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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书》的记载，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出任中书令，而且是“尊宠任职”
。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
，其职务就是把皇帝的命令下达给尚书，又把尚书的奏事转呈皇帝。中书令虽然只有千石的俸禄，但比起六百石俸禄，为主上“倡优畜之”
的太史令，职权却是大得多。这一方面固然是武帝爱惜司马迁的才干，一方面也可能是武帝后来后悔对李陵案的处置，并了解到司马迁的忠诚。但无论武帝对司马迁怎样“尊宠任职”，在司马迁看来，他已经变成“闺阁之臣”“扫除之隶”
，根本无心领略这种尊宠了。他心中所有的只是深沉的愤慨和耻辱，他形容自己受刑后的感觉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又说“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是心痛如绞和失魂落魄兼而有之，可是又在痛苦和迷惘中透出警惕与惊醒。他的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七年后给任安写回信的时候，仍是如此。任安是第三位和司马迁最有关系的人物，他本身对司马迁并无巨大的影响，可是他的书信曾经一度撞击司马迁的心灵，使得司马迁倾吐自己多年来隐藏的心声，并留下了一封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书信——《报任安书》。
关于戾太子事件的首尾曲折，我们必须参看《史记·田叔列传》末褚先生的《补记》，《汉书》的《公孙贺传》《江充传》《武五子戾太子传》《刘屈氂传》，以及荀悦《前汉纪》的有关记载，才能明白。武帝末年，戾太子（卫太子据）生母卫后宠衰，江充用事。江充与戾太子及卫后家有隙，恐怕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正巧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巫蛊祸起，武帝年老多病，怀疑左右用蛊道诅咒他，就命江充穷治蛊道。江充因此乘机为奸，便说宫中有蛊气。于是武帝就派按道史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治蛊。江充进入太子宫内，掘出了几个桐木人。这时武帝在甘泉（今陕西淳化县西北）避暑养病，皇后和家吏请问都不得回报。太子觉得情形可疑，又恨江充跋扈、专门离异他人父子骨肉，就派人收捕江充，并且发中厩车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召集百官，告以帝卧病甘泉，江充等谋反。太子亲自临斩江充，发兵入丞相府。武帝听信逃回来的章赣和苏文的报告，以为太平谋反，就令丞相刘屈氂发兵交战，自己又从甘泉力疾回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以表示太子说他卧病甘泉并非事实。太子在发兵部署的时候，曾经持节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命他发兵助战，可是任安“受节已，闭城门，不肯应太子”
。后来太子和丞相的军队在城中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
。太子兵败，从覆盎门（长安城南门，又名杜门）逃出，逃到长安东面的湖地，藏匿在泉鸠里。不久，被人发觉，主人格斗死，太子也闭户自经而死（征和二年八月辛亥）。
程金造分析武帝对戾太子事件的处置和反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武帝以为太子谋反。因此，武帝从甘泉回建章宫后，立即诛死放走太子的城门司直田仁；同时又“切责”阻止丞相立斩田仁的御史大夫暴胜之，使得暴胜之皇恐自杀。回到长安以后，又赏赐那些系捕太子的人，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将那些随从太子或为太子而战的人都治以重罪。至于任安，武帝“以为任安为佯邪，不传事，可也”
。这表示武帝对任安的权变，并不责怪。第二阶段，武帝理解到太子是被迫发兵，太子的死是冤枉的。就在武帝治罪太子党羽的时候，有一个壶关三老令狐茂
上书说：太子是受困于奸臣江充，不能自明，冤结在心，因此，忿而发兵，诛杀江充，“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
，接着高庙令田千秋（即车千秋）也上书讼太子冤。武帝这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太子是君嗣，焉能造反？子盗父兵，并无他意。于是立刻擢升田千秋为大鸿胪，又很快地升为丞相。江充已死，但后来又以事“夷充三族”
，焚苏文于横桥。领兵与太子作战的丞相刘屈氂，也于次年六月下狱腰斩，妻子枭首。武帝又深怜太子无罪而死，“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
