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神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首先我们应该击掌相庆，很幸运，我们没有生在五千年前的洪荒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看《圣经》《古兰经》便知，世界各地都流传着关于大洪水和挪亚方舟的故事。据说正因为有了那条大船，人类和各种动物才得以逃脱上帝愤怒的惩罚。

面对着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东方人的态度似乎更积极一些：他们并未把这场灾难看作上天的惩罚。帝尧派了鲧治理水灾，未果；遂又派出禹，禹用了十三年的时间终于获得成功，使得大河归流入海。

传说中的禹是肩负使命来到人间的天神，先民则赋予他圣贤的传奇美名，恒久流传，早已成为人神合一的典范。在中华民族悠悠数千年的历史中，禹与尧、舜一起，成为后世难以超越的明君。在对水万分崇拜的上古时期，禹因治水而生，作为征服自然的英雄，羽化为中国最早期宗教的图腾，被称为神禹。

《山海经》与禹河故道

人类的文明史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

自远古黄河河道雏形初定至禹治水后形成禹河故道，地质运动已经持续了两百万年。在禹之前人类文明并无文字记载，黄河虽然在整个华北平原漫流游荡，其活动范围也被周围山脉严格限定：黄河流出山陕峡谷以后，北有燕山，西有太行山，南有大别山，东有泰山和山东半岛的丘陵高地。从总体格局来看，经天地造化而成的黄河，迁延于燕山南麓与大别山北侧之间的巨大冲积扇间，而鲁西南地区的丘陵高地，作为冲积扇的中轴，则成为华北平原上淮河、海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

近现代的地质勘查证明，禹河故道是确切存在的。即便我们今天用所谓科学的态度来质疑古代史学研究中的“经义治河”，也完全不必视之为迂腐，因为历史已经把这条河道归功于代表了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禹身上。

《山海经》是目前流传下来最古的一部书。

书中以昆仑为坐标记述了黄河经禹治理后的流路，“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这也就是形成于公元前21世纪、后经人类社会管理而又自然流动的黄河河道了。

因《山海经》语焉不详，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据传《禹贡》为禹所著）又对这一段描述做了进一步猜测，认为其“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磔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用今天的地名来描述就是：自积石山导河，曲折流至山、陕交界的龙门，南到华山的北面，再向东经过洛河转弯处，到达浚县附近的大伾山，向北流入大陆泽，又向北分若干条支流，然后注入渤海。

禹河故道，便是黄河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第一次定位。

而黄河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地位也是特殊的。

史书把古代中国的四条大河“江、河、淮、济”称为“四渎”，即四条自有源头并独流入海的大河。

到东汉时，班固在《汉书》中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黄河是所有大河的起源，“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

上图是禹治水后中国的“四渎”水系及当时的行政区划“九州”。为了看清楚一些细节，我们对禹时期的黄、淮水系进行局部放大。

在下图中，除了“江、河、淮、济”之外，其余则多是此“四渎”的支流或二级支流。对于此图，我们不妨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在之后近五千年的黄河变迁史中，多多少少都能够看到这些河流的影子。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问，“四渎”不是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吗，那为什么黄河（禹河故道）与济水有交叉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想象力。

古人认为，济水与黄河看似相交，实则是两条完全不相干的河流。

济水源头是太行山南麓的王屋山（今河南济源），济水东流遇到黄河时，便以地下河的形式潜流而过，直至南岸荥泽（今河南荥阳）才浮出水面，可据此来解释“济清河浊”，这也给古老的济水蒙上了一层抹不掉的神秘色彩。实际上，我们今天的黄河下游河道在很大程度上与古济水是重合的。

对于禹治水后形成的禹河故道，有几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

甲　河源考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那么，黄河的源头在哪里？

《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对禹河故道的描述里都有“积石”之说，晋成公绥《黄河赋》云：“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这给人的印象就是：找到了积石山，也就离河源不远了。

