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陵与司马迁

第二位和司马迁最有关系的人物是李陵，但从司马谈死到李陵案发生，中间还经过了十一年（元封元年至天汉二年，公元前 110—前 99 年），在这十一年间，司马迁参加了封禅大典，那是在与司马谈诀别后，因赴泰山武帝行在报命而参加的。元封三年四月，武帝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司马迁也“从负薪塞宣房” 。元封三年，司马迁果如司马谈所料，继任为太史令，并遵照遗命“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准备著史，这年司马迁是三十八岁。以后几年，司马迁以太史令的身份，应当都随从武帝巡行天下，礼祠名山大川，借机纵览山川形势、考察风俗物产、探访故老遗迹、采集民间传说，以为作史的凭借。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司马迁与壶遂、公孙卿、唐都等数十人定律历，从此汉朝改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夏历的基础。从太初元年起又经五年，才有李陵事件；此事几乎断送了司马迁的生命和事业，必须从头说起。

关于李陵案的前后原委，《史记》的记载颇为简略，必须参照《汉书》的记载才能明白。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归来，威震四夷，武帝想借此余威再定匈奴，遂下诏引《春秋》之义欲挞伐匈奴。 这时，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畏惧汉军来袭，假装与汉和好，送回被扣留的汉使，并卑辞遣使来献。武帝信以为真，遂于天汉元年派遣中郎将苏武等人持节送回被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并厚赂单于，答其善意。苏武等人到了匈奴之后，单于骄慢，非如汉之所想。而苏武又牵涉匈奴内部的一次变乱，自杀未成，反被救活并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去牧羊。消息传来，武帝遂于天汉二年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并召骑都尉李陵前来替贰师将军负责辎重。

李陵是李广之孙、李当户的遗腹子，曾经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两千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返。这时他在酒泉张掖教射丹阳楚人五千人以屯卫胡，正图有所表现，自然不愿为贰师牛后、管理辎重。于是李陵就在武帝召见的时候，叩请率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自当一队，前往兰干山南以分散单于的兵力，减轻贰师的压力。武帝说发兵已多，再也分不出骑兵给李陵，李陵答说不用骑兵，愿以寡敌众，以步兵五千人直捣单于庭。武帝壮而许之，并且诏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路上接应李陵。但路博德从前是伏波将军，曾经伐破越南，也羞于做李陵的牛后，就上书奏言：现在是匈奴秋高马肥的时候，不如等到来春和李陵各率酒泉张掖骑五千人，到东西浚稽山去夹击匈奴，这样一定可以大有斩获。武帝读此奏书大怒，怀疑李陵后悔不欲出兵，请托路博德如此上书，于是下令路博德即刻出兵西河，又命李陵于九月出遮虏障到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观测敌情，如无所见，即回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石兰计狼山山口西北）休养士卒，并立即以驿骑报告；前此和路博德作何言语，也要具以书对。李陵于是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抵达浚稽山下安营，沿途画下所经过的山川地形，派麾下骑陈步乐返报武帝。武帝听陈步乐说李陵能得士死力，很是高兴，就拜步乐为郎。可是陈步乐走后不久，李陵即和单于遭遇，并发生惨烈的战斗，《汉书·李陵传》对此战斗的始末，有非常动人的记载：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

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米，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李陵败降处，去边塞仅百余里，军士有四百余人逃归，边塞即刻报闻。武帝原欲李陵死战，李陵未败前，曾招李陵的母亲和妻子来，让相士给她们相面，并无死丧的气色。后来边塞报知李陵败阵，武帝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畏罪自杀。武帝又问群臣，群臣忧惧，不知所出，都怪罪李陵，没有一人为他说好话。这时，武帝“食不甘味，听朝不怡” ，遂又问太史令司马迁的意见。

司马迁冷眼旁观事件的发展，心中倒是有些看法。首先，他见李陵未败没时，有使者来报军情，“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一片奉承阿谀；等过了几日，李陵败降的消息传到，武帝震怒，“群臣皆罪陵”，大家又都落井下石。司马迁对此，心中非常不满。他说：“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圣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他把李陵看作赴公家之难的“人臣”，而把公卿王侯群臣等看作“全躯保妻子之臣”，难怪他要对这种世态人情表示“私心痛之”了。其次，司马迁对李陵平素的为人，异常敬佩。他说：“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他把李陵看作“奇士”“有国士之风”。再次，司马迁对于李陵的苦战而败，是深具同情的。李陵提步卒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这种胆气，足以令人惊佩。他以为李陵的失败是由于以寡敌众及无后援。单于“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李陵以五千步卒如何能敌得过单于的八万精骑？更何况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 呢？司马迁既有这种看法，所以当武帝询问他的意见的时候，他就本着一己的“款款之愚”和“拳拳之忠”，向武帝准言以下三点：第一，李陵平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够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这是颂扬李陵。第二，李陵的败降，并非真的投降，而是“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 。即要找一个适当的机会立功归来，这是一面替李陵开脱，一面安慰武帝。第三，李陵败降，事已无可奈何，但是李陵以五千步卒敌单于八万精骑，杀伤敌骑万人，使得“旃裘之君长咸震怖” ，那么李陵所立的功劳，“亦足以暴于天下” 了。李陵败降，武帝以为大失颜面，所以司马迁以李陵的摧败之功来安慰武帝。

