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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考定《报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的可能性较大，而书中“推贤进士”一语可以有“求援”之意。二者相结合看，则任安来书与戾太子事件有关，而来书之“推贤进士”一语与“求援”有关，大有可能，不可径予摒弃。今据此分析任安来书之背景与司马迁《报书》的作意与隐衷如下：
第一，任安受节不发兵。
关于戾太子事件的首尾曲折，必须参看《田叔列传》末褚先生的补记，《汉书》的《公孙贺传》《江充传》《武五子传》《刘屈氂传》以及荀悦《前汉纪》中的有关记载，才能明白。在此仅能简述经过。武帝晚年，戾太子（卫太子据）生母卫后宠衰，江充用事。江充与戾太子及卫后家有隙，害怕武帝晏驾后被太子所诛，欲先发制人。正巧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巫蛊祸起，武帝年老多病，怀疑左右用蛊道诅咒他，就命江充穷治蛊道。江充乘机为奸，便说宫中有蛊气。于是武帝就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治蛊。江充进入太子宫内，掘出了几个桐木人。这时武帝在甘泉宫（陕西淳化县西北）避暑养病，皇后和家吏请问都不得回报。太子觉得情形可疑，又恨江充跋扈，专门离异他人父子骨肉，就派人收捕江充，并且发中厩车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召集百官，告以皇上卧病甘泉，江充等谋反。太子捕得江充，并亲自临斩，发兵入丞相府。武帝听信逃回来的章赣和苏文的报告，以为太子谋反，就令丞相刘屈氂发兵交战，自己又从甘泉力疾回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以表示太子说他卧病甘泉并非事实。太子在发兵部署的时候，曾经持节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命他发兵助战。可是任安“受节已，闭城门，不肯应太子”。节代表君命，不受节即违抗君命，是死罪。受节应发兵，发兵则杀丞相，而丞相此时奉君命，变成与武帝对抗，还是死罪。若以丞相为代表君命，不受节而发兵杀太子，一则不受节不能发兵，发兵即违命；二则纵使发兵，太子是君嗣，此是皇家骨肉之争，一旦涉入，前后凶险难料。因此，任安采取权变的措施，受节而不应。少了北军的助战，太子的人马和丞相的军队在城中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
。最后，太子兵败，由于城门司直田仁的纵放，太子从覆盎门（长安城南门，又名杜门）逃出，逃到长安东面的湖（县）地，藏匿在泉鸠里。不久，被人发觉，主人格斗死，太子也闭户自经而死。时为征和二年八月辛亥。
第二，上书讼冤与武帝心理的转变。
太子败亡前后，武帝对事件的处置和反应，本文基本上依据程金造的分析而略有订正，
可以分为二个阶段说明。第一阶段，武帝以为太子谋反，因此，武帝从甘泉回建章宫后，立即诛死放走太子的城门司直田仁，同时“切责”阻止丞相斩田仁的御史大夫暴胜之，暴胜之惶恐自杀。回到长安城后，又赏赐那些力战与系捕太子的人，征和二年七月癸巳封大鸿胪商丘成为侯（距太子壬午发兵仅十二日，可见明快），同年九月又封张富昌为题（踶）侯，李寿为邘侯。将那些随从太子或为太子而战的人都治以重罪。至于任安，武帝“以为任安为佯邪，不傅事，可也”
。这表示武帝对任安的权变，谅解不责怪。因为任安虽然没有助丞相（即助武帝），但也没有助太子（不傅事）；否则，情势逆转，后果难料。第二阶段，武帝理解到太子是被迫发兵，太子是冤死的。就在太子逃亡的时候，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说：太子是受困于奸臣江充，不能自明，冤结在心，因此忿而发兵，诛杀江充，“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并劝武帝“无令太子久亡”；书奏，天子感寤。
接着，车千秋也上书讼太子冤。武帝经过调查后，逐渐理解到事情的真相：太子是君嗣，焉能造反？子盗父兵，并无他意。然而太子已自经，武帝深怜太子无罪而死，“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
，希冀能一望太子魂魄之归。田千秋（秋本姓田）有功，起用后于征和三年九月擢升为大鸿胪（征和四年六月又升为丞相）。由于对事件的认识有变，原本以为有过的已经罚了，难以弥补，原本有功的却变成有过。江充已死，武帝后来以事“夷充三族”；
