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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建县两年后，就跨进了大宋皇朝。一个是新建的海滨壮县，战略地位重要，资源秉赋优秀；一个是刚刚结束五代，并马不停蹄地要结束十国的新兴帝国。两者初一相逢，国家就给了一个不太好看的“见面礼”：犯人流放之地。《宋史》云：“国初以来，犯死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通州海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北洲，两处悉官煮盐，兴国五年（980）始令配役者隶盐亭役使之，而沙门如故。”
配隶是中国宋代刑罚。指被判处流放的犯人被送往西北边塞服军役。后因犯人常逃亡，或勾结外族入侵，改配南方海岛与边远等地。配隶属律外刑罚，但敕令极多，配隶的轻重等级、役种、役期、移送与放还等都有规定。其实，从国家层面来说，这是刑事制度的一个进步，虽然犯的是死罪，但能不杀的就不杀，“配隶”到某地去服苦役。囚犯的流放地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地理环境封闭于一隅，易于看守而难于逃走；二是配隶者则或从事军役，充边戍守；或从事煮盐、冶铁、酿造、开矿等劳役。沙门岛隶属登州蓬莱县，位于登州府“西北六十里海中”。海岛与世隔绝，口粮短缺，病患丛生，至者多死，成为宋代流配中最为严厉的刑等。伴随登州没于金国，至南宋朝廷不再向沙门岛发遣流犯。绍兴元年（1131）11月12日刑部言：“乞应诸路人犯配沙门，权配海外诸军。”沙门岛作为接纳配隶流犯的历史至此终结。（陈玺：《水穷云起：两宋之际长流刑的运行与嬗变》，《法律史研究通讯》2018年10月9日）对于海门岛，到底是一个具体岛屿，还是泛指长江口的多个岛屿；具体岛屿是东布洲，还是另外有一个真名实姓的岛？专家们看法不一。明代的维扬城图中有一海门县图，该图对海门岛标注得清清楚楚。这是持海门岛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小岛看法的有力证据。
可考的第一个流放到海门岛的不是一般犯罪民众，而是一位渎职官员，名叫张昭允。张昭允（？—1008），字仲孚，卫州（今河南卫辉市西南）人。宋初边城守将，右神武将军。宋咸平三年（1000）春正月，辽军侵犯河间，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战死。时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傅潜畏敌，不敢出战，张昭允多次劝其出兵，傅潜仍按兵不动。结果宋真宗大怒，削夺傅潜的官爵，将其全家流放房州，并籍没资产。张昭允亦被所累，削去官职，流放海门岛。流放到这个岛的，还有北宋专门为皇家管理丝绸织造企业的官员李美。《宋史·本纪二》记载：“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为宰相赵普陷。”《宋史·列传二十九》对冯瓒和李美的处置交代得很清楚：“瓒流登州沙门岛，美配隶通州海门岛。”绫锦院是宋朝丝绸官营机构，织物最为精巧，专供赵宋宗室乘舆服饰之用，代表了宋代丝绸织物的最高水平。另据明代刘远可著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卷之六（明丽泽堂活字印本）记载：“本朝太祖建隆元年（960），商河县令李瑶受赃，杖杀。八月永济县主簿郎顗坐赃一百二十万，弃巿。三年（962）广济县令李守中坐赃，决杖配海门岛。”按宋代的“折杖法”，这位李县令可能是在被“脊杖二十”后，再发配到海门岛来的。
海门初期的居民，流人比流犯要多得多。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再到唐末的军阀混战江淮战乱，大量人口由北方逃难南方，由城镇避向江海湖沼。安史之乱后，李白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表明安史之乱引发的北人南迁规模，超过西晋“八王之乱”后的南迁即“衣冠南渡”。顾况（浙江海盐人，唐代诗人、画家、鉴赏家，有《华阳集》行世）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奔向江南吴地的人流如海。《旧唐书·权德舆传》说：“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可见不是一人南渡，而是举家搬迁。（贺云翱、周运中：《文化江苏历史与趋势》第12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沿江沿海成为重要谋生之地。陡然增加的人口压力，使当地政权感到发展经济特别是稳定和提升农业，增加粮食供给，已是当务之急。占据江苏的杨吴——南唐政权的早期统治者，在政权草创之初，即实行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使当地经济在长期战乱之后得到了较快恢复。他们首先实行劝农政策。早在杨行密转战江淮之时，他每到一地即以恢复农业生产为安抚百姓的重要措施，并以此获得民心和必要的军需。其后，南唐的第一位统治者李昪，措施更为系统。早在辅政时，他就遣人至各地核查土地多少及质量，依土地质量定为上、中、下三等。