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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是一种综合的文化形象，它在社会中的出现和意义也与统治形式息息相关。前现代的酷刑社会（Gesellschaft der Marter）与痛苦密切相关，它的权力空间里充斥着痛苦的嘶喊。痛苦被当作统治手段。阴森的节日庆典、残酷的刑罚仪式，以及那些夸张的痛苦表演，都使统治更加稳固。受刑的身体即王者的权杖。
当酷刑社会向规训社会（Disziplinargesellschaft）过渡，社会与痛苦的关系也悄然改变。福柯在《规训与惩罚》 [1] 一书中指出，规训社会利用痛苦的形式更为审慎，要对其进行严格的考量：“不再是直接的体罚，施加痛苦的技艺中呈现一定程度的审慎，一场更为细腻、更无声无息、也更低调的关于痛苦的游戏……：短短几十年间，那受尽酷刑折磨，被肢解、被残害，或脸庞或肩膀烙痕斑斑，或活着示众或死后暴尸，引得众人围观的躯体已然消失，将身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做法不复存在。” [2] 受刑的身体不再适合以工业生产为目的的规训社会。规训权力将好学的身躯打造成生产工具。痛苦也被融入规训术中。统治者继续维持着与痛苦的关系，借助痛苦这一手段，将戒律与禁令刻入顺从者的脑海，钉进他们的身躯。在规训社会中，痛苦依然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它把人类当成生产工具来塑造。只不过，痛苦不再被公开展示，而是退入监狱、军营、疗养院、工厂或学校等封闭的规训场所。
从根本上说，规训社会与痛苦的关系还是很正向的。云格尔称规训为“人类与痛苦保持联系的形式”
。他所说的劳动者（Arbeiter）恰恰是规训的形象，在痛苦中锤炼自己。“不断努力和它（痛苦）保持接触的”英雄式的生活，其目标就是“百炼成钢”。
“受到规训的面孔”是“封闭的”，目光聚焦在一个固定的点上，而敏感的人所拥有的“精致脸庞”则“紧张、游移、多变”，任由自己经受“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刺激”。
痛苦是英雄主义世界观必不可少的元素。阿尔多·巴拉柴斯基（Aldo Palazzeschi）在题为《对抗痛苦》（
Der Gegen schmerz
）的未来主义宣言中称：“越能苦中寻乐的人，就越深刻。一个人如果未曾深入人类的痛苦，也就无法从内心最深处笑出声来。”
[3]
英雄主义世界观要求人们将生命武装起来，以备随时遭遇痛苦。作为痛苦之战场，身体必须服从更高的秩序：“当然，这一过程是以一个制高点为前提，它将身体当作前哨，人类可以远程将其投入战斗、做出牺牲。”
云格尔将英雄式的规训与市民式的敏感（Empfindsam keit，或“感伤”）对立起来。市民的身体不是前哨，不是实现更高目的的工具，相反，他们敏感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它失去了那种让痛苦作为有意义之物而现相的意义视域：“现代敏感性之神秘在于，它契合这样一个身体等同于价值的世界。这一发现解释了这个世界与痛苦的关系，即把痛苦视为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力量，因为在这里，痛苦所遭遇的不是作为前哨的身体，而是作为主力军、作为生命本质核心的身体。”
在后工业、后英雄时代，身体既非前哨，也非生产工具。与受到规训的身体相反，享乐型身体逐渐呈现出一种拒绝痛苦的姿态。它与更高的目的毫无关联，它自我欣赏、自我享受。对它来说，痛苦显得毫无意义、毫无用处。
如今的功绩主体与规训主体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也不是云格尔意义上的劳动者。在新自由主义的功绩社会中，戒律、禁令或惩罚等否定性让位于动机、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等肯定性。规训场所被舒适区取代。痛苦失去了与权力及统治的一切关联。它被去政治化，成了医疗事件。
“你要过得幸福”是新的统治公式。幸福之肯定性取代痛苦之否定性。作为积极的情感资本，幸福必须带来强大的功绩能力才行。自我激励与自我完善使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Glücksdispositiv）十分高效，因为统治者无须大费周章就能应对自如。被征服者本身甚至对被征服一无所觉，误以为自己身处自由之中。他无须任何外来的胁迫，便在自我实现的信仰中，自愿地对自己进行极致剥削。自由并没有被镇压，而是被剥削殆尽。“你要自由”（Sei frei）比“你要顺从”（Sei gehorsam）更具毁灭性，它产生一种强制。
在新自由主义政体中，权力也具备了一种肯定形式，它变得智能了。与压制型的规训权力相反，智能型权力不会给人以痛感。权力与痛苦完全脱钩。无须任何压制行为，它也能应对自如。征服以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面貌现身。智能型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引诱的、放纵的。它表现为自由，因而比压制型的规训权力更不容易被看见。监视也具备了一种智慧的形式。我们始终被要求告知自己的需求、愿望与偏好，并讲述我们的生活。全交际（Totalkommunikation）与全监视（Totalüberwachung）、色情裸露与全景监视合而为一。自由与监视难分彼此。
