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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解析《报书》的作意与隐衷之后，回头再看书首“太史公牛马走”六字，便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解。但仍须从“太史公”与“牛马走”二词的个别考据出发。
“太史公”是官名还是尊称，是一个老问题。因为此一名称的含义牵涉对“太史公牛马走”的解读，故必须做一综合评析。认为“太史公”当为官名的主要依据有三：
一是《汉旧仪》：“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二是《西京杂记》卷下：“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谈死，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下文有说）。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不复用其子孙。”
三是《汉旧仪》：“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
根据以上的材料，可以得出几个要点：太史公，武帝置，秩二千石，位在丞相上；司马谈父子相继为太史公；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如果没有其他材料可资考证，我们当然可以同意此一简单结论，但实情恐非如此。试评析如下：
一是《汉旧仪》记载西汉典章礼仪，是东汉初年卫宏作；《西京杂记》采辑西汉遗文逸事，旧题刘歆撰，《隋书·经籍志》则认为是晋代葛洪作。两书的史料价值，不容否认。但仅就“太史公”一词而论，上举史料的价值，不应超过时代更早的当事人自身论述与更严谨正式的历史记载。
二是《汉书·百官公卿表》是记载西汉官制的专篇，其史料价值在《汉旧仪》与《西京杂记》之上，但《百官公卿表》中只有太常属官“太史令”，而无二千石的位在丞相上的“太史公”。这一点，晋灼已经指出：“《百官表》无太史公在丞相上，又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
或以“西汉官职不见于《百官表》甚多”为解。但小官职可以漏列，二千石的官不应漏列。《百官表》记载官制的演变，如景帝六年“奉常”更名“太常”，武帝太初元年“大行令”改名“大鸿胪”等。二千石的“太史公”如为武帝所置，且于宣帝时为“太史令”，此一官制变化，实无不加记载的理由。且班家与太史公最有渊源，班斿受赐《太史公书》，
班彪续《太史公》，班固为兰台令史，受命撰史，览阅中外书籍最多，其《汉书》又多仿录《史记》，可以说他是汉代除了杨恽之外最了解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人。如果真有司马谈父子担任二千石“太史公”一官之事，班固是不应不知而且不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宁信《汉书》而不取东汉的卫宏与西汉末的刘歆或晋代的葛洪。
三是太史公父子并未自言担任过二千石的“太史公”。首先，司马谈只说“余先，周室之太史”“汝复为太史”“余死，汝必为太史”“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司马迁也自言“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太史”即“太史令”，父子两人都没有自言“余为太史公”。其次，《报书》是一手资料，《报书》的自述否定了二千石太史公的说法。钱宾四说：“在司马迁《报任安书》里说：‘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可见太史公自己也说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决不在丞相之上。”
《自序》记载上大夫壶遂与太史公讨论《春秋》，司马贞《索隐》注：“遂为詹事，秩二千石，故为上大夫也。”（新莽时更二千石曰上大夫）郎中令属官有中大夫，掌论议，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汉制，二千石秩分四等，中二千石（俸禄每月百八十斛）、真二千石（百五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太史公父子若曾为二千石之“太史公”，则当与壶遂同属上大夫，何以自称下大夫？如果他任二千石的太史公，朝位在丞相之上，又何以要说“陪”外廷“末”议？若武帝之前、宣帝之后都是太史令，中间只有司马谈父子曾任二千石的“太史公”，这是何等光彩的事，为何父子二人不但只字不提，反而自卑地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再次，论者又引《汉书·东方朔传》言“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从东方朔“自讼独不得大官”，反证“太史公地位较高，在此可以得到证明”。
