道与周遭的水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名称也不断变化，先后被称作鸿沟、蒗汤渠、浚仪渠，到了宋代还被称作蔡河。不论怎么变化，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从黄河干流引水，向南注入颍河，继而归流于淮。

东汉的浚仪渠，故道在荥阳市北，引黄河水入圃田泽，东流经开封后，分两支：一支南下注入颍河；一支东南下，经徐州，合泗水而入淮，称为汴渠。汴渠是京师洛阳的主要粮道，来自豫、兖、徐、扬等地的粮食都经此河入京。到了北宋时期，蒗汤渠改称蔡河；汴渠则南下迁徙，不再经徐州合泗水入淮，而是经宿州径自入淮。

浚仪渠一直都从黄河直接引水。由于河水流量不稳定，且含沙量大，大水经常漫灌渠道，导致浚仪渠过不多久就要疏浚、维修一次。朝廷眼睁睁看着破败不堪的渠道，无能为力。

当时王吴任职地方水利官员，王景曾经作为助手协助解决这一问题。

浚仪渠之所以破败，主要原因是控制黄河水分出流量的“水门”失去控制，造成出水量过大。要想稳定保持这种状态，则需要将分流入浚仪渠的黄河水量，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此即宋人胡寅等所说的“节制上流恐河溢为患也”。可是这样一来，又会出现分到渠里的水量过低、不足以承负水上航运的问题。后代重修石质分河水门时，就明确谈到，“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西汉时司马迁论浚仪渠的前身“鸿沟”，谓“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清楚地说明水上航运是开凿连通这一水道的主要途径。

当时浚仪渠最大的难题便是荥阳渠口，因为是分流点，需要有闸门来控制进入浚仪渠的水量。王景将浚仪渠的堤坝与黄河大堤连起来，全部采用大块的砌石施工，而在两水连接处留下约三米宽的进水口，用数块宽厚均匀的木板卡住，也就是水闸。水多时闸门打开，水少时就关住，然后按照交汇处地势差异选择引水路线以保持水流平稳，在急转弯之处，加修石堤防护。

这样一来，浚仪渠水门便横卡在渠道之上，除了口门两侧需要修建比较坚固的高帮以阻挡黄河大水之外，与渠道流程中设置的堰埭已经相去无几。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巧妙地利用了堰流的原理来控制黄河进入渠道的流量。这种堰的设计，还能够通过“翻坝”的方式实现黄河、浚仪渠以及淮水的全程通航。

工程实施后效果很明显，“水乃不复为害”。

王景正是通过修浚仪渠得到了帝王的关注，后来被委以治河、治汴的重任，并从此成就了黄河安澜千年的神奇业绩。

大河之治

王景因治理黄河而名垂青史，而实际上，王景一开始接到的任务并不是治理黄河，而是治理当时的漕运要道汴渠。

汉代漕运在中国古代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它是影响深远的京杭大运河航运工程的重要起源。

西汉时期定都长安（今西安），由于地处国之西部，每年都要从关东地区运粮数百万石，“漕运”自此兴起。但当时漕运中转十分不便，特别是漕船要经过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粮食损耗很大。在前文提及的贤臣郑庄的建议下，汉武帝曾下令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得长安到潼关的水路一度十分通达。

东汉定都洛阳，从关东各处运粮到京师路程就近了很多，漕运局面大为改观。但是由于王莽时期黄河改道，打乱了下游水系的分布，河水侵入东汉漕运的要道汴渠，严重影响了漕运的正常运转，也就影响了国之根本，这不能不引起当政者的关注。

上图是王莽时期黄河改道后至东汉初年汴渠周边的水系分布情况。

我们不妨再重新回顾王景当时所面临的黄河及相关水系的整体形势。

公元前132年瓠子决口后，一直淹到巨野泽，黄河也一度南向“通于淮泗”。修复后西汉故道一度维持了近百年。公元11年，魏郡决口，改道漯水东流至滨州入海。这一时期，与漯水并行的另外一条支流济水也渐渐干枯，原因其实只有一个，经过此次改道，漯水河道由于相对较为顺直，距离海口较近，已经把其他支流的水全部接纳了。

到了明帝永平十二年（69），自黄河在魏郡决口已经过去五十多年。

由于淤积严重，当时的汴渠不断向东泛滥，汴渠的引水水门几乎处于黄河河道中央了，只能废弃。两岸民众食不果腹，“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迫于老百姓的压力，明帝刘庄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

即便成功地进行过浚仪渠的治理工作，王景仍然是默默无闻。《明帝纪》曾记载，永平十二年“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我们后来知道，其实是王景主持修汴渠，因为他当时并无官职，而是由营造官王吴主事，所以文献中居然没有王景的名字出现，相当于今日常见的按官阶冠名的“某某等”字样，做具体工作的人往往湮灭在“等”字中。

