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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性此在经历着越来越多的困境，也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此在的未来只有非此即彼两种可能：欧洲获得拯救，或者遭到毁灭。拯救欧洲需同时做两件事：
1.保持欧洲民族对亚洲民族的领先地位。
2.克服自身的无根性和分崩离析状态。
——马丁·海德格尔
黑格尔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中谈到希腊文化起源时说：“我们刚刚谈到陌生性（Fremdartigkeit，又译‘陌异性’）是希腊精神的要素之一。众所周知，文化的起源与陌生者来到希腊有关。”
因此，“陌生者的到来”对希腊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构成性作用。希腊人在他们的神话中“心怀感激地”保留了“陌生者的到来”这一要素，比如普罗米修斯来自高加索地区。希腊民族本身即由“合流”（colluvies）发展而来，而这个单词原指泥巴、垃圾、杂碎等。
黑格尔曾说：“把美的、真正自由的生命，想象成产生于基于血缘和友善的两性的自然发展，既肤浅又愚蠢。”
对美与自由的形成更为重要的其实是“自身陌生性”（Fre-mdartigkeit in sich selbst），精神亦从其中汲取得以成为精神的力量。然而，单凭自身陌生性无法造就“美与自由的希腊精神”，为此还必须完成对自身陌生性的克服。这一过程并非全然的否定，原因在于自身陌生性本身就是构成“希腊精神的要素”之一。如此看来，陌生者的在场性（Anwesenheit）对于自我的形成十分必要。
很显然，在描述希腊世界的历史起源时，黑格尔着重思考了陌生者和自身陌生性的构成性作用。然而，对于欧洲文化认同问题，他却换了一种语气。在这一问题上，黑格尔强调希腊是欧洲文化的家园（Heimat）。诚然，欧洲的宗教起源于东方，而欧洲人用来满足精神生活的一切却都取自希腊：“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有种家园之感。”
此时，自身陌生性不再被谈及，陌生者被降级为质料（Materie）。而在之前，陌生还是一种精神要素，是形式（Form）。欧洲人“找到家”后，将那些“历史的”“外来者倾注的”林林总总通通抛弃。这种“归家”是幸福的：“正如日常生活中与欣然于家、知足于内的亲人在一起的人们，安于原地、不再外出，希腊人便是如此。”
这里所说的幸福，是一种在家人、家乡和家宅中出现的现象，它源自“安于原地、不再外出”，亦即“居处”（Ort），而居处或与精神同义。
通过系谱学—历史学可以得知，希腊文化的形成基于陌生者的到来与自身陌生性，黑格尔对家的强调因而令人诧异。“史实”（das Historische）与“史观”（das Geschichtliche）明显不一致，后者创造了“自我”和具有强调意义的“居处”。导致心智萎缩的血缘或友善不再被提起。相反，黑格尔对家宅、家人和家乡加以肯定，指出要“欣然于家、知足于内”。关于欧洲文化，黑格尔眼中的精神，显然抛弃了曾经赋予精神得以成为精神所需之力量的自身陌生性。把欧洲文化从“安于原地、不再外出”的幸福中拉扯出来的陌生文化和“陌生者的到来”不复存在。欧洲文化因此产生了一种自足性（Selbstgenügsamkeit）：它对自身很满意，不受自身陌生性的困扰。然而，根据黑格尔自己的理论，欧洲文化的这种自足终将导致致命的僵化。
赫尔德（Herder）在《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中也说：“北欧、东欧和西欧的整个文化”是“罗马—希腊—阿拉伯的种子长成的植物”
。可以说，欧洲文化并不“纯粹”，而是一个“杂种”。虽然赫尔德没有进一步推出一套文化理论，将这种“非纯粹性”明确升华为文化的构成性要素，但他至少形成了一种文化思维，即将各种文化进行价值对比的做法值得商榷。赫尔德在《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
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
）中说：“善以千种形态散落在这世间。”
任何对比都会令人不快。然而，每种文化都倾向于将其相对的视角绝对化。因此，它无法超越本体，超越自我，它以蔑视和厌恶的态度对待成为疾病的陌生者。
但恰恰是这种盲目让文化得以感受到幸福，换言之，盲目性是自我认知幸福与否的前提。民族幸福感的产生过程是：灵魂忘却了自身固有的多样性，并将局部升格为整体。赫尔德说，它用几个被唤醒的音符打造音乐会，沉睡的音符则不被感知，虽然低沉，高声奏唱却离不开其支持。归根结底，灵魂的幸福归功于耳聋。
今天，人们是否正在趋近一种丧失了“让人能感受幸福的聋盲性”的文化，一种借助声音传达、突破超文化音域空间、不受居处限制、音符鳞次栉比的文化？并存、同步或亦此亦彼（Sowohl-als-auch）的超文化情态改变了幸福的拓扑结构。
那些身穿夏威夷衫的游客也许不了解什么是民族幸福感和“灵魂的幸福奏唱”。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幸福，一种源自去实事化（Defaktifizierung），亦即扬弃与此处（Hier）、与居处的联系而感受到的幸福。外物在他们眼中不是“疾病”，而是必须融入的“新事物”。他们所居住的世界正在去边界化，成为一个文化的超卖场（Hypermarkt），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超空间（Hyperraum）。相比于那些以国家或家乡为固定居所的灵魂，他们会觉得不那么幸福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人相比不那么值得被向往吗？他们难道不会因为“抛离”而倍感自由吗？穿着夏威夷衫的游客是自由人（ homo liber ）这种未来的幸福形象吗？还是说，幸福终究是一种有边界、有定所的现象？会出现一个原住民、隐修士、苦行僧或地方原教旨主义者的新时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