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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文学，包括宫廷骑士文学和宗教文学，它们之中是没有世俗生活的。《堂吉诃德》虽然以幻想作为叙事的内驱力，但实际上在他幻想的盒子外围全部是赤裸而残酷的现实世界。塞万提斯通过小说中那些活在现实中的人物嘲笑幻想、讽刺幻想、捉弄幻想，却反手证明了现实的顽固本质。这种以“不在”作为“在”的基础的技巧，是我很想和你探讨的。我们姑且将其称为“睁眼说瞎话”。全书中最大的“瞎话”无疑是女主人公杜尔西内娅。这个堂吉诃德幻想出来的人物根本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
在写法上这么做是非常巧妙的。骑士身份，如果从阶层来看，与中世纪长子继承的背景，或者说与贵族头衔的长子世袭制是分不开的。与中世纪的欧洲相比，中国古代的继承制相对是均等的。假设一个地主有五个儿子，每个人都分到差不多的财产和土地，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不断的消耗——从一个大地主变成五个中地主，五个中地主又会变成几十个小地主，最后再分解，变成了自耕农，甚至贫农。在欧洲，长子继承制保证了贵族阶层的稳定性、纯粹性，比如城堡及周围土地的产权不会被稀释。但这样一来，其他子女就只能分到很少的一点，有的除去基本的生活费，根本不够成家立业。所以他们一般都到三十五六岁才敢有成家的打算，这是因为到了那个年纪，他们才能积攒下一些钱，有稳定的财产。
这让我想起《傲慢与偏见》开篇有名的那句：“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简·奥斯丁所言的“有钱的单身汉”应该就是三十五岁朝上的男人。
当时欧洲贵族社会的习俗，你要跟人家结婚，就要送颗钻石。而一颗钻石，一般要把一个男人十几年的积蓄都花出去。在当时的骑士阶层中，很多人都是非长子的贵族后裔，他们血统高贵却囊中羞涩，这些人很多终生单身，这可能就是当下“单身狗”们的祖师爷爷。但一个人长时间独自生活，他的情感总需要一个寄托，在中世纪骑士文化里，这种臆想的寄托大都是有夫之妇的贵妇人。
因为贵妇人是有夫之妇，所以骑士的爱情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恋爱。这种想象是迫于经济压力的无奈，可也使骑士保持了一种较高贵的精气神，避免了他们如常人般陷入家庭场景的凡俗日子中。但这种日常生活恰恰是新时代里工商业文明的核心价值，也是堂吉诃德周遭那些人的生活现实。可堂吉诃德自己是拒绝的。
■恋爱是戴着眼镜看东西的，会把黄铜看成金子，贫穷看成富有，眼睛里的斑点看成珍珠。
杜尔西内娅是堂吉诃德作为骑士的精气神！他拒绝在一地鸡毛中消解掉自己有关英雄的梦想。塞万提斯刚从中世纪走出来，相当于从封建社会一端向工商业社会一端过渡，站在历史的中间地带，他的创作动机很堪玩味。
杜尔西内娅这一笔写得非常好，在那个时代能写出这样一种感情是难能可贵的，从当今社会的角度去看，很多人应该会感到汗颜。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去相亲，想着“脱单”，但很难说谁真的能在心里装下一个爱人。人们分分合合，往往过得恓恓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无法体会堂吉诃德这种内心生活。今天很多人谈及的爱情，就是一个世俗的愿望。当然我们也说，这种内心的精神恋爱是有一个西方历史文化的背景在支撑着的。
骑士阶层和作为单一个体的骑士，通过幻想与考验，最终取得大致圆满的故事，是中世纪特有的产物，而塞万提斯将它的躯干嫁接到新时代小说这种文体上，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也许这个能量连塞万提斯本人也未曾意识到。杜尔西内娅代表着信仰。人文主义兴起后，爱情这一主题从以前的中级主题一跃成为高级主题，尽管在《堂吉诃德》中，杜尔西内娅是虚拟的，但爱情实际替代了原来的上帝以及宗教文学中那些神圣的主题。所以杜尔西内娅虽然是虚构的，但她却意味着一种绝对价值。
