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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书》的作年，主要有两说：一是赵翼的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说，清人包世臣、王鸣盛、沈钦韩、周寿昌等多主此说，近代程金造、袁传彰等人亦从之。
二是王国维的太始四年（公元前 93 年）说，张鹏一、郑鹤声、李长之、张大可、施丁等人从之。
两说各有理据，往复论辩，愈辨愈细，最后也都坚持己见。笔者在综览各家文字之后，思之再三，亦仍主征和二年十一月之说。试将思辨过程及理由条述如下：
（一）考据应尽量依据确实的数据进行，至少不可违背基本的史实，故应尊重第一手数据。《报书》与《自序》等作者自述文字，在无版本依据及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不应随意怀疑或推翻，以迁就己说；否则，各从己是，治丝益棼，难以客观理性讨论并获致共同结论（不必是最后答案）。
（二）司马迁自言：“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是指在京师为官，侍奉武帝已有二十余年。太史公不应连自己出仕的年数都记错或算错，因此，《报书》的作年必须符合或不违背此一基本事实。太史公何年入仕？根据《自序》所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江，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仲尼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太史公仕为郎中是在漫游归来之后，奉使西征之前。元封元年之前的“西征巴蜀以南”，应是指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但太史公仕为郎中的年代至晚应可再上推一年。王国维根据《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冬武帝曾逾陇“登崆峒”，而太史公于《五帝本纪·赞》中自言“余尝西至崆峒”，认为这是太史公以郎中身份侍从武帝西巡的显证。
施丁认为司马迁始仕郎中，肯定在元狩年间，至迟在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主要证据为《封禅书》末尾讲“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太史公既曾“入寿宫侍祠神语”，而寿宫为元狩五年置，因此断言太史公至迟在元狩五年仕为郎中。
此说有二病：其一，太史公生于建元六年（笔者另有《太史公生年研究评析》稿，太史公生年当以建元六年为是），元狩五年时太史公十八岁，有可能当郎中，但施氏主张太史公生于景帝中五年，则太史公当时已二十八岁，似乎太晚了。其二，这段话是《封禅书》的赞，是太史公总结的评论，虽是以武帝为主，但不只讲武帝，更非只讲寿宫。寿宫是元狩五年置（见《通鉴》），但太史公入寿宫不能必定此年。因为武帝即位后，即“尤好鬼神之祀”，在位数十年，始终好神仙，求长生，立祠祀，候鬼神，欲与神通。故太祝领六祠、八神，而方士所立祠犹不在内。寿宫在甘泉，甘泉是申公对武帝所言“黄帝接万灵”之处，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甘泉宫落成，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置寿宫神君（《通鉴》考定），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从公孙卿言，甘泉作益寿、延寿二观（从《汉志》解，不从梁玉绳说），通天茎台，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可见文成将军少翁虽诛死，而寿宫续存不废，且更增建。武帝常至甘泉，候祠天神，冀益寿延年，并非只到甘泉寿宫一次，故不能据此判定司马迁必于元狩五年仕为郎中。
太史公入仕之年可以早到什么时候？则视对上文的解读而定，短则“有一二年的时间足矣”，长则“假定五年也不为过”。太史公生于建元六年，则二十壮游当为元鼎元年。个人理解，太史公壮游的时间不应少于二年，因为，第一，太史公的壮游不是一般的漫游，而是游历加上游学，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司马谈刻意栽培其子司马迁继承太史的家业，从十岁诵古文到二十岁，司马迁的基础教育已经完成。二十岁后进入一个新阶段，要其爱子游历天下，行万里路，但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基本上以学习为目的，锻炼体魄，增广见闻，把握机会，自由吸收。这与秦皇汉武出巡的动机、条件与限制是不一样的。第二，因为是游学，所以应将“讲业齐鲁之都”特别计算进去。齐鲁两地经济优、文化高，是孔子的故乡、儒者的居地，是汉初学术振兴的重镇。“业”是经书的大版，《国语·周语上》：“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韦昭注：“讲，习也。”讲武即习武。《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注：“讲，习也。”习礼亦称讲。