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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基本上只是一部书，一部史书，但不是任何一部书或史书都有必要去讨论它的特殊性质。可是，《史记》这部史书特别，它有特殊性质。因为，它上承中国古代学术中论治的传统，以及《春秋》“立一王之法”的思想和精神。它的特质就在于它是“百王大法”，不明白这点，就不算对《史记》有深知。司马迁不是一般的历史家，他有一副热心肠；他对现世绝望却又对与己死后无关的后世怀抱急切的热望；他有许多从千百年历史经验中归纳、提炼出来的肺腑之言要告诉世人，希望中国、人类将来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不明白这点，就不算对司马迁有深知。
以四部的观点来看，《史记》是“正史鼻祖”，应属史部；《史记》是“散文大宗”，可列集部；《史记》“成一家之言”（诸子百家皆各成一家之言），又带有子书的性质（此子书不过是以史书的形式出现罢了）；现在讲《史记》是“百王大法”，它竟有经部的血统。最早著录《史记》的，是《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把“《太史公》百三十篇”（《史记》原名《太史公》）列在“六艺略、春秋家”下，可见汉人原把它归入经（六艺）部，视它为《春秋》的嫡子。以一部书而同时横跨经史子集四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宋朝的郑樵（1104—1162 年）曾推崇《史记》是六经以后最伟大的作品：“六经之后，唯有此作。”
确有见地。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部伟大的作品，无论是单独就《史记》做研究，或拿它来和其他时空中产生的史学作品做比较时
，都不应忽视这部书的特质——百王大法。
*此文为韩国中国学会主办之第八次国际中国学大会会议论文［汉城（今首尔），1988 年］，并载于《中国学报》1989 年 6 月第 2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