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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若为“百王大法”，则司马迁论治的思想应在全书中随处可见，要在读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而已。《史记》首本纪，本纪是以宰制天下者为中心，按照时间的顺序，历记各朝的盛衰兴亡以及各种重要的人事活动，但司马迁写《史记》并不仅是在做客观的历史叙述，他在历史叙述中用各种方式加入了他个人的思想见解。例如，本纪首五帝，《五帝本纪》最特别的地方是“见其治未见其乱，见其盛未见其衰”
。历史的本质是变化，怎么可能只治不乱，只盛不衰呢？中国三代以下的历史不是如此，中国以外其他地区人类的历史也不是如此，而司马迁写五帝如此，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治乱盛衰与统治者本身的好坏有密切的关系，而五帝个个都是好帝王。所以《五帝本纪》“全讲五帝德”
，篇中除了叙述天地山川、岁时日月、礼乐制度、设官分职等经世大典，主要讲五帝的性行德业。司马迁写五帝，皆圣德渊懿，仁民爱物，举贤惩凶，化育天下，协和万国，足为后世政教的典范。太史公开篇首重帝“德”，不论是否溢美，他写史是有深心的。《五帝本纪》后，《夏本纪》主述禹之明德，至末代夏桀“不务德”，而“汤修德”
，才代夏有天下。《殷本纪》写殷五盛五衰，也都与人君修德用贤与否有直接的关联。《周本纪》篇幅较长，前半部分详西周所由盛，在于效法先祖、世德相承；后半部分详东周所由衰，在于与周家旧德背反。此外，太史公在《周本纪》中不厌其烦地抄录了祭公谏穆王征犬戎，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召穆公谏厉王弭谤以及甫刑之哀矜恻怛诸文，固然是盛陈周德，更有为后世法的用意。三代之后为秦，《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写秦先祖以养马起家，而后逐渐壮大，由初盛、二盛以至十盛（称皇帝），然后盛极而衰。太史公既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最后又“稽其兴坏成败之纪（理）”
，引贾谊《过秦论》断其败亡之故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之兴亡始末，足为万世炯戒，太史公心中实有此意。
《史记》欲继《春秋》，《春秋》从鲁隐公让国讲起。相传孔子不但作《春秋》，也删《尚书》，而《尚书》从尧舜禅让开始。太史公受此思想影响，所以他写《史记》，列传首伯夷，世家首吴太伯，也都因为是让国的缘故。《史记》崇让，不仅以上二例。本纪首五帝，《五帝本纪》之主要内容即是尧舜禅让，叙目中也特别提道：“唐尧逊位，虞舜不台。”
可见也有贵让崇德之意。十表首三代，《三代世表》记载的第一件事为：“帝启伐有扈，作《甘誓》。”帝启为何要伐有扈？因为“有扈氏不服”。有扈氏为何不服？因为帝启父死子继为家天下之始，与尧舜禅让不同。启伐有扈，大战于甘，其战前誓师之辞为“甘誓”。徐克范曰：“《夏表》书帝启作《甘誓》，见世变也。征苗之誓惟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勋。’（大家要同心合力，才会打胜仗。）《甘誓》则曰：‘不用命，孥戮汝。’（不听命令，我就杀你老婆孩子。）故君子谓读甘誓则知唐虞之风微，商周之运至矣。”
不服者，当服之以德，今乃以战服之；为争天下而战，不用命则“孥戮汝”，其德可知。要把这两条文字比较对看，才知道司马迁的微意。这条表文，显然以帝启为非；以帝启为非，则太史公崇尧舜德让之意可知。《史记》的十表很特别，跟其他史书中的表不同，因为不能只拿它当资料表来看。司马迁作表的目的，是要“表天下之大势与理乱兴亡之大略，而观一时之得失”
。十表首记“伐有扈，作《甘誓》”，正是好例证。十表之后又有八书，八书首礼。“让者，礼之实也。”
无让不成礼，故曰“礼让”。“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八书首礼次乐，绝非无义。司马迁作八书，绝不只是在讲典章制度史，其目的乃在于“观世变，通古今，究天人，有垂法后王之意”
。总合来看，《史记》五体之首都寓有贵让崇礼、礼让为国之意。不但如此，《史记》全书随处也可见到这种思想。
这也正是《史记》上继《春秋》、下启百代之所在。
《史记》一共只有七十篇列传，要以此有限篇数记述黄帝至汉初两千余年间的历史人物，其事甚难。这势必要有选择剪裁，有选择剪裁自然有去取之义。列传首伯夷，是殷末周初人；次管晏，是春秋时人；次老子、韩非，是春秋末战国时人。从黄帝到殷末周初约一千五百年，仅得《伯夷》一传，而此一传所写又实事少而议论多，且就实事部分言，读来也若在真假有无之间。从周初至管仲约五百年无传，其中有二百年属春秋时代，其时封建体制日趋崩溃，但也正是古典文明渐臻佳境之时，故名公巨卿辈出，贤士大夫史不绝书，一时不知出了多少人物，而司马迁都不写，独取管、晏。管、晏二人都是大政治家，不乏史料，可以写成两篇独立的专传；太史公却偏将这两个相隔一百多年的人物合传，并写成一小篇，而且略其政绩，群其交友，岂不可怪？
清初汤谐在《史记半解》中曾说：“列传首《伯夷》，次《管晏》，世序故也。然伯夷、叔齐所全者，君臣父子兄弟之伦，而《管晏传》独于朋友之道三致意焉。维持人纪之义备矣，作史者其有忧患乎！”
伯夷让弟以遵父命是孝，兄弟相让而逃是悌，不臣二姓是忠，《管晏传》写管鲍之交，晏子赎越石父是朋友，汤氏所言正确。但《管晏传》末也写有一段御者与其妻的故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益，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世。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此段文字乃太史公欲借御者妻之口写出晏子其人神貌，以及晏子如何嘉人用贤。但这段文字的实际内容，则为夫妻间的故事。家有贤妻，犹国有良相。御者幸有贤妻，故能夫以妻贵。听谏抑损，从善改过，此其夫妇之际亦足可传诵，立为楷模。所以，我认为，“太史公立《伯夷》《管晏》二传，实已写遍五伦。他的目的是要在写之中纲纪人伦，各留榜样，垂教后世。”
汤氏虽于五伦中仅言其四，但末句讲得极好，“维持人纪之义备矣，作史者其有忧患乎”！五伦是古往今来人间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司马迁乃各为举例。像兄弟让逃、管鲍之交这些例子，实是人伦的最佳典型，具有超脱时空、垂范永久的价值；把它们写进历史中，足可永远引起人类心灵的共鸣。中国文化特重人伦，这在经部、子部、集部的作品中常能反映出来，但史部著作能在写史之中隐含此意，并用以昭示后人者，司马迁的《史记》却为开山。
这在中国固属罕见，就是在世界史学史上恐怕也难再找到例子。由此写法，可见中国文化及司马迁史学的特色；也可证明《史记》并非单纯的史部著作，与一般史书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