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强制我们进行内心的反省，从而使我们忽略现存的统治关系。它导致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内心，而不去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性的探究。有一些苦难本该是社会的责任，却被私人化、心理化了。有待改善的不是社会状态，反而是心理状态。要求人们优化心灵，实际上是迫使人们去适应统治关系，这种要求掩盖了社会的弊端。如此一来，积极心理学便证实了革命的终结。登上舞台的并非革命者，而是动机训练师，他们致力于消除不满，或消除愤怒：“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前夕，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很多工人代表和激进的行动主义者（Aktivist）痛斥富人的奢靡和穷人的贫苦。然而，时至21世纪，却有另外一群理论家在散播完全相反的东西——在我们这个贫富悬殊的社会里，一切都会很好，而且对于所有为之努力的人来说，还会更好。激励者和其他积极思想的代言人有一则好消息给那些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变革而面临破产的人：欢迎每一个改变吧，把它们视为机会，就算它们令人害怕。”
坚决与痛苦做斗争的决心，也使人忘记了痛苦是社会传递的。它反映了社会经济的扭曲，而这些扭曲在精神和身体上都留下了痕迹。泛滥的止痛药处方掩盖了引发痛苦的社会关系。将痛苦限定在医学、药理学领域，阻碍了它成为语言，成为批判。它去除了痛苦的客观属性，或说社会属性。通过药物或媒介诱导出的钝化（Abstumpfung），使妥协社会对批判免疫。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的作用也如同麻醉剂。这种社会性的长效麻醉阻碍了认知和反思，压制了真理。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那种生动地表达苦难之需求，是一切真理的条件。因为苦难是在主体身上施压的客观性，它所经验到的最主观的东西是客观传达的。” [4]
幸福预期将人类孤立开来，并导致社会的去政治化（Ent politisierung）和去团结化（Entsolidarisierung）。每个人都要独自为幸福而奋斗，它成为一件私事。受苦也被解读为自己的失败。如此一来，便不再有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抑郁。我们在胡乱医治自己灵魂的同时，却对那些导致社会扭曲的社会关联视而不见。被恐惧与不安折磨时，我们没有归咎于社会，而是归咎于自己。然而，革命若要发酵，需要的是人们共同感受到的痛苦，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却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妥协社会将痛苦医学化、私人化，以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慢性疼痛可以被解读为倦怠社会的病理现象，这种痛苦不会引发任何抗议。在新自由主义的功绩社会中，只要倦怠的呈现方式是“我——倦怠”（Ich-Müdigkeit），那么它就是非政治性的，是过劳而又自恋的功绩主体的一种病症。它将人类孤立开来，而不是联结成“我们”。它区别于能创建共同体的“我们——倦怠”（Wir-Müdigkeit）。“我——倦怠”是预防革命的最佳方式。
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物化了幸福。幸福绝不仅仅是众多能带来更高绩效的积极情感之总和，它对优化逻辑避之不及，不可用性（Unverfügbarkeit）是其特征。幸福中蕴含着否定性，真正的幸福绝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使幸福免于被物化的恰恰是痛苦。痛苦承载着幸福，使幸福长久。“痛并快乐着”并非矛盾的修辞。任何强烈的情感都是痛苦的。激情连接痛苦与幸福。强烈的幸福中也包含着痛苦的瞬间。正如尼采所说，痛苦与幸福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一起长大，或者……彼此一起——长不大” [5] 。如果痛苦被抑制，那么幸福也会变得乏善可陈，成为一种沉闷的舒适状态。不接受痛苦的人，也拒极度的幸福于千里之外：“各种各样的苦难如雪片般纷纷向人袭来，永不停歇，又如一道道痛之闪电加诸其身。唯有始终从四面八方直至内心最深处都向痛苦敞开自身，才能迎接那至美、至高的幸福……” [6]
[1] 法文版《规训与惩罚》（ Surveiller et punir ）出版于1975年，书名直译为“监视与惩罚”，德文版亦然。1977年，该书英文版面世，名为 Discipline and Punish ，即“规训与惩罚”，中译名由此而来。
[2] 福柯：《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Überwachen und Strafen.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 ），法兰克福，1977年，第15页。
[3] 阿尔多·巴拉柴斯基（Aldo Palazzeschi）：《对抗痛苦》（“Der Gegenschmerz”），见克丽斯塔·鲍姆加特（Christa Baumgarth）编《未来主义的历史》（ Geschichte des Futuris mus ），赖恩贝克，1996年，第255~260页。此处：第257页。
[4]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 Negative Dialektik ），法兰克福，1966年，第29页。
[5] 尼采：《快乐的科学》（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见柯利、蒙蒂纳里（G. Colli u. M. Montinari）编《尼采全集》（考订研究版，共15卷），第3卷，慕尼黑，1999年，第567页。
[6] 尼采：《尼采遗稿，1880—1882》（ Nachgelassene Fragmente 1880—1882 ），见柯利、蒙蒂纳里编《尼采全集》（考订研究版，共15卷），第9卷，慕尼黑，1999年，第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