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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
《十日谈》这本小说诞生于一三六九年，书的开头，刚好是欧洲历史上黑死病的蔓延期，当时的佛罗伦萨尸体横陈、病毒肆虐。十个青年男女（七女三男），相约在城中教堂门前，他们要一起逃离城市，去乡村寻找故事。近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与新冠病毒也已相处了三个春天。所以我感觉，我们现在聊《十日谈》这本小说，在时间上别具意义。
《十日谈》首先应该是一本“时间之书”，别的不说，光书名就很值得玩味。作者以十天作为周期，这也成为小说的结构框架。十个人，每人每天依次讲一个故事，合在一起就是一百个故事。很多人因此觉得它是个故事集，比较松散，彼此没太大的联系。其实仔细看薄伽丘对这十天的铺排，就会发现它很具有叙事性，而且是元叙事的。
书中开头第一天，作者首先交代了这十个人的身份、性格特征、相遇在一起的缘由，甚至互相之间，谁与谁存在暧昧关系（“妮菲尔的情人正是这三名男子中的一个，她听了这话，不禁羞得满脸通红”
）。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年纪最大的潘比妮亚，其实也就二十八岁，她成为第一天的“女王”，制定了大家聚在一起玩耍的制度与秩序，书中之后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完成的，这从小说结构上看是非常严谨的。在这之后，薄伽丘就可以放心地“撂挑子”了——他要把故事的直接叙述权交给这十个人。薄伽丘是个狡猾的小说家。这也让我想起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
你刚刚提到第一天的前言，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那个时候的人没有钟表，书中这十个人是按照什么来组织自己的时间的？
教堂的钟声？比如，《十日谈》里规定，当一天结束要推举“新王登基”的时间是在晚祷时分；每一天吃早饭的时间是在“打晨祷钟的时候”；“午后钟敲过不久，女王首先起身，把其余的姑娘唤醒了，又吩咐去唤三个青年人起来”。那个时候教堂每天有七次祷告，按时鸣钟，人们就以教堂的钟声来定自己的日程。这样说来，薄伽丘时代的人生活在一种宗教时间里。
但同时，他们的时间也是对时间的一种解放，是一种属于文艺复兴的时间观。
这要如何理解呢？
你不觉得，潘比妮亚规定的时间过于准确了吗？就如同你今天下午两点半要约朋友喝咖啡一样，这种精准、明白无误的时间观念是现代人才具有的，在薄伽丘以前的时代却是很少见的。那时的人是土地属性的，在农业社会中，人的生产与生活是很难分开的。你比如说，一个农民从地里回家，他进了院子，院子里往往还养着鸡啊，鸭啊，猪啊，他不自觉地总还会想着喂喂这个，看看那个。休息和干活是很难分开的。同时，他的时间总跟着自然节奏在走，白天播下麦种，晚上他睡他的，麦子在夜里还会长，不需要他去劳动。从这个角度说，人们在那时的时间，其实是一种“佛系”时间，它主要是被农耕的节奏所主宰的，它的特点是不紧不慢、不疾不徐，不必考虑准确性，也不用担心生产效率。这样一看，《十日谈》里的男男女女可就太自律了，他们的时间观念极强，到什么点该做什么事，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要知道，他们是在娱乐啊！玩得都如此自律，实在是要逼死现在的“拖延症患者”们。
相比于你讲的农村，《十日谈》里的这十个人都是城里人。我知道在中世纪的西欧，根据雅克·勒高夫的论述，劳动时间的单位就是白日，也就是农村里下地干活的“日头”。仿照于此，城市劳动的“日”是参照一年中不断变化的日出——日落的自然时间来规定的，只不过这个时间被宗教的时间加以强调和制度化。中世纪的人们在一年三百多天里，得有二百多天都在过着宗教生活。但这些时间仍然是粗略的，没有那么精确。潘比妮亚们既然能如此精细化地管理时间，这里面一定存在某种推动力。那么，这个时间观念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你说得很对，潘比妮亚们都是城市人，而且还是佛罗伦萨这样一座名城的城市人。城市这一概念，大概是在十二世纪左右的意大利兴起的。这里伴随着工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也伴随着商业阶层、市民阶层的崛起。在威尼斯，商业与城市本身同时出现。而城市生活，根据亨利·皮雷纳的考证，最初仅在意大利北部（佛罗伦萨所在位置）和尼德兰发展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十日谈》里这十个人，也许就更清楚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了。
