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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是要为司马迁立传，而是要探究与司马迁的肉体生命、精神生命最有关系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人经事纬的探讨，来窥测司马迁的人格和心灵。以司马迁的出生和经历，他识人自多，但对他一生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则不过二三人。第一位影响司马迁最大的人是他的父亲司马谈，而司马谈影响司马迁最深的事则是司马谈之死。
首先，我们要问：司马谈是怎么死的？
司马迁对这件事的记述十分简短，他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是岁”是指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也就是汉武帝初行封禅的那一年。司马谈当然是病死的，但他是“留滞周南”以后才生病，并不是先生病而后“留滞周南”。在“不得与从事”与“发愤且卒”的上下文间，有一个“故”字；换言之，是不得参加封禅才“发愤且卒”，而不是先有病而不得参加封禅才死去的。因此在“不得与从事”上只说“留滞周南”，并未说“病滞”。可见司马谈的病死，另有隐情。
封禅是武帝时代的大事，也是汉朝开国以来期待已久的大典。司马谈对此一代大典的准备工作，曾有贡献。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司马谈曾与祠官宽舒及有司议立嗣后土的典礼；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司马谈又与祠官宽舒等议立太（泰）畤坛的典礼。
这两件事都仅在封禅之前两三年实行，乃是正式封禅的序幕。因此，当元封元年实行封禅的时候，以司马谈前此议立之功而言，应该随从前往，始终其事。以太史令的职务而言，司马谈也应该随从前往，以便“奏良日及时节禁忌”。以封禅为有汉一代大典而言，司马谈既然躬逢其时，也必定想随从前往，所以等到“不得从行”的时候，才自叹：“是命也夫！命也夫！”
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司马谈都是要去和想去的，而终于不能去，这是什么缘故？这和他的观念与现实的冲突有关。
封禅是旷代大典，它有它的实行条件。《封禅书》的开头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可见帝王须受命、功至、德洽、暇给才得封禅，四者缺一不可。衡诸汉代，高祖受命、成功而德未洽，文帝德洽而有不暇给，到武帝元封时，汉家开国已近百年，受命、功至、德洽而且有暇给了，正好符合封禅的实行条件。那么，封禅的实行意义又是什么呢？综合对各项材料的理解看来，封禅的意义有三：一者告代，易姓而王者必先受命，受命而王者必须报命告代。二者报功，帝王荷天命，理群生，到了德洽、暇给的地步，必须告太平于天。
三者追本，太平功业之成，固由人力，亦本天功，所以除了报天地之功，还要报群神之功。因此，帝王要“追本诸神名山大川”，要“万灵罔不禋祀”
。而告代、报功、追本三者归根结底，其意义不过是“登封告成，为民报德”
。所以，光武帝建元三十二年欲行封禅时，梁松上疏，“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
。若从这个观点考察，则武帝的封禅，虽然合乎封禅的实行条件，却不合乎封禅的实行意义。
武帝把封禅当作求仙人不死之术，他心中羡想的对象是黄帝。方士说黄帝由封禅而“仙登天”，于是武帝就叹息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
为达此目的，武帝一方面先后宠信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一方面借用儒生议封禅仪礼。但是，封禅用希，“其仪阙然湮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
。群儒只有“釆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武帝乃命诸儒习射牛。诸儒草封禅仪数年不成，武帝又问诸儒封禅事，诸儒对者有五十余人，不能有所定，武帝最后采用兒宽的建议，“乃自制仪，釆儒术以文焉”
。武帝又把根据方士所说而作的封禅祀器拿给群儒看，群儒或说不与古同，徐偃又说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武帝绌徐偃、周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最后，武帝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封禅巡狩去了。由此可见，群儒和方士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而最后武帝所采行的都是方士的意见，无论是封禅的目的、仪式和祠器，都是按照方士的规划进行；可以说武帝和方士是站在一边的。
在此情况下，司马谈的态度和立场是什么呢？我们并无直接的材料可以作依据，但可以间接推测出来。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他的思想见于《论六家要旨》。《论六家要旨》是以论治的观点来论学的，其中最为尊崇的是道家，批驳最烈的是儒家。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无为而无不为”，大道主要在“去健羡，绌聪明”；又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最后说“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这根本就是针对武帝改黄老行儒术而发的。不能确定《论六家要旨》是否作于行封禅之时，但可以相信武帝行封禅之时司马谈仍保有这种思想。依此思想以观武帝，则武帝推行儒术的动机与做法，分明是多“健羡”“形神骚动”而精神不专一，其封禅正是他“内多欲而外饰以仁义”
的一种表现。司马谈既掌天官，又以不能参加封禅为恨，当不是反对告代、报功、追本以为万民的封禅。但对武帝以致怪物与神通来比德于九皇，名为敬鬼神之祀、实则求登天之阶的这种封禅，必不会赞同。群儒的被绌，只是由于他们在封禅的仪式与祠器上和武帝的意见不一样，并未闻他们之中有人在封禅的意义上向武帝进言。
司马谈在仪式与祠器上的意见，是否和群儒相同，不得而知；但从司马谈的思想来看，他必定反对这种变质了的神仙化、世俗化的封禅。
也许就是因为他曾把自己的思想作了某种程度的表露，遂使他和群儒一样，同以不合需要、阻碍事情而被绌不用，只落得“留滞周南”“发愤且卒”了。
其次，我们要问：司马谈的死，对于司马迁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当司马谈“发愤且卒”的时候，司马迁正好以郎中的身份奉使西南报命归来，他在河洛之间的洛阳见到了垂危的父亲。这时，司马谈执着司马迁的手泣道：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分析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具有三层意思。第一，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复为太史，赓续祖业，以免使太史世家、天官世业，就此中断。第二，为太史后不要忘记自己生前所欲论著的事业，这是司马谈自觉对历史文化所负的责任，现在自己既不能完成，只有付记儿子，所以说“余甚惧焉”，并引《孝经》“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话来勉励他。第三，当此五百大期，此一论著应该继承并效法孔子的《春秋》，所以说“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间，史记放绝”，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可见司马谈是以孔子与《春秋》自期并期司马迁的。这就是司马谈的遗命。
对于父亲的愤死，司马迁当是悲愤难言；对于父亲的遗命，司马迁则是铭刻在心。试想，司马迁奉使归来，父亲临危授命、殷殷嘱咐，这该是何等感人的场面！当夫执妇手，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时候，是情意绵绵、无限憧憬；可是当父执子手，交代后事的时候，则是生离死别、哀痛欲绝了。司马迁在这个当口受命，其内心自然受到深巨的震动，所以他俯首流涕地一则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再则说：“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谈是死了，但他却在司马迁的心中播下了一粒种子，这种子后来日益成长茁壮，成为司马迁生命的核心与生命力的动源。这股力量日后推动着他，使他不计一切、坚忍不拔地直向那目标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