但实际上，长久以来，人们对黄河河源争议不断，正是因为不知道积石山到底在哪里。各地为争河源，无不竭尽全力。为证明积石山在其境内，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甚至将河州（今甘肃临夏县）改名为导河县，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进藏，松赞干布“迎亲于河源”，据考证就是在青海玛多县的星宿海。这里海拔4300米，水草繁茂、降雨丰沛，整个湖区面积300多平方公里，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湖泊星罗棋布，在太阳照耀下繁星点点，灿若银河。一直很好奇是哪位先贤有如此曼妙的想象力，或许他也曾真诚地以为这里便是星星的寓所，才有了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星宿海。

在古代历史上，清朝可能是距离河源真相最近的时期，当时“屡遣使臣，往穷河源等处，测量地度，绘入舆图”。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廷派出的使臣中有一个喇嘛，叫作楚儿沁藏布，发现星宿海之上还有三条河流，惊喜之余，他溯源直上，终于发现了上游的“古尔班索罗谟”，即我们今天所说黄河河源的三条支流——约古宗列曲、卡日曲和扎曲。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次河源查勘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楚儿沁藏布等人成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发现者。两年之后，清政府铜版《皇舆全览图》第一次在地图上标注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和名称，这也是世界地理测绘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1952年，中国确定约古宗列曲（当地藏族群众称之为玛曲）为黄河正源，这也正是楚儿沁藏布等人发现星宿海之上三条河流中最古老的一支。

乙　大伾山

禹河故道穿过山陕峡谷后，一路向东行进，在大伾山（今河南浚县）又开始转道北流。

我们说黄河河道的变迁史，一般就是说黄河出了山陕峡谷后的流路变化；因为在此之前直至河源，黄河河道数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位置，不但直接决定了黄河下游河道的走向，甚至还对整条流路的维持产生重要影响。

大伾山是太行山的余脉，仿佛是潜龙在海，远远地露出一段龙脊。古老的黄河好像对太行山脉依依不舍，曲曲折折地走来，把大伾山拥揽入怀，才顺着绵延的群山，相伴北去。

因为禹河故道的缘故，大伾山成为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名山之一。在历史上，汉光武帝刘秀、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等帝王多次登临此山，历代文人墨客也在此留下了数不清的摩崖石刻。

今天，当你登顶大伾山，放眼山下，便是空旷的河道，再也没有数千年前浩浩荡荡的黄河奔流。遥想当年，禹或许也曾站在这里，壮怀激烈，远眺黄河；如今沧海桑田，只留下千古功业，任由后人评说。

丙　大陆泽

《尚书·禹贡》记载，禹河故道在经过浚县大伾山后，“北过降水，至于大陆”，说的就是北向流入了大陆泽（今河北巨鹿境内）。

大陆泽位于太行山河流冲积扇与黄河故道的交接洼地，众水所汇，波澜壮阔，有“浩渺大陆泽”之誉。那时，大陆泽是北方华北平原上的最大水体，与之对应的则是南方江汉平原的云梦泽，由此也可见其水域之广。据考证，大陆泽面积最大时曾达1500平方公里，其面积涵盖了今河北省邢台市的隆尧、巨鹿、任县、平乡、南和与宁晋六县。

古时这里沼泽纵横，草木丛生，麋鹿成群，据说帝舜曾经管理过这一片“山林水泽”，并在这里猎获巨鹿，这也是秦朝之后“巨鹿泽”称谓的由来。

对禹而言，别的姑且不论，仅仅论其劈山划地、将黄河引导至大陆泽，就是一个神来之举。在大陆泽以南，黄河与太行山基本是平行的；而过了大陆泽之后，黄河开始向东北方向漫流。按照今天的说法，大陆泽实际就是一个库容巨大的天然调节水库，即便按照平均水深两米计算，也相当于今天小浪底水库的容量。