对于市民阶层（包括商人、手工业者），他们白天做生意，晚上关店，这和农民晚上睡觉，麦子继续在地里生长不一样，因为关门后生意就停止了。所以对于商人来讲，时间是天然不够用且具有紧迫感的。这也就产生出那句著名的“时间就是生命”的话来。我们现在对“996”充满不满；十九世纪，马克思敏锐地察觉出资本主义关于剥削的本质——对劳动者剩余时间的占有。但是你知道吗？在中世纪的城市，以呢绒业为代表的工人们主动要求增加工作时间，这是他们增加工资的手段。
但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商人与教会间巨大的矛盾！中世纪基督教对商人最大的一个指责就是他们的盈利是一种对时间的借贷，而时间是属于上帝的，上帝用七天时间创造了这个世界。对于教会来讲，商人的获利本质就是利用时间、争取时间，是严重的渎神行为。
不过，这样一来，一种新的时间产生了，它既不围绕自然运转，也非按照宗教运转，而是以商业利益为目的。《十日谈》里的人，就是生活在这个新时间里的人。
反过来，这种关于时间观念的斗争，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基础。潘比妮亚们作为城市市民阶层，同时也是典型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对时间的精确计算是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他们在《十日谈》里讽刺挖苦最多、最甚，让人印象最深的故事，大都是抨击教会的，这不失为一个从斗争层面去理解时间这一概念的维度。
但《十日谈》里的男女仍旧是基督徒，他们还是在维持着一种被商业化的精确、节制的宗教时间。我记得在第二天结束之时，新的女王妮菲尔向大家说：
大家知道，明天是礼拜五，后天是礼拜六，这两天，是斋戒的日子，很叫一些人感到头痛。不过礼拜五是救主殉难的日子，这一天是我们理应奉作神圣的，这一天我们虔敬地向天主祈祷，比讲故事来得确当。
从中可以看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商业文明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之间那种相互妥协但又各自坚持下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商人仍旧是基督徒，宗教还是那个宗教，只不过，它们彼此通过一种在生意与生活上的克制以及教义与教规上的调整，来避免两种时间之间的强烈碰撞。渐渐地，它们彼此渗透成为资本主义特殊的宗教伦理观。这样一来，文艺复兴也就实现了将时间从《圣经》中解放出来的目的。
说到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十日谈》中对教士、修女的批判，甚至可以说是糟蹋，几乎已经穷尽。但另一方面，对于真正的高级教士，鲜少有小说家和讽刺家去挖苦。当时就在佛罗伦萨，曾有过一位名叫萨沃纳罗拉的修士，他用他的热情、雄辩，几乎征服了全城从上到下的所有人。你看，这是同一个佛罗伦萨，但是宗教与市民生活的关系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再让我们说回一点农村，其实十二世纪欧洲城市的发展与农业的大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十日谈》里的城市男女之所以能够去乡间别墅，与那个十二世纪的农业，特别是农业技术（重犁的广泛应用）的发展息息相关。当时欧洲的耕地面积扩展了百分之四十左右，人口从固有的贵族土地中解放出来，有的去拓荒，有的则跑去城市，从而出现了大的人员流动。结合商人的贸易流动，整个社会结构便从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上获得了解放，最终引向意大利人作为人的解放。
要不布克哈特怎么说，意大利是近代欧洲的长子呢！
一直在谈时间的解放，突然让我想起但丁的《神曲·天堂篇》里卡恰圭达的一段话来（值得一提的是，薄伽丘的另一部代表作就是《但丁传》）：
处在古老环城之内的佛罗伦萨，
从那旧城之上，曾经震响第三时和第九时的钟声，
那时的佛罗伦萨还曾是和平、简朴和廉政。
但丁和薄伽丘一样，处在新与旧的时间的交汇点上，从中世纪朝着现代时间过渡。
●本书的开端虽然凄凉，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翻过前面的高山，就来到那赏心悦目的境界；攀援的艰苦将换来了加倍的欢乐。乐极固然生悲，悲苦到了尽头，也会涌起了意想不到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