又焚苏文于横桥；领兵与太子作战的丞相刘屈氂，也于次年六月下狱腰斩，妻子枭首。这些都充分表现出武帝心中的悔恨怨毒。而这些心理的变化，最早起于令狐茂和田千秋的上书，应该是在是年八、九月之时。
在此须要特别说明的是：
一则令狐茂上书的时间是在太子逃亡未得之时，否则不会说“令太子久亡”。令狐上书后，武帝只是“感悟”，尚未能完全释疑（八月辛亥捕得太子时，太子已自缢而死）；田千秋上书的时间，则在其后，是时武帝“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寤”；等到“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才确信太子非造反。
二则巫蛊事件是大案，武帝事后必全力尽速彻查，尤其因为其中有大疑情。由于事件牵涉的人、地、事、物都在京城或其周边，调查不会耗时经年。“久之，巫蛊事多不信”的“久之”，估计时间为一个月左右。车千秋第一次上书的时间，应在武帝“上知”之前。若在事件查证清楚，“上知”之后才上书进谏，便无意义，更谈不上有大功了。
三则武帝虽在九月底前已逐渐证实太子非造反，但并未为太子翻案平反（卫太子仍称“戾太子”，死后葬“戾园”），因为这是他自己造成的错误。因此，表面形式的赏罚仍须照做，山阳卒张富昌与新安令史李寿“共得卫太子”，分别封为题（踶）侯与邘侯，仅得八百五十八户与一百五十户，但真正能反应武帝心理变化的赏罚，则在此后。
四则受重赏的主要是田千秋。征和二年（九月？）田千秋第一次上书时的身份是“故高庙寝郎”
，征和三年九月继商丘成为大鸿胪，征和四年六月拜为丞相
，不到二年的时间，即从平民升到丞相。“故高庙寝郎”是平民，只是曾经做过高庙寝郎，还不是皇帝身边的郎官。从平民不能一步跃登九卿之一的大鸿胪，应为迭次超迁，一年后到达，史文简括，未能细列罢了。田千秋体貌甚丽，武帝见而悦之，说：“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
遂者，终也，竟也，即期望田千秋最后成为武帝的左右手；在此之前，中间应有一过程。故“立拜千秋为大鸿胪”的“立拜”恐怕不能如颜师古解为“当其立见而拜之”，这恐怕不是实情。
五则武帝既知太子冤死，心态大变，意在为子报仇，故赏罚倒置，受到重罚的是后来的“夷（江）充三族”，焚苏文于横桥，腰斩刘屈氂，妻子枭首，还有就是早先的欲诛任安。由于诛杀严厉，所以征和四年六月田千秋为丞相后，“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遂二次上书“劝上施恩惠，缓刑罚”。
“连年”治太子狱，不能凭空加罪，至少也要借题发挥，钱官小吏告任安之事应属其一。
第三，诬告与求援。
武帝心理既然转变，那么对任安的受节不应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若是任安肯受节发兵，太子岂不是可免冤死？此时适巧发生一事，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告任安受太子节时曾说：“幸与我其鲜好者。”武帝一听之下，便说：“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
武帝把任安看成“老吏”，认为他坐持两端，以观成败，怀有二心，且恨他不助太子，间接造成太子冤死，所以要处他极刑大辟。
可是，这在任安看来，却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他以为自己受太子节而不发兵，这就等于帮助了丞相，也就帮助了武帝；即使无功，至少无过。现在入狱待刑，纯是由于小吏诬告，并非事实。为死里求生，洗刷冤情，他自然想起了现任中书令、“尊宠任职”的老友司马迁。任安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在武帝面前“推贤进士”一番，也就是设法援救。这是事态自然的演变与合理的推测。
司马迁接到任安来书后，心中十分为难。他知道武帝的心理变化，知道武帝心中怨恨悲痛，意在为子报仇。平时在武帝身侧，已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现时的武帝，更是天威莫测。司马迁知道事已无可挽回，这时若有人强谏，必定又是捋虎须、撄逆鳞，自取灭亡；而以自己隐忍苟活的目的而言，他是决不愿意重遭李陵之祸的。这倒不是他厚李陵而薄任安。论交情，他与李陵“素非相善”“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而他与任安则是老朋友。司马迁心里是痛苦的。八年前，他为一个“素非相善”的李少卿（陵字少卿）仗义执言，结果落得“身残处秽”的下场；现在一位故交老友任少卿来信向他求援，而他却无法拔刀相助！司马迁如何把任安有死无救的消息和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告诉任安，使任安知道答案并谅解自己的痛苦呢？他写了一封悲愤抑郁、荡气回肠、感人至深、流传千古的长信——《报任安书》。以下分三小节分析《报书》的内容、作意与隐衷。
