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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固然相信治乱吉凶在“人”，但他也承认有超于人之上的“天”的力量存在，并用以解释历史。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
，三代之得天下，虽也动用武力，但基本上他们都是积善累德，积时日久而后成功的。下观秦汉的代兴，则其成功的轨迹与三代大为不同。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力，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秦之德义，无可称数，兵力又非最强，而卒并天下，太史公求之不得，以为除了“险固便，形势利”之外，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那就是有“天助”；而“天助”则显然不是由于秦人之努力。天助秦并天下，这个思想又见于《魏世家·赞》：“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即便得阿衡之佐，魏国也不能免于覆亡，这岂不是天意已定，人谋无所复施了吗？秦取天下多暴，以逆取而不能顺守，十余年而亡，司马迁引贾谊《过秦论》说：“一夫作难，而七庙坠，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得天助始能成功，但系自取灭亡。
再看汉之得天下，又是如何？太史公读秦楚之际说：
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这是历考虞、夏、商、周、秦之有天下，或以德，或用力，以见一统之难。汉高祖起于匹夫，既未积善累功如虞、夏、契、稷，也未曾用力征讨如武王之会孟津、秦之蚕食六国。秦楚之际才五年，而天下之号令已经三嬗，由陈涉而项羽而高祖，用力以德如此之少（《史记》不载高祖先世，记太公、刘媪也未见其德），而成功如此之大，这是旷古未有之事。司马迁以为秦皇的禁兵与不树诸侯，正是替汉高驱除艰难，预铺坦道，并非汉高本身有什么神异之能，故归之于天，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刘邦之膺天命，得天助，刘邦自己与当时人都深信不疑。张良对人说“沛公殆天授”，对刘邦说“此天以臣授陛下”
；韩信说：“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陆贾说尉佗：“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
司马迁也说：“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
高祖击英布时，为流矢所中，吕后迎良医治病，高祖谩骂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不使治病，不久遂死。可见刘邦在临死之前，还相信自己是负荷天命的。
刘邦得天命而成功，反过来看项羽，他也认为自己是因无天助而败亡。汉骑数千人追项王，项王对他的部下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其后项王突围至乌江，乌江亭长欲渡项王，项王笑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都一再强调“天亡我”。但司马迁批判他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这是否定天亡之说，认为是项羽自取灭亡，而且至死不悟。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自矜功伐，奋己私智，力征经营，这些都是项羽败亡的原因，都不是“天”，而是“人”。同样的情形，韩信为吕后诈擒，临斩时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司马迁批评他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韩信自己伐功矜能，不能学道谦让，又于天下已定之后谋叛，计谋不善，这明明是人事不修，如何能只怨天呢？所以太史公责他“夷灭宗族，不亦宜哉！”又蒙恬积功信于秦三世，而赵高害之，蒙恬临死时喟然太息说：“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接着又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蒙恬不把自己的死归因于得罪于天，而认为是绝地脉，司马迁对于这一点，仍旧不能赞同。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烟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这是认为蒙恬的遇诛，不能归罪于天或地脉，而应归咎自己于天下之心未定之时，轻百姓力，筑长城，阿意兴功，自招杀身之祸。
与“天”字意义相近的是“命”，命亦天也，而太史公相信有“命”。他于《外戚世家》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既欢合而不能成子姓，成子姓而不能要其终，这是无可奈何之事，非人力所能为的。具体的例子，孝惠皇后是吕后的外孙女，吕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武帝之陈皇后，是景帝姊之女，“陈皇后求子，与医钱凡九千万，然竟无子。”
以太后、皇后之富贵，虽想尽办法，也不能必定达成一个求子的愿望，这只好归之于“天”，归之于“命”了。吕后王诸吕，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欲连固根本牢甚”，及吕后崩，“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北宫。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
吕后处心积虑，设计安排，终归泡影；文帝一无图谋，而受大臣迎立，竟登帝位。于此可见得失、祸福，都有非人力所能支配者，其中有“命”，有“天”。文帝即位如此，景帝即位，亦复如是。景帝的母亲是窦太后，但文帝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前后接连死了四个人，景帝才得立，这不是有天幸、有天命吗？田蚡死，韩安国行丞相事，为武帝奉引而堕车跛足。武帝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危，数月蹇愈，上复以安国为中尉”；
安国蹇而复愈，终不得为相。与司马迁共定律历，讨论春秋的壶遂，命运更为不济。司马迁说：“壶遂官及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虚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武帝欲用二人为相，但他们一病一死，不能及时，可见其中有命。郭解少时为奸事，不可胜数；司马迁说他“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
。汉伏兵马邑，诱匈奴入塞，单于得雁门尉史，问得汉兵诈谋，幸免于覆亡。太史公于《史记》中两次记载单于之言：“吾得尉史，乃天也。”
