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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百王大法”不应只是一句空话。它的思想应有来历，并且在《史记》书中应有具体的呈现，无论其为显见或是含蓄委婉。首先考察中国古代学术中论治的传统。中国古代学术演变的大势为由王官学至百家言。王者“设官分职”，由世官、世业而形成世学，此学在官府，具有政治性，固不待言；即百家言，亦复如是。诸子百家虽众，最要者有六家，此由司马谈首先提出。他有《论六家要旨》一文，开头即引《易·大传》（即《系辞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之语，并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司马谈于百家中选出六家，六家名目不同，是其异处；而异中有同者，此即六家皆从事于治道与治术的讲求，希望把国家社会治理得和平安稳。只不过各家所讲的理路不同，各有善有不善而已。
就其“从言异路”而言，是“殊涂”“百虑”；但从其“务为治者”而言，则是“一致”“同归”了。可见先秦主要六家学术的共同点，是要论治、求治。此非司马谈一人之私言，《淮南子》亦云：“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
见解正同，范围更广。
司马谈之后，《汉书·艺文志》举十家，并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去小说家）。此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此言九家道术不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即“从言异路”；“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亦即“皆务于治”。“九家”比“六家”多出纵横、杂、农三家。司马谈“但举六家者，纵横起于六国，杂家出于秦汉，农则无甚当于治道，故皆存而不论”
。简言之，其重要性都不能与司马谈所举的六家相提并论。六家之中，又以儒、道二家为主。司马谈论六家学术各有长短，唯独道家有长无短，且着墨独多，并取与儒家相较，最为推崇道家。太史公幼承庭训，自是深晓道家之学，《史记》中亦可看出受道家思想影响之处。但司马迁父子异学，太史公最推尊的是孔子，而非老子，因此将孔子独列世家，称“至圣”；而老子与申、韩同传，称“隐君子”而已。
儒家最重要的典籍是“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史记》中有两段文字特别讲到六艺：
（1）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
（2）（余闻董生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太史公自序》）
合此两段文字可知：其一，六艺的形式与功能有不同。礼是用来节制人的欲望与行为。（礼主分别，故讲亲疏等差，等级制度之根据亦在此。）乐是用来增进发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乐主和合，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书是用来传达历史上重要的人事经验以为后人的鉴戒。诗是用来表达人们心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民意。易是用来说明推测宇宙以及人间事物的变化。春秋是用来辨别是非，建立人间的义理。此义理甚多，“其旨数千”，故王船山称《春秋》为“义海”
。其二，六艺于治一也。六艺的形式与功能虽有不同，但有大同处，即六艺都具备政治的功能，六艺的义理皆有关于治道，一致而不可分割。其三，六艺固然都与治道有关，但以《书》与《春秋》为甚。尤其是《春秋》，因为《春秋》“长于治人”，可以“拨乱反正”。
司马迁受父命而作《史记》，他自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易》《春秋》合《诗》《书》《礼》《乐》，正是六艺。可见他所当仁不让的，乃在欲据六艺的思想以从事著述，尤其明言要“继《春秋》”，即那部“长于治人”的《春秋》。由此观之，《史记》一书亦欲论治，岂非不言而喻。
《春秋》是怎样的一部书？《春秋》是孔子六十九岁返鲁之后所作，也就是孔子不能行道于天下之后，为了让后世的人能够了解他的理想与抱负并继起奋斗而作的书。所以，《春秋》不只是单纯的史书，而是孔子政治思想寄托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主要是笔削《鲁春秋》而赋予微言大义。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时曾说：“吾乃今知周之所以王也。”
可见《鲁春秋》已是有义，可以看出一些周人王天下的道理。孔子修《春秋》更重“义”，“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
。行事不是重点，“王心”才是重点。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最重要的是“义”。《春秋》言“况”（比喻），孔子作《春秋》，主要是借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来讲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人群进化的治道与治法。简言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立一王之法”。“一王之法”是本，“拨乱反正”是用，有本才有用。“立一王之法”是公羊家最简捷的讲法。孟子谓之“天子之事”，《史记》说是“当一王之法”
，都是一个意思。孔子以《春秋》当新王，故“春秋之道”虽是通三世人群进化之治道。而“春秋之法”则为继周新王之法以待后王继起师法之法。“立一王之法”者，实欲以为万王之法鉴也。
六家皆务为治，六艺于治为一，六艺中的《春秋》又“当一王之法”，可为万王之法鉴。那么，本此先秦学术旧统（论治的传统）并欲继此“一王之法”之《春秋》而作的《史记》，它之成为“百王大法”，从学术渊源来看应是不难理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