长期战争及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原有的土地关系被破坏。核定田亩之举确认了战争之后重新整合过的现有土地关系，使国家赋税有据，人民也可稍免贪官盘剥无度之害。其次，以实物税代替货币税。五代十国时期，诸政权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是生产凋敝、物资匮乏，杨吴—南唐政权以谷帛税代替货币税，鼓励耕织，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还抑制商人低价收购，保护生产者利益，以及大力兴修水利等。政策推行以后，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由于这些政策既有现实性又符合历史趋势，其影响深远，受到后代赞赏，“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宋·许载：《吴唐拾遗录》，见洪迈《容斋随笔》）。
处于这种大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既有渔盐之利，又有良田可稼，而且还偏安一隅的东洲，自然成为流人的选择之地。所谓流人，既包括战争难民，也包括自然灾害下失去生计的灾民，还有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生活无着的穷苦百姓。至唐代，流人一词，已见于诗词歌赋。唐朝诗人王昌龄有诗《听流人水调子》：“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这里的流人，和《太平寰宇记》所述胡逗洲流人应属同一类别。海门在唐末就已是盐场。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来到长江口沙洲，看到这里有白水郎，也即捕鱼的疍民（终生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至姚氏集团统治东洲，要烧盐，要营造铁质的器具，要自己招兵买马维持治安，还有更重要的漕运任务（唐《东海徐夫人墓志》《姚锷墓志》）等，可想见当时东洲地盘上已有各种职业的人群，且面广量大，已经很具规模。更需重视的是驻军。908年8月的一次海战，杨吴水军因失败而被“斩首万余”，数量之多，令人吃惊！所以，那时的海门，应是吸引了很多移民，主要是北方南下的难民。建县时为120里，合13200户，超过当时通州静海的数量。
然而，历史总是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前行。一百多年后，1126年，一场更为酷烈的“靖康之变”到来了。金人攻破汴京，徽钦二帝被虏，北宋灭亡，宋高宗在杭州“临安”。金军的铁蹄一路狂奔，江北尽陷，又略江南。虽经几场苦战，终于把金兀术打败回撤，但宋朝失去了大片国土，淮河成为宋金两国的边界。史载“靖康之乱”，“初敌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庚申朔”）。建炎三年（1129），金兵攻占扬州，存者仅有数千人，一代名城再次沦为荆棘。阎苍舒《赠扬州郡帅郭侯》诗云：“当年二十四桥月，曾照三十六宫秋。平山堂上一长叹，但有衰草埋荒丘。欧仙苏仙不可唤，江南江北无风流。”至于楚州，更是成为南宋的极边之地，形势紧张时战马飞腾，军情过后则是狐兔奔逐。前后之别，判若天壤。那几十年间，北方灾难连连，生灵涂炭，兵痞过处，尸横遍野，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又造成大批人口南迁，如东大姓缪氏，就是靖康之乱后南迁的。
明末清初，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闻名于世的顾炎武，其祖上就曾迁居过海门。“顾炎武，本名绛，乙酉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顾氏为江东望族，五代时由吴郡徙徐州，南宋时迁海门，已而复归吴下，遂为昆山人。”（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明初曾被明成祖朱棣灭十族的方孝孺，曾写过一篇《瞿郎中行状》，瞿郎中祖上就曾是海门人。“府君讳嗣兴，字华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后徙通州之海门……”
整个宋代，直至元代中期，海门一直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据清代查继佐《罪惟录》（罪惟录志卷之六，《四部丛刊》三编景手稿本）载：“通州，元路，明降州，以静海县省入，一百七十里。领县一，海门，元旧一百八十三里。”通州在元代时是“路”（隶属于“道”，国家行政第三级）的建制，到明代时，行政建制降为州，并且撤销了静海县，并入通州。元代海门为183里（多于通州），比建县时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这些，绝大部分应是“流人”——北方南迁之人。
宋至和年间（1054—1056），宁波人沈起被朝廷任命为海门县令。这是目前能从史料记载中看到的宋代海门第一位县令。他是在经历了一场风波，直至皇上宋神宗出面说话，才摆脱险境，重入仕途走向海门的。
