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流犯和流人

海门建县两年后，就跨进了大宋皇朝。一个是新建的海滨壮县，战略地位重要，资源秉赋优秀；一个是刚刚结束五代，并马不停蹄地要结束十国的新兴帝国。两者初一相逢，国家就给了一个不太好看的“见面礼”：犯人流放之地。《宋史》云：“国初以来，犯死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通州海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北洲，两处悉官煮盐，兴国五年（980）始令配役者隶盐亭役使之，而沙门如故。”

配隶是中国宋代刑罚。指被判处流放的犯人被送往西北边塞服军役。后因犯人常逃亡，或勾结外族入侵，改配南方海岛与边远等地。配隶属律外刑罚，但敕令极多，配隶的轻重等级、役种、役期、移送与放还等都有规定。其实，从国家层面来说，这是刑事制度的一个进步，虽然犯的是死罪，但能不杀的就不杀，“配隶”到某地去服苦役。囚犯的流放地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地理环境封闭于一隅，易于看守而难于逃走；二是配隶者则或从事军役，充边戍守；或从事煮盐、冶铁、酿造、开矿等劳役。沙门岛隶属登州蓬莱县，位于登州府“西北六十里海中”。海岛与世隔绝，口粮短缺，病患丛生，至者多死，成为宋代流配中最为严厉的刑等。伴随登州没于金国，至南宋朝廷不再向沙门岛发遣流犯。绍兴元年（1131）11月12日刑部言：“乞应诸路人犯配沙门，权配海外诸军。”沙门岛作为接纳配隶流犯的历史至此终结。（陈玺：《水穷云起：两宋之际长流刑的运行与嬗变》，《法律史研究通讯》2018年10月9日）对于海门岛，到底是一个具体岛屿，还是泛指长江口的多个岛屿；具体岛屿是东布洲，还是另外有一个真名实姓的岛？专家们看法不一。明代的维扬城图中有一海门县图，该图对海门岛标注得清清楚楚。这是持海门岛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小岛看法的有力证据。

可考的第一个流放到海门岛的不是一般犯罪民众，而是一位渎职官员，名叫张昭允。张昭允（？—1008），字仲孚，卫州（今河南卫辉市西南）人。宋初边城守将，右神武将军。宋咸平三年（1000）春正月，辽军侵犯河间，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战死。时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傅潜畏敌，不敢出战，张昭允多次劝其出兵，傅潜仍按兵不动。结果宋真宗大怒，削夺傅潜的官爵，将其全家流放房州，并籍没资产。张昭允亦被所累，削去官职，流放海门岛。流放到这个岛的，还有北宋专门为皇家管理丝绸织造企业的官员李美。《宋史·本纪二》记载：“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为宰相赵普陷。”《宋史·列传二十九》对冯瓒和李美的处置交代得很清楚：“瓒流登州沙门岛，美配隶通州海门岛。”绫锦院是宋朝丝绸官营机构，织物最为精巧，专供赵宋宗室乘舆服饰之用，代表了宋代丝绸织物的最高水平。另据明代刘远可著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卷之六（明丽泽堂活字印本）记载：“本朝太祖建隆元年（960），商河县令李瑶受赃，杖杀。八月永济县主簿郎顗坐赃一百二十万，弃巿。三年（962）广济县令李守中坐赃，决杖配海门岛。”按宋代的“折杖法”，这位李县令可能是在被“脊杖二十”后，再发配到海门岛来的。

