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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多（Quito），海拔2,850米，南美洲除拉巴斯外的最高首都，人口120万，虽处赤道，空气凉爽。城里长着各类修长挺拔的松杉类亚热带树木，四周是峻美的山峰。当地人向我们指着远处说：“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雪山，那年火山喷发，就像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
火山是厄瓜多尔人的家庭一员，与火山相处的民族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呢？
玫瑰 当然，除了男性的火山，这里还盛产女性的玫瑰。
由于日照充沛，基多不仅遍地鲜花，而且栽培各色高山玫瑰，空运出口海外，当地人啧啧地说：“一支蓝玫瑰运到欧洲的花市上能卖3欧元呐，相当于产地的10倍！”近20年来厄瓜多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玫瑰出口国，压倒了传统上的玫瑰大国哥伦比亚和肯尼亚。玫瑰出口也给厄瓜多尔带来了仅次于石油和香蕉的外汇收入。来时换机曾停留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里到处是郁金香。那个低地之国（País Bajo）也是一个鲜花大国，但那个国度的人已经有了充分的余裕，节日里奢侈地把无数朵鲜花在广场上铺成巨大的花毯。
直射的阳光是玫瑰花盛开怒放的秘诀。基多附近有一座小城叫卡亚姆贝，坐落在同名火山的脚下，那里的玫瑰生产包揽了全国的70%。卡亚姆贝不仅有赤道位置带来的阳光，还处于玫瑰花所需要的理想海拔，全年恒温，所以这里出产的玫瑰茎长、色泽浓艳、花瓣挺拔持久，两三周经久不谢。
然而，“没有不带刺的玫瑰。”（No hay rosa sin espina.）
空气清新的山城基多
这是一句古老的西班牙语谚语，遗憾的是，它依然是事实，象征着玫瑰花产业农工的命运。卡亚姆贝镇8万居民中，47%是印第安人，他们并没有随着3欧元一支的玫瑰花过上温馨的日子。就像一位墨西哥教育家说过：安第斯山区“是世界上唯一对动物比对人还好的地方”；在卡亚姆贝的种植园、加工厂里，玫瑰花所受到的关照大大优于农工所受到的待遇。
玫瑰在分类成捆后被放进保湿的冷房，然后被存放在5度的室内，直至进入机场跑道边的大型恒温冷库，再搬上飞机，三天后到达马德里，或一个半星期后到达西伯利亚，70％的玫瑰销往富裕的近邻美国。娇艳的厄瓜多尔玫瑰盛开在马德里的餐桌上，怒放于纽约的五星级酒店里，玫瑰花公司的工人们却在农药污染、危险的重型机器、粉尘、潮湿、过冷过热的温度中煎熬。全国400家玫瑰花公司（许多是跨国公司）中，只有两家公司有工会组织。从事玫瑰花业的工人中，大多数是女工，20%是童工。女工经常受到工头的性剥削，而孩子小小年纪出外干活，在印第安人家庭里司空见惯。
旅馆对面的公园里有一个民间工艺品市场，我兴致勃勃地逛着，热情绝不亚于逛巴黎或罗马珠宝商店的暴发户。大红大蓝的棉毯织进了海洋国家喜爱的鱼类图形，巴拿马草帽的花边展示着手艺人的匠心……最别致的，是用亚马逊地区的“象牙果”（tagua）刻制的工艺品。象牙果是棕榈树的种子，纹理、硬度、颜色与象牙相似，俗称“植物象牙”，在印度南部也有这样的植物。真巧，这三类引我注目的工艺品正代表了厄瓜多尔的三大地理区域：沿海、山区和雨林。
我对拉丁美洲的爱情，大概有三分之一与他们的民间艺术有关，其余的三分之二各自归于他们的民歌和斗争史。
美洲的古代人一定是富于想象力的人群，大自然的恩惠给了他们编织梦幻的余暇，风土的壮观鼓舞了他们粗旷的审美能力。古巴诗人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说过，“对装饰的喜好始终是美洲儿女的天性”。
“世界之中”文化园里的马蒂像：马蒂用坚实的双臂把大陆人民拥抱在一起。
我从不花高价在商店买回摆设，家里的每一件艺术品差不多都藏着一个小故事。特别有一块十字挑花小桌布，总让我想起一个场景：