沈起的高祖沈陵，“仕吴越府为奉国军镇遏使”，是吴越国钱镠朝中的高官。沈起的爷爷沈干，“始赠屯田郎中”。沈起的父亲“兼太子中舍赠刑部侍郎”。沈起字兴宗，从小就好学，闻名乡里。在科举考试中，他是明州（今宁波）考取进士的第一人。之后，被委以重任，“调滁州军事推官发运使长监真州转般仓”。（宋·沈括《长兴集》长兴集卷三十，《四部丛刊》三编，景明翻宋刻本《故天章阁待制沈兴宗墓志铭》）在任期间，父亲生重病，沈起回家服侍。后父病重身亡，他就辞去职务，居家守丧。当时朝中有官员认为沈起在父亲生病时擅离职守，要弹劾他。他守丧期满，尽管有多人举荐他去担任新的职位，但朝中有关部门就是不同意。此时，宋神宗发了话：“帝谓辅臣曰，观过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风教而劝天下之为人子者？乃特迁之知海门县。”（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三十四列传第九十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看来，宋神宗处理这件事还是站在全局角度，他说，如果把服侍生病的父亲而当作罪行，那怎么能够使天下风气向好、劝世间人要尽孝呢？正是有了这一句金口御言，沈起才被重新起用而就职海门。
海门滨江临海，风调雨顺时，田有五谷丰登，海有渔盐之利，更兼江河港渠纵横，舟楫水运便利，是个宜耕宜作宜居之地。然而天公常不作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大灾。夏秋季节，大风大雨伴着大潮巨浪，冲毁堤岸，冲倒庐舍，淹没庄稼，淹死人畜。一次大灾，两三年才能恢复元气。同时，江边虽多良田，但海边尽是斥卤之地，每到干旱时，盐碱泛至地表，阳光下几成白茫茫一片，收成也差。百姓平时以农为主兼业渔盐，尚可多业互补，但遇天灾就难以糊口了。
此时宋朝，经历过宋太祖结束五代（960），宋太祖和宋太宗共同结束十国（979），宋真宗（997—1022在位）对内巩固中央集权，对外实行和平共处，进入了迅速恢复生产的建设时期。天圣元年至六年（1023—1028），兴化县令范仲淹、泰州知州张纶先后集通、泰、楚（淮安）、海（连云港）等州的兵夫4万多人兴筑海堤。历时6年，筑起了北起阜宁、南至小陶浦（今东台安丰镇南），全长143里的海堤，遏制了海潮之患。堤成一月，即有1600余户盐民恢复生产，3000多户逃亡的居民返回家园。从此，堤东煮海水为盐，堤西麻桑遍地，世居于黄海之滨的盐民百姓避免了海潮倒灌之苦。北宋神宗庆历中（1041—1048），通州知州狄遵礼修捍海堰，它的位置在古横江以南，北起五总（埠）北二里的倒埠子，经五总、骑岸、十八总到今东社，人称“狄公堤”，将石港、西亭、金沙、余西四个盐场围在堤内（《乾隆通州志》《南通市水利志》）。余西往东，就是海门地界了。此时，整个东洲已逐渐与北岸陆地相接。《海门县志》说，10世纪初，东布洲已延伸成东西长约150里，南北宽约40里的通吕（从南通唐闸附近到吕四）水脊。也就是说，平展展的海门大地面积可观，一旦傍上从如皋、通州铺陈过来的陆地，就成为江海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沈起决定筑堤，从余西起直至吕四东南廖角嘴。他要为这块海滨“斥卤之地”挡住咸潮，为百姓安居乐业竖起屏障，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史料没记载沈堤的标准，可以范堤为参照。范堤：堤基宽3丈、合10米，堤高1丈5尺、合5米，堤顶宽1丈、合3.3米。范堤全长143里，范仲淹征调民夫4万多人，历时6载修成。沈堤70里，即使标准稍低于范堤，全靠肩挑人筑，仅凭一县之力是何等艰巨！据《江苏通史·宋元卷》记载，在宋崇宁年间（1102—1106），也就是沈堤修成50年后，海门有27527户、43189人，以此数为准，再毛估一下，男壮劳力以四分之一计，1万多人。真的是倾全县的人力物力，户户动员，人人上阵，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能成就当时这一亘古未有的大工程！
沈起筑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运处于上升阶段，社会生机盎然，平民百姓可动员可鼓劲可拧成一股绳。北宋时期，科举制度走向成熟，大批官员经由科举选拔，其中不乏能人志士。沈起其时三十五六岁，既满腹经纶，又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再加上他被再度重用，是当今皇上直接关心的结果，所以一腔热血，下决心要做出成绩来。他到任后，先是放宽禁令，使人们减轻负担，满足百姓衣食之需；再大量吸收与招回流失迁徙之民。居民渐渐多了起来，精神渐渐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的信心渐渐增强起来，条件慢慢成熟了。然后，引导他们兴修水利，开始筑堤。他以范公堤为榜样，以筑范堤的经验教训为参照，从余西到廖角嘴，既全线规划，又分段实施。他尤其注重举全社会之力，从官员到乡绅，从盐丁到农民，广泛动员，全面发动，志在必成。对沈起的筑堤，王安石写过一篇文章《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宋·王安石《临川集》，《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为历史留下了重要记录。
