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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的志向决定着旅行的地点，我们渐渐明确：目标是去南方。
马里亚特吉在他关于秘鲁国情的名篇里写道：
南方，确切地说就是库斯科、阿雷基帕、普诺和阿普里马克各省的地方感情，比任何地方都更加真挚、更加深厚。这几个省是我国划分得最明确、组织得最和谐的地区。这几省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依然保持着一种古老的统一：印卡文明时代遗留下来的统一。在南方，“地区”牢固地建立在历史的磐石上。安第斯山就是它的城郭屏障。
仔细询问了每个地点的特殊性，海拔高度，几种可能的走法，公交车费，车况路况，有无熟人接应等因素，我们最后决定了逐渐升高海拔的路线：Arequipa-Puno-Cusco。
上午去买开往阿雷基帕的长途车票。下午去市中心看了主广场。又乘四通八达的小公共，到拥挤的华人区电器街检修随身携带的电热杯。刚两天，我们已熟悉了城市的梗概、大小公共车，我们为自己的适应能力感到吃惊。晚上用蔬菜和汤料在电热杯里做了美味浓汤。
略过泛美公路上的旅游热点平原纳斯卡（Nasca）——那里有大名鼎鼎的纳斯卡巨型地画，我们把时间留给仰慕已久的安第斯山。
为了在白天赶到下一个城市，并节约一夜住宿费，决定坐夜车。车上的影碟机几乎整夜播放美国垃圾片，充满赤裸裸的色情镜头。乘客中有十四五岁的女孩，我很愤怒她们的父母为什么不抗议。全球化是一个畸形怪物，它在把技术和时髦传遍全球时，也把美国排泄的大众文化垃圾（¡mierda!）撒向世界。
车过卡玛纳（Camaná）后拐弯上山，离开了漫长的太平洋海岸线。海拔迅速升高，这种没有“前山”过渡的感觉，迎合着关于“南美西海岸紧挨着山脉”的地理学阐释，也印证着“安第斯山像太平洋海岸一道屏障”的文学性描写。
阿雷基帕（Arequipa） 位于利马南750公里，海拔2,600米，此行的第一座安第斯山城。虽然是秘鲁第二大城市，阿雷基帕其实很安静。没有高楼大厦，建筑以白色为主调。
拉丁美洲的许多传统小城都有一种建筑主色调，类似音乐主旋律，让人即使忘了其他，也难忘一个城市的调子。这或许就是建筑美学上的个性吧。比如墨西哥的瓦哈卡城是孔雀石绿的，圣米格尔－德阿连德斯城是粉红的，瓜纳华托是白色的——色调往往与就地可取的石材有关。
阿雷基帕城附近矗立着巍峨的恰恰尼雪山（Chachani）和米斯蒂（Misti）雪山。著名的米斯蒂海拔近6000米，是亚马逊河的源头。城里有很多以火山岩为材料的城市雕塑。
Z已经迫不及待地打扮成了安第斯山人模样，买了一顶当地的黑毡帽，一件普诺人穿的蓝布衬衫，领口绣着花，有些像维族人的衬衫样式。我也忍不住买了一件大众等级的灰色羊驼毛毛衣，领口和袖口也都有图案点缀。我们左打听右打听，居然还在这安第斯山深处，找到了一家土耳其人开的小饭馆。
按照利马朋友的介绍，我们找到了巴基斯坦朋友沙萨尔和阿里，两个人都娶了秘鲁妻子。听说我们的愿望是到农村走走，阿里决定邀请我们到他在“乱石滩”（Pedregal）的小农场去做客。
一路满眼沙漠，山谷中有些绿洲，能看见喷灌和小河。这里的农民传统上种土豆和玉米，由于收成不佳，价格低下，很多人改养奶牛，卖牛奶给附近的乳品厂。沿途不时闪过齐刷刷的低矮仙人掌，人们说那是专门种植的，用来采集附在上面的胭脂虫（cochinilla），一种美洲原产的昆虫，从中提取出大红染料，出口美国，价格不菲。
邻座是一个技术员模样的中年人，刚一交谈，他就拿出纸笔画地图——这是第四次有人给我们画图。边画边解释秘鲁的沙漠化现象，山区的缺水、缺灌溉、缺乡村公路问题，讲解在秘鲁存在“两个秘鲁”、“两个世界”。至此，画图讲解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印象更深的，是一个国家内各种意义上的巨大差别。