那一次我为中国云南省的扶贫代表团作译员，在墨西哥城郊区参观扶贫工程。流落城市的无地农民在垃圾深沟两边修出平台，搭起赖以栖身的简易房，每日与垃圾作伴，苟活之状触目惊心。那一天我曾因一过性脑缺血在烈日下晕倒，醒来后周围一大群棕色面孔。据说是他们七手八脚把我抬进了棚屋，灌了可口可乐（内含的印第安“古柯”可以提神）。临走时，一个妇女一边说着“可怜啊”（pobrecita，类似蒙古族妇女挂在嘴边的“呼勒嘿”），一边塞给我那条她亲手缝制的、用来卖钱换口粮的鲜艳桌布。
我一直珍藏着这块小桌布，就像珍藏着草原阿爸在牛蝇疯跑的季节送给我的一块裹头巾。
公园外的广场上，很多人支着画架卖油画。在安第斯山民中，厄瓜多尔人素有热爱艺术的名声，这种情趣可能是这个国度风光明媚所致。但我所喜欢的是那种独特的美洲风格，对比强烈的重彩，夸张的形象，变形的构图。比如那些广漠的原野，粗硬的仙人掌；还有穿白衣裤的农夫，蒙黑披肩的农妇，大多只有轮廓，不露脸形。美洲的风土人情可能不适于作现实主义的雕琢，倒与超现实主义天然默契。
瓜亚萨明 不少作品带有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Osvaldo Guayasamín）的画风。他是厄瓜多尔已故画家，名声极大，联合国里挂着他的作品。1999年瓜亚萨明去世，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会议在哈瓦那宣布他是“全伊比利亚美洲的画家”。他爱画骨节嶙峋的枯瘦双手捂掩着扭曲的面孔，那组系列画曾使我过目不忘。其中一幅叫《血泪》（Lágrima de Sangre）：两大颗红褐色的泪滴从那样的手指缝间流下来。
瓜亚萨明父亲是印第安人，母亲是混血人，他坚持自己的印第安画家身份。我专门去了城北画家本人设计的“人的博物馆”（Museo del Hombre），里面陈列着画家本人和他收藏的大量拉丁美洲画家的作品。博物馆的外形象一座尖顶小教堂，所以它也被称作“祭奠人的教堂”（Capilla del Hombre）。瓜亚萨明曾表示要在此展出“拉丁美洲一生一世的悲剧”。博物馆在瓜亚萨明去世后的2000年开幕，他的好友菲德尔·卡斯特罗践约参加了剪彩。瓜亚萨明对菲德尔的描写很有意思，真不愧是基多人，连形象比喻都离不开火山：“菲德尔是一座永远喷发的火山，饱含原生态的力量。不过他并不喷火破坏，他是一座喷发智慧和柔情的火山。”
瓜亚萨明所画的基多
无独有偶，卡斯特罗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作家海明威、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天才球星马拉多纳的交往和友谊，也世人皆知，这让他的宿敌酸溜溜，很不是滋味。我猜这是一个使西方体育界有意识地排斥马拉多纳的原因，中国的体育转播也卷了进去，鹦鹉学舌地诋毁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呢，不久前还写了一篇“我眼中的菲德尔”。
拉丁美洲艺术家素来有同情人民的左翼色彩，典型的如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和他身残美丽的妻子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两人曾在墨西哥城的家中收留流亡中的托洛斯基，甚至还为此引起感情纠葛。再比如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José Venturelli），他曾为聂鲁达的《漫歌集》作过版画插图，还在拉美介绍过齐白石这位木匠出身的中国画家。
瓜亚萨明很爱他的故乡，画过绿色的、黑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蓝色的基多。我所见到的一幅基多是用黑、白、红色线条勾勒出的平面变形印象，如果我没有从飞机上俯视过基多，不会对他的“印象”有所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