王安石，生于1021年，比沈起小3岁，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少时喜爱读书，过目不忘，作文运笔如飞。中了进士后曾经做过扬州签判（官名）。“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至和间又为海门令，甚有治声”（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贤的这一记述，表明王安石经常彻夜读书，而且来不及洗漱就上衙门去处理公务了，至和年间做过海门县令，治理能力和业绩上很有口碑。对于王安石到底有无做过海门县令，至今依然有不同见解。肯定者举崔桐的《海门县志》及其他史书记载，说王安石是继沈起之后，在海门县令任上不到一年。否定者认为在《王荆公年谱》及别的一些史书中无此记录。此事且由历史学家们去作进一步研究吧。但人们有一共识，就是王安石很了解海门，很了解沈起，也很了解和赞赏沈起筑堤，否则不会写也写不出如此情思隽永的文章。
王安石在文章开头说：我读《诗经》中的《豳风》，上面有这样的内容：“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因妇女孩子都在给田间耕作的人送饭，典农官来时看到这一情景，极其喜悦）”接下来王安石写道：哎，豳（古地名，在今陕西省旬邑县）国的农民带领着家人，尽心尽力地听劝农官指挥；劝农官真诚地帮助农民，无微不至，而且内心深处无比喜悦。我既赞叹他们的官吏能够真诚地关心帮助农民，又感动当地百姓能这样衷心拥护他们的官吏。推其原因，实在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向善的思想，出于至诚的缘故。王安石的文章由此转入第二节，直接写沈兴宗在海门的作为。由之观全文、理解全文，王安石既赞扬沈兴宗，也很赞赏海门的农民，上下同甘共苦，才能共建家园。史载：吕四集庆庵，始建于北宋至和年间，是吕四历史最悠久的古刹。1054年，海门知县沈起筑堤，当时真慧尼姑参与筑堤劳动并搭草舍定居，取名集庆庵。也就是说，集庆庵因筑堤而兴，与沈堤共同诞生。天人共助，众志成城，全长70多里的拦海大堤，终于巍然横亘在黄海之边了。
筑堤同时，为避潮灾得水利，沈起又开发起沿江。他疏浚河道，沟通江河，旱则能引江水灌溉，涝则能排大水入江。从吕四到廖角嘴，沈公堤内侧曾有条东洲运河，是否沈起时开掘，未见记载。但这条运河能引水能蓄水能排水，还有运输功能，是当时的一条重要河道。沈起还在沿江构建河网，便利义宁等几个乡的农田灌排，大大改善了农作条件。
无论是脱脱的《宋史》本还是沈括的《长兴集》，都写到沿海筑堤和沿江疏浚后的成效——因为挡住了咸的海潮，又引长江水灌溉农田，土质不仅变好，而且开垦的面积越来越多。老百姓相互告知相互招呼，携家带口纷纷前来，其中有的是回归故里，有的是从别处迁徙而来，一时户口大增。沈起继续予百姓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使民生渐至富庶。沈起要调走了，他被包拯看中，调湖南任监察御史。海门老百姓感谢沈公的恩德，为他建了生祠——给健在的人所建造的纪念祠堂。沈括所撰写的沈起《墓志铭》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人徳公，相与筑祠以报之，长吏欲表上其事，公力止之曰，此令职也，安可以为利！”人们要筑祠报答他，县里地位较高的官员也要上奏章表扬他的事迹。沈起极力劝阻，说这是我为县令的职责啊，怎么可以凭职责范围内的作为去谋取名利官位呢？
沈起的所作所为，为海门以后几百年的发展打下了根基。海门，利在江海，也弊在江海。如何兴利除弊，是历朝历代治理发展海门的根本大计。沈起的做法是沿海筑堤以兴盐业，沿江沟通江河以兴农业，这一重大思路为历代遵循。沈公堤彪炳海门史册，但它一直被范公堤的光辉所掩盖，尤其是随着时间流逝，越元明而至清代，能知道沈公堤的海门人越来越少了。诚聘崔桐修下海门历史上第一本县志的当时海门县令吴宗元，曾为沈公堤写过一首诗，诗云：“捍海功成百代崇，蛇龙区薮尽耕农。当年不有临川笔，到此惟知有范公！”
沈公堤的功劳，是使可能成为蛇龙汇聚的江河泛滥之处，尽为农耕之地，这为历代推崇。但如果没有王安石那篇《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到现在，人们只知道有范公堤啊！近400年后，民国元年（1912）七月，张謇又为沈公堤写了一首诗，诗云：“沈公堤接范公堤，说范人人说沈迷。堤下潮痕堤上草，未妨早晚有高低。”沈公堤本来是连接范公堤而蜿蜒东来，但至今人人都知道范公堤，而一说到沈公堤竟迷惑起来。诗人对此既生感慨又觉不必耿耿于怀，那海堤脚下大海涨落的印痕和堤顶上蓬生的野草，一早一晚，高低并不相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据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六十一）记载，沈起曾撰写过一篇文章《海门兴利记》，并勒石刻碑，立于通州……可惜后来碑毁文佚，那一段历史的宝贵资料，也随之无从寻觅。
沈起和王安石友情深厚。沈起被调去湖南做监察御史时，王安石还专门赋诗一首送行——《送海门沈尹监察湖南》：“谏书平日皂囊中，朝路争看一马骢。汉节饱曾冲海雾，楚帆聊复借潮风。皇华命使今为重，直道酬君远亦同。投老承明无补意，得为湘守即随翁。”此诗赞扬了沈起，看好他的前程，也期望两人将来能一起共事。沈起因多有政绩，后来仕途虽有起伏但也较为通达，最高官职为天章阁待制（从四品，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官）。但在人生暮年处理边境事务中失误遭贬。当他被朝廷再度起用时，“卒于道”（宋·王称《东都事略》卷八十六列传六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逝世于赴任途中，时年七十岁，为北宋元祐三年（1088）七月二十六日。于第二年安葬于苏州吴县长山乡五顾原。
