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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同时也非常理智的人。在观察、探究历史的真相和因果关系的时候，他很能善用他的理智；他喜欢在历史中追求一个“理”字，并用它来解释历史。他网罗天下旧闻，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他引贾谊《过秦论》说：“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
；又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
；又说：“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又说：“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
；又说：“人理显然，相倾夺兮。”
显然，他认为事、物、情性、成败、兴坏、盛衰，皆有其“理”。从“理”上来寻求治乱、兴废、成败、祸福的原因，司马迁是肯定“人”的因素的。
试观太史公对五帝及三代治乱、盛衰、兴亡的叙述，则知其关键莫不在“德”，亦即莫不在“人”。黄帝之兴，在于“修德振兵”
；帝尧则“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国”
，而其至德尤在“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逊位于舜；舜以孝闻，试位典职，四海之内咸戴其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最后也逊位于那“唯禹之功为大”
之禹；禹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禹“拜美言”，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禹本欲授政皋陶，而皋陶先死，于是举益，“任之政十年”。
后来启的继位并非他的本意。《五帝本纪》所讲的全是五帝“德”（“德”并非抽象的观念，而是指实际的行为，故又称“德行”），故有治而无乱，见其盛不见其衰，《夏本纪》也几乎全是述禹之明德，禹以后夏朝史事的记载不及全篇的十分之一。这与其他《本纪》之迭见盛衰，多见其乱者，便大不相同。于此可以推见司马迁写五帝、禹《本纪》，自有他的深意，并非只是漫然迁就史料、稍加剪裁而已。
太史公于《伯夷传》篇首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虞夏之“文”，是指“文德”言，也即是“让”。尧、舜、禹君臣继位，皆视天下为公器，欲择人而传，未尝有丝毫自利之心，故尧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无私天下之心，故能得人，能安民，这是尧舜之治的根本。君有明德，则臣作股肱，司马迁对于舜、禹、伯夷、皋陶君臣相语讨论治道的一段文字，特别详细记载，最后说：“帝舜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善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首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可见舜朝的治绩，完全是君臣互勉，共同努力的结果。司马迁后来又说：“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
这是司马迁思古伤今，见到武帝时代本来大有可为的政治局面，却由于武帝的多欲喜功，群臣的谗佞逢迎，结果弄到政困民穷、内外不安、岌岌可危的地步。由此看来，则政治的治乱岂不都是由人为造成的吗！
尧、舜、禹皆以盛德政治，禹虽举益，“任之政十年”，但死后诸侯不归益而归启，从此遂开家天下之局，而衰弱以起。《史记》中关于衰乱的记载，始见于夏帝孔甲。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此时“汤修德，诸侯皆归汤”
，汤遂伐桀，代夏朝有天下。《殷本纪》历述殷人既衰而复兴者五，一篇关键，总在“兴衰”二字上
，而所以兴所以衰者，则皆在“德”字上。汤以后殷代最大的名王是盘庚，盘庚迁殷，“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遂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商亡于纣，而《殷本纪》于篇末详述纣王种种淫虐失德、自取灭亡之事，垂戒之意甚明。此时，代商而兴的乃是“积善累德”之西伯，西伯“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
。观周人之代兴，实累世积德所致；自后稷而公刘、而古公、而公季、而文王、而武王，周家世德相承，而文王之得立更须归功于太伯之让国，故周之代有天下，实非幸至。
太史公于《周本纪》述周八百年之盛衰，可分两大段看。“前一段曰修后稷之业，曰修后稷、公刘之业，曰修古公遗道，曰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古季之法，曰文王绪业，曰遵文王，曰申告以文、武之所为，曰宣告以文、武之业，曰法文、武、成康之道，此八节关键，详西周之所由盛。后一段曰政由方伯，曰齐桓公始霸，曰赐齐桓公为伯，曰赐晋文公为伯，曰晋献公称霸，曰致伯于秦孝公，曰秦孝王称王、诸侯皆称王，此七节关键，详东周之所由衰。”
然而察周之所以转衰者，其机在于厉王之专利
，这与周之兴赖有太伯之让德者两相对比，岂不正好说明治乱盛衰都是人为自致的吗？
司马迁所仰慕的理想政治，是尧舜的禅让政治。尧舜以天下为公器，故欲“传天下”，而所传之人必须经过岳牧咸荐、典职试位、功用既兴、荐之于天等过程，然后才能授政，故说“传天下若斯之难也”。正因本于公心，以“传天下”为难，故能得人致治。但自夏启家天下以后，有私天下之心，于是由“传天下”，而逐渐演成“取天下”“争天下”“吞天下”“强霸天下”“虎争天下”“鞭笞天下”“分裂天下”“宰割天下”的局面。故自周衰以后，衰乱不止，愈演愈烈，毋宁是自然的趋势。就是殷周之代兴，虽然是本于积德累善，但汤伐桀、武王伐纣终是出于武力，“以暴易暴”，不无惭德，这与尧舜“传天下”之德是不能相比的。公天下之大本已失，而欲其长治久安，不至于乱者，是不可能的事。三代的历史可证，周衰以后至于暴秦一统的历史尤可证。
司马迁将自高祖以至太初所封立的王侯，一共谱了三个表（表五至表七），并察其得失、存亡、尊宠、废辱之故，最后归之于“仁义”二字。他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唐虞之侯伯，有历三代千余年尚存的，如舜之子商均，禹封之于虞，少康时有虞思，殷时封遂，周时封满，陈为其后；皋陶之后为英、六，周时尚存；伯夷之后为申、吕，周时复封为齐；柏翳与禹平水土，舜赐姓曰嬴秦。