司马迁以上的进言，本意是要宽一宽武帝的心，挡一挡毁谤李陵的话。哪知武帝听完司马迁的话以后，大为震怒，以为司马迁“欲沮贰师，为李陵游说” 。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爱幸的李夫人的哥哥，武帝前此命李广利率军征大宛和此次出师伐匈奴，都有一个私心在，就是给予机会立功封侯。但是，李广利征大宛，费时四年，前后出动二十几万人，所得的战果不过是几千善马；这次伐匈奴，李陵与单于相值，转战千里，而李广利又少功。现在司马迁颂扬李陵，武帝意怀猜忌，敏感地以为是在毁坏贰师，而毁坏贰师正隐隐刺痛武帝的心。于是武帝一怒之下，就把司马迁交付理官，要判他“诬罔”之罪。“诬罔”之罪是死罪，和方士栾大所判的罪相同，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栾大即是坐诬罔罪腰斩的 。

司马迁既被判了死罪，难道就非死不可，一无生路了吗？不是的，还有两条生路。第一条是赎钱减死一等。依照汉朝的法律，只有死罪才能赎免，需要入钱多少，前后不等。 依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这条法令看来，大约司马迁这时也需要五十万钱左右才能赎死。第二条是改受腐刑减死一等。景帝中元四年有诏“死罪欲腐者许之” 。以后武帝及东汉诸帝都沿用此诏 。

这两条生路，司马迁愿意做何选择呢？第一条生路需要五十万钱左右，这个数目对一个俸秩六百石的太史令来说，确实是太大了，司马迁是拿不出的，所以他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 。那么请朋友帮忙吧，可是“交游莫救视”，甚至“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连替他说几句话的人都没有；大约众人已经看到他仗义执言的下场，谁也不愿意去婴武帝的逆鳞了。 第一条生路既然走不通，那么就接受腐刑以贪生吧，可是司马迁却视腐刑为莫大的耻辱！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朝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夹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他把辱分为十等，而认为最下极耻的就是腐刑，所以又说“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真是没有比宫刑更甚的耻辱了！又引自古以来受宫刑者被人贱视的例子说：“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赵谈）参乘，袁丝（袁盎）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 司马迁心中是以“慷慨之士”自许的，他怎么能够忍受这种自古而耻、“莫不伤气”的耻辱呢？

司马迁既无钱可以赎死，又不愿意接受自己认为是奇耻大辱的宫刑，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了——自裁。这一点司马迁是想到的，汉人自尽的先例不少，以“慷慨之士”自许的司马迁，也当不难引刀成一快的。可是，司马迁在经过苦思深虑之后，决定自己不能自尽。这倒不是他怕死，而是他不能死。《史记》尚未完成，他必须活下去，他有不得已的苦衷，这苦衷要到七年后他给老友任安回信的时候，才尽情地宣泄出来。为了这个苦衷，司马迁甘心下蚕室，并且是“就极刑而无愠色” 。我们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司马迁被判的是“诬罔”的死罪，去势的宫刑是司马迁自请的 ，并且这一年应是天汉三年 ，也就是李陵败降的次年。

司马迁本于“款款之愚”和“拳拳之忠”的一番进言，换来的却是奇耻大辱的宫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司马迁的进言并非“愚”，而是确有见识。第一个证验是，武帝后来后悔李陵以无救败亡，就派人慰问逃归的李陵部下，并于天汉四年春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公孙敖出师不利，无功而还，向武帝报告说捉得的俘虏说李陵在教单于练兵，防备汉军，所以无所得而返。武帝听信此言，就下令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子都杀了。以后证实教匈奴为兵的是李绪而非李陵，而李陵痛全家因李绪而被诛，就派人刺杀了李绪。 太始元年（公元前 96年）公孙敖被武帝以“亡士多”的罪名下吏腰斩 ，也许就是武帝悔恨误信他的报告而族李陵家的一种表示。另一方面，武帝所宠爱的李广利，却于征和三年（公元前 90 年）兵败，投降匈奴，为单于所杀 。

第二个证验是宣帝即位后，霍光、上官桀辅政，二人原与李陵相好，就派李陵的故友任立政等人到匈奴去招李陵归来，并许以富贵。李陵说：“归易耳，恐再辱，奈何！”任立政再劝时，李陵又说：“丈夫不能再辱。” 终未归汉。如果不是武帝误信传言，族李陵家，断了李陵的归心，那么，李陵很可能是要归来的。

第三个证验是，苏武在匈奴持节二十年不降，临归汉前，李陵置酒贺他，并剖白自己的心迹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又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又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泣下数行，遂与苏武诀别。这真是一幕悲壮苍凉的场面，在生离死别、一荣一辱的情景下，李陵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他本是要忍辱一时，效法曹沫于柯之盟劫齐桓公的，但是武帝收族了他家，使他再也无心反顾了。而这原先的李陵之心，则正如司马迁向武帝所解释者。苏武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春回到京师，两人的诀别当在五年末或六年初，这事武帝自是不知道，恐怕司马迁也无从知道了。 ConZ2217Jgbqo6gDuuCrA3ieO53YlwZaLNyWrLW/khm5q/YgtkASqsBtBTKOf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