东方朔不得大官是事实，但不能反证出太史公地位较高，是二千石。东方朔只有一次做到（尝至）秩比千石的太中大夫，其余就只是为“郎”。据《汉书·百官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定员，可以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司马迁外则“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内则任职太史令、中书令，虽然太史令秩仅六百石，但太史只有一人，且为官长，又有清望，在东方朔看来，这总比员无定额，秩“比四百石”，仅常在人主左右“诙啁”的侍郎职务要受重视，故“欲求试用”。司马迁“奉使方外”时出仕不久，也还只是郎（至少未自报官职）；他为中书令时“尊宠任职”，但中书令只有千石。故由此条材料虽可反证出司马迁地位较东方朔为高，但恐怕不能证明司马迁曾为二千石的“太史公”。
四是《茂陵书》《博物志》与《汉旧仪》《西京杂记》之比较。《自序》“谈为太史公”句下司马贞注云：“案《茂陵书》，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茂陵书》应是武帝起造茂陵时的官府档案，记录的是司马谈由太史丞为太史令而不是“太史公”，未见由太史令为太史公的记录。《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司马贞注云：“《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按：缺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这条是司马迁的官籍（吏籍），是汉代官吏人事数据的标准格式，与新旧出土汉简中的吏籍书写格式相合，是可信的资料。但也只有“太史令”的官籍，而无“太史公”的官籍。主张“太史公”为官名者，会强调这么几点：卫宏“好古学”；《汉旧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史记》三家注征引《汉旧仪》有关职官建制的资料有十二条，对各条记载均一无异辞，“可见此书所载资料之可信”，又“考之《汉书》，仅《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用《汉旧仪》的资料，即多至十余条，亦未见有斥其谬误者。”
《汉旧仪》有其史料价值，应无疑义。但一本书很难有记载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的情形，我们要追究确认的只是这一条材料记载的正确可靠性。颜师古注虽引用《汉旧仪》十余条资料，但唯独对这一条表示异议。颜注《汉书·司马迁传》云：“谈为太史令耳，迁尊其父，故谓之为‘公’。”这是明白的不赞同，且有解说。
比对上引《西京杂记》与《汉旧仪》两段文字，颇有雷同，显见抄袭痕迹。不是《汉旧仪》抄《西京杂记》，或《西京杂记》抄《汉旧仪》，就是两书有一共同的数据来源。总之，它们应属同一信息系统，一个讲对就都对，一个讲错就都错。但笔者认为，应是《西京杂记》抄《汉旧仪》，因为它有修正，将“位在丞相上”改为“位在丞相下”，知道那一句不妥，需要修饰。近代学者对《西京杂记》一书的作者及成书时代，颇有意见。
总而言之，《汉旧仪》《西京杂记》的史料价值，与《茂陵书》《博物志》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二者取一，我们宁可相信《茂陵书》与《博物志》的记述。