但何以汉兴功臣受封者百余人，才经过一百年，到了太初就只剩下五人呢？那是因为历三代千余年的侯伯，能够“笃于仁义奉上法”，自全以蕃卫天子，而汉初功臣的子孙则“骄溢，忘其先，淫嬖”，以致“坐法，陨命亡国”，虽说是汉初法网严密，有意削除，但也是由于他们自己“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根据表中所述，因“酎金”“为太常牺牲不如令”“为太常酒酸”等罪而失侯的，可以归因于“罔密”，但因“为太守知民不用赤仄钱为赋”“不偿人责”“尚南宫主不敬”“出入属车间”“买塞外禁物”“入上林谋盗鹿”“为太常与乐舞人阑入函谷关”“卖宅县官故责”“谋大逆”“大不敬”“过律”“奸淫”“略人”“伤人”
而失侯的，则完全是自己仁义不足，干禁犯法所致。汉初封功臣分二等，大者王（诸侯王），小者侯（功臣侯），以上所说是功臣侯。
至于诸侯王，司马迁立有《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并于表序的末尾说：“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高祖末年，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此时，诸侯疆域大，地又外接胡越，汉所有者不过是自三河至内史的十五郡，故形势在侯国。但诸侯“或骄奢，汰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
，于是汉行推恩政策，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诸侯或以谪削地，支郡山海，咸纳于汉。此时，诸侯“大者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而汉郡又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乘其院塞地利，故形势在王室。诸侯不能辅卫王室，笃行仁义，故其初形势虽强，终遭削除。反过来看，“汉高猜忌功臣，诛锄异姓，而七国之祸，乃在宗亲”
，以前视后，亦复如是，故说：“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以仁义为本”而成功的最好例子，便是长沙王。司马迁说：“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长沙王子），曰：‘有以也夫！’长沙王者著令甲，称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
异姓而王者八人，唯独长沙王存，而且全禅五世，以无嗣绝，这是由于长沙王能守藩职，忠王室的缘故，乃以仁义成功者。故司马迁接上文写道：“及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便劳，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余，咸表终始，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故以侯列于《惠景间侯者年表》之首。或以仁义成功，或以不仁义而废辱，则得失存亡岂不皆是人所自取的吗！
再看太史公对祸福吉凶的看法（福则吉，祸则凶）。他评燕哙让国于子之之事说：“燕易之禅，乃成祸乱。”
燕王之所以让国，是因为听信了鹿毛寿的奸言：“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
尧舜本至公之心以“传天下”，而燕王却贪虚名，欲假至公之名以逞至私之欲，故“三年，国大乱”。长平之战，秦坑赵卒四十余万；司马迁说：“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
冯亭欲入上党之地于赵，赵王欲受，赵豹说：“圣人甚祸无故之利。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顾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
赵王不听，从平原君之说，故有长平之祸。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计，竟死于秦；司马迁论其事，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不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谍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知人则明，受其福；不知人则不明，受其祸。怀王不知人，故受其祸，不受其福。魏其、武安二人始相结而终则相倾、相祸，司马迁论其事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
魏其、灌夫虽贤于武安，但二人之成祸乱，皆有以自招，而祸乱之总原因则在于外戚，在于太后，故再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太史公于此实深忧履霜之戒。
英布疑爱姬与黄赫乱，欲捕赫，赫至长安告英布反，灌使来验，布遂发兵反，终至亡国灭身。司马迁说：“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娼生患，竟以灭国。”
这是因嫉妒而生患而亡身，是自己未能明辨事情的真相，才落此下场。由以上所述看来，不论何种原因，均可见祸福吉凶皆莫不由人自招。
此外，《史记》中还有许多话语，一看便知司马迁认为治乱、安危、成败、祸福的操持力量，是决定在人的。如：《匈奴传·赞》：“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得人则兴，失人则败，再言“唯在择任将相”，是太史公之微词。何焯说：“（《匈奴传》）下即继以卫、霍、公孙弘，而全录主父偃《谏伐匈奴书》，太史之意深矣！”
《楚元王世家·赞》：“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这段文字也可与前文相发明。又《孝景本纪·赞》：“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大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心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安危以谋，而谋出于人，与前两段文字同是一个思想系统下的产物。秦缪公卒，从死者百余人，秦之良臣奄息、仲行、针虎三人，也在从死之列，秦人哀之，为作《黄鸟》之诗，司马迁引括《左传》“君子曰”之意说：“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将其良臣而从死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观秦缪公（秦穆公）死后百年之历史，可证“秦不复能东征”之言为不误。
勾践于亡国之后，“苦身进思”，卧薪尝胆，又得范蠡、大夫种的辅佐，终能复国。司马迁说：“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
君臣同心协力，勾践终能复国。臣主若此，虽欲不显亦不可得，于此可见人力的伟大。其余如吴起、商君、黄歇、李斯、陈涉、周亚夫、晁错等人，俱一时豪杰，而终亡其身，司马迁于各篇之后，也都著其招祸致败之由。要之，都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