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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析论司马迁《报任安书》，从建立《报书》读本开始，进而推敲任安来书之意，考证《报书》写作年月及其作意与隐衷，破解书首“太史公牛马走”六字，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司马迁的思想、感情、人格与心灵世界，感悟之余，最后想提出一个名词作为文章的总结，并向司马迁致敬。这个名词是什么？“司马迁之心”是也。
“司马迁之心”是什么？总括一句来说就是，“自乞宫刑，隐忍苟活，完成《史记》，以雪耻扬亲，并对自己、对父亲、对历史文化做出交代。”隐忍苟活是忍辱，但不是贪生。为何要隐忍苟活？是为了要完成《史记》。为何一定要完成《史记》？因为只有完成《史记》才能雪耻扬亲，对自己、亡父与历史文化作出交代。司马迁为此忍辱到什么程度？他自乞宫刑以逃死，而宫刑却是他认为“最下”“极矣”的耻辱，比死刑还可怕千万倍。但他还是勇敢地提出请求，并且接受了。他为此变得男人不像男人，甚至自觉失去做人的尊严，活得不像人。但他还是选择如此非人般地苟活下去，认定只要能完成《史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是司马迁心底的呐喊，生命的真声，已藏诸心中多年，但是对谁去讲，有谁会听，又有谁能理解呢？某年（本文认定是征和二年）故友任安来书，责求司马迁“推贤进士”（不论解为举贤还是求援，皆未足为定论。本文偏主求援说，只是重提看法，补强论证，并对举贤说提出质疑），这才触动司马迁久藏的心灵伤痛，迫他剖肝掏肺，一股脑儿地把心底的真话和盘托出。回信的主旨是拒绝任安的请求。（任安来书时间与目的的争议，均不影响对此一主旨之认定，故亦不致影响本节对司马迁之心的推定。）拒绝的理由就是自己早就该死，之所以忍辱偷生就是为了要完成《史记》（惜其未成），是为《史记》而活；司马迁可以为朋友牺牲，但《史记》不能为任何人、事而牺牲；而一旦《史记》完成，也就是自己还死债的时候到了。上述的真实心声与拒绝理由，司马迁早已开门见山，一语道出，将它集中浓缩到《报书》开头的“太史公牛马走”六字上。所以这六字不是什么“自谦之辞”或“自卑之辞”，而是痛辞，是他生命的庄严誓词。我们从这六个字就可以看出，可以说明“司马迁之心”。
从来只听说“司马昭之心”，未闻有“司马迁之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篡位夺国是也。奸雄心事，权谋术数，看似秘密难解，其实简单明白，天下皆知。司马迁之心是什么？可以从“太史公牛马走”六字看出；但要看懂这六字，并理解为“自乞宫刑，忍辱苟活，完成《史记》，以雪耻扬亲，并对自己、对父亲、对历史文化作出交代”，却要历二千余年之诵读考辨方能直接说出（是否能获众人认同，犹未可知）。六字看似明白浅易，然而圣贤之道、君子之义，其实深微难测。英雄豪杰容易懂，圣贤君子（司马迁可当一贤人）才难懂，这是我们研究《报书》，明白“司马迁之心”之后的另一层体悟。“太史公牛马走”不是正常的语言，把它写成书信的开头话语，是在非常状态之下被逼出来的心声，是司马迁生命最真实的道白。文章真处见性情。从“太史公牛马走”六字，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真性情，以及一位大史家生命的悲、壮、深、美。读明白了，不但杨恽的《报孙会宗书》远不能比，就是诸葛孔明的《出师表》也要觉得略逊一筹了。
本文未及《报书》的文学造诣。原因是，太史公正用身家性命拼搏，椎心泣血陈述，我们若在此忽而转谈他的文章之美，非惟不当，抑且不忍。
本文蒙吴福助、袁传璋、阎鸿中三位先生是正，方能定稿，书此志感。
*本文 2000 年 11 月 23 日初稿，12 月 25 二稿；初稿曾发表于“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 年 11 月 24—26 日）。原载《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2000 年 12 月第 2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