海门初期的居民，流人比流犯要多得多。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再到唐末的军阀混战江淮战乱，大量人口由北方逃难南方，由城镇避向江海湖沼。安史之乱后，李白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表明安史之乱引发的北人南迁规模，超过西晋“八王之乱”后的南迁即“衣冠南渡”。顾况（浙江海盐人，唐代诗人、画家、鉴赏家，有《华阳集》行世）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奔向江南吴地的人流如海。《旧唐书·权德舆传》说：“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可见不是一人南渡，而是举家搬迁。（贺云翱、周运中：《文化江苏历史与趋势》第12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沿江沿海成为重要谋生之地。陡然增加的人口压力，使当地政权感到发展经济特别是稳定和提升农业，增加粮食供给，已是当务之急。占据江苏的杨吴——南唐政权的早期统治者，在政权草创之初，即实行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使当地经济在长期战乱之后得到了较快恢复。他们首先实行劝农政策。早在杨行密转战江淮之时，他每到一地即以恢复农业生产为安抚百姓的重要措施，并以此获得民心和必要的军需。其后，南唐的第一位统治者李昪，措施更为系统。早在辅政时，他就遣人至各地核查土地多少及质量，依土地质量定为上、中、下三等。长期战争及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原有的土地关系被破坏。核定田亩之举确认了战争之后重新整合过的现有土地关系，使国家赋税有据，人民也可稍免贪官盘剥无度之害。其次，以实物税代替货币税。五代十国时期，诸政权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是生产凋敝、物资匮乏，杨吴—南唐政权以谷帛税代替货币税，鼓励耕织，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还抑制商人低价收购，保护生产者利益，以及大力兴修水利等。政策推行以后，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由于这些政策既有现实性又符合历史趋势，其影响深远，受到后代赞赏，“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宋·许载：《吴唐拾遗录》，见洪迈《容斋随笔》）。

处于这种大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既有渔盐之利，又有良田可稼，而且还偏安一隅的东洲，自然成为流人的选择之地。所谓流人，既包括战争难民，也包括自然灾害下失去生计的灾民，还有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生活无着的穷苦百姓。至唐代，流人一词，已见于诗词歌赋。唐朝诗人王昌龄有诗《听流人水调子》：“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这里的流人，和《太平寰宇记》所述胡逗洲流人应属同一类别。海门在唐末就已是盐场。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来到长江口沙洲，看到这里有白水郎，也即捕鱼的疍民（终生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至姚氏集团统治东洲，要烧盐，要营造铁质的器具，要自己招兵买马维持治安，还有更重要的漕运任务（唐《东海徐夫人墓志》《姚锷墓志》）等，可想见当时东洲地盘上已有各种职业的人群，且面广量大，已经很具规模。更需重视的是驻军。908年8月的一次海战，杨吴水军因失败而被“斩首万余”，数量之多，令人吃惊！所以，那时的海门，应是吸引了很多移民，主要是北方南下的难民。建县时为120里，合13200户，超过当时通州静海的数量。

然而，历史总是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前行。一百多年后，1126年，一场更为酷烈的“靖康之变”到来了。金人攻破汴京，徽钦二帝被虏，北宋灭亡，宋高宗在杭州“临安”。金军的铁蹄一路狂奔，江北尽陷，又略江南。虽经几场苦战，终于把金兀术打败回撤，但宋朝失去了大片国土，淮河成为宋金两国的边界。史载“靖康之乱”，“初敌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庚申朔”）。建炎三年（1129），金兵攻占扬州，存者仅有数千人，一代名城再次沦为荆棘。阎苍舒《赠扬州郡帅郭侯》诗云：“当年二十四桥月，曾照三十六宫秋。平山堂上一长叹，但有衰草埋荒丘。欧仙苏仙不可唤，江南江北无风流。”至于楚州，更是成为南宋的极边之地，形势紧张时战马飞腾，军情过后则是狐兔奔逐。前后之别，判若天壤。那几十年间，北方灾难连连，生灵涂炭，兵痞过处，尸横遍野，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又造成大批人口南迁，如东大姓缪氏，就是靖康之乱后南迁的。

明末清初，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闻名于世的顾炎武，其祖上就曾迁居过海门。“顾炎武，本名绛，乙酉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顾氏为江东望族，五代时由吴郡徙徐州，南宋时迁海门，已而复归吴下，遂为昆山人。”（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明初曾被明成祖朱棣灭十族的方孝孺，曾写过一篇《瞿郎中行状》，瞿郎中祖上就曾是海门人。“府君讳嗣兴，字华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后徙通州之海门……”

整个宋代，直至元代中期，海门一直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据清代查继佐《罪惟录》（罪惟录志卷之六，《四部丛刊》三编景手稿本）载：“通州，元路，明降州，以静海县省入，一百七十里。领县一，海门，元旧一百八十三里。”通州在元代时是“路”（隶属于“道”，国家行政第三级）的建制，到明代时，行政建制降为州，并且撤销了静海县，并入通州。元代海门为183里（多于通州），比建县时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这些，绝大部分应是“流人”——北方南迁之人。 eBHjdCeW2yhICBHanRFZ92sRFUc0q6gvRUsy5sAYriq92G0ZRgPBE5jP4OyYF8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