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以上系就《史记》的编次、去取、写法等个别举例，说明司马迁论治的思想。但《史记》既是通史，司马迁似应对人类数千年的生活经验有个总结，有一个通盘的见解。这就与他所说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有关。《史记》记载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司马迁自谓要在这两千多年历史中穷极古今，旷览时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最后还要探寻其“成败兴坏之理”，留给后人作为法戒。换句话说，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最后的目的是要“得古今之常”
。从《史记》看，古今之变莫大于周汉之际，其要有三：第一，封建改郡县；第二，礼乐之沦亡；第三，儒术之污坏。仔细分析这三大变，其始都与周衰有关。周衰之征兆，在于共和行政。共和行政，是由于厉王奔彘。厉王奔彘，是因为“弭谤”。“弭谤”，是因为恶闻己过；而厉王之过则在“好利”“专利”。由于“好利”“专利”，京师遂乱，乱自上始，天下遂趋于乱。司马迁自己说：“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公孙弘欲以利禄诱进仕途，司马迁又于《儒林列传》首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又于《孟荀列传》首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三次废书而叹，都是为了“利”字，而且明白指出利为乱源与好利之弊。
好利则争，争的至大对象就是国与天下，而所用以争的至大手段就是“诈”与“力”（战与杀）。这是天下大乱和生民涂炭的根本原因，考察周衰以后至武帝时代的历史，也足以证明。司马迁旷观古今，见到了为争利以致君臣相斫、父子相杀、兄弟相灭、夫妇反目、朋友成仇的例子不可胜数，乃说：“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本”是什么？就是“礼义”，所以他在《平准书》的赞中说：“以礼义防于利。”这是司马迁论治的根本主张。好利则争，“争”之相反为“让”，“利”之相反为“义”，所以司马迁崇让尚义。《史记》书中记崇让尚义的事例颇多，其中最显明者为伯夷与吴太伯。太史公把他们列为列传与世家之首，都含有“以义绌利”“以让化争”“以礼义防于利”的思想在内。
崇让尚义，则必重礼。古代言礼必及乐，二者与治道皆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史记》八书以《礼》《乐》二篇为首，司马迁正有深意。八书是太史公的论治之言，前面说过，司马迁作八书的目的是要“观世变，通古今，究天人，有垂法后王之意”。“以礼义防于利”，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之后所得的结论（亦即“得古今之常”）。这个思想并非他个人的发明，乃有所本；本于孔子，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孔子“罕言利”
，常防其原，主张“为国以礼”
，“见得思义”
，又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司马迁为孔子立世家。孔子弟子“崇仁厉义”
，司马迁为他们立《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子“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
，司马迁为他们立《孟子荀卿列传》，以明孔子之道之所传。但司马迁主张“以礼义防于利”，其最大的本源则在孔子的《春秋》，因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
这是太史公作史大义之所本，也是《史记》之继《春秋》处。必须认识到这个思想的脉络，然后才能了解太史公何以在《自序》中不厌其详地记录了一段和壶遂谈论《春秋》的对话。这段文字，从孔子讲到《春秋》，从《春秋》讲到六艺，又从六艺讲回《春秋》，最后归结于“礼义”，又忽然冒出一笔，由“礼义”讲到“礼”与“法”的区别。“法施已然之后”，其为用易见；而“礼禁未然之前”，其所为禁者就难知了。这表示“礼”是用来预防的，乃防患于未然，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弭乱于未形，其成效甚大却难为人知（此犹曹操所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然而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周衰以后，礼坏乐崩，遂有孔子出来，整理六艺，作《春秋》，想要拨乱反正。孔子道不行，下边从战国到秦汉的人君，都是轻礼重法以争利。武帝之时，汉兴已百年，照司马迁的意思，这本是贤君的一个大好机会——应当上接夏商周三代绝业（不接暴秦），重新制作一代之大法，制礼作乐。然而，武帝表面上虽然也兴礼重儒，其实只是专饰钟鼓玉帛以欺世，武帝时代的严刑嗜利反而超过高、惠、文、景之世，而古代的礼乐遂从此不可复见。司马迁痛惜武帝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以多欲侈心败坏了文景以来长期休养生息的富裕，又恐怕重蹈暴秦的覆辙，所以他才不让周孔五百之期，本《诗》《书》《礼》《乐》之际，正《易传》，继《春秋》，就数千年的历史中去申明治道，从“通古今之变”中来达制治之原，最后仍寄望于后人，说：“述往事，思来者”，“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是司马迁也是孔子对后世的寄望和对人类的热爱。所以，《史记》不只是一部好的历史书，它还是“百王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