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口沙洲

海门崛起于长江口。

在那四顾茫茫的江涛海浪之间，一块沙洲从水底隆起，渐渐露出水面，不断四向延展。水草长了，芦花白了，飞鸟来了，日渐生机盎然，出落成蓝天碧水之间的一块绿玉。不知何人于何时，也不知他是否登上去过，但他竟然为这块沙洲起了个名——东洲，这是个极富创意的名字。东则东矣，万里长江入海口，由此再往外，东北向是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直至日本、朝鲜，东南方向则是舟山群岛、台湾岛直至东南亚。对于这种江海之中由泥沙淤积形成的陆地，既可称之为洲，也可称之为沙——如崇明最初发轫之地，就被称为三沙。但洲，似乎更入流一点，因为古往今来组成江海平原的都称之为洲：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东洲，既响当当，又平平常，此名既出众，又不出格，由此一锤定音，流传千古。

公元958年，就在这块江海共同孕育的沙洲上，海门设县。但把东洲带入史册的时间，要比这早得多，而且与中国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有关。

据清代王昶《（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二十四兵防下〉》（清嘉庆七年刻本）所载，早在东周时期，吴王阖闾十年（公元前505年），有东夷人（关于东夷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之一说，东夷并非民族概念，而是对生活在东方的不同民族的统称，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语言、种族、传统和起源。早期东夷中有许多部族属于华夏族群，比如东夷的首领少昊、秦人的祖先伯益）侵犯吴国，阖闾率兵亲征。东夷人不敢与之交战，退至海上，占居名为东洲的一块沙洲。阖闾一路追赶，也到了海上，占领了另一块沙洲。相互对峙了一月多，其时适遇海上风急浪高，粮船无法驶来。吴王祈祷上苍，忽然东风猛烈，一片金色海浪从远处滚滚而来。金浪绕吴王的沙洲不断盘旋，吴王命官兵尽力捕捞，竟得大量黄鱼，味道鲜美无比。三军欢呼雀跃，士气大振。而东夷兵士不得一鱼，军队无粮，败局已定，东夷人遂献宝投降。此史料在文末还专门注上一笔：东洲即今海门乡（海门县在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因陆地几近全部坍入江中而裁县为乡），南与崇明海面相接，亦称为东布洲，由此推测，崇明未涨之前，已经有沙洲了。

这则史料，未能证其真，但也未能说其伪。它把东洲的历史一下子前推了1460多年，超过了建县至今的时间。东洲之洲，东洲之名，海门建县1400多年前就有了？这1000多年中，东洲经历了怎样的沧海桑田？东洲本土还曾发生过什么大事件，演绎过长江口什么样的历史？江海既能育洲，江海也能毁洲。春秋时代的东洲被淹没了，但是谁，又把这个名称冠之于唐初才露出水面的江口一块新沙洲？这个名称是否代表了一种宿命，以至于400多年后，东洲在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戏，把一个壮县海门放进华夏版图后，又复归于沧海？历史，就这样隐于迷雾之中，窥之不明，问之无答，思之无果。

东洲再次见于史料，已是唐代。明代海门人崔桐所著海门第一本县志（《嘉靖海门县志》）说，海门僻处江海之滨，在后周（五代十国时期）以前，没有独立建置。初叫东布洲……唐朝改为盐场，唐末属吴，叫东洲镇。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四十一（清影宋钞本）记述：“东布洲元（原）是海屿沙岛之地，古来涨起号为东洲，忽布机流至沙上，因名布洲，既成平陆，民户亦繁。”张荣生编撰的《南通盐业志》也说：“唐初（七世纪初），南通地区南部和东南部为长江口海中沙岛，有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等。诸岛皆被先民开拓为煎盐亭场，其上多有流人，以煮盐为业。”