五是卫宏、如淳之说弄错的原因。卫宏、如淳说，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这恐怕是弄错了。检索《史记》、两《汉书》、两《汉纪》，从未发现有“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的例子。《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萧何为相国时，张苍以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张苍为计相在高祖六年，公元前 202 年）”；《后汉书·文苑传》记光和元年（178 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三公之一，与太尉、司空同为宰相）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都是集于相府上计。卫宏、如淳之说不合史实，二人应是弄错了。为何弄错？钱宾四对此有一说法：“若说天下计书先上中书令，后上丞相，那是不错了。而那时的中书令正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做。若说一个秘书长的地位还在丞相之上，这也未尝不可如此讲。或许卫宏、如淳弄错了，把中书令误会到太史公。”这是一个好见解，但语焉不详。吴昌廉曾做进一步的考辨，认为计书先上尚书，卫、如二人将武帝时的中书令视为东汉尚书令，又将东汉尚书令的地位还看西汉的中书令，故有此误解。
。
六是汉制，二千石以上官吏，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此即荫任（言“任子”不周延）。《报书》称：“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又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先人是指司马谈，司马迁“幸以先人之故”“赖先人绪业”得为郎。论者由此反证司马谈应是二千石之官。司马迁入仕为郎与司马谈有关，此无问题，但是否因为司马谈为二千石大官，则非必然。汉代有荫任制度，假如无其他矛盾材料出现，我们可以接受太史公因其父为二千石之“太史公”荫任为郎的说法，但这与“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等资料悖逆。这些数据，是太史公正面直接陈述，“幸”“赖”先人是间接侧面推敲反证。二者若有抵触，应从前者，并考虑后者文字解说的其他可能。事物都有常变，有例就有例外，不可能千篇一律，完全一致。例是常规，多数情形如此，例外是少数个案变化。即以荫任制度而论，汉制、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保举子弟一人为郎；但据《汉书·苏建传》，苏武（苏建子）“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兄弟两人并为郎，不是一人。汉代郎官来历，除荫任外，还有赀选与特殊技能，如卫绾以戏车为郎，荀彘以御见侍中，亦有以孝廉为郎者（如王吉、京房、盖宽饶、杜业、师丹等人），有射策为郎者（如萧望之、马宫、何武等人）。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武帝读之，二月乃尽，得为常侍郎。钱宾四说：“然史谓东方朔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其先东方朔待遇乃与侏儒等，文士与侏儒，同样为皇帝一时好奇心所爱好，而畜之宫中，则与戏车善御皆一例也。”
又有太常博士弟子射策中甲科补郎、军功除郎与征辟等。
可见武帝用人，多途并进，不拘一格。司马迁出身太史世家，经司马谈悉心栽培，学业告成之后，又周游天下，讲业齐鲁之都，归来之日正年轻有为之时，武帝欲用他为郎，畜之宫中，正不必非经荫任一途不可。
“太史公”是官名还是尊称，虽有争议，尚可理解。但“牛马走”则显得突兀，不知何解。不解而求解，于是博学而聪明的学者便想到古书常有“先”字讹成“牛”的例子，认为“牛马走”原本是“先马走”，因而《报书》篇首文字变成“太史公先马走司马迁”，并依此做出不同的解释。试辨析如下：
第一，古官名有“先马走”。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洗马》条曰：
《越语》：“句践身亲为夫差前马。”《韩非子》云：“为吴王洗马。”《淮南子》云：“为吴兵（王）先马走。”《荀子》：“天子出门，诸侯持轮挟舆先马。”贾谊《新书》：“楚怀王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骖乘，滕、薛、卫、中山之君随而趋。”然则，“洗马”者，马前引导之人也。亦有称“马洗”者。《六韬》：“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汉书·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先马。”张晏曰：“先马，员十六人，秩比谒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礼·齐右职》云：“凡有牲事则前马。”注：“王见牲，则拱而式，居马前却行，备惊奔也。”又《道右职》云：“王式则下前马。”是此官古有之矣。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一《令鼎跋》云：