由此可见，禹河故道能够稳定且维持数百年不迁移，要归功于为其拦蓄了大量泥沙的大陆泽。当然，后来由于黄河泥沙大量灌入，湖底不断抬升，湖面不断向东侧低洼处转移，黄河的迁徙改道亦不可避免了。

堵与疏

禹采用了“疏”的方法，才逐渐促成前面所述的禹河故道的行程。实际上，他的父亲鲧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围堵障

《孟子》曾经对古时的洪水作过描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帝尧召集部落首领会议，派鲧治理洪水。据说鲧采用了“围堵障”的方法，“堤工障水，作三仞之城”，即用堤埂把农田和居住区围护起来以防御洪水，九年而未成功，最后被放逐羽山而死。

而我们，大可不必认为自己比鲧更聪明。

比如我们今天住在城市郊区的山坡上，大洪水来了，茫茫一片汪洋，你既不知道水从何处来，也不知水往哪里去。没有现代的遥感影像让你尽览全局，甚至西高东低的地势你也未必清楚。你能怎么办？唯一能做的就是先把自己家的小区用土堤围起来，以免“人或成鱼鳖”。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除了逃避，西方人对于大洪水也没有任何应对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挪亚方舟能帮助他们逃离。而同时代的古埃及人对尼罗河的泛滥则十分看得开，他们远远地站在山坡上，用悠扬婉转的诗歌来抒怀，不断地赞美河水泛滥带来的厚厚淤泥，为河谷耕地提供了丰富的天然肥料。

“堵”并不是鲧的发明。在那之前，为了躲避洪水的骚扰，部落的居民就“择丘陵而处，逐水草而居”，大多居住在临近大河的滨河台地上，也一直都是采用“围堵障”的方法来生存。那时以善治水而著称的共工氏不但采用围堵的方法应对洪水，而且还筑堤蓄水以灌溉农作物。鲧采用“堵”的方法治水，并没有犯什么错，顶多算是没有创新。没有创新也是要杀头的，工程师们不可不慎啊！共工的脾气很大，“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我多希望鲧也能如此地霸气。

应该说，即便在今天，“围堵障”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广泛的应用。

从13世纪起，作为国土有一半以上低于海平面的国家，荷兰一直同大海进行着争斗，主要用的就是“围堵障”的方法。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建成堤坝的总长度已达1800公里，向大海追回了70万公顷土地。1933年建成的荷兰阿夫鲁戴克拦海大坝更是把整个须德海围堵起来，全长32公里，宽近百米，壮阔的堤坝威严地围挡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与“疏”并非无所不能一样，“堵”当然也不是万能的。

荷兰拦海大坝在1953年风暴潮面前曾不堪一击，造成数千人死亡。荷兰人并没有把修筑大坝的阿夫鲁戴克杀死，而是把他的名字深深地刻在坝基的石头上来纪念他。这次灾难过后，荷兰政府在阿夫鲁戴克拦海大坝的基础上，建造了宏大的后续工程——三角洲工程，并增加了新的防洪坝和泄水闸，在“堵”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疏”，从而起到了很好的防洪效果，至今无恙，一度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鲧采用“围堵障”的方法未能成功，其影响因素应该是多方面的，因并无更多文字可考，现在我们也只能冒昧揣测：应该是鲧的运气太差，遇到了超标准的洪水。

此前，大家都这样与洪水共存，并无大碍。鲧的遗憾在于他仅仅完成了其治河工程的第一步，即先把居民驻地保护起来，而后续的“疏顺导滞”工程措施未及实施。尧是残暴的，至少是粗暴的，未等鲧把事情干完，就一杀了之。在每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想起那位孤独的治水英雄受困羽山，泪湿襟衫、心痛不已者，岂独我一人！

疏顺导滞

禹开始治理洪水，不知道是否怀着刻骨的仇恨，总之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

史学界公认禹的成功是因为他使用了“疏”的方法。实际上禹是在父亲鲧“围堵障”的基础上，加入了“疏顺导滞”的方法，也就是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自然趋势，顺着地形把因围堵而壅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后合通四海来平息水患。