第一，《报书》内容结构。书信长约二千三百字，今分段叙述大意，以明其主旨。
全文分六节：
1.“阙然久不报”（起讫参看本文第二节《报任安书》读本）。首节是答任安之词，以“推贤进士”概括对方来书之意，并说明未能实时回信的因由。
2.“无短长之效”。二节愤己之被刑，说明刑余之人“无短长之效”，此时不能在朝廷上“论列是非”。
3.“少卿所亲见”。三节讲自己遭李陵之祸受腐，“重为天下观笑”，是任安所亲见，我不是不肯救人的人。
4.“隐忍苟活者”。四节讲自己所以自乞腐刑，隐忍苟活，主要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惜其不成”，即为完成《史记》而苟活。
5.“诚已著此书”。五节讲自己发愤著书留名，一旦《史记》完成，就是自己赴死之日，万死不辞。
6.“与私恉剌谬”。末节讲因此你要我“推贤进士”，实在与我的私恉（苟活著史）相违背。此事已定，多言无益，一切是非都只有死后留待后人去评定。
以上从《报书》的内容结构来看，明显是拒绝对方的请求，说明自己隐忍苟活是为了要完成《史记》，不是不想救任安，而是救不了，也不能救。
第二，为何不就死，也不自裁。隐忍苟活，生不如死。但为何不就死或自裁，一死了之，以免此苦此辱呢？司马迁说自己并非怕死，知道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像西伯、李斯、淮阴、彭越、张敖、绛侯、魏其、季布、灌夫等人，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可是等到“罪至罔加”的时候，他们“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连“臧获婢妾”这等微贱之人，在必要的时候都懂得引决自裁，义不受辱，更何况以“忼慨之士”自许、“颇识去就之分”的司马迁？但是，司马迁不能在这时候死去，原因可分三层意思来说。
一是如果现在死去，别人还以为自己是罪有应得，这样死得不明不白，毫无意义。所以他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二是如果现在死去，有何面目去见父母？司马谈遗命著史，现在《史记》未成，更有何面目去向父亲复命？所以他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三是如果现在死去，不但对父亲没有交代，对历史文化也无法交代。《史记》的成否，不仅关系到父亲的遗命，也关系到“天下之史文”。司马迁自觉对历史文化负有责任，他不能“废天下之史文”，这一点要参看《太史公自序》才能明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由以上三点来看，现在不能去死，要把死看得很重，“重于泰山”，不能轻易赴死；否则，这样死去的价值，真要“轻如鸿毛”了。
第三，惜其不成。征和二年，距司马迁为太史令（元封三年）已经有十八年，《史记》已经成形，但尚未成书。何以知之？司马迁自言：“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从这段文字看，全书分五体，百三十篇，结构宗旨已完整；但先列“表”后列“本纪”，与成书后的“本纪”先于“表”不同。故知此时《史记》尚未完成，但规模已具。司马迁因为“惜其不成”，所以才自请宫刑（天汉三年）。等到征和二年写《报书》时，《史记》的写作当近尾声，但还是没有完成；否则不会说“仆诚已著此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诚”是果真，是假设之辞；真要能够让我完成《史记》，虽万死不辞。司马迁同样是因为“惜其不成”而拒绝任安的请求。不是不想救你，而是救不了你，也不能救你；你有是非冤屈，难道李陵没有是非冤屈，我司马迁没有是非冤屈，历史上多少人物没有是非冤屈要论吗？这些都留待后人去论吧！请你谅解我。这就是《报书》全文的主意。“惜其不成”是通篇眼目。
《报书》的作意是回绝任安“推贤进士”的请求，表示自己本来应死却为完成《史记》而自请宫刑，所以《史记》及司马迁不能再为任何人而牺牲。但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走自请宫刑这条路，则司马迁还有他的隐衷。试分析如下：