《史记》中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然则，司马迁相信有天、有命，是无可置疑的了。
司马迁又信相法，《史记》中所记论相之事，每个都应验。《高祖本纪》记相吕后及高祖：“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之。老父相吕后曰：‘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外戚世家》载相薄姬当生天子：“（薄姬母魏）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其后薄姬“一幸生男，是为代王”，也就是后来的文帝。《黥布传》记相黥布，布“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之。”后布果为九江王，又为淮南王。《绛侯世家》记许负相周亚夫，“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复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其后，“条侯果饿死”。《佞幸传》记相邓通，“上（文帝）使善相者相邓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其后，邓通“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卫将军骠骑传》载相卫青，“青尝从入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后果封为长平侯。以上有关命相的记载，前后都应验，因此，即使太史公未做直接的评论，也可见他是相信有命相存在的。依相法而言，一切枯荣、成败、祸福、吉凶，都是前定，这岂不是有“命”在“天”吗？
与相法相近而应用范围广泛的，是卜筮。《史记》中也有不少有关卜筮的记载。司马迁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劝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出。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毂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又说：“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占。晋父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终被乾溪之败。兆应信诚于内，而时人明察见之于外，可不谓两合哉！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
可见太史公是相信卜筮的，以之为“有而不专”的“不易之道”。除去上文称引者，还有以下的事例。诸吕既灭，诸大臣欲立代王，代王“犹与未定，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
后代王果立为文帝，这是王者决疑之卜。陈厉公生子敬仲完，恰巧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太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后来，“齐懿仲欲妻陈敬仲，卜之，占曰：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后田常果伐齐有国。毕万卜仕于晋国，“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后必蕃昌。’”晋献以魏封毕万，卜偃说：“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
后来毕万的子孙果然据有了魏国。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后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赵夙的孙子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后来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始得返国，终成霸佐。赵衰的儿子赵盾，“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
后来赵盾之子赵朔果然被杀，赵朔之孤儿赵武为程婴所救，日后成为晋国的正卿，子孙与韩、魏二家之后共分晋国。凡以上太史公所述有关卜筮的事例，没有不应验的，则他对于卜筮的态度，也就可知了。
司马迁不但相信卜筮，而且还相信星气，或者说相信有天运、天变、天数。他以为天上星宿的运行和地上人事的现象，有密切的关系，天象可以支配人事，人事则是天象的反映，这个思想在《天官书》中有详细的说明。司马迁说：“星象之书，乡杂机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
他虽然也批评星运之书的“不经”，但并未完全否定，而是把“验于轨度”，可以相信地写出来。他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但“幽厉以往尚矣”，“太史公推占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所以他从春秋开始举例说明：
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秦之强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强，候在荧惑，占于乌、衡。燕齐之强，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强，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强，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诸侯更强，时灾异记，无可录者。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项羽救巨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伐大宛，星茀于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至若委屈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太史公从古至今历历指证，愈后愈详，而且认为“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他又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载，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据此，则天运或天变似乎有一个大概的变化规律，治理国家者必须知道配合这个规律，然后才能续备“天人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