史书记载：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定）高山大川。

为了观测山形水势，禹先是攀上高高的山顶，砍除草木，开辟道路。清人胡渭对“随山刊木”曾有如下解释：首先可以遥看山川形势，借以规划土工；再者借此敷设好施工道路；此外，禽兽逃匿，民众得以安居；接着，夺得木材可以供治水之用。

然后，禹又根据自然的形势，定高山大川，划九州疆界。五岳四渎既出，众水辏合大川，大川又随山势而定，接下来便是按照一州接着一州、一山接着一山、一河接着一河的顺序开始治理了。

后人说起这段往事何等轻松，如同闲谈一般；而关于禹这项工作的伟大，清人郑樵在《通志》中曾评价道，“《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也就是说禹当时勘定的九州、九山、九水，从上古一直沿用到清朝，往后还要延续，“万世不易”，我们由此也可略知其中之不易。

禹的成功，也得益于他在治河工具方面的创新——他发明了“准绳”和“规矩”。《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有了“规矩”才得以“望山川之形”，有了“准绳”方能“定高下之势”。此后，先人第一次对河山大川的地势变化、水位高下有了定量描述，对水流的有序疏导也才成为可能。

《淮南子·地形篇》也曾描述了禹测量大地的事例：

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

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

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

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

由此可见，禹治水是十分注重地形观测的，甚至精确测量了所有河湖水泊的水深，并对湖泊总数进行统计。

因为爱情

禹治水可谓殚精竭虑，关于他的爱情故事更是源远流长。“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今浙江绍兴，一说安徽当涂）女，而通之于台桑”，由于史料中关于禹的事迹留存极少，学者们大多对于禹的行为不太理解，旧时学者常将禹与涂山女“通之于台桑”，解释为留后继嗣，也才有了儿子启的出生。闻一多先生也曾撰文论述禹与涂山女因邂逅而结合的故事。世事如烟，飞短流长，不论怎样，因为爱情，禹与涂山女就那么相遇了。

据说禹在和涂山女结婚后，在家里仅仅待了三天就离家去治水，十余载如一日，一心扑在治水上，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成功后，禹当了大官，便坐在“衙门”里审案子。

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理水》中，用幽默的笔调描述了禹太太找夫君的故事，让我们对这段遥远的爱情传说，能有具体而生动的感受：

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挡住了人们的去路……只拦住了气喘吁吁从后面追来的一个身穿深蓝土布袍子、手抱孩子的妇女。

“怎么，你们不认识我吗？”她用拳头揩着头上的汗，诧异地问。

“禹太太，我们怎么能不认识您呢？”

“那么，为什么不放我进去？”

“禹太太，这个年头儿，不大好，从今年起，要端风俗而正人心，男女有别了。现在那一个衙门里也不放娘们儿进去，不但这里，不但您，这是上头的命令，怪不得我们的。”

禹太太呆了一会，就把双眉一扬，一面回转身，一面嚷叫道：

“这杀千刀的！奔什么丧！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就奔你的丧！做官做官，做官有什么好处，仔细像你的老子，做到充军，还掉在池子里变大王八！这没良心的杀千刀！……”

或许是爱之深、恨之切吧，禹太太的刻薄在于她又提起了禹的伤心事——他的父亲鲧。

这是小说里的禹太太，传说中禹与涂山女却是有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吕氏春秋》记载：

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

涂山女一个人站在山坡上，茕茕孑立，遥望远方，可是她怎么也看不到，只好作歌吟唱，歌词直白而简单，“候人兮猗（等你回来啊）”。或许是糅合了太多的情感吧，虽然只有一句话，历代文人墨客都把它看作一整篇凄美婉转的古典诗歌，清代杜文澜将它收入《古谣谚》，闻一多也将之编入《神话与诗》。