长途车，是一个神奇的剧场或舞台。
无论在南美或者在北非，漫长的旅途中，不断有演说者上车。这些变换的行乞者，个个口若悬河。
今天上来的第一个，自称属于某基督教组织，演说长达半小时，我只听见演说辞中一连串的“兄弟”，“兄弟”（hermanos）。接下来是一个穿着较体面的阿根廷女人，她用摸彩来筹集资金，卖了不少张自制彩票，有中奖者得了一副耳环。一个打扮成小丑的青年口才极好，演讲内容也别致，他说：“我不是要你们的‘dinero’（钱），是要你们的‘corazón’”（心）。
汽车在乡间公路上颠簸。乘公共汽车旅行天下，并不仅为了节约开支。买票、探路、聊天、观察，这里有真实的生活，有人的热乎气（当然不排除嘈杂和汗味），有偶尔发现真知的运气和喜悦。我们愈来愈乐此不疲，闲暇时也喜欢回忆那些快乐也惊险的往事。第三世界的长途车里，格外充满消息和热闹。
那一次在非洲西北隅的摩洛哥。一个男人举着一个录音机上了车，放一段《古兰经》诵读，中途“啪”地一声按下暂停键，自己接上节拍，与录音带毫无二致地接下去读。他并不解释，只是如此反复。人们明白：他是一个诵经人、在推销自己的《古兰经》诵读。还有一次是在哪里？坐在身后的一对夫妇说了一路：在城里打工的男人安慰并鼓励刚走出家乡的妻子，悄声细语，极富戏剧性。
我们还常忆起摩洛哥路上炎热的一天。我们坐在破旧公共汽车最后一排，上来一个满头大汗的卖冰棍者，他不懈地吆喝，冰棍却无人肯买。“朋友，来两根！”我们的喊声给他带来一线喜悦，于是，他高举着两根夏日里快要滴水的冰棍，从挤得密不透风的车门处，艰难地一路挤来，送到我们手里。我们至今还为那执着的小伙子难过：当时应该多买他几根，或者送给邻座的人。而在西班牙境内，长途车上人们矜持，一言不发。哪怕Z在长途车里唱了一路，也没有唤起能歌善舞国度的共鸣。在日本就更不用说了，东洋人一个个低头发短信，手机设在静音，生怕有碍他人。
终点站到了。叫做“乱石滩”的小镇，一副第三世界乡村的破败景象。摆着廉价日用品的摊位，与尘土共飞舞的垃圾，可口可乐的广告标牌，拉客的司机们。人们忙碌着，不知是在盖房子，还是在拆房子。
我们如在熟悉的故乡，与陌生人拼乘出租车向阿里的“恰克拉”驶去。称作chacra或parcela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户。
阿里也由务农改作养奶牛。他有15头奶牛，一天挤两次奶，共出6桶，每桶30升，1升能卖60分索尔。我算了一下，一个月能卖出近1000美元，除去苜蓿等饲料地的喷灌费用65索尔，付给雇工月薪500多索尔等开支，阿里的大致月收入是可以估计的。
阿里的雇工塞拉芬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当地农民，据说被妻子赶出了家门，估计是因为酗酒。他一人挤着阿里的15头奶牛。我看着他挤奶的姿态，感到很亲切。那时候我们的牛群也有五头产奶的牛。每天清晨，我穿上满是奶渍的蒙古袍，跪坐在母牛身边，将一只小木桶放在一屈一盘的两腿间，在流畅的“唰唰”声中满足着18岁“新牧民”日趋老练的得意。
安第斯山的夕阳给原本静谧的空气又镀上一层懒洋洋的橙红色。我们伫立在阿雷基帕省最普通的田野上，听着奶牛此起彼伏的哞叫，和塞拉芬拉拉家常，不经心地琢磨着秘鲁。
阿里拥有一个小小的院落，但不像中国北方的农村，它是开放式的，没有院墙。院子里有一条大狗，一群鸡，夏天搭的凉棚还没有拆去，Z坐在凉棚下随手涂抹，画一张速写。沙萨尔带来了两个大得罕见的油梨。阿里以纯粹的合法方式宰了鸡，又从他不大的园子里摘下新鲜的柠檬、西红柿，由沙萨尔做了一顿巴基斯坦式土豆炖鸡，外加西红柿、洋葱、柠檬、油梨凉拌沙拉。两个故乡遥远的巴基斯坦汉子，绝对不曾想过会在这大山腹地招待他们的亚洲朋友。
也许是情景特别，面对着秘鲁的巴基斯坦兄弟和巴基斯坦炖鸡，Z今天的西班牙语勇敢地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