，希望能够一望太子魂魄之归。这些都充分表现出武帝心中的怨毒悔恨，而这些心理的变化，起于令狐茂和田千秋的上书，应该在是年的九、十月之间
。武帝心理既然转变，那么对于任安的“受节不应”，自然又有了别的看法。
任安在戾太子事件后不久，大约被任为益州刺史
，还未就任的时候，适巧发生了一件事情。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告任安受太子节时说：“幸与我其鲜好者。”武帝一听之下，便说：“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
武帝把任安看成“老吏”，心中恨他不帮助太子，坐持两端，以观成败，怀有二心，要处他极刑大辟。可是在任安看来，自己是冤枉的；他以为自己受太子节而不发兵，这就等于帮助了丞相，也就帮助了武帝，即使无功，也并无过，现在入狱待刑，纯是由于小吏诬告，并非事实。他自然地想起了现任中书令、“尊宠任职”的老友司马迁，就写信给他，要他在武帝面前“推贤进士”一番，也就是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任安的信后，心里很是为难，他了解武帝的心理变化，知道武帝现在是怨恨悲痛，意在为子报仇。平时在武帝身侧，已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现时的武帝，则更是“天威莫测”。司马迁知道事已无可挽回，这时若有人强谏，必定又是捋虎须、撄逆鳞；而以自己隐忍苟活的目的而言，他是决不愿再遭第二次李陵之祸的。这倒不是他厚李陵而薄任安，论交情，他与李陵“素非相善”“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
。而他与任安则是老朋友
。司马迁心里是痛苦的，八年前他为一个“素非相善”的李少卿（陵字少卿）仗义执言，结果落得“身残处秽”的下场；现在一位故交老友任少卿（安亦字少卿）来信向他求援，而他却无法拔刀相助。司马迁如何把任安有死无救的消息和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告诉任安，使任安知道答案并谅解自己的苦衷呢？他写了一封悲愤抑郁的长信——《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十一月
。司马迁先以“推贤进士”四字约括任安来书求援之意，然后表明自己是“大质已亏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对于救援他的事情必是“欲益反损”“无所短长之效”
。况且自己以前连李陵尚且救援，岂有不肯帮助老友的道理？只是自从遭李陵之祸后，所以隐忍苟活者，完全是为了《史记》未完成的缘故。现今《史记》仍未完成，他无能也不能再为任安“论列是非”了。可是，任安在十二月就要处刑（涉旬月，迫季冬），司马迁若再不给他回信，剖白事理，则任安可能死不瞑目、抱恨而终。所以他说：“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愤无穷。”
为了让任安了解自己的处境和心情，司马迁在这封书信里，大部分都是讲自己遭祸、受刑的经过以及忍辱、苟活的体验。以下再进一步分析司马迁这封《报书》的内容和言外之意。
首先，我们分析司马迁对自己遭祸受刑所感受的耻辱，这可分三层意思说。第一，《孝经》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般人尚且以毁伤发肤即是不孝，何况是去势绝后的腐刑？所以，司马迁说“诟莫大于宫刑”，自己在受刑后虽然是“尊宠任职”，但他却用“刑余之人”“闺阁之臣”“扫除之隶”来称呼自己，说自己是“大质已亏缺”“身残处秽”“在阘茸之中”。第二，古者“刑不上大夫”，为的是鼓励和培养士节，所以说：“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借为先字）也。”
司马迁为太史令，秩六百石，属下大夫，不但是刑上大夫，而且是受了“最下”“极矣”的宫刑。第三，除了上述两层耻辱之外，司马迁还有一种愤慨，以为自己为李陵仗义执言，忠而被刑，为善无报，有如他在《伯夷列传》中所说的公正发愤每遇祸的情形。
其次，我们分析司马迁何以不就死，也不自裁？司马迁看到历史上的有名人物，像西伯、李斯、淮阴、彭越、张敖、绛侯、魏其、季布、灌夫等人，都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可是等到“罪至罔加”的时候，他们“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又说自己“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连“臧获婢妾”这等微贱之人，在必要的时候都懂得引决自裁，义不受辱，更何况以“慷慨之士”自许、“颇识去就之分”的司马迁？但是，司马迁不能在这时候死去，其原因也可分三层意思来说。第一，如果现在死去，别人还以为自己是罪有应得，这样死得不明不白，毫无意义。所以他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第二，如果现在死去，有何面目去见父母？司马谈遗命著史，现在《史记》未成，更有何面目去向父亲复命？所以他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第三，如果现在死去，不但对父亲没有交代，对历史文化也无交代。史记的成否，不仅关系到父亲的遗命，也关系到“天下之史文”。司马迁自觉对历史文化负有责任，他不能“废天下之史文”。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由以上三点来看，如果司马迁在这时候死去，这显然是“轻于鸿毛”。所以他选择了宫刑，而且是“就极刑而无愠色”。