（令鼎）铭文云：“王大耤农于田，饧（飨），王射，有（司）众（及）师氏小子（会）射。王归自諆田。王驭，溓中（仲）（仆，御车），令众（与）奋先马走。”此铭记王亲耤（藉）田，礼毕，飨其臣下。飨讫，王射，有司与师氏小子会射。及王归，王驭溓仲为王御车，令与奋二人为王车之先导。
观顾、杨两人考证，西周有“先马走”官名，见于金文《令鼎》，为“王车之先导”。春秋至战国亦有“先马走”“前马”“洗马”“马洗”“先马”之名，前三名分别见于《淮南子·道应》《国语·越语四》《韩非子·喻老》，讲的都是勾践事吴王的同一故事，故知三名虽有小异，但实为同一官职。“先马”见《新书·春秋》，讲的是楚怀王无道，将诸侯人君铸成铜像，把大国之王的铜像编置在自己御驾车队的前头担任引导。可见“先马”即“先马走”，即“前马”“洗马”，也可称“马洗”，都是王者御驾“马前引导之人”，简称“王车之先导”或“前驱”
。古有此官，名称虽异，不容置疑。
第二，汉官惟太子、列侯属官有“先马”。考察前四史，《史记》中无“先马”之名，但《汲郑列传》记汲黯于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汲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马、舍人”。即有“太子先马”。张晏注：“员十六人，秩比谒者。”《后汉书·百官志四》：“太子少傅”条写作“太子洗马，比六百石”，又说旧注：“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三国志·蜀书》卷四二记谯周少子谯同，被“召为东宫洗马，不就”。又《三国志·魏书》卷十六记颜斐（字文林）有才学，“丞相召为太子洗马”；卷三十九《董允传》记“先主立太子，（董）允以选为舍人，徙洗马”；卷四十五《杨戏传·裴注》记李密为太子洗马。又《三国志·吴书》卷五十八记太傅杨骏“辟（陆）机为祭酒，转太子洗马”。又《宋书·裴松之传》记裴松之召为“世子洗马”。以上“世子洗马”“东宫洗马”，都是“太子洗马”，秩比六百石，重要职务为太子出时在前导威仪，即所谓前驱、先导。《后汉书·百官志五》“列侯”条云：“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连同前述之家臣、庶子合计。）《后汉书·舆服志下》记尚书陈忠奏曰：“门大夫职如谏大夫，洗马职如谒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旧也。”可见汉代列侯属官“洗马”，职如谒者，穿的衣服与谒者同。
“先马走”虽是古官名，于史有据，但《报书》篇首六字“太史公牛马走”还是不宜改为“太史公先马走”。理由如下：
一是文字讹误，鲁鱼亥豕，此固有之；“先”讹为“牛”，亦不少见。
但不能逢“鱼”认“鲁”，见“牛”必“先”。最好在版本上要有依据；没有版本依据，也要在改字解说后让人觉得怡然理顺，不作他想。但此处“牛马走”易为“先马走”，并无版本依据，只是臆测；而易字解说后，更令人疑窦丛生，难以信服。
二是据四史，汉代并无“先马走”官名，只有太子（太傅、少傅）与列侯的属官有“先马”“洗马”。我们可以认可“先马”或“洗马”为“先马走”的省称，但太史公并未做过“先马”或“洗马”的官。他先为太史令，写《报书》时是中书令，两者都是皇帝身边官吏，与东宫太子何干？他能同时担任中书令以及“秩比谒者（六百石）”为十六人之一的“先马”吗？如果《报书》确写于征和二年十一月，则当时戾太子已死，新太子未立，他书信具衔为何不写“中书令”反而写“先马走”？这讲不通。
三是把“先马走”当官职列衔，又要讲得通，笔者倒有一解。“先马走”既可省称“先马”“洗马”，前文考证先马“秩比谒者”，“谒者”古者一名“洗马”。今司马迁担任的中书令，是“中书谒者令”的省称，在名义上看，谒者令是谒者的官长，也就等同是“先马”的官长。司马迁受腐后虽贵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但他却视为奇耻大辱，认为只是“闺阁之臣”，故避而改用古官名“先马走”替代“中书令”。此其一。但这样讲还是有疑问。“先马走”在此是列衔官职，则前三字“太史公”也将变成列衔。有人认为司马迁担任中书令，同时兼摄太史令（或太史公），
但这有何根据？自腐减死一等，遇赦出狱，加升新官之外还要复旧职，这可能吗？班固明言“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