《说文》：“业，大版也。所以饰县钟鼓。”是覆在悬挂钟鼓等乐器上的装饰物；又指筑墙用之大版，见《尔雅·释器》；又指书册之版。《礼记·曲礼上》：“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玄注：“业，谓篇卷也。”是解说，不是正名。故宋翔凤《过庭录·管子识误》云：“古人写书用方版，《尔雅》‘大版谓之业’，故书版亦谓之‘业’。郑训‘业’为‘篇卷’，以今证古也。”又，“业”亦指写字用的业版。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周颂·有瞽》：“至弟子之言习业、讲业，皆谓书所问于版，以备遗忘。盖弟子之有业版，犹人臣之有笏。”因此，“讲业齐鲁之都”表示，司马迁曾在齐鲁两地停留较长久的时间，研习学业，深有所获，所以才会说“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因此，笔者以为保守的估计，司马迁仕为郎中之年不应早于元鼎三年，至晚则为元鼎五年。“二十余年”是多少年？理论上，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皆可适用。实际上，检索《史记》《汉书》中“二十余年”的例子，可考者都在二十三至二十八之间。
《屈贾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张丞相传》“自汉兴孝文二十余年”，核算实为二十八年。从元鼎三年或五年计后二十一年，应为太始三年或征和元年；计后二十三年，应为征和元年或征和三年。因此，依据太史公“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一句，便可知《报书》的作年不得早于太始三年，严格地说，不能早于征和二年。因此，《报书》写于太始元年冬的新说
明显不能成立，而太始四年说尚勉强可列入考虑。
（三）《报书》云：“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此句可证明《报书》必作于十一月，但是年十二月后当有武帝幸雍的记载，才能与《报书》相合。雍在陕西扶风汧县，是武帝郊天、祠畤、休养、打猎之地。甘泉宫亦在此。武帝一生幸雍多次，据施丁考察，武帝“行幸雍”的记录有元光二年冬、六年六月、元狩元年冬十月、元鼎四年冬十月、五年冬十月、元封二年冬十月、四年冬十月、太始四年十二月、征和三年春正月；另据《李将军传》，李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此为元狩五年事；元封六年冬、太初四年冬、太始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天汉二年“还幸回中”，也都曾行幸雍。依上文，《报书》作年无论如何不会早于太始三年，故吾人只需考虑太始四年以后的幸雍纪录。《汉书·武帝本纪》书：“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一般反对征和二年说的人，引此条文字多省去“至安定北地”一句，以突显只有太始四年相合。其实，本纪记事简括，将征和二年十二月幸雍，三年正月至安定北地，约写成“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汉书·武帝纪》说的是具体到达雍地的时间，而《报任安书》说的是迫于要跟随武帝去雍的出发时间，所以二者是完全相合的。”
更何况，“正月”的文字要涵盖到达“至安定北地”的时间。
（四）“会东从上来”是什么意思？《报书》写在“东从上来”之年，一般解为“从武帝还”（《汉书》服注），这是考据的另一线索。问题是“东从上来”是往东（从西向东），还是自东（从东向西）？这要由“当事人所在处所或叙事者立足点”
来决定。譬如，老子出关故事，关尹在函谷关望见紫气而知真人将至，故曰“紫气东来”；但若从洛阳或长安看老子西行，就只能说“紫气西去”了。又譬如李白《公无渡河》诗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此“西来”是指黄河之水，诗人写此诗时已将河水拟人化，欲先来决昆仑再去触龙门，故可如此写。若是诗人站在昆仑观河水来决，便只能说黄河“东来”或“北上”了。
“东从上来”基本上是讲东来，然而司马迁写信的地点，亦即“当事人所在处所或叙事者立足点”，具体在什么地方，却无法断定。即使太史公从武帝还京可被接受，《报书》可写在途中，也可写在还京后，这是无法判定或统一规定的。因此，无法根据此点断定哪一种说法正确；只要无明显违背之处，任何说法都有它的可能。
因为太史公写信地点不明，因此我们判定王国维将“东从上来”解为由东向西的方向不一定不符，他所说的时间却有问题。他根据《汉书·武帝纪》解为“是岁（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将“会从上东来”解为“是岁（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问题是，《报书》虽不必写于太始四年，却必定写于十一月，从“五月还幸建章宫”到十一月约有半年时间，与书信内容“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不合。而且，王国维将“会东从上来”改为“会从上东来”，在版本上没有根据，在文意上也略有区别。
（五）任安卒年与“吾常活之”亦应探讨。太始四年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没有具体说明任安来书的动机和内容，解读《报书》的真正作意是什么。