司马迁既然不能在这时候死去，那么他就必须隐忍苟活下去，但是他的苟活并不是偷生，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私心未尽，文采未表，这都是为了《史记》。他想到历史上的故事，“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他以这些例子自镜自励，他必须隐忍苟活，完成《史记》。而完成《史记》的目的有二：第一是以《史记》报命。司马迁以为自己下狱受刑，已是辱了父母的遗体，不能再辱父母的遗志、遗命，所以必须完成《史记》才能复上父母的丘墓。第二是以《史记》立名，并借以雪耻和扬先。古人都把名看得很重，烈士要“徇名”，闾巷之人要“砥行立名”
。司马迁也说：“立名者，行之极也。”
他又屡次引孔子的话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可见君子也是重名的。又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可见立名是很难的。可是，司马迁自信若能完成《史记》的述作，则《史记》必能传诸后世，自己也必可因《史记》而立名。司马迁能够立名，则是做到“行之极也”，才能一洗所受宫刑的耻辱；司马迁能够立名，则是做到司马谈所说“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才能光扬祖先，稍赎自己毁伤父母形体的罪过。这样说来，司马迁的隐忍苟活、续成《史记》，乃是他自救的唯一生路和寄望。
分析到此，司马迁的言外之意也可知道了。包世臣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实缘自被刑之后，所以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
司马迁还是司马迁，但有些事他已经不能自己作主，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献与《史记》的述作。为了老友，司马迁可以为任安效死；为了《史记》，司马迁必须保护自己的生命，《史记》不能为任安而牺牲，也不能为任何人牺牲。司马迁既有此决心和觉悟，所以当任安要他在武帝面前“推贤进士”“论列是非”时，他衡量情势，爱莫能助，只有在《报书》末尾安慰任安说：“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这是表示生前想论列是非，已经无望，只有留待死后。而且，任安下狱有冤要论列，难道司马迁的被刑、李陵的败降，以及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人事，便无是非要论列了吗？司马迁似是在说：你我等人的是非，生前都无法论列，只有留待后人去论列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共的。这时的司马迁，可以说已超越了个人的痛苦和不平，而和任安、李陵以及古往今来许许多多人物的痛苦和不平相结合。他要“述往事，思来者”
，他要在历史中论列是非，并留给后人去评判。
任安终于被诛死（腰斩），司马迁则最后完成了他的《史记》，虽然我们无法确知是在哪一年完成的。但《史记》的写作是在以上所说司马迁这样的心境之下完成的，其中实贯注有司马迁的感情、思想和生命。因此，《史记》的去取、编次、述事、论断，往往和司马迁个人的遭际感慨有关，“或悲古以伤今，或称人以见志，或本隐以之显，或推见而至隐者”
，随处多有。在今天看来，《史记》仍是一部有生命的书，它绝不是仅凭章句训诂的讲读，历史故实的考证或文章神韵的玩索所能了解的，这是后人研读《史记》所不可不知者。
本文为拙著《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之第二章，写于 1972 年冬。篇中以《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并采包慎言说，以《报书》中“推贤进士”一语为约括任安来书求援之意，加以引申发挥。此意与 1973 年夏《联合报》上所载魏子云（《〈报任安书〉的问题》不同意“求援”之说；6 月 13、14 日）、王保穗（《也谈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年代问题》以《报书》作于征和四年；6 月 29 日）、于大成（《〈报任安书〉“东从上来”解》也反对“求援”之说；7 月 3 日）三位先生之说不同。作者自信本篇论证多有三位先生未及发明之处，今不复一一辩难，直录旧文。读者径读本文，自得其意，若取与前述三文互校，亦能自见其是非也。
*原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74 年 10 月第 2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