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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三次离家出走都与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我做了一个统计，堂吉诃德在小说上半部的行进方向是整体向南的，在炎炎七月的一个早上，堂吉诃德向蒙铁尔郊原
进发，之后书中提到托雷多、比索、拉比塞峡口以及塞维利亚。这是一条去往北非的路。塞维利亚在小说中是有点终点站意味的地方（实际上堂吉诃德并没有到达那里，但这个城市是塞万提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曾生活的地方），在当时的欧洲，它是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咽喉。
下半部的行进方向是东北，目的地是我们熟悉的巴塞罗那，途经城市有萨拉戈萨。这也是往法国也就是欧洲腹地深入的传统路线，和意大利这一文艺复兴的策源地相接。一南一北，塞万提斯非常具体地描绘了堂吉诃德的流浪轨迹，而这背后似乎也大有深意。
地理或者小说的地缘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讲到骑士对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有融合作用，那么西班牙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对这一融合可谓厥功至伟。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看西班牙的北部，具体来说是东北方向，翻过那里的比利牛斯山就是法国，平原居多，直通中东欧，连接俄罗斯，近两千千米的范围，只有阿尔卑斯山的海拔超过两千米，其他地方一路通畅。这样一个地理单元使得它们相互之间的商贸往来频繁，当然战争也不断。另一方面，西班牙的南面，直布罗陀海峡的东西南北，是两洋交汇、两陆（欧洲大陆和非洲大陆）相接之地，更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神经末梢”。至于西班牙东边的地中海，有一种说法：欧洲的历史，核心就是地中海的历史。自古希腊以来，这个相对封闭的圈，是各种文明的温床。
然而，这个处在地理交界地带的国家暗含矛盾的基因——要么面向大洋，要么背靠大陆。大陆文明，等级森严，但稳固；面向海洋呢，开放包容，好致富，但过于自由，不利于管理。在《堂吉诃德》中，主人公选择的行进方向是和那个时代的地理特性相符合的。仔细分析文本你就会发现，堂吉诃德在朝巴塞罗那方向和朝塞维利亚方向行进时遇见的人，在气质上是有点不一样的。某种程度上，上下部的故事之间有些类型学上的差异，但塞万提斯毕竟不是完全的工商业时代的人，他没有把这种差异极端化、对立化，甚至可以确定地说，这两条路线的选择，对于作者而言是不自觉的。我们的分析有点带着后见之明而强作解人的意思，但仍不无启发。
面向海洋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兴起商业，商业文明强调流通，流通需要自由。而在塞万提斯的时代，西班牙真正的城市文明尚未兴起。但我发现《堂吉诃德》大部分的故事其实是以“流通”这个概念来结构的，比如说，故事大都发生在客栈这样一个旅途歇脚的地方，且基本以晚上为开端发展故事情节，包括人物在客栈中关于旅费、食宿的计算等，商业世俗和骑士尊严的这种反差，是小说欢快底色的一个主要颜料盘。
刚刚谈了堂吉诃德的流浪路线，中世纪骑士除了我们之前讲到的特点，《堂吉诃德》里骑士的流浪，也当属其特点的另一个核心元素。从这个角度说，十字军东征可算作骑士们最“放飞自我”的一次流浪。而提到伊比利亚半岛和骑士，就必须要说基督教所谓“收复失地运动”
。用中世纪研究专家雅克·勒高夫的话说，“它使骑士成为第一线的角色，骑士不仅成为半岛基督徒的光辉典范，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居民来说亦是如此”
。
《堂吉诃德》这本书对异教的表述也极具存在感，比如塞万提斯在小说中以元叙事的方式创造出了一个阿拉伯人——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并将这部小说的作者权送给了他；还有就是这部小说难得地记录了西班牙一六〇九年到一六一三年之间驱逐摩尔人的历史，结合上部（一六〇五年）和下部（一六一五年）诞生的时间区间，塞万提斯在下部中安排桑丘的邻居李果德表达对西班牙的留恋就显得极具历史意味。再比如“竹竿奇迹”的索赖达改宗的故事，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的流浪路线将地理空间和宗教冲突并峙，是个很大胆的写法。毕竟那时宗教的权力很大，一旦被认定为渎神，就是死罪。