，没有说兼摄太史令。此其二。《报书》是私信，任安是老友，若以中书令为耻，篇首省去“中书令”，甚至省去“太史公”，直接以“司马迁”通名敬礼，难道对方不认识吗？为何一定要绕弯含蓄的用古名“先马走”来表达自己不喜欢又不贴切的身份？此其三。
四是一说“‘中书令’位尊权宠，却是‘宦者之职’，非他所好，故而改列扈驾巡行的‘先马走’，那是暗用勾践忍辱事吴的典故，别具深意”
。这也不妥。首先，群臣随皇帝出行，都可泛称扈驾，但太史令或中书令的主要职务不是“扈驾巡行”。其次，勾践忍辱事吴是为复仇，如果篇首六字中的“先马走”是用的这个典故，“别具深意”，那太危险了。司马迁言语招祸，忍辱偷生，现在《史记》未成，岂可再因文贾祸，自取灭亡？这与《报书》的私恉相违背。
五是假若“太史公先马走”中的“太史公”不是官名而是指人，则有两种情况。一则“太史公”是尊称司马谈。但司马谈已死，用不到也不该有为王者、太子、列侯前驱的“先马走”。而且，这样讲可以说是不辞。二则“太史公”是司马迁自尊之号，即使司马迁未受腐，也同样用不到、不该有“先马走”。
既然“牛马走”换成“先马走”，再配上官名的“太史公”或人称的“太史公”作成的解释，都有上述的扞格不通之处，那么，我们何妨回到原状，换个角度，重新平直地看待这个问题。既然版本无异文，“牛马走”就且当它“牛马走”来读。“太史公”除了官名称尊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解释？如果有，不妨纳入考虑，并和“牛马走”配在一起综合理解。这样也许可以找出答案，解开谜题。钱宾四《太史公考释》一文，正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题，以下分五点阐述补正。
第一点，《太史公考释》写定于 1953 年 5 月。此文最大的贡献，在于发明“太史公书乃家言，非官学”。此一创见乃由忆诵悟解《报书》而来，文中对《报书》内容有考释，对“太史公牛马走”六字亦有贴切的解释。其重点是：一者认为“太史公”是《史记》的原名正称；二者“太史公牛马走”中的“太史公”是尊称其父；司马迁又自称“太史公”，是因为父子相继为太史令；三者著书为何以尊号“太史公”为名？是因为“古代家言，例有自尊之称号”；四者司马迁著史是由于父亲临终遗命，他被判“诬罔”死罪而自乞宫刑、隐忍不死者，是要完成其父之遗志；故未将“牛马走”解为“先马走”，而从李善注，解为“父仆”。钱先生的结论是：
所以自乞宫刑而求免于死者，其用意特在于史书之未成，父命之未就。故于篇首又特举“太史公牛马走”六字，亦所以深白其忍辱偷生之隐衷。
《班书》存录此文，独削去其首句“太史公牛马走”六字。顾不知此六字，乃迁此文最要用意之所在，非偶而浮文也。
钱先生此解，不必改动“太史公牛马走”任何一字，却与书信本文密合无间，见其深妙。盖《报书》全篇主旨，已先在篇首“太史公牛马走”六字中表达出来了。此解亦与上引包世臣论《报书》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考释》虽未提任安来书与其因戾太子案获罪求援有关，并持保留态度，但仍说：“包氏臆测未知果信否，然其言亦足发明书前‘太史公牛马走’六字之用意。”
第二点，《考释》认为，司马迁用“太史公”三字称其父并自称，是“自尊之称号”；“世嘉其高，乃因其所自尊而尊之。”甚是。但末句似稍有语病。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谈复为太史令，时人尊称“太史公”，则子称其父自然沿用众人之尊称，而不必称为太史令；太史令已被尊为“太史公”，则司马迁继父为太史令，两代太史，传为美谈（汉代太史官非世袭），也自然沿用“太史公”之尊称，并用为自尊之称号与私家著述之名称。太史令被尊称为“太史公”有文例可循吗？有。汉代县令可称公，如曹参为戚令，称“戚公”
，夏侯婴为滕令，称“滕公”
。官令也有称“公”的例子，如淳于意为齐太仓令，称“太仓公”，亦称“淳于公”，见《孝文本纪》。高祖七年二月，萧何治未央宫，立太仓，《汉书·百官公卿表》谓太仓令为大司农属官。诸侯王亦有太仓，《将相表》孝惠六年“七月齐悼惠王薨，立太仓、西市”。太仓令可称“太仓公”，则太史令也可称“太史公”。因此，“太史公”是时人对太史令司马谈之尊称，司马迁也用以称其父；司马迁继为太史令，袭用时人之尊称，并用为自尊之称号以及私家著述之名称。这样讲，多一层次，较少语病。