在大家最熟悉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情节中，当堂吉诃德即将准备冲向“风车巨人”之时，“他说罢一片虔诚向他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祷告一番，求她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自己……”从信仰的角度审视这段话，杜尔西内娅确实就是上帝般的存在。
另一方面，塞万提斯也通过杜尔西内娅这样一个“说瞎话”的叙事轴心，建构了小说独特的张力。骑士文化是过去时代的产物，是过去时，而堂吉诃德的出身也如骑士身份的本质一样，是一个穷绅士，他虽然向往骑士的武功，却又对现实中自己的身份不满，他的远游，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实生活无法忍受但又忍受过久的一种逃避（否则也不会都五十多岁“高龄”了还要出门）。反过来，向现实出走，现实却早已改换门庭，成为工商业文明的世俗世界，骑士成为奇观而非英雄，被嘲笑而非被欣赏。这就构成了一种张力——看似是主人公内心的幻想支撑了全书，但实际上是对现实主义的模仿达到了读者最终对主人公的深度同情。这种空心化的结构是《堂吉诃德》对后世现实主义小说的一大贡献。
杜尔西内娅的空心，如你所说，其实是一种历史性的空心。杜尔西内娅这类形象，转换了古希腊时代人们面对世界的审美方式。你看，古希腊神话里的很多女神比中世纪的贵妇人更具人间气息。这种将人性和神性融合在一起的方式就造成了一个所谓“空心”——因为真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类人。在《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中，女性要么是米戈米公娜公主那样的贵族或有钱人家的女儿，要么就是罗德利盖斯那样的仆人或村妇。
怪不得桑丘在第一次听到杜尔西内娅的名字时对她会是这样的形容：
她是我很熟悉的。我可以告诉你，她会掷铁棒，比村子里最壮的大汉还来得。天哪，她多结实啊！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哪个游侠骑士或在外浪游的人娶了她，即使陷在泥里，她也能一把胡子揪他出来。
在一个阶层差距特别大的社会里，这两样东西是不可能重叠的。因此用一种虚拟的人物来完成这种叠合就成为必然，所以我才说杜尔西内娅的出现意义重大。她把历史性和空心化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不像后来康拉德、赫尔曼·黑塞那些人搞的空心化，那些完全是另外一种空心化。比如康拉德的黑人水手，实际上在他的小说中，这类人物代表大陆文明对海洋文化造成的一种巨大恐慌，如同硫酸滴到水里使水沸腾，一个黑人“异己分子”造成整条船分裂。它可以算是一个叙事引擎，起到内部转化功能。而《堂吉诃德》不一样，塞万提斯把一个很大的历史性断裂，凝聚在杜尔西内娅这么一个虚拟的人物身上，历史在一种不存在中被重新启动。
谈及杜尔西内娅，也让我想到女性文化在中世纪的强封闭性。我曾看过一项研究，说的是女性与男性在现代社会的差距，要再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更不用说在中世纪刚结束的时代了。在《堂吉诃德》中，除了杜尔西内娅这样一种神性的存在，你还会看到塞万提斯也描绘了男女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其中不乏作者本人的历史偏见。这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描写女性特别难，因为女性是一个长期被压制的主体，其悲剧宿命感特别强。男性求婚，单膝跪地，献上钻戒。那一瞬间看似把选择权交给了女性，女性一下子好像变得很重要了，但太多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对于男性而言，这套流程其实就是场游戏，因为他知道你必然会接受，本质上并非真的让你来决定。这个游戏玩得越大，越真诚，他的自我煽情化和娱乐感就越强。
请原谅我，朋友，虽然我做了很多蠢事，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让你出任个王国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