《报书》篇首称“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恐卒然不可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结尾又说“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首尾都在讲死。据此，任安分明是获死罪且行将就死之人。书信中看不出任何免死、减死的希望，也看不出任何要拯救老友的意图或行动，甚至安慰的话语；任安这次是死定了，结语“要之，死日是非乃定”即包含此意。试问任安因何事获此重罪？又如何能逃过此劫，而活到征和二年呢？
王国维解释说：“当坐他事。”“他事”是何事？全无内容，于史无征。这只是推想。王国维又引武帝在征和二年欲诛任安之前曾说“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认为武帝曾免死任安，“活之”。这样讲也有疑点。首先，《史记》原文是“吾常活之”，王国维引作“吾尝活之”。古书中“常”与“尝”有时相通，但并非一律通用。“尝”是一次，“常”是多次。罪甚“众”与“常”活之相应，在此应是“常”字。把“常”字改为“尝”，于版本无据，在文意上出入颇大。其次，“吾常活之”一句，可从两方面设想。一是此话属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武帝在明白太子冤死的实情后，心存报复，欲诛杀曾与太子对立或未曾帮助太子的大臣，故出此言。若是如此，则太始四年任安的死罪是怎么逃过的？二是此话属实。武帝敢用人、杀人，甚至杀大臣、丞相。司马光写武帝“心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被诛之，无所宽假”
，这是事实，但也不能绝对化。大皇帝喜怒由心，生死一念，天威难测，我们也不好说一定不足信或是褚少孙编造。但任安是当时人物，又是司马迁的故人，他多次免了“当死之罪”，为何《史记》只字未提，甚至在《报书》中也无踪影呢？我们不能说必无此事，但此空白总是太始四年说的一个大缺点。
（六）“曩者辱赐书”与“阙然久不报”亦要探究。相较于太始四年说而言，征和二年说的问题较小，且可以有具体的解说。若《报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其时正在戾太子事件之后，任安已被钱官小吏诬告系狱待罪。据《汉书·武帝纪》，戾太子发兵在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出亡在庚寅（第九日），自杀于湖（县）在八月辛亥。从出亡到自杀，共计二十二日；从发兵到自杀则足足一个月。又据《汉书·武五子传》，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中有言：“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那么，令狐上书的时间应在七月壬午到八月辛亥之间。车（本姓田）千秋两次上书讼太子冤，第一次也应在八月辛亥之后。此时武帝开始有些知道太子是被冤枉的。恰在此时，任安被钱官小吏诬告，武帝因心态转变，将之投狱治罪，当在九月间。
问题是从九月到十一月，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样的时距能不能算“久”？因为《报书》言“阙然久不报”（“久”字，《汉书》无，《文选》有），这样的时距仍在同年之内。按《报书》称“曩者辱赐书”“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是否来书与回信应间隔一年以上？笔者认为并无问题，理由如下：《尔雅·释诂》：“曩者，久也。”《释言》又曰：“曩者，向也。”邢昺《疏》解释为：“自今而道既往，或曰曩，或曰向。”古、往、今、来，都是相对的观念，且是动态关联的。自今以往都是“往”，往日、往年、往世都是“往”，约二个月前左右的时间当然也可以是“往”，写成“曩者”应无不可。
怎样才算“久”？实际上并无一个固定的时间数据，而主要是一种心理感觉，甚至与文化观念有关。生活无目标，无聊混日子，觉得日子难挨，就会想法子“消磨时间”；目标清楚，认真办事，事情老做不完，就会觉得“光阴似箭”；如果生活窘迫，前途渺茫，或困守铁窗，亲友离弃，便会觉得“度日如年”。这些都是主观的感受，由当事人所处的情境来决定。以任安与司马迁书信之事而论，若“推贤进士”只是一般表面的意思，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或许还可以说不算“久”；但若是任安系狱待刑，自认冤屈，欲死里求生，故向老友求救，则他必日夜引颈期盼佳音回报，其心情当如热锅蚂蚁，其感觉应有似度日如年。如此，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实在够“久”，与“曩者辱赐书”及“今少卿抱不测之罪”之间的时间距离也不会冲突。不但如此，如果我们在“曩”与“今”两字之外，再注意到“会东从上来”的“会”（刚好遇到、碰上）字，就会理解到“曩”与“今”之间的事情至少应是同一年之间的事情。相隔一年以上的来信，到现在才要回答，需要用刚好遇到某件事情所以才能回信来解释吗？
