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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书才有《报书》，《报书》见在，任安（字少卿）来书却不见了。《报书》的作年与真意至今尚且有争论，则来书的年月与内容自是不明。虽是不明，但并非不能探究，其线索保留在《报书》中。《报书》开头说任安来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结尾再言“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心剌谬乎？”“推贤进士”四字，首尾相应。可见这八个字，尤其是“推贤进士”四字，应是任安来书之主旨。问题在于这八个字是任安来书的原文，还是太史公总括来书的本意？“推贤进士”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是讳言任安求援之意？清包世臣《复石赣州书》有云：
窃谓“推贤进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太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斥少卿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素非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是故文澜虽壮，而滴水归源，一线相生，字字皆有归著也。
包氏此言是读书百遍、深刻老到的见解，但有不少学者会质疑：一是《报书》内容根本只字未提救援一事；二是任安犯了死罪，向知心朋友求援，却转弯抹角用隐语，这种滑稽嬉戏，绝非司马迁之所为；三是退一步说，“推贤进士”是求援的隐语，那么“慎于接物”四字又从何处落实？四是还有班固说的“责以古贤臣之义”，难道是无的放矢？
以上四个疑点，并非不能解答，试作综合评析如下：
（一）事物都有阴阳、正反、虚实、显隐之两面，文章的写法也不例外。有直接、显白的陈述，也有间接、含蓄、婉转、隐约的表达。故作者的意思，有时“溢于言表”，有时“意在言外”。贾谊《过秦论》，通篇不提“汉”字，但其作意，除了“过秦”外，更重要的是在“讽汉”。
太史公写《货殖列传》讥“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只字未提万乘之天子，但其意实尤在天子患贫，这要参看《平准书》才明白。《河渠书》录武帝《瓠子歌》，看字面“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武帝似乎“闵然有吁神忧民恻怛之意”
，以为太史公录之“即所以予之”
。实则细研之下方知，太史公录《瓠子之诗》非重其文辞，而是欲其自供：“悲”武帝有求仙之心，无恤民之意，以瓠子之决归之天事，致使久不复塞，令民长陷水深之中，而犹于《瓠子诗》中谴神罪人；太史公并非“予之”，实乃讥之也
。当然，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意在言外，或应别求深解，而是要就个别例子做整体考察判断。但太史公已告诉我们，读《史记》者应“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对于这样的作者所写的文字，我们有理由在阅读时不应只从文字表面的意思作单线思考。
（二）不论“推贤进士”四字是否为任安来书原文，如果任安来书只是要司马迁推贤进士，则实在讲不通。
第一，不论《报书》作于何年，太史公写《报书》时，任安已是即将执刑的死刑犯。对于一位即将被处死的老友，不去营救、安慰、鼓励他，却要赶在他死前回答解释他多时以前（不论是数月或数年）的一个建议——推贤进士，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试问任安做何感想？别人可以不懂，太史公为营救李陵含冤下狱时，不也是渴望朋友的帮助吗？结果“交游莫救，（那时任安做了什么？）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是他的隐痛，他体会至深。所以他写《游侠列传》时，对那些“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
的游侠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今故友有大难，不但不积极安慰、解救，反而努力回答跟眼前大难无直接关系的老问题，甚至通篇回信中大部分都谈自己的冤屈，这岂不是太无心肝！这个解法要能讲得通，恐怕吾人对司马迁人格的认识都要为之改观。
第二，如果“推贤进士”只是推贤进士，别无他意，则任安劝太史公推贤进士，实在有些奇怪。