第三点，用自尊之称号作为私家著述之名称，有何根据？钱先生说：“《太史公》则一家之私书，当与孔子《春秋》齐类，不当与《鲁春秋》《晋乘》《楚梼杌》相例。故其书称《太史公》，犹孟轲自称‘孟子’，其书固亦称《孟子》，荀况自号‘荀子’，故其书亦称《荀子》耳。”又说：“盖古者私家著述，无不自居于尊号。自孔门《论语》称‘孔子’，后人递相传袭，忘其本初，因若当然。《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称。’马融、赵岐亦皆谓：‘子者，男子之通称。’然此皆后汉人云耳。昔者，孔子弟子谓其师贤于尧舜，谓自生民以来所未有，有记述其师遗训，顾以男子通称称之？试读《左氏传》，则子者，当时小国诸侯及列国贤卿大夫始称之，此乃王朝尊爵，何尝为凡夫之通称哉？迁以太史公尊其父，既仍袭父职，又其著书自拟于孔子之《春秋》，亦欲成一家之言，故复以‘太史公’之号自尊，乃先秦家学著书惯例，而后世勿知者。盖家学之微，固自迁时而然矣。”又说“古代家言，例有自尊之称号”“唯褚少孙补《史记》，自称‘褚先生’，孙为犹知太史公称号之微旨者。”以上所言，有原理，古代家言，例有自尊之称号；有例证，《孟子》《荀子》之书，是孟、荀（及其弟子）所著，书中皆自称孟子、荀子。钱先生又再特举褚补《史记》文字称《褚先生》为例证。本文谨就此再申进数言。褚少孙于宣帝甘露间为博士，
补《史》在宣元之际。
博士称“先生”，故“褚先生”是他人对褚少孙之尊称。褚少孙亦用他人对自己之尊称作为自尊之称号，并用作自己私人著述之名称。故其著述称“褚先生曰”，正犹如《史记》称“太史公曰”；司马迁之书名为《太史公》，褚少孙之书名则为《褚先生》，是一样的道理。
第四点，《史记》的原名、正称应是《太史公》。钱先生又说：
（杨）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幸得宿卫，窃好《太史公传》。”《后汉书·东平王传》：“王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此或称《太史公记》，或称《太史公传》，或称《太史公书》，皆非正称。《太史公书》者，犹云诸子书，孟子、老子书。若正名以称，则应曰《孟子》《老子》《太史公》，不得加“书”字。至曰记曰传，则举一偏以概，更非其书之本称。《后汉书·范升传》，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春秋》，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此始为其书之正称矣。
这与陈直《太史公书名考》一文的见解不同。陈直认为《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并论由《太史公书》转变为《史记》名称的过程如下：
《史记·太史公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是司马迁自定原名为《太史公书》。嗣后西汉诸儒多沿用此名称，故《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一变为《太史公记》，《汉书·杨恽传》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是也。再变为《太史记》，《风俗通义·正失》篇云：“谨按《太史记》，燕太子丹留秦，始皇遇之益不善，燕亦遂灭。”是也。三变为今称《史记》。其他有称《太史公传》（见《史记·龟策传》褚先生补）及《太史公》者（见杨子《法言·问神》篇），均属在演变中多种的名称。
笔者不赞同《太史公书》是司马迁自定原名之说。兹仍本钱先生之说申论如下：首先，《汉书·艺文志》录存秘府藏书，应是史实纪录。若有大题或书名，应不会弄错。列于《汉志》“六艺略”“春秋”类下的，正是“《太史公》百三十篇”，而非“《太史公书》百三十篇”。后面一条又记“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书名也是《太史公》，而非《太史公书》。其次，《史记》本文更是第一手资料。《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史记》全书中，“太史公书”仅在此出现一次，但应作正确解读。“太史公”一词在《史记》中出现一百多次，大多数指司马迁，少数几个指司马谈或父子二人，都是人称。但此句中的“太史公”是书名，若不加“书”字，容易混淆，不易看出是书名。虽加“书”字，却不可将“太史公书”视为书名。钱先生已解释：“太史公书者，犹云诸子书、孟子、老子书，若正名以称，则应曰《孟子》《老子》《太史公》，不得加‘书’字。”此其一。为何以“太史公”为书名，钱先生已言《史记》“是司马迁一家之私书”，“古代家言，例有自尊之称号”，这是深刻的见解，说已见前。《史记》中有一百多个“太史公曰”可以佐证。此其二。再次，褚先生去司马迁未远，好《史记》、求《史记》、补《史记》。褚补《龟策列传》言：“窃好‘太史公传’”，似乎《史记》已有“太史公传”之名，但《史记·三王世家》褚补有“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对比之下，方知上文“太史公传”是指《太史公》之列传，亦可证《史记》原名为《太史公》。此其三。