这时候，有个小人物到了这几个沙洲。《舆地纪胜》有记：“吴蒋司徒，本吴郡人，吴太和中至布洲教民经营煮海，盐利之获，不赋而羡。未几，籍其灶数而归于国。自是风集浪舶奔走，附集民区吏廛日益繁多。没后，民祠之。保大中封通利公。”看来，蒋司徒在煮海制盐上，掌握了当时先进技术。他孜孜不倦地辅导帮助布洲民众，使之逐渐富裕起来。蒋司徒还不谋私，把他在布洲的盐灶全部交给了国家，由此腾出时间，常常颠簸于风浪之中，去各地给盐民传授技术。蒋司徒去世后，老百姓怀念他，专门为他建了祠堂，逢年过节前去祭祀。在南唐保大年间（943—961），朝廷封蒋司徒为通利公（现今南通区域其时皆属南唐）。蒋司徒这样的人，盐区百姓一直牢记他的恩情，并代代纪念其功绩。当年他所去的那些沙洲，后来成为整个通东地区的六大盐场：吕四、余东、余中、余西、金沙、西亭。通东六大盐场盐民敬崇通利公，每年除夕晚上烧经祭祀，形成传统。烧经即烧经疏，经疏是上奏天庭的奏文，祈求天上的通利公蒋司徒保佑他们烧盐平安、丰收。烧经的形式，各地大同小异，与今天祭祀祖宗相同。不同的是，由男性家长领头跪拜，更为虔诚。通东地区把这种祭祀称为烧利市。千年流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中断。

与蒋司徒前后脚来到海门的还有一人：吴妃。不过，史书上留下的只有她的坟墓——吴妃冢。崔桐《海门县志》“古迹篇”说：唐史记载，景福（892）、天祐（904）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被封为吴王。他的儿子渥，继承了王位。这个冢，人家疑料是他妃子的坟墓。吴陵巡司的得名，也是从这上面来的。但就在这一节的末尾，崔桐又对此表示怀疑，他说，吴妃冢究竟是不是吴渥妃子的坟墓，现在无从查考，大约也是捕风捉影之谈。这表明他对此将信将疑。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天祐二年（905）十一月，杨行密去世，其子杨渥嗣位。这位杨渥喜好游玩作乐，他居然在父丧期间，“昼夜酣饮作乐，然（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或单骑出游，从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其亲信不断欺压元勋旧臣，将领们颇感不安。天祐四年（907，此时唐已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不承认取唐而代之的后梁，仍沿用唐年号），有大臣发动兵变，控制军政，杨渥大权尽失。天祐五年（908）五月，杨渥被杀，其弟杨隆演继位。

杨渥真正执掌杨吴政权仅两年半时间，他妃子的墓如果落葬海门，一种情况是随他出游，途中暴毙，就地安葬。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当时的东洲镇，是杨吴政权战略要地。公元908年8月，就在杨渥被杀3个月后，杨吴和吴越就在此激烈交战。先是杨吴失败，水军被斩万余。后是杨吴以重兵夺回东洲，大败吴越。如此重地，杨渥出巡一下，情理之中，由于生性喜好作乐，携嫔妃同行，也符合其性格。另一种情况是吴妃去世在杨渥被杀后，因某种不知就里的原因，不能入杨渥陵园，就落葬别地。或许她正是这一带人，落叶归根，也合情理。

然这些仅仅是分析。吴妃冢有历史记载，由此演变而来的吴陵巡司，则存在于有明一代。据明《惟扬府志》，当时海门有张港和吴陵两个巡司，其中张港巡司于万历十年被革除，而吴陵巡司一直存留。绘于明代的《扬州府城图》里的《海门县图》，就标有吴陵巡司，位于七星港和树洪港之间，标注明显，所在处还画有几幢房屋、树木，在此图上尤为独特，十分醒目。

如果说蒋司徒提高了东洲的煮海制盐能力，那么，吴妃冢，不管其是真实还是传说，则是东洲地域对“人杰地灵”的一种期许和愿望。

在公元10世纪初东洲镇出现于长江口版图上时，其西向的上游方向，已有一块大的沙洲与北岸陆地连接，它叫胡逗洲。胡逗洲第一次闯入历史，是公元552年的南梁（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政权）叛将侯景在胡逗洲被杀。侯景之乱，是南京的一次浩劫。公元548年，梁朝将领侯景叛乱弑君并自封为帝，梁朝大将王僧辩、陈霸先联合向侯景发起进攻。梁承圣元年（552）收复建康，侯景兵败向东方逃窜，到胡逗洲上岸后被手下人所杀。侯景尸体被“以盐五斗置腹中，送至建康，暴之于市”。“百姓争食其肉，连溧阳公主（侯景强娶之妻）也打算分食一块。剩下骨头烧成灰，乃有人以灰下酒。”（张新奇所著《南京传》，岳麓书社2019年7月版）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胡逗洲设置税务机构，检校盐产，征收盐税，这是南通南部地区设官之始。胡逗洲到底何时与陆地并接，有多种说法，但肯定早于东洲建镇。今天的南通市区以及东到金沙北到石港平潮等，都是胡逗洲的范围。不过，胡逗洲并陆时狼山还在江中。

