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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让符号、表象、图像、香料、气味的多样性消失。建立统一性或单一性，既不是自然界的特征，也不是文化的特征。相反，产生差异才是进化经济的应有之义，这同样适用于文化的进化。全球化是方言存续的进程，并促进方言的产生。
以物种保护为导向的文化多样性观念存在问题，因为这只能通过人工围栏得以实现。博物馆或民族学理论的叠加或许是徒劳的。文化交流过程之鲜活，既在于文化的传播，也在于文化的消失。超文化不是超维度的单一文化。相反，通过全球联网与去实事性，超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方式。它们不断变化、拓展和更新，过去时代的生活形式也以去历史化的超文化模式加入其中。在这种空间和时间都不再有边界的情况下，超文化终结了强调意义上的“历史”。
“麦当劳文化”或“可口可乐文化”等流行语，并不能准确反映文化的实际动态。麦当劳是改换名称从而更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投射出的映像，这种映像掩盖了实际情况。世界上的中餐馆可能比麦当劳连锁店还多；在巴黎，人们吃寿司可能比汉堡包还多。西方现代餐饮也经常引入亚洲美食元素。在亚洲，麦当劳充其量只是当地美食的一种调剂，就连供应的餐食也必须适应相应国家的饮食习惯。来自美国的不只麦当劳，还有融合食物或融合料理。这是一种混合菜肴，应用了超文化下的多种香料、食材和烹饪形式。这种超料理（Hypercuisine）并没有削弱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不会盲目地把所有东西都“一锅炖”，相反，它要依靠差异，并创新形式。由此，超料理创造了一种多样性，一种在一味保持地方菜肴纯正性的情况下无法产生的多样性。因此，全球化和多样性并不相互排斥。
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在《社会的麦当劳化》（
Die McDonald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中将麦当劳抬举为世界合理化的密码。
也许，世界上许多生活领域都被效率、可计算性或可预测性等合理化命令控制。然而，这些合理化命令无法消除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口味，或者说无法消除香料和气味的多样性。全球化不等同于合理化。出于对多样性的恐惧，柏拉图曾谴责香料的使用和西西里岛食物的多样性。但是，文化不会遵循逻辑，它比人们认为的更加不可计算、不合逻辑。强制统一和认同不会成为全球化的推进力量。超文化性（Hyperkulturalität）正展现出倍增效应（vervielfältigend）。
任何饮食的再本地化（Re-Lokalisierung）可能都无法摆脱超料理。口味的超卖场使其自我失去了居处，这就是自我在超文化模式下显现的状态：“简而言之，一种非传统主义的地方复兴正在发生……用巴伐利亚式的讽刺方式来说就是——说起（白）香肠，指的是夏威夷风白肠。”
至少就食物而言，不会存在文化的统一化。味觉运转的机制，也就是享受的机制，就在于制造差异。单一性将意味着享受的终结。就消费经济而言，差异的平均化毫无益处。差异和多样是口味超卖场的生存所依。超文化性不仅指各种香料和气味的并存，它还对口味进行去实事化，使其向新事物敞开自我。
融合食物让我们想到的与其说是存在（Sein），不如说是筹划存在（Design）。进一步说，超文化性使存在遭受去实事化而成为筹划存在。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筹划。筹划存在使存在失去了被抛性。海德格尔不断尝试对这个世界，包括气味，进行再实事化，以此反抗世界的超文化性。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田间路》（“Der Feldweg”）中表达的对“橡木的气味”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