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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记载了上下二千余年的历史，太史公于此二千年历史中，穷极古今，旷览时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则他对古今历史的演变自有深刻的认识和看法。古今之变繁多，十表与八书详之，纪传中也有记载。我们在此只能举其荦荦大者，而略去其他的“委曲小变”
。
古今之变，莫大于周汉之际，要而言之有三。
“殷以前尚矣”，其详不可得闻。但《书·尧典》曰：“协和万邦。”（“万”字只是言其多，非必实数。）可见殷前国家之多。
至于周代，“盖周封八百”
，爵分五等。“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鲁，兼公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省。”
自厉王奔彘，共和行政，乱自京师始，“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王，政由王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自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
周初之八百封国，经过力争兼并，至春秋仅余二百余国
，而太史公仅其著者十二，为《十二诸侯年表》。
五伯之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
春秋之二百余封国，至战国尚存十余，而司马迁仅表七雄，立《六国年表》（《六国年表》据《秦纪》而作，故不数秦，称六国）。六国卒归于一，秦始皇以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于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而郡县之制遂施于天下。
秦政暴虐，诸侯发难，扰攘数年，终定于汉。高祖以匹夫取天下，故“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
，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爵分二等。是汉初又复封建之制。太史公接着又叙述汉初以来封建形势之演变，说：
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藩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阸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也。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多。（《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读此可知：汉初惩秦之失，广强庶孽，其后又患宗室过强，用众建推恩之策以削弱之，以成其强干弱枝之势，而其后宗室过弱之患又可知矣。故读《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并通《王子侯年表》考之，可见汉代封建制度之利弊，以及汉初百年来之大势，而西京二百三十年之政治趋势亦从此可知
。以上所述，千年间封建郡县之演变大势及其得失，太史公于诸表中不过以二三千字将之总括无遗，具见其历史眼光的深沉。
司马迁对于真正的礼和乐，推崇备至。他赞礼说：“洋洋乎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
又引《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
又说：“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
但他对古今礼乐的演变，却深致感慨，我们且看他的叙述：
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制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赏，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教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改变。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礼书》）
以上节录《礼书》的文字，首段讲三代礼仪都是根据人情人性而制作的。次段讲周衰以来礼乐之崩坏，并痛孔子之道不用。三段讲秦礼自六国而来，六国礼仪明明是僭越妄为，故秦“采择其善”的结果，自然是“不合圣制”。其中“尊君抑臣”虽说是“依古以来”，却有明褒暗贬的意味。（古者尊君则有之，抑臣则未必；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尊君抑臣”是秦政专制一统以后私心自恣的主张。）四段讲汉初之礼沿袭自秦，秦礼已经“不合圣制”，则汉初之礼也必是“不合圣制”了；这是司马迁“微言刺讥”“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地方。观叔孙通初试所制之礼时，“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以及高帝于行礼后所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可知汉初之礼的真相，其“尊君抑臣”的程度，实有乖君臣之义。文帝既罢去礼，景帝时大臣又不敢议，则汉兴百年来治定功成的制礼作乐，唯有待诸武帝了。但武帝所定之礼仪，乃“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不必太古，其中依照自己的意思为多，实与三代损益之意不同。然则，有汉一代之礼乐何在？太史公说：“乃以……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一个“云”字，就把武帝所定的礼仪批判到底了。况且，文中所提到的“封太山”，就是指的封禅之礼，《史记·封禅书》中专述此事，武帝将此旷代大典当作私人仙登求不死的工具，悖礼尤甚。
古代郊祀之义，从此遂亡。
古今之礼的演变，既如上述，那么古今之乐的演变又如何呢？司马迁说：
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减宗，并国于秦。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适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皡》，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又尝得种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乐书》）
以上首段讲音乐与政治相通，声音能感及鸟兽，何况于人？故推本《虞书·皋陶谟》之《虞歌》（歌言志，乐之所由作）以及《周颂·小毖》之诗，以见帝舜君臣与成王之德。（德音之谓乐，乐者德之华也，故观乐可以知德。《乐书》后所录《乐记》，于此发明甚深。）次段讲治道亏缺，才有郑、卫兴起，中间虽孔子正乐而莫化，一直堕落到秦。三段讲每下愈况，秦二世更是以声色之乐为乐，而不知德音之乐为何物，虽经“知六艺之归”的李斯劝谏，而终于听从赵高的邪说。四段讲汉乐的梗概，高祖之《大风歌》为思猛士而作，乃崩后竟为宗庙之歌舞，武帝制新声以为郊祀封禅之乐（郊祀封禅之义早亡），竟至五经家会读才能通知其意。“总而论之，其流沔淫佚不异于秦，又安有战战恐惧、善守善终之意哉？此子长所以读《虞书》而流涕也。”
故太史公历述乐之演变至汉，实伤痛古乐自此沦亡而不可复见。
司马迁不但痛礼乐之沦亡，更伤儒术之污坏。他对儒术之兴与坏，曾做以下的叙述：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儒林列传》）
以上首段讲儒术兴自孔子，孔子欲以儒术正世而不成，始退而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秦秋以常王法。次段讲孔子死后，弟子犹能继承儒术，或见或隐。及至战国，儒术既绌，孟子、荀卿还能独遵其业，以学显于当世。三段讲秦末鲁中诸儒还知发愤共灭暴秦。四段讲虽然遭秦灭学，鲁中诸儒还讲诵不绝（六艺虽缺而夫绝）。其后，叔孙通弟子与鲁诸生以共定礼仪为选首，儒术自是始污。自汉与以至文、景，自天子公卿，皆不悦儒。此时，成为“汉家儒宗”的，竟是“希世”“面谀”
的叔孙通。末段讲武帝乡儒，伏生等诸老师并出，皆历秦、汉间摧伤摈弃而犹独抱遗经不肯自贬其学者。此时，公孙弘之兴儒，却诱进以利禄，以文学礼义为官，使试于有司，以多诵为能，比之于掌故（文中叙此办法甚为详细），于是“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
。夫由“正世之学”降为“干禄之具”，由“为王者师”降为“试于有司”，这岂不是儒道之污、儒术之坏吗？方苞说：“自孔子以来，群儒相承之统，经秦、汉孤危而未绝者，弘乃以一言败之，而其名则曰厉贤才、悼道之郁滞，不甚可叹乎！”
故太史公于《儒林列传》篇首即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公孙弘“曲学阿世”“希世”“从谀”，司马迁于《平准书》称“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又于《儒林列传》及《自序》说“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前后屡书不一书，其意可见。观公孙弘之为人，与叔孙通相近，而儒术之污坏亦成于此二人。杨绍文说：“叔孙通制礼，而先王之礼亡；公孙弘崇儒，而先王之教亡。其遗害百世，曷可道哉！”
太史公于此实有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