第一，诬罔罪与自请宫刑。司马迁因李陵案获罪，被判的是诬罔罪，而不是腐刑。《报书》云：“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因为诬上”是指被告犯了“诬上”，即“诬罔”“罔上”之罪；“卒从吏议”是指被定为此罪。“诬罔”罪在汉代是死罪。
方士栾大即是坐诬罔罪腰斩（元鼎五年）。今既已被判死罪，欲求生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赎钱减死一等。依汉代法律，只有死罪才能赎减，需要入钱多少，前后不等。
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从这条法令来看，约需五十万钱。二是改受腐刑减死一等。景帝中元四年有诏：“死罪欲腐者许之。”以后武帝及东汉诸帝都沿用此诏。但司马迁只是俸秩六百石的官，“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又“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则剩下的便只有自请受腐一条路了。这一点极重要，前人姚鼐、赵铭、钱穆等都已讲到，但有些人还是疏忽了，故须特别强调。
第二，“最下腐刑极矣”。受腐则生，但生不如死，司马迁把腐刑看成最大的耻辱。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他将辱分为十等，而认为最下极的辱就是腐刑，所以又说：“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真是一切的耻辱没有比宫刑更甚的了！所以又引自古以来受宫刑的人被人贱视的例子说：“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司马迁心中是以“忼慨之士”自许的，他怎么能够忍受这种自古而耻、“莫不伤气”的奇耻大辱呢？
司马迁最后还是自请宫刑了。受腐之后他所感受到的耻辱，可分三层意思讲。首先，《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般人尚且以毁伤发肤为不孝，何况是去势绝后的腐刑？所以说“诟莫大于宫刑”。受刑之后，司马迁虽然是“尊宠任职”，但他用“刑余之人”“闺阁之臣”“扫除之隶”来自称，说自己是“大质已亏缺”“身残处秽”“在阘茸之中”。其次，古者“刑不上大夫”，为的是鼓励和培养士节，所以说：“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借为‘先’字）也。”太史令是下大夫，受腐不但是“刑上大夫”，而且是“最下”“极矣”之刑，这是何等耻辱。再次，除了上述二层耻辱外，司马迁还有一种愤慨，以为自己为李陵仗义执言，忠而被刑，为善无报，有如他在《伯夷列传》中所说的公正发愤每遇祸的情形。
第三，自救的唯一生路。即使是这样子的耻辱，司马迁还是选择生不如死的腐刑。这不是贪生，而是“所以隐忍苟活，函（臽－陷，或作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私心未尽，文采不表，这都是为了《史记》，他想到历史上的故事，“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以这些例子自镜自励，而悟到必须隐忍苟活，完成《史记》。
完成《史记》的目的有三：一则以《史记》报命。下狱受辱，已是辱了父母的遗体，不能再辱父母的遗志、遗命；所以必须完成《史记》，才能复上父母的丘墓。二则以《史记》立名，并借以雪耻扬先。古人将名看得很重，烈士要“徇名”，闾巷之人要“砥行立名”
，司马迁也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并屡次引孔子的话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可见君子也是重名的。又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可见立名是很难的。司马迁自信，若能完成《史记》的论著，《史记》必能传诸后世，自己也必可因《史记》而立名。司马迁能够立名，做到“行之极也”，才能一洗所受宫刑之耻辱；司马迁能够立名，做到司马谈所说的“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才能光扬祖先，稍赎自己毁伤父母遗体的罪过。三则司马迁出身太史世家，为董仲舒、孔安国弟子，复以接周孔、继《春秋》自期，故唯有完成《史记》，才能不“废天下之史文”，对历史文化作出交代。这样说来，司马迁的“隐忍苟活”，续成《史记》，竟是他自救的唯一生路和寄望。试想，在当时，司马迁除了自请宫刑，还有别的路可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