涂山女的声音传得很远，就那么在空旷的山谷里激荡、回旋，音调也随着心里的牵挂而变幻，时而婉转低回，时而悲切嘶哑，只有风能听见她的自言自语，云却捎去了她无尽的思念，似乎化作了雨，洒向山脚下的大地，漫山遍野的山石和树木也禁不住潸然落泪。

禹太太的痴情是否感动了禹，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在今日浙江会稽山南向的山坡上，每当阴天或下雨的时候，水汽升腾，都会在山顶形成一片奇特的云，像极了抬手眺望的妇人，云久久不散，当地百姓称之为“望夫云”。

出色的政治家

禹不仅仅是一个治水专家，还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禹因为治水成功，经禅让获得部落联盟的统治权，建立了夏王朝。“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左传》寥寥数语，就把禹一生的功业传神写出，却怎么也说不尽禹克己奉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

禹到南方巡视，并在妻子的娘家所在地涂山约请诸侯相会（由此也可见禹实际上是一个温情的人，他是顾家的）。《史记》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他把各方诸侯部落酋长们送来的青铜铸成九个鼎，意为九州，这也成为古代中国最早的国家统一的象征。

禹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只知道栉风沐雨的憨厚老农。他在巩固夏王朝统治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比如特别重视恩威并济，加强教化。古越部落的首领防风氏，总想独霸一方，不听禹的命令，禹便在大会上当众下令将他处死，并暴尸三天。不知道这一次禹太太有没有不依此事——涂山属于古越部落，这毕竟是她家乡的父母官呀。但这件事起到的效果却很明显：各地氏族部落由此深知夏王朝的威力和禹的神圣，纷纷臣服。

作为一个几乎被神化了的政治家，禹时期的许多治国理政思想一直为后代君王所遵循。

民为本

《尚书·虞夏书》曾记载了禹的训话——“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在后世不断发展，后来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与之一脉相承，由此形成儒家所推崇的“民本思想”，并发展到今天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民主启蒙。

禹时期的“五声听治”，创立了古代中国最早的制度化民主渠道。禹把钟、鼓、磐、铎、鞀五种乐器悬挂在庭院里，在每种乐器的架子上，各刻着一行字：

钟——喻寡人以义者鼓此；

鼓——导寡人以道者挝此；

铎——告寡人以事者振此；

磐——喻寡人以忧者击此；

鞀——有狱讼须寡人亲自裁判者挥此。

通畅的民主渠道，使得禹可以随时听到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于百姓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可见禹的民主作风，进而仰慕其品德，故纷纷前来求见。他们或陈说事务，或指摘过失，或通报情况，或谈心拉家常，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形成早期的政通人和局面。“五声听治”制度，经夏商周三代继承完善，也成为后代普遍遵循的礼乐伦理秩序。

民为本的思想虽为历代所推崇，但后来中国历来朝代更替，莫不是由“民不为本”而引发。朝代鼎盛时期，自然是经济社会发展，国力强盛，政权机构不断强化，而民众的力量相对而言则越来越弱。帝王若因之而漠视民意，则自然会逐渐脱离民众，民心渐失而城墙自毁，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

苦为先

禹的威望来源于其身先士卒的精神。禹给历代君王做出一个榜样，就是要“苦为天下先”。但实际上，历代帝王最不情愿做的也正是这一点。

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启大河之治。《韩非子》记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禹穿着破烂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住简陋的席篷，每天亲自手持耒锸，带头干最苦最脏的活。几年下来，他的腿上和胳膊上的汗毛都脱光了，手掌和脚掌上结了厚厚的老茧，躯体枯槁，脸庞黝黑。连那些战争中被俘虏的奴隶，干活也没有他卖力。即便后来经禅让为帝，仍是吃苦在先。他住在破败的茅草棚里，每天两腿泥巴，带领人们在田间修起条条沟渠，引水灌溉，种植粟、黍、豆、麻等农作物。