在胡逗洲的西北方向，有一块更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并陆的沙洲，名为扶海洲，它与扬州东部的沙咀并接，使扬泰砂咀（旧称蓼角嘴）向东延伸了50多公里，可达今如东县长沙以东。南通西北部的盐业生产运销，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开始，到唐代中后期渐趋繁荣。至中唐后期唐文宗开成年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掘港的名字和当时盐业状况，出现于历史记录之中。公元834年，距日本上一次派遣唐使已有30年，仁明天皇决定再次委派遣唐使，人员规模达到651人，在日本遣唐使历史上空前绝后。有位圆仁和尚身为使团中的“请益僧”。当时日本西渡大唐大约只需要10天时间，但风险极大。日本学者估计，历史上派出的遣唐使船不下48艘，沉没海底者超过12艘，所以遣唐使备尝艰辛，危险重重。筹备工作花了2年时间。公元836年首次出航，4条船出发不久遭遇逆风，圆仁乘坐的第一船和第二、第四船破损严重但漂回岸边，第三船遇难，140余人仅20余人生还。837年，修好的三船再次入海又遇逆风，全部被吹回吹坏，圆仁被船上断桅打伤左臂。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圆仁所乘之船第三次出发，途中遇上风暴，船舶搁浅，后被潮水推回海中随波逐流，最终于夏历六月二十八日夜漂至长江口南通境内南部滩涂，受到淮南镇大江口盐判官充行存慰问，派人引路至掘港亭。圆仁一行在掘港国清寺休整15天，后来乘船去扬州。

圆仁等人所住的国清寺，近年经考古发掘，已发现了三座大殿殿基等各类遗迹10多处，出土文物标本近千件。专家认为，这处遗址是当时中日之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南通及江苏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标志性遗迹。

圆仁回国后，写下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行记》），和唐代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元朝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东方三大游行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圆仁所著《行记》，对住宿在掘港亭国清寺有记：“海陵（如皋）镇大使刘勉来慰问使等，赠酒饼，兼设音声，相从官健、亲事八人。其刘勉着紫朝服，当村押官亦同着紫衣。巡检事毕，却归县家。”看来刘勉对他们很友好，送了酒和面饼，带了翻译和几位办事人员。刘勉很注重礼节，身穿紫色的朝服，连驻在村里一位边防部队小军官（村押官）也如此。他们检查完毕后回到县里去了。到如皋镇后，“镇大使刘勉驾马来泊舫之处，马子从者七八人许，检校事讫，即去”。离如时“大使相送三四里许，归向本镇”。这表明圆仁和大使起码见了三次，最后一次是送行，圆仁他们要去扬州，刘大使居然送了“三四里许”，礼貌有加，十分友好。

由此可知，唐代，掘港亭归如皋镇管，海外船只入境，如皋镇可按法规单独处理入、过境事宜，而且这里驻有边防部队。《行记》载：“有如皋镇……进堰有如皋院……水路北岸杨柳相连。未时到如皋，茶店暂停。掘沟北岸店家相连……从此行半里，西头有镇家……水路左右，富贵家相连……镇家四围。”于此可见唐时如皋镇，一是商业发达，店家相连，圆仁们在茶店歇息，容得下数十人的茶店，可谓大店了。二是比较富裕，水路左右，也就是河两岸，富家一户连一户。当然船上的圆仁大概只能从房屋气势与豪华与否去作判断，起码他是从与他日本国状况的对比中得出的结论。三是环境美丽，流水悠悠，杨柳依依。《行记》还写道：“蚊虻甚多。辛苦罔极。半夜发行。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半夜，正是酣睡时刻，却登船赶路，又遭蚊虫叮咬，无比辛苦。惺忪的睡眼中，圆仁们却看到了堆满了盐斤的船只，三