还好明帝不知听谁说过王景善治水，遂召见他询问治水方略。王景抓住这个机会，全面分析了东汉水系的情形，对黄河、汴河的应对特别精辟而切中要害，明帝大为赞赏。

书赠爱书之人，明帝遂将自己珍藏的《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赐给王景。当年夏季就下令发兵夫数十万，立刻实施治河工程。与上次不同的是，王景已经获得信任，由王吴给王景当助手，负责庞大的治河工程的行政管理事务。

《后汉书·循吏列传》里所载关于王景治河之法只有三十三个字，即“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而历代研究者对此三十三个字的解释，则常常在万言以上，且意见相左，难以统一。

后代每当遇到黄河泛滥，无法应对时，总会有人“欲复王景之旧迹，兴汉人之遗法”，要把王景治河的工程措施纳入治河范畴。但真要具体实施时，又争议不断。因为可参考的史料实在太少，王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

史学界公认的王景治河的工作内容是修筑了自荥阳（今河南荥阳）至千乘（今山东滨州）入海口千余里的黄河大堤，以巩固王莽时期大河改道后的新流路。“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阻塞河道的山峦被开凿，地势有利的沟道被截直利用，险工河段进行了加强防护，淤积不畅的河段被疏通，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黄河下游的堤防修筑。

引起广泛争议的主要是对“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这句话的理解，主流的意见分为两种。

其一，以清中期魏源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是沿黄河干流每十里建一座水门。即在黄河主槽边的缕堤位置每隔十里立一口门，大洪水漫滩时，每隔十里就从口门向滩地分水分沙。

其二，以清末期武同举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王景治河主要是在汴渠引水口的设置上进行了创新，即在黄河大堤与汴渠大堤之间设立两个水门，两个引水口“更相洄注”，保证了不同类型的洪水都能有效地引水入汴，以达到河、汴分流目的。

据著者冒昧揣测，王景治河花费超过100亿钱 ，据估算比东汉时期朝廷一年的税租总收入还多（东汉初期国力强盛，财政收入丰沛），而且动用数十万劳役，不会是个小工程。《后汉书》仅以三十三个字描述王景治河之举，每一句话都应当是应对河道全局的工程措施，而非针对某一地的作为，因此“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仅仅是指在汴渠入口建立两个引水口门的可能性较小。“十里立一水门”应用于整个黄河下游河道或者汴渠，抑或河、汴均有应用，全面形成“令更相洄注”的态势，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水门并非王景所创。水门也称斗门，是建在河边用以控制水位，以便取水或泄水的建筑物。早在西汉元帝时（前48），政府曾大修南阳水利，就有“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的记载，可见当时就已大量修筑和使用水门。此前贾让在“治河三策”中也曾主张多开水门引水，以便“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水门分河流”，料王景应有所耳闻。

实际上，明帝在修汴渠后的诏书中，追述当年河、汴的情况时，曾说：“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

由此也可以看出，汴渠渠首引水水门或许不如王景所立水门大，但早在王景之前应已出现。王景治河所创造的乃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之技法，即通过合理的水门布设，实践其主河槽与滩地高效分水分沙之理论体系。

刘鹗在《治河续说》中，曾经对王景立水门以治河的机理做了如下分析，“水门者，闸坝也，立水门则浊水入，清水出，水入则作戗以护堤，水出则留淤以厚堰，相洄注则河涨水分，河消水合，水分则盛涨无侵溢之忧，水合则落槽有冲刷之力”。可谓言简而意赅，从我们今天的理解，似乎该说的都说了。

至于汴渠引水口门的问题，实不足多虑，此前修浚仪渠时所采用的堰流法已经相当成熟，此次整饬汴渠渠首无非套用一下而已，或者即便是建立两个均采用堰流法的水门，以提高引水保证率，亦完全不在话下，而且无关宏旨。

由于在整个黄河下游河道和汴渠实施了分水分沙体系，应该说治河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由于淤积抬升导致的河道迁延摆动。黄河河道固定了，汴河取水口又利用水门有效调控水量、沙量，黄河也就稳定住了，自然就一改以往河、汴混流的局面。实际上，由于这条新的黄河行洪入海路线比较直，河流比降大，水流挟沙能力强，其本身就是一条理想的行洪河道。

在全部治河工程完成的当年，由于花费不菲，且意义重大，明帝当即下令“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意指前朝西汉定都长安）旧制”，以加强对黄河下游全线及汴渠两岸堤防的维修和管理。

永平十五年，王景被明帝钦点伴随沿汴渠东巡，王吴等随从官员也随驾出行。明帝沿途目睹沿河堤防不但规矩整齐，而且护石完备，两岸尽植垂柳，更显得郁郁葱葱；黄河、汴渠各自分流，漕运通行无碍；百姓不但再无河患之抱怨，更是因河安而乐业。明帝十分高兴，当即命令将随行的有功人员都升迁一级，王景则连升三级为侍御史。

看到水门分水分沙落淤后形成的河滩地广阔而肥沃，明帝担心被豪门巨富给贪占了，就表示，“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明确命令把这些田地都分给穷苦百姓耕作。由此可见，豪强大户对财富的习惯性贪婪并非是今日才有的事。

