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在萨克萨瓦曼城堡与种土豆农民相遇

库斯科城郊有一座萨克萨瓦曼城堡（Saksayhuaman）。

远远就望见了沿山势用巨石修建的三道城墙，最高的外圈高达9米，周长约500米。别说第一次踏上南美土地的Z，我也大开了眼界。

从16世纪起，已经有无数人描写过这“建筑的奇迹”。

那是真正的巨石，专家估计有些重达90至128吨，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在《印卡王室述评》中称之为“山岩”。大小不一，形无规矩，棱角分明，但块块拼砌得丝严缝合。观望着巨石表面年深日久的风化，抚摩着石与石之间的缝隙，确如人们所言，几乎插不进一枚刀片。据说工程没有使用任何粘合剂，也有说印第安人用了一种他们称之为lláncac allpa的红色乳状泥浆，或者什么诡秘的粘性植物液体。

面对这浑然天成的古代作品，每个目击者都陷入赞叹和迷茫。人人百思不得其解：五六百年前，在只有石器工具的印卡时代，人们是怎样拉来巨石、切割打削、对缝落叠的呢？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把这类建造归功于魔法，认为印第安人天生与魔鬼亲近。

眼前的城堡只是一个代表，莽莽安第斯的崇山峻岭、密林深处，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广袤大地上，处处点缀着这类叫人不可思议印第安建筑奇葩。

工具和技术手段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可思议的建筑规模同时反映了不可想象的管理规模。华裔秘鲁历史学家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在《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里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很早就使我留心：

传统观点……不适用于美洲印第安文明。位于中部美洲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的发展就没有从冶炼技术中得到帮助。欧洲人认为文字对文明的出现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印卡帝国的繁荣就没有从文字方面受益。对印第安美洲的研究如同对其他洲的研究一样，都要求对“文明”一词确定新的定义并对某些观点予以修正。在新大陆，古代文明更多地是建立在社会结构而不是建立在技术或物质成就上。

陈－罗德里格斯博士提出了对既定文明标准的质疑。面对世界众多地区丰富复杂的文化发展模式，单一标准够用吗？

印卡时代留下的建筑奇迹反映了那个高度组织化的神权帝国水平。正如上述史家之见，“在新大陆，古代文明更多地是建立在社会结构而不是建立在技术或物质成就上”。

《印卡王室述评》里记叙了有几千人参加的巨石运输，一些没有能到达目的地的巨石被印第安人称作“倦石”、“血泪石”。在印第安人的眼中，石头也有人性，也会倦怠，不仅参加拖运的苦力流血哭泣，中途被辍的石头也会伤心。

对有着交流倾诉渴望的人来说，会不会“搭茬儿”，是有无能力与人交流的分界。我们是见了会议上和宾馆里的精英就哑口失语、一见到老百姓就兴奋话多的人——所以，当走下城堡的高坡，迎面来了一群农民模样的秘鲁人时，我们兴奋地迎上前去。

一搭上话就聊得火热。原来他们是来自库斯科西北部山区万卡维利卡（Huancavelica）的一家人，领头的男人有一个明显的印第安姓氏Quispe。基斯佩告诉我们，他们生活在海拔4,600米的高山上，那里有2,500多种土豆，其中有卡门罗莎说到的世界上唯一的黄土豆。基斯佩的口气中充满了自豪感，这使我欣慰。但是种土豆收入微薄，每公斤的售价仅20到30分索尔，市场上的价格是50分。因此，虽然家乡离此地不太远，尽管秘鲁本国人从库斯科到马丘比丘的往返火车票只要花60个索尔（即20美元，不到外国人车票的三分之一），但一直没有攒够钱来“看看我们的民族遗产”。

随一家人同行的还有一个当地女教师，快活健谈，“我们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毕竟是老师，会表达觉悟。我问他们家乡有无关于土豆的传说，“太多了！”这是一个异口同声的即兴回答，我据此确信它的真实性。秘鲁不愧为土豆的故乡！

以女老师为主角，一家男女老少主动用克丘亚语外加西班牙语翻译问我们“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对我说“你的眼睛真漂亮”，还教给我们用克丘亚语“bay”说“谢谢”。一种缘于母语（如同缘于土豆发明者）的骄傲溢于言表。我不由想起了《印卡王室述评》的作者、那位印卡公主的儿子曾说过，“克丘亚语是如此优美，耶稣会以及其他教派的神父们为了准确掌握它曾经花费了巨大精力”。

万卡维利卡的农民争相给我们递桔子，倒可乐，七嘴八舌地与我们交换e-mail，让我说一段“中国话”，再用西班牙语翻译，由基斯佩录像并录音。一手拿着桔子、另一只手端着盛满可乐的纸杯，Z也快乐地说着他那几句满是语法错误但天天向上的西班牙语。最后，女教师领头，众人用克丘亚语向我们道“再见”，并约定“在马丘比丘相见！”