作为一个国王，禹过着臣虏般的生活，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还有第二个人能如此行事。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禹，吾无闲然矣。”他认为禹的功德近乎完美，除了赞美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顺天应人

禹时期，在同洪水的斗争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有了史无前例的升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自然界并不是想象中充满敌意的邪恶之物，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存在。顺天应人的思想，也逐渐变成中国远古时代最早期的生态自然观。

实际上，在此之前，人们或许已经发现事物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并且因循和顺应规律而行事。禹的贡献在于，自此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孟子·离娄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禹通过治水产生的这种既顺应自然本性，又发挥人的主动性的观点，逐渐形成了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的顺天应人的自然观。

这种观点经过不断升华，被应用于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具体实践，从道家的“无为而治”到法家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等治国理政经验，不但启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形态，也促成了后世天人合一等文化观念的形成，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总是在民间静静流传

虽然禹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主要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区域，他的治水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带，但有意思的是，禹治水的历史古迹遗址，在华夏大地上却随处可见。

比如伊水流过的伊阙（今洛阳南），又比如贺兰山麓的青铜峡，据说就是禹为疏通水道而用神斧劈开的，历代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大量歌颂禹的诗篇。而山陕之间的龙门（即禹门口），被后人说成是禹开凿的，北魏时郦道元甚至在其《水经注》中还声称可以看到岩石上的凿痕，“镌迹尚存”。

此外，纪念禹的建筑更是遍布全国各地。黄河流域有河南开封的禹王台，山东禹城的禹王亭；长江流域有浙江绍兴的禹陵和禹王庙，湖北武汉龟山的禹功矶；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江，还建有禹王宫。

由此可见，或许禹治水的实际范围是有限的，但是他面对滔天洪灾所呈现出来的英勇、智慧与壮怀，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地理空间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母体而泽被后世，启迪当下。

如果你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会发现，禹王庙中的禹王和关帝庙中的关帝一样，具有保护神的地位，在民众心理层面占据着重要位置。

第一次大改道

禹治水后形成的“禹河故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是很稳定的。

地质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由于整个华北平原的北段地势下沉，地势低洼且比降较大，而且拥有大量湖泊湿地，足以容纳黄河从黄土高原挟带下泄的泥沙，因此禹河故道的流路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不过，当时整个社会却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

禹的儿子启以武力夺取了帝位，远古的“禅让制”就变成了“家天下”，从此以后，部落之间就开始了无休止的厮杀征战。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新型的统治机构——国家的产生。从商朝开始，禹时期落后的部落联盟制逐渐被废除，诸侯国也就应运而生了。

等到了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时期，诸侯国一度多达数百个，而此时的黄河也由禹治水初期的低洼河道逐步向“地上河”转变了，各诸侯国也开始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大量地修筑黄河堤防以抵御洪水。这一时期，大陆泽产生了严重的淤积，不断抬高的洪水位使得黄河经常发生满溢或溃决。特别是北面的淤高不断增加，这也使得黄河河道有了持续南向迁移的趋势。

禹河故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大改道。

清初胡渭所著《禹贡锥指》记载：“周定王五年（前602）河徙，自宿胥口（今浚县，淇河、卫河合流处）东行漯川，又经滑台城，又东北经黎阳县南，又东北经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今河南滑县），河至此与深川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

也就是说，整个河道大概向东南方向平移了一百公里。按今天的说法，改道后的黄河大致流经今河南濮阳、河北大名、山东德州等地，经沧州北而东入渤海。这条流路一直延续至西汉末年，我们不妨称之为春秋西汉河道。

这次改道是黄河下游河道发育演变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在接下来数千年的变迁过程中，黄河基本上是在禹河故道以南迁延演变，海河流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酝酿，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水系。 MJPqWQmMYJrLbsMK9Vb17AfT2um03bob7rGAAU4dyOYaDUlhFBQBrysFM3IdB3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