此次出行视察回家后，明帝仍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又颁诏说，“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称赞王景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使黄河不再四处泛滥，泛区百姓亦得以重返家园。言犹未尽，还将其比之于大禹的功绩，“东过洛汭，叹禹之绩”。

安流千年，事实与传说

自王景治河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乃至北宋，虽然不时有黄河漫溢和决口的记载，有时候还会造成两岸严重的灾害，但总体看来，这期间没有发生一次重大的黄河改道，出现了黄河历史上少有的长达千年的相对安定时期。公允地来说，“王景治河，千年无恙”的说法，是基本属实的，对于其中的原因，自清代以来就多有争议，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高处，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甲　先天优势

首先，王莽时期改道形成的黄河流路是黄河所有北方线路中最偏南的一条，贴近了泰山隆起的北山麓边缘向东穿越，地势低洼且入海距离最短。这种河道比降的先天优势使得整个河道的水流入海态势十分通畅，且流速大，对泥沙的挟带能力也非常大。从上游下来的泥沙不在下游河道淤积而是随流入海，就极大地减缓了下游河道的淤积抬升速度，河道自然就十分稳定。清代魏源就曾经对这条河道赞许有加：“以地势，则上游在怀庆（今河南焦作）界，有广武山（今河南荥阳）障其南，大伾山（今河南滑县）障其北；既出，即奔放直向东北，下游有泰山支麓界之，起兖州东阿以东，至青州入海，其道皆亘古不变不坏。”

其次，王景整治后的黄河下游河道有大量的支流、湖泊。其中包括汴水、济水、濮水等支流以及大野泽等巨型湖泊。在这期间，虽然有些支流是处于断流状态的，但在大洪水期却能够起到调蓄洪水的作用。因此，无须人工干预，仅仅通过自然的调控，就能够有效地对洪水和泥沙进行分滞，这也是王景河道能够安流千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乙　工程措施

王景治河，修筑了大量的土木工程。在史书记载中有一句话是“商度地势”，后人常以为是水利从业者必不可少的套话，其实个中意味并不相同。王景治河在“商度地势”之余，更重要的则是“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也就是说要因地势、水势不同而逢山开道，裁弯取直，以消除阻水的高地并封堵导致水势散漫的横向串沟。实际上，这就需要在冲积平原泥沙堆积物上大兴土木工程。工程的实施，不但缩短了河道入海的长度，还归顺了流路，有效提升了河道行洪、排沙的能力和效率。

最重要的是，因为工程措施是在王莽河道先天优势的基础上实施的，更是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丙　非工程措施

“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之水沙分输技法，令后世人着迷了数千年。王景通过设立水门，对滩、槽水沙进行神奇的合理调度，在全河道形成了主河槽与滩地水沙良性交换的态势。大洪水挟带的泥沙不但不会造成主河槽的淤积，更是能够放淤于滩地，进而形成对黄河大堤的防护。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的结合，也在历史上第一次将传统意义上认为的黄河河道与洪水泥沙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巧妙地变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利关系。

丁　运行维护

东汉时期加强了对黄河全流域的统一管理，并设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虽然东汉以后三国魏晋和五代战乱不断，黄河也有决溢现象发生，但历朝历代对黄河大堤的维护都十分重视，特别是隋唐时期，更是大兴水利建设。相对良好的运行维护，也是千里河道千年安流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戊　运气不错

有道是人各有命，富贵在天。

王景治河时的运气着实不错。首先，自东汉以后，北方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迅速增加，以务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相对减少。在土地利用上，耕地减少，牧场增加，也就是说水土保持的不断改善对下游的水沙条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次，那一时期气候的变迁十分有利于黄河的稳定。东汉以后直至公元6世纪，严重的大水、大旱年份都较少。以黄河中游的主要暴雨区陕西省为例，王景治河以后，自公元70年以后的五百多年间，据统计大洪水平均要四十多年才发生一次，大部分的年份没有严重的水旱发生。这样一来，既减少了干旱天气对植被的严重破坏，又减少了暴雨对黄土高原的强烈侵蚀，从而使得整个流域的洪水泥沙也同步减少，下游河道决溢泛滥的机会自然也就相对较小。

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汉代人对自然地理的认识，颇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阴阳五行（水、火、木、金、土）原为战国时阴阳家邹衍所创，用于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到了西汉，又经刘向、董仲舒加入“天人感应”之理念，一度大为盛行，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当时的治河理念也常常附会五行思想，或许在我们今天看来十分荒谬，但是由于其中的很多认识经过了长期实践的验证，常常与现代科技理论暗中相合，又含有一些按常理难以解释的奇特现象，因此也颇为神奇。王景精通《周易》，或专注于五行，千年之治是否有赖于此亦未可知。

总之，王景治河后形成的长时期的黄河平安，是由天时、地利、人和、运气再加上未可知的因素共同形成的。但是，时过境迁，等到这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迁延千年来到北宋的时候，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HArClRRphDvRM7rE1q2d0IMiLotBj2c2gyDUB6qLh3TrN2x/yyqkH0G7qHfVKS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