跟随考古出身的Z，我也尽力从各个角度观察着古堡遗址，退到远处，走上对面的高坡，打量它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已经习惯于在每一处地点尽量登高望远，观察地理形势。在西班牙的哈恩，我们曾登上有一座伊斯兰时代城堡的高山，久久不愿离去；在摩洛哥的菲斯，钻出那些天方夜谭的街巷后，我们也曾爬上城外的山坡，从那里看高低错落的城市结构。

传说，印卡人最早的国王、王后受太阳神的派遣，从的的喀喀湖中走出，依神启寻找能把金杖插入土地的地方建都。面对着山谷里迷茫一片的橙红色屋顶，我想，与其说印卡人祖先在这里用金棍插进了土地，不如说库斯科是一片适于生存的高山谷地。加西拉索·德拉维加曾描写过“谷地中央有一个美丽的山泉，其水味咸，可以晒盐”，“气候不是炎热而是偏冷，但还不到必须生火取暖的程度，只要进入没有风的房屋，从室外带来的寒意就会消失”，“而且从冬到夏，毫无变化”，“肉一般不会变质”。这后一条，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应该是很重要的。

拉丁美洲比较发达的文明大多坐落在高原和山谷。今天的墨西哥城、危地马拉城、波哥大、基多、拉巴斯、圣保罗，前身都是古代人口聚居地；而美洲的沿海城市大多是殖民时期以来的近代城市，如利马、瓜亚基尔、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不是出于控制阿兹特克文化中心的目的，科尔特斯本来更情愿定都于大西洋海岸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这样做，一来是殖民地经济与海外宗主国的关系使然，二来是出于殖民者对山区潜在的心理恐惧。

深谙秘鲁国情的马里亚特吉说过：

殖民者几乎只关心开采秘鲁的金银。我不止一次地谈到，西班牙人喜欢在沿海低地定居；也曾谈到他们对安第斯山一致怀着又敬又畏的心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真正征服过安第斯山。山区的土生白人村镇，无疑是由于开矿而建立的。要不是他们贪图埋藏在安第斯山下的金属，那末对山区的征服一定会更加不彻底。

山区和沿海的二元对立延续至今。

这对立的丰富含义，包括历史成因、政治地位、经济发展、交通便利、人口构成、语言差别、价值取向、心理素质、党派倾向等多个层面。这一点与当今的印第安复兴运动关系密切。

库斯科城的地位透过当年百姓的态度可见一斑。加西拉索·德拉维加举了个有趣的例子：两个同等身份的印第安人在路上不期而遇，一个离库斯科而去，一个往库斯科而来，离城而去的仅仅因为到过城里，就受到奔城而来的人的尊敬和服从。这个例子有真实感。

城市规模是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只要不怀偏见全面考察古代印卡文明，就不得不为“结绳纪事”之国的效率震惊。《印卡王室述评》中“印卡诸王造福百姓的法律规章”等章节以连篇累牍的史实和事例描述了“不仅超过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同时也超过亚洲和希腊那些当地异教徒”的印卡人口头法典和法律实践。即便加西拉索·德拉维加有夸张之嫌，但他同时作为西班牙地方长官和印卡公主之子，没有理由单方面过分美化土著文化。

结绳纪事是一种需要“绳不离手，研习不辍”的复杂技能，但由于结绳纪事“只能说出数目，不能说出语言”（也有学者认为，印卡人的数字有文化含义），印卡国有专人负责把历史事件、法律法令等“归纳成三言两语牢记心间，再用口头方式传给后代，由父及子代代相传”，并用诗歌形式在祝捷大会和盛大节日时演唱，在给应试的印卡青年加封武士头衔时朗诵给他们听，以这样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历史。

也许印第安人历史的悲哀之一就在于离“创造文字”几步之遥的时间差，而他们万劫不复地失去了历史机会。

何塞·马蒂曾对殖民者做出过这样的判语：

他们侵犯并用铁蹄践踏的正是这样一些孕育中的民族，一些处于开花期的民族。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以同样的方式定型，也不是几个世纪的时间就足以使一个民族成型。这是一场历史的浩劫，是一桩弥天大罪！纤细的嫩芽本当让它挺直，这样才有可能在以后显露出无限美妙的、完美无缺的、锦绣般灿烂的成果。征服者们将宇宙万物中的这一灿烂的扉页撕去了！

1650年的大地震曾使库斯科城化为废墟。尽管这里雨水不多，但重建的库斯科仍然保持着赭红瓦斜屋顶的安达卢斯时代伊斯兰建筑风格，使熟悉西班牙南部一带的外来人初来乍到便有似曾相识之感。

自身就是多重文化结晶的西班牙，为什么不懂得尊重他人的异样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