后周显德（954—959）把淮南江北的大片区域，全部从南唐手中占为己有以后，着手大规模地恢复盐业生产。为了休养生息，医治连年战乱给盐场造成的破坏，当时后周朝廷决定，废除余庆场盐额十六万石、金沙场盐额十八万石（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四十一，清影宋钞本卷第四十一）。余庆场，就是后来的余东、余中、余西三个场，到元代才真正一分为三。吕四盐场，有说唐初设置，有说五代十国时期设置，有说是北宋初年设置，即使取最后一种说法，北宋初期也已有了。
盐税是当时国家重要财赋来源。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政权特别重视盐业，盐务行政机构多有增设。南通境内各基层盐场机构的分设多始于此时。当时，姚氏集团统领东洲胡逗洲，同时有“东海都场官”“把捉私茶盐巡检使”等职衔，致力于“煮海积盐”，以至于“鹾峙山岳”。
国家看重盐税，对逃避税收贩卖私盐的打击就特别严厉。所谓私盐，与官盐相对，指未纳盐税而私自制造贩运出售的盐。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为捕治私盐，自淮北起，在全国设置巡院13所，其在扬州者称扬子院，“奸盗为之衰息”（南通盐业志）。南唐升元元年（937）海陵监规定：所有流放盐场的犯人，凡偷藏盐5斤以上者，重杖处死；凡刮碱土煎盐一斤以上，死罪；农户所购“蚕盐”，只能供作养蚕所用，不得进行交易或出售，违者照贩卖私盐论处。进入宋朝后，峻法有所放宽，但依然严厉。宋太祖建隆初（960—962）规定：违反官盐贸易法到十斤、私自煮盐到三斤，死罪。以后虽不断放宽，也就是把判死罪的煮制私盐，由三斤放宽到十斤。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元绛（1008—1083）来到海门，被任命为县令。
元绛的祖先是临川（江西）危氏。唐朝末年，曾祖父危仔倡聚集一帮人马，起先是保卫家乡，队伍壮大后进攻占据信州。但当时杨行密四处征讨，扩大地盘，兵强马壮，呼啸而至，危仔倡的队伍被其打败，跑到杭州，改姓为元。祖父元德昭，在吴越官至丞相，于是成了钱塘人。元绛生来机敏颖悟，五岁能作诗，九岁时拜谒荆南太守，太守给他出了三道考题，结果应对自如，且切中要义，太守深为满意，把他推荐给朝廷。但当时元绛家贫，未能成行。长大以后，参加进士考试，第一次失误，第二次中了进士，从此走上仕途。
巧合的是，元绛有一位堂兄弟元奉宗字知礼，也做过海门县令。他也是德昭之孙，景德二年（1005）甲科及第，考取了进士，被任命到通州海门当县令。到任以后发现到处是盐碱地，老百姓吃水都是大问题。他就选择合理地块，挖了一条河，注入大量的淡水，受到普遍的称赞。当时，海门境内，还有一条几十里长的大沟，中间几处堵塞不通。每逢雨季或暴雨，沟水横溢，淹害周边庄稼，影响百姓生活。奉宗力主疏浚，他向上反映建议，向下动员民力，终于疏通了这条大沟，导流入海，做了件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大好事。元奉宗后来官至屯田员外郎，告老归杭。他天性恬静，喜爱山水，曾对家人说：“富春佳山水，真吾退闲之所。遂卜居焉。”景祐戊寅（1038）去世，范仲淹为其撰写了墓志铭。（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十一恬裕，明天启刻本；清·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绛是个敢于担当同时又很有智慧和谋略的人。考中进士后调任江宁推官，摄上元县令，后又知永新县，在任上敢于打击不法豪强，为民申张正义，很有口碑。他踏上了海门这块既资源秉赋丰富又大灾大难不断的土地时，沈起和王安石都走了，他们留下了横亘达70里的海堤和江边初步连接起来的水系。这两个伟大工程，使海门海滨之人可以制卤烧盐，江畔之人可以从事农桑。然而，底层之民，天灾与捐税相逼迫，实难得“稻花香里说丰年”。更何况盐丁“熄火穷”，烧盐时勉能温饱，熄火时就揭不开锅。正如流行于盐区民谣《莫到盐场来》所唱的：“要到盐场来，带个薄皮材。要吃盐场饭，就把老命掼。”《有女莫嫁歌》：“有女莫嫁盐摊头，赤足露腿晒日头。有女莫嫁盐圩上，卤腿卤脚卤衣裳。有女莫嫁穷盐民，风吹日晒遭雨淋。有女莫进灶民门，缺吃少穿住破棚。”（张荣生编著：《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所以，在这里“淮民多盗贩盐”，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怎么办？制置使（两淮盐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建议元绛，凡是贩盐满20斤者，都抓起来坐牢。
但元绛思虑较深。来海门以后，他发现这块地方，制盐是人们的主要产业、主要谋生手段，除此之外，别无收入来源。盐民们都很穷，破衣烂衫，家无宿粮。制盐又完全受制于季节变化和天气状况，生产极不稳定，有时大起大落。他们盗贩私盐，是穷得难以存活的被迫之为、无奈之举。这与那些衣食无忧、唯一以贪得暴利为目的、大批量贩卖私盐的人，性质完全不同。于是，他果断决策，对所抓获的盗贩私盐的当地百姓，在处以鞭打、施行教育后，就把他们放走了。