首先，司马迁为李陵“游说”，在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受腐刑在天汉三年（公元前 98 年）；而任安予司马迁书，照时贤说法，早则在天汉三、四年（公元前 98—前 97 年），晚则至太始四年（公元前 93 年）或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
太史公为李陵“游说”，即是“推贤进士”（详见下文第四小节），对一个已经或不久之前（一、二年至八年）曾因“推贤进士”而受“最下”“极矣”之腐刑的朋友，又要力劝他“推贤进士”，试问任安是什么样的朋友，而司马迁还需要就此点为自己辩解吗？任安予迁书若在天汉三、四年，当时太史公新创未愈，且尚未就任或才新任中书令；若在征和二年，则岂不是令他旧创复发？
其次，任安是武帝之亲信，自己亦可推贤进士，何必非司马迁不可。任安与田仁是司马迁青年时的朋友，但两人仕进较太史公略早。两人一文一武，为武帝赏识，用为腹心爪牙。故田仁敢刺举三河太守，下吏诛死。已知任安担任过的职务，以郎中起家后，先为北军护军，后为扬州刺史、益州刺史，末为监北军使者。
西汉京师有南北军，南军由卫尉统领，警戒宫城（宫的内层守卫则由郎中令掌管），宿卫天子；北军由中尉率领屯兵，拱卫京师，奉诏远征。北军是唯一的常备作战部队，其指挥权直接关系皇权的存亡，故皇帝都要直接控制北军，调发北军都要皇帝命将持节才可。任安先任北军“护军”，监临诸将，督察奸宄；后任监北军“使者”，为皇帝派驻北军的代表，是北军的监军，有权决定是否发兵。这都是被皇帝视为亲信心腹者才能担任的职务。
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部置刺史一人，职掌监察，以六条问事。武帝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任安作为益州或扬州刺史，有向朝廷“奏幽隐奇士”的职责。而且，刺史每年“岁尽诣京都奏事”述职，有面圣上达之机会。由此观之，任安是武帝之亲信，职责所在，自有推贤进士之路，何必以此责备司马迁？而且褚少孙评任安“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崇”
。显然，任安在戾太子事件之前，一直是仕途得意，一帆风顺的，他自己推贤进士的资格与机会都应比司马迁强。若说要借重太史公当时为中书令，“尊宠任职”，说话有力，则需考虑到：一则太史公为中书令在天汉四年或太始元年初（司马迁自请宫刑，仅能减死一等，仍系狱中；据《汉书·武帝纪》，武帝于天汉四年夏五月赦天下，司马迁方能出狱。故其任中书令之时应在天汉四年末至太始元年初。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置于太始元年），则主张任安予迁书在天汉三、四年（公元前 98 年—前 97 年）的说法，因当时太史公尚未为中书令，便站不住。二则若任安予迁书在太始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则参考上文新创未愈，旧创复发的顾虑，亦不合情理。若说任安热衷仕途，想引司马迁为奥援，推任安之“贤”，进任安之士，则对方目前已是即将就死之人，除非事涉援救，否则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岂不是时机不当，毫无意义，甚且滑稽？
第三，如果说“推贤进士”是臣子的责任，即使司马迁曾为此遭刑受辱，也不可因私废公，应勇敢继续牺牲奉献，所以任安才不避嫌疑，力劝太史公继续推贤。但这样说还是不通。因为照此说法，推贤进士是公事或公义，不是臣子的私事或私情。然而太史公《报书》中为何要说“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把它讲成个人的“私恨”呢？太史公为李陵辩护受腐，自觉冤屈，现在任安即将处死，太史公不问原因，不管曲直，不做安慰，更不营救，却将不执行任安过去的一个建议或请求，当作受刑人死前的一个“私恨”来认真回答。真是太奇怪了！
（三）“责以古贤臣之义”非无的放矢。“贤臣”一词，在古籍中不时出现，但怎样才算是“贤臣”，并无明确定义。一般讲，五帝三王都有贤臣，夏之皋陶，殷之三仁，周之散宜生、南宫括以及春秋之贤大夫如楚屈原、卫蘧伯玉、晋叔向、虞百里奚、齐管仲和晏婴等都是。司马迁在《管晏列传·赞》中明白指管仲是“世所谓贤臣”，并说“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其管仲之谓乎！”借此引申，贤臣表现出来的积极面是“将顺其美”，要成全国君的仁心德意，一定会为国举才，不嫉贤、蔽贤而进贤，此即“推贤进士”。另一表现出来的消极面是“匡救其恶”，国君是非不明，赏罚失当，贤臣一定会忠言逆耳，谏诤补过。东汉王褒（子渊）《圣主得贤臣颂》云：“及其（贤臣）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则见听。”其中所讲贤臣的两个主要工作“运筹”（运筹是军国大事的谋划计算，包括用人任贤在内）与“谏诤”，即与此相合。基于以上对“贤臣之义”的理解，如果任安自认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系罪冤屈，而希望故友帮他俟机进言，在皇帝面前讲真话、好话，在致书时含蓄的“责以古贤臣之义”，应在情理之中，不能说是“无的放矢”。
