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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洲，横卧于江口，与其他一些小沙洲相比，她面积较大，特别是位置重要，沟通江海、连接南北。当然，要发挥她战略枢纽的作用，整个社会要有较强的水上运输能力，首先是要有一定的造船技术水平。如果面对的是空荡荡的长江和空荡荡的大海，东洲也只会是空荡荡的，无足轻重，无人光顾。
发生在三国时的赤壁之战，反映了曹操与东吴孙权两方强大的造船能力。到隋唐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种能力都大为提高。史书记载，隋炀帝从洛阳沿大运河巡行到江都，数千艘船只的行列，前后延续200余里。“炀帝本人乘坐的龙舟共四层，高45尺（约13米），宽50尺（约14.7米），长200尺（约59米）。”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命张亮率领水师帅江、吴、京、洛募兵凡4万，吴舰500，泛海趋平壤”。泛海趋平壤的500只航海大船被称为“吴艘”，“都是吴地制造的航海船只，而今江苏省域即为吴地的核心区域”。“当时，淮南、江南的沿江地区是全国最重要的造船基地，而淮南道首府扬州和江南道首府润州又是江淮最主要的造船中心。”“唐后期，战船的制造也是日常性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楼船的制造。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李希烈作乱，德宗四处避难，为准备德宗的南迁并震慑李希烈，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韩滉在润州沿江‘造楼舰三千柁，以舟师由海门大阅，至申浦乃还’……达到了壮军威、张声势的目的。”（《江苏通史·隋唐五代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
与官府的造船业并驾齐驱的，是广布民间的造船产业。从当时的记载看，已经有由扬州、苏州出发至日本的海上运输，有在长江与大运河之间相互航行的江河运输，湖与湖、河与河、河与湖之间的水上运输更是频繁。出现在长江上的商船载重已达万石（600吨左右），从事海上运输的船只规模更大，航运的经常性，表明船只已具有相当的安全性。至于民间生产、生活、娱乐的日用船只的制造，更是花样繁多：“如往来沟浦捕鱼捉虾的蚱蜢舟，坐钓的五泻舟，运草的草船、积芦船，便于晚上行走的夜航船，等等，不一而足。在水网地区，‘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船’……”（《江苏通史·隋唐五代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
长江上船帆渐多，海运也日渐兴起，处于江海交汇处的东洲，机会也就多了起来。东洲那时是否有码头？是否逐渐成为江海运输中间的周转站？虽至今未见记载，但关键的是东洲有盐。
史书记载，胡逗洲还在与陆地相连之前，“上多流人，煮盐为业”。东洲之初，崔桐的《海门县志》说“唐为盐亭场”，相互类似。而且东洲更在下游，水质优于胡逗洲。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于南通周边出土了两块墓志，墓主分别是唐末五代时期统治东洲的姚氏政权第三代和第四代成员。《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云，当时主管东洲的姚氏政权，“……司煮海积盐，醝峙山岳，主漕运，副上供”。《姚锷墓志》云，姚氏主管东洲，“盐铁之场监殷繁，军庶之营居绵广”。这两段记述传递出两个重大信息：一是东洲产盐，制盐业分布面广，盐产量高，堆积如山；盐工人数多，管理空间广阔，业务繁杂，“盐监”任务繁重。二是这些盐都要按时足额运出去，从东洲经长江进入运盐河，因为运盐的任务重，而且这又是当时国家的急需物资，所以必须放在突出位置，国家所要的其他物资，则只能从次。
东洲有了自己必须急运的大量的盐，同时，生活于东洲的“军庶”亦需大批的生活和军事物资，江河运输就成了东洲的生命线。这样，东洲就势必有船队，也就必然有码头。由江入海的船和由海入江的船经停这里，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盐，决定了东洲的经济地位；时空位置，则决定了东洲的军事地位。
五代十国时期，长江自江宁（现在的南京）而下，两岸被杨吴和吴越两个政权犬牙交错地分割。杨吴势力强大，占地辽阔，除占了安徽江西、淮河以南直至长江的大片区域外，还占领了长江南岸的江宁和润州、常州。而以杭州为中心的钱镠吴越政权，主要在今浙江范围，但偏偏占据了当时江南的重要城市苏州。那时的长江南岸，自太仓起直往东南而去，现今上海市前身华亭县，也仅仅只有一个海边的青龙镇。这样的江海陆地空间格局，使东洲成为长江口勾连南北的唯一通道。此时的东洲，不仅扼江海之咽喉，同时也镇南北之津要，可以控制甚至斩断长江下游段江南江北之间一切水上来往。
身兼渔盐之利和战略之要的东洲，自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东洲在身居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管辖范围内，具有雄才大略的杨行密当然不会轻待东洲。正是在唐将灭亡、五代十国即将开始、杨行密也将成为杨吴国最高统治者的902年，东洲镇建立了［《南通市志（1983—2005）》（上中下），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杨行密于此建镇，提升对东洲的整个生产资源、军事资源、战略要素的整合能力，提升对整个“军庶”的社会管理强度，把它真正建成一个强大的战略要地。从此，东洲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以不断升腾的熊熊战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