第五点，“太史公牛马走”不是自谦之辞，自卑之辞，而是痛辞。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是什么意思？注《文选》的李善与吕延济，都解“太史公”为司马谈，解“走”为“犹仆也”，但李说：“言己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自谦之辞也。”而吕说：“言己为太史公牛马之仆，盖自卑之辞。”
说司马迁为其父司马谈的“掌牛马之仆”，此非事实，而且司马谈已死，对亡父也无须如此自谦。说司马迁是司马谈的“牛马之仆”，作为一种比喻形容，表示愿意像牛马一般地服事奉承父亲，做牛做马地服事奉承司马谈也愿意。这样讲比较通，但还是不通。因为司马谈已死，何需又如何去服事奉承？而且，有此孝心又何必对外人，特别是一个即将被处死刑的人去讲？更何必在书信开头报身份的地方讲？有人会说，这不是要服事奉承活着的司马谈，而是愿意像牛马一般地去完成司马谈的遗志。这样讲通了，但司马谈的遗志是什么？司马谈的临终遗命——“无忘吾所欲论著”是也，即完成《史记》。这就对了，《史记》的原名正是《太史公》。所以，“太史公牛马走”就是“《太史公》牛马走”。“《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的意思是，“为完成《史记》而忍辱偷生像牛马一般地活着的司马迁，给您少卿阁下回信报告如下”。那么，为《史记》而活着，何须如此自卑？司马谈期望他的儿子当此五百年大期，应当接周孔，继《春秋》，完成一部伟大著作；司马迁也当仁不让，自称“小子何敢让焉”，并自许这部著作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是何等荣幸与自负，怎么会是“自卑之辞”“自谦之辞”呢？
如果说“牛马走”是对任安的谦称，也同样不易讲通。因为一则“牛马走”之谦辞与“太史公”之尊辞（尊父兼自尊）对冲，先自尊后自卑，又自卑至此，极不合理。二则“走”已有“仆”义，在古代，子女事奉长辈自居自譬于仆，尚有可说，但以“牛马”喻己却非必要，甚至不敬。对平辈朋友任安，更无如此谦称之理。三则任安当时是死刑犯，对死刑犯需要自谦自卑至此吗？而实际上，司马迁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痛苦地婉拒任安的请求而已。
为《史记》而活着，为完成《史记》即使活得像牛马一般没有人的尊严，也要活下去。这正是《报任安书》全文的主旨，也正是司马迁谢绝任安请求“推贤进士”（不论解为举贤还是求援）的正当理由。“仆诚已著此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还活着，就是为了《史记》；我个人可以牺牲，但完成《史记》这件事，不能因任何人、任何事而牺牲；我因李陵事受腐，腐刑是最耻辱的，比死还可怕，可是我自请宫刑免死，如此忍辱偷生，隐忍苟活，为的是要完成《史记》；《史记》真要能完成，那时教我死一万次，我也心甘情愿啊！（“被万戮”是杀万刀死一次，“万被戮”则另有杀一万次的意思。）所以包世臣说：“实缘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太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太史公所得自私。太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而钱宾四也说：“所以自乞宫刑而求免于死者，其用意特在史书之未成，父命之未就。故篇首又特举‘太史公牛马走’六字，亦所以深白其偷生忍辱之隐衷。”此解不必改换一字，不必曲为说解，而可以与《报书》正文的主意密合无间，是正确的妙解。
将“太史公牛马走”中的“太史公”三字加上书名号，变成“《太史公》牛马走”，文义比较明显。为《史记》而活着，就是为司马谈的遗命而活着，也就是为司马谈而活着。《史记》和司马谈，司马迁都用“太史公”指称，所以将“太史公牛马走”解成为《史记》和司马谈而活着，会更圆融，“其用意特在于史书之未成，父命之未就”就包含这两个意思。但就排序之先后、文意之主从而言，《史记》应排在前面，较无语病。此所以使用新式标点，本文会认定“太史公牛马走”就是“《太史公》牛马走”。
著史是荣耀，宫刑是耻辱，为著史而自乞宫刑，是极大的荣耀与极大的耻辱。“《太史公》牛马走”六字是司马迁庄严的誓词，它不是自谦之辞，也不是自卑之辞，读明白后会知道那是司马迁的痛辞。我们感觉到他的痛，也为之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