宗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宗教本来可以是一个黏合剂，连接地域与民族，可以是文明花园里一味极强的补药，促进差异之间的相互共生。但在某种条件下它却起到了分裂作用。伊斯兰文明沿着地中海，一直蔓延到北非，然后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西班牙，从而成就了安达卢斯近八百年的伊斯兰文明的统治。但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化的时代，之前古希腊人文主义的东西在这里都被压制住了，反倒是阿拉伯人将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保存了下来，并通过商业流动回流进基督教世界。但这永远是暗流，主流还是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大冲突、大侵略。
而西班牙位于欧洲边缘，它南面的北非向来缺乏强大的国家，这使它又处在伊斯兰文明的边缘（虽然这个地方曾经繁荣灿烂过）。试想，如果被强大的文明环绕，那么西班牙就能利用地缘优势“两边跨”。但可惜，它处在两个大陆的弱边缘上，且两边的实力悬殊又太大，于是失去平衡导致重心不稳。文明的不均衡性最终导致西班牙的衰落。
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大概十二世纪的时候），生产工具从铜做的轻犁，改成铁做的重犁，整个欧洲的耕地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四十。人们的剩余产品变多了，于是从交换剩余产品开始，商业勃兴，从而形成新兴的市民阶层，而后出现新的关于人的解释，最终来到文艺复兴。而西班牙，隔着北部山脉，再次被欧洲边缘化，错失了资本主义的发车号。如果留心，你会发现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时间，正处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败北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舰队的时期。这个时间点颇具象征意义。
所以驱逐摩尔人可以看作当时西班牙国内利益的再分配。在塞万提斯的时代，摩尔人本身算是原住民。但这里牵扯到土地、财富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的扩张与流动，牵扯到寻找新的内驱力的问题。所以人们在这时借助宗教传统污名化异己，制造新的社会底层。这一切发展到极致就是清洗和驱逐。
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共和国成立与希特勒上台的历史过程有某种相似性。而“寻找内驱力”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往往都是以“嫁祸于人”的方式来完成的，比如圈地运动或鸦片战争。
西班牙在地理位置和文化位置上的这种独特性，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展。而塞万提斯的可贵是他写出了同情。虽然他个人也难逃历史的偏见，但他对摩尔人的刻画，特别是李果德这一形象，使一个族群的历史伤痕通过虚构的小说得以保留。
另外，西班牙在历史上没有将工业发展起来，所以英格兰兴起后，很快就超过了它。之前西班牙人在南美洲挣来的白银，最后都流入英格兰了——因为他们必须购买英国的纺织品等工业产品。刚刚提到的鸦片战争，其实也和白银有关系，因为英国的白银一度流入中国。十八世纪以后，英国兴起喝茶，而茶叶主要在中国，他们以为可以用便宜结实的布和中国人做生意，拿布料换茶叶。没想到中国的自耕农自给自足，不买英国人的账。结果，英国人将一船一船的布和白银运过来，但运来的布没人买，只得用白银买回茶叶，也带一点瓷器、丝绸之类的物品。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逆差。怎样解决呢？这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到了鸦片。于是他们在殖民地印度种植廉价鸦片，再运到中国进行贩卖，赚取高利润，从而扭转了逆差甚至还有盈余。所以当清政府要禁烟时，英国才会不惜发动战争也要保住鸦片贸易。白银是利益的核心。话说回来，看到白银这样的历史踪迹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西班牙人将工业发展起来，那么英国的“日不落”可能就不会出现，中国的近代史都要重写了。
所以，堂吉诃德的流浪路线是商业文明之路，而非工业之路。
●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我不是什么游侠骑士，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