（四）“推贤进士”可以有求援之意。假若任安来书只是劝司马迁推贤进士，试问：如何推贤？如何进士？这不外乎称扬自己心中所认定的“贤”“士”之德、智、仁、勇等，给予正面的评价，希望获得人主的重视与任用。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司马迁在任安来书之前，已经做过推贤进士的事。李陵以五千步兵敌匈奴一国之师，最后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陷败”，汉廷上的“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司马迁“私心痛之”。为援救李陵，司马迁在武帝召问时“推言陵之功”，认为李陵“自奇士”“有国士之风”“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当时尚未降），但“所杀过当”“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他不是投降，而是“欲得其当而报于汉”。请问这是不是“推贤”？这是不是“进士”？司马迁既然曾经“推贤进士”，并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则任安岂能“责”以不“推贤进士”？司马迁救援李陵时采用的方式是推贤进士，则任安若曾不止一次犯过死罪，并一度期望太史公救援，帮他解释说好话，则仍然逃不脱“推贤进士”四字。故“推贤进士”四字，单独看，不会有求援的意思；放在特定时空的人事背景中去看，则可以有求援的意思。是与不是，须要个案考察。以任安的案例来讲，很有可能，而非绝无可能。
原因之一，任安可能不止一次罹犯死罪。自认冤屈，死里求生，希望亲友仗义执言、以财解困、探视安慰等，是人之常情。太史公下狱时不也是为“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感到心伤吗？原因之二，《报书》不仅两次讲到“推贤进士”，也两次讲到“是非”短长的问题。“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又于书信末尾说“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可见任安来书所言之事，是有“是非”的。“论列是非”就要道短说长，而太史公已自认“无短长之效”了。若只是推贤进士，则用人用其长，推进贤士之时，只讲长处或以长处为主便好，论“高下”便好，何必要论列“是非”“短长”（道短说长即是非）？从再言“嗟乎”与“尚何言哉”的语气来看，这事是大有是非的。任安既曾身陷死罪，卷入是非，则《报书》中的“推贤进士”四字的意涵，便不能被认为绝无“求援”的可能，而只作单线思考，认为只是文字表面的意思，那太简单武断了。
（五）“慎于接物”四字在“推贤进士”之前，但八字中应以“推贤进士”为主，“慎于接物”是次要的引句。“慎于接物”是指在人事的应接处理上要谨慎小心，以免出错惹祸。谨慎小心什么？言行是也。《易·系辞上传》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处乱世、涉艰危时，尤其如此。多言贾祸，一言丧邦；一棋失着，满盘皆输。司马迁见义勇为，打抱不平，帮李陵讲话，结果落得下吏受腐的下场，此即祸从口出，多言贾祸，未能“慎于接物”。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一言一行均当谨慎小心，临深履薄，戒慎恐惧，否则后果难料。戾太子事件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掌握京城军队。戾太子召任安，以节令与任安欲其发兵助己，任安却“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既不助太子，亦不助丞相。此其处大事，应巨变，不可谓不知谨慎、不能达变，故太子败逃之后，武帝认为“详（佯）邪”而原谅他；但他最后仍因笞辱钱官小吏，被小吏诬告太子反时曾言“幸与我鲜好者”
，因而下吏诛死。这也可说是未能“慎于接物”。此次任安来书或许不必是求援，但此四字或八字若出现在任安下吏待死之后的书信文字中，便很可能是求援的意思，而不能看成只有“推贤进士”一种意思。因此，“慎于接物”可以说是任安与司马迁的共同经验，可以说是一种相互提醒、自我辩解与求援的话语。高等人说话文雅含蓄，间接婉转，给人留情面，自己也站稳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