元绛的这一做法，富有战略眼光。
南宋末学者黄震，曾为官多地，在江苏吴县、镇江都有任职，著有《黄氏日钞》一百卷，其中有一篇名为《海邦私盐》，文中说：“某生长海邦，每见私盐之禁严，即官盐之额亏；私盐之禁宽，即官盐之额增。岂私贩者多，反有益于公家哉？宜损而反益，此其事实，必有当深察者。”黄震的文章说，卖给官的盐，价格低贱到收不回成本，盐民是贴钱赔本售官盐。这亏损哪里弥补呢？只能靠私盐。所以盐民是靠制、售私盐来贴补交纳官盐的限额。如果对私盐处罚太重，官盐也就越来越少了，如果到了煎官盐的成本也没有的地步，就是把盐丁们都鞭打至死也没用了。为此，他建议，“禁私之法”，外紧内松，大局上口径不能松，但到处理具体问题时，适宜放宽，这是从实际出发，也是士大夫保护国家元气的一种眼光和用心。不知黄震作此文时是否知悉元绛在海门的所作所为？其实，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他俩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即着眼于整个盐业生产的大局。从全局谋划，要严禁私盐，此涉财赋税收、国之大计；从具体着手，则应区别对待，宜宽则宽，因为不严厉苛责盐民，让他们得以维持生活，这是保护生产力，是爱护国家元气的战略之举。元绛在海门对盗贩私盐的“海滨之人”“笞而纵之”，被多种史籍记载，一直流传至今。足见其这一举措符合实际，深得民心，影响深远。
宋初三杰，沈起后来官至四品，王安石曾为朝中宰相，“王安石变法”已永存史册，元绛也升至副宰相。元绛晚年深得宋神宗的信任，他多次请求告老还乡不被允诺。当最后终于同意后，神宗还恋恋不舍地对他说：“你可以在京城安家，我会资助你钱财，并且使耆宁（元绛之子）仕进便利。”元绛说：“我有田地和房屋在吴地，请求回去卖了，在都城建造房屋，能够见皇上，已经很荣幸了，怎敢希望赏赐呢。”已经出发踏上归程，神宗追送千两白金，告诉他早点回来。元绛到吴地过了一年，因年老多病上奏，恐怕不能奉命回来。过了三年去世，年七十六岁。赠为太子少师，谥号章简。
曾经前后担任过海门县令的三位官员（暂把王安石列其中），后来都官居高位，并政绩斐然。其中原委很多，但起码那时的海门，已不是无名小辈，已可跻身中上之位。然更为重要的是，海门建县百年中的这三位县令，为古海门、也包括后来海门厅的总体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结构：南粮北盐，保护百姓——就是说，滨江农业，滨海盐业，共同的基础是以民为本，“民为重，社稷次之”。此后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海门没有脱离这个轨迹。
南宋绍兴十八年（1149），海门人陆师古正式考中进士，虽然是第60名。陆师古出生地海门礼安乡，位于余东场和吕四场之间，离江边不远。200年后，这里将成为海门一迁县治的所在地，再过不到200年，全坍没于江。陆师古，字克永，小名陈僧，父名陆厚孝，家为农户。陆师古考中时已37岁（宋·佚名《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佚名《元典章》户部卷九典章二十三，元刻本）。他是见诸史籍的海门宋代第一位进士，后来的仕途如何，未见记载。
陆师古这样的农家子弟，能“十年寒窗”，一心读书而不问稼禾，一步一步“过关斩将”，从童试乡试直到殿试，最后终于37岁金榜题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是要一定的经济作支撑的。前文曾提到，宋初三杰之一的元绛，出身官宦世家，少而聪敏，9岁时被荆南太守推荐给朝廷，终因家贫而未能成行，可见经济的基础作用。这反映了宋代海门农业有了较快发展。海门位于东经121度04分—121度32分，北纬31度46分—32度09分（《海门县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光照较足，无霜期长。进入21世纪的气候资料显示，年平均气温15.6℃，年平均降水量1040.4毫米。这样的气候条件，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生长。更为重要的是，从五代十国进入宋代，从战争动乱进入和平环境，人们感到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以好好安稳过日子了，为政者也采取多种措施恢复生产，人们劳作积极性大为提高。
多本县志载：明洪武九年（1376），全县有官民地、草场1556顷多，要交税粮7549石多，马草12964包，包种桑树1482棵、纳丝296两、绢16匹、零丝8两等。进入明代，海门土地已大片坍江，编户也大为减少，建县时120里，至元代，曾发展到183里，但到洪武年间，县治已迁到礼安乡，编户也大幅缩减剩37里。由此可以推测，在坍江之前，全县的土地面积、人口总数是数倍于明初的，那时海门的农业应该是比较发达的。
宋元丰三年（1080）到海门任县主簿的江西人刘弇，在近6年任期内，留下不少诗文，记录了当时海门的一些情况。其中有篇写于元丰六年（1083）九月的《海门按田书陆琼桥壁》（载于其所著的《龙云集》），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当时见闻。该文为作者“巡视海门农田题词于陆琼桥壁”的情况，大意是：