（七）注意“故人益州刺史任安”。求援说的真正疑点，在于任安来书的时间。《汉书·司马迁传》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把任安写成“益州刺史”，而不是监北军使者。任安何时为益州刺史？根据《水经注》卷三三“（江水）又东南过犍为武阳县”下注文：“（武阳）县故大夜郎国。汉武帝建元六年开置郡县；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阳。”可知任安至迟在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为益州刺史，任期短则数月，长则九年。
但征和二年戾太子事件时，任安的身份是“监北军使者”。因此，论者以为身份与时间不合，故将任安来书时间提前。袁传璋虽力主《报书》作年为征和二年十一月，但对任安来书时间亦从王国维太始四年说。
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理解，认为可能并不冲突。试申述如下：
第一，《汉书》文字应当属实，特别在无版本异文的情况下，更应予以尊重。问题出在对文字的解读上。
第二，解读文字应注意到许多问题，包括古今文字使用习惯的不同，文字的类别性质，以及个别的情况与特殊需要等，不能完全只就字面作理解。如史书记事简约，每有省略，若逢此例，就不能执着字面理解。举例来说，《汉书·武五子传》记：“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实际上，参看《史记·将相表》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补表“富民侯”栏、《汉书·百官公卿表》，便知车千秋是先拜大鸿胪，再拜丞相，并非一步到位。
第三，假若任安是在征和二年戾太子事件后致书司马迁，则此时正系狱待罪，他的身份已非“监北军使者”，此时用“监北军使者”称呼并不适合，用旧衔“益州刺史”称呼任安反较妥当。若说应加一“故”字，写成“故人故益州刺史任安”，一则不辞，二则古人称呼他人并非如此千篇一律，绝无例外。李广与人田闲饮酒，夜还霸陵亭，霸陵尉呵止，广骑代答“故李将军”。当时李广已赎为庶人，在此场合中，有此必要加一“故”字回答，以明确实身份。但并非所有情况均是如此。
第四，史书中有无不称现职，反称旧衔的事例？有。例如，《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天子问太尉田蚡。”但查《史记·将相表》，田蚡于建元元年为太尉，二年“蚡免太尉，罢太尉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同。但太史公写武帝于建元三年“问太尉田蚡”，仍称旧职官名。因田蚡为太尉，已习知通用，为行文方便，故如此写。又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将军韩说：“以太初三年为游击将军，屯于五原外列城。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卫太子杀之。”《卫将军传》后附传几位裨将，格局分量不同，都只能略写始末。掘蛊太子宫是征和二年事，但未写出年代，此即省文略写；若不明此，单看两句，会误以为是太初三年事。韩说掘蛊太子宫时的身份是“光禄勋”，光禄勋原名“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始改名，典领禁军，掌宫殿门户宿卫，所以才能掘蛊太子宫。《将相表》征和二年栏写“七月壬午，太子发兵杀游击将军说、使者江充”，却将韩说身份写成游击将军。这同样也是以旧衔称呼他。韩说于太初三年便为游击将军，又于天汉四年（公元前 97 年）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因杅将军公孙敖皆击匈奴。他担任游击将军的时间长（最少六年以上），名气响亮、众所皆知；因功升任九卿之一的光禄勋，是事属后起。《将相表》重视将相的结局，故仍以“游击将军”旧衔称呼韩说（其实，韩说当时还有一个“案道侯”的身份，是爵名，见《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龙”栏下；又见《汉书·武帝纪》《武五子传》；据《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韩说为韩嫣弟，先为横海将军，以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同样的情形，若任安于征和二年秋系狱待罪时致书司马迁，史家以“益州刺史”称呼他，不是不合理，也不是不可能的。任安事迹见存的，除《史记》《汉书》的有限记载外，就属曾任益州刺史“城阳武”一事了。
附带说明，上举《卫将军传》与《将相表》两条文字，学者会有不同意见。梁玉绳认为：“为光禄勋以下十四字，后人以征和二年事误入也，当删。”这是臆测无根之言，韩说为光禄勋，不见于他处，这是后人能编造续入的吗？因不合己意，便疑而伪之，进而欲删之，这不是好方法。如果人人如此论学，自然难有真正的对谈并获致合理的结论（不必是最后的答案）。《将相表》也有相同情形，因为牵涉《史记》断限的问题，《将相表》文字的真伪，学者之间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但笔者意见较保守，认为《将相表》基本上不伪，原表写至征和二、三年是合理、可能的。此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来日当有专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