淮河人称谓河水，往南顺流而下的叫泾，像顾凌泾、六丈泾就是这样。称呼河水开始时分流、最后合为一处的叫洴，像黄洴就是这样。挟着土地往低洼处奔流注入大海大河，水势大却不漫没土地的叫夹，像鲈鱼夹、镬沙夹就是这样。沟，则因流水工整而取，比如有的围绕着房舍，因此有新沟之名。有的河，水涌而出，像人奔到巷子里去那样，这就叫港，因此有曹稍港之名。贴，四面通达、地势平整、土质厚实、受得住侵蚀，适合农民耕种、使用而起的名字，其特点是湿润的土壤在中间，离海远，断绝了海潮的影响。段姓某人有某块土地，沟限定了他的疆界，这是界河。染布兴起需要排水的，遭受水灾需要排水的，积水多、盐碱成分多不适于耕种需要排水的，退潮滩地不能开垦需要排水的，都需要围绕筑垾圩开渠放水，像环绕房舍开沟退水一样。
元丰六年秋天九月份，我巡视农田才到了黄洴，非常喜欢它的肥沃。那种认为即使把污浊的水注入泾中也可以求得肥沃，在这里是不行的。沿路看到的都是水稻，连绵不断，聚集在一起。询问当地人，当地人看了一眼水稻说：这是最好的水稻。村民有专门的场地，堆积的秸秆像小山一样。在秸秆旁有囤，积存稻谷。囤边上拴着狗，住着人，看护粮食终日不休息。谷场上的人，不停地奔忙劳作，稍微有些懈怠，就有人用歌声呼唤鼓劲，这叫踏场。许多舂米的人，不论是小孩、老人，都待人和气。孩子们白天追逐嬉闹，击鼓歌唱。刚好碰到巫婆请神，用供品祭祀祈福，间隙时把米饭送给小孩。对待老翁像招待客人似的，拿出烧好的鸡腿，端上美酒炝的螃蟹，放在桌子上，邀请村里爱喝酒的人去作陪。他们喝醉了酒，有的卧仆在田间土堤上，有的袒胸赤足、指着藩篱说：这是我喝醉酒的地方，好快活啊！（我内心感慨）这是灾害年头的幸运人啊！我的职责是巡视，不能与他们同饮，飞快地离开了。
第二天，抵达顾凌泾，找刘孙旺等12人了解情况。名叫海涂得的这块地方，最有意义的是杨王庙壁的题词。第三天，访问王守明、段鸠、袁琼等6人，又再次视察以前验看过的枯槁的秧苗，心中恐惧，察看的是事实。第四天，离开飞垅，访游新罗贴，过东面的下沙坊。稍微往前，是济丈泾，到达蒋洴。蒋洴能走的通道很少，走小堤，小堤当中断绝，像是被水冲开了决口。路像蛇一样弯曲，走得头也眩晕了，只看到来去奔流的潮水，比其他地方更危险。艰难跋涉的道路上，同行者有李善璨，路的左侧是数块贫瘠的农田。
后来继续往东沾去，求访陈杨符。登上了醎水垾的尽头（远望大海），悼念仁孝村：村民逃生不再回来了，原来的田地，苍茫一片废墟。追念大禹功德，心情悲痛，久久不能平复。晚上宿在陆琼，询访向导，往前的道路很艰险。
这一次巡视结束了，我愿再能像这次一样看到肥沃的田野和丰收的景象，再次看到击鼓歌唱追逐嬉闹的民众，我愿再走像蒋洴东面西面那样的艰险道路！于是我就在墙壁上题字相告：以后巡视农田的使者不能马虎啊！
此文记录了当时海门农村的场景，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水乡，仅仅因为水流的不同去向、不同组合、不同位置、不同形状等，就分别有不同的称呼和名称。河流纵横，沟渠交织，通江达海，水韵海门。海门真正的好田叫“贴”，四面通达，地势平坦，土质肥厚，适宜耕种。刘弇在巡视路上就看到了这样的田地。稻谷登场，农人忙着脱粒收储，孩子们追逐嬉闹，老人们喝酒庆祝，一派丰收景象。此文也记录了当年有旱灾而禾苗枯死的地方，前年有潮灾被淹的村庄人去田荒已成废墟一片，但这些还不是当时历史主要的场景。刘弇记录的北宋元丰年间的海门，还是一个相对农耕自足的海门。30多年后，陆师古正是在这样的海门出生成长，读书成才，金榜题名，成了现有史料中的第一位进士。
刘弇是九月份去的农村，见到的就是稻谷了，如果是初夏季节看夏收，那就以麦子为主了。新粮上场，常常是“麦饭”清香而又诱人。宋人舒岳祥，有首《村庄麦饭》的诗，就形象地抒写了这个情节（宋·舒岳祥《阆风集》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麦风生晓寒，梅潦蕴炎溽。三日不出门，新笋已成竹。独酌固自佳，对妇亦不俗。黄鱼出海门，餍饫及僮仆。因思去年时，煎牟作糜粥。饥饿走荒山，群奴深两目。今春幸完生，一饱万事足。箔蚕微有收，条桑柔更绿……”诗中写到了梅雨季节、海门黄鱼、新长竹笋，或对饮或独酌；写到了去年到处去寻找食物，饿得双目深陷，“今春幸完生，一饱万事足”。作者还写到了今年养蚕的收成也不错，所以眼中的桑树，枝更柔叶更绿。这首诗以“村庄麦饭”作题，但诗句中未予描绘。当然，将麦饭入诗的还有人在。
崔敦礼、崔敦诗，南宋通州静海（今江苏南通）人，二人均为高宗绍兴三十年进士（1160），皆为诗人，著有大量诗作。敦礼著有《宫教集》《刍言》，敦诗文才敏赡，著有《玉棠类稿》《西坦类稿》等。这二人是兄弟俩，宋王象之《舆地广记》还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他们的曾祖父，从小就不杀生，看到地上的蚂蚁都要绕着走，或者是踮着脚走。到市场去，看到活的鱼都会买回来再放到河里去。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乡亲们跟着做。慢慢的，学他的人多了，他就组织了一个类似协会样的组织，名称就叫“放生”。于是，人们不再叫他原名，而呼之为崔放生。他有两个重孙敦礼、敦诗，双双在同一年考中进士。崔敦礼在多地当官，经常回老家探望，写下了多首咏狼山的诗作，也留下了描述农民劳作的诗篇，留存下来的有田间辞三首和《喜晴》一首。在《喜晴》中有：“……羲和鞭日从海底，照出浩荡郊原春。呼儿买酒聚笑语，门前且无吏怒呼。今年麦饭滑流匙，更趁新蚕理襦袴。江头烟树晚戎戎，江南婴笋春事丰……”诗中“滑流匙”三字，把麦饭的新鲜、软糯，主人就食时兴奋与迫不及待的心情，形容得维妙维肖。
从宋到元，又是一次改朝换代，人民经历战乱，死伤无数，哀鸿遍野。元朝确立后，同样是积极劝农促农。元史中记载了一件与海门有关的事情（柯劭忞《新元史》卷六十九志第三十六，民国九年天津退耕堂刻本）——“大德六年（1303），翰林院侍讲学士王中顺呈称，前赈济通州一州，静海、海门两县……”这是目前发现见于《元史》唯一一篇关于海门的记载。这位翰林院侍读学士王中顺，在元大德六年即公元1303年，刚刚从通州所属的静海、海门两县赈济回到朝廷，就呈一文，汇报遇到的一个情况。说是到了这两地，按规定要办事要找人，忙前忙后招呼应承的全是社长，而村里的里正等官员居然不闻不问。而且，社长中有不少年纪很轻，比较愚昧，脚穿草鞋，裤卷膝上，语言粗涩难听。王觉得很奇怪，继而询问，想不到州与县的回答完全一样，说是历来如此。详细地请教了按察使达鲁花赤，得悉管理民事的官员下面便是社长，责任非轻；当时还设立了社师，以教诲村中子弟改过向善。这两个举措，看起来不很急迫，实质上非常切合实际。并且规定中有一条：社长如果年纪太轻，德望不高，全村不是很信服，可以立即重新推举、更换。我想自中统（1260—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时开始使用的年号）建元到今天，好的法律好的主意很完备了，但有关部门执行不力，时间长了，生出许多弊端来。王认为，应该重申法律规定，社长依然负责劝导村民务农养桑，告诫年轻人勤恳劳作；社师依然利用农事空隙办学，把伦理的基本知识基本规矩传授给大家，这些都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举措啊！王最后写道，中书省如果认为他的意见是对的，请行文到各地要求执行。
原来，元代在农村设立了社长和社师岗位，专事劝农和劝学。“至元二十三年（1287），命颁于各路依例施行……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本处官司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
——社长宜奖勤罚惰，催其趁时耕作。仍于田塍树牌书某社某人地段，社长以时点视。
——每丁岁植桑枣二十株，或附宅地植桑二十株，其地不宜桑枣者听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限十株。仍多种苜蓿备凶年。
——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偕知水利人员以时浚治，如别无远碍，许民量力自行开引。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给车材。
——近水村疃，应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芡菱蒲苇等，以助衣食。
——社内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
——社内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其养蚕者亦如之，耕牛死令均钱补买，或两和租赁。
——荒田除军营报定及公田外，其余……先给贫民耕种，次及余户。
——每社立义仓，社长主之，丰年验各家口数每口留粟一斗，无粟者抵斗存留杂色物料以备凶荒。
——本社有孝悌力田者，从社长保甲本处官司量加优恤，若所保不实亦行责罚。
——有游手好闲及不遵父兄教令者，社长籍记姓名，俟提点官到日审问，情实书其罪于粉壁，犹不改罚充本社夫役。
——每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问有成者，申覆官司照验。
——每年十月委州县正官一员，巡视本管境内有蝗虫遗子之处，设法除之，务期尽绝。”（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六十九志第三十六，民国九年天津退耕堂刻本）
在这样详细而严密的规定中，这位翰林院侍读学士到海门检查赈灾工作，竟然发现好多不该社长管的事，都推给了社长，而且，社长大多年轻、愚昧，既不符合社长“年高德望”“知晓农桑”的要求，也没有权威、持重、彬彬有礼的形象。更令这位侍读学士惊奇的是，他为之询问州县官吏，得到的答复说都是如此。这位学士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就上了奏折，上书到朝廷，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后来上面批示下来，同意他的建议，要各地参照执行。
有元一代，不仅在农村设立了社长社师，给这两个岗位规定了很具体的任务，还下发了很多技术资料，如“种治农桑法度”等。海门有种特产叫“海门柿”，在宋代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三风土志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里仅只有个名，三个字。到明代，在记述柿子的著作中，笔墨明显增多。明代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九树畜部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说：柿“名之著者海门，其蒂经久雨即脱，用油纸，体重大，立竹木以支之”。原来那时最有名的柿子是海门柿，体重大到为防脱落而要用竹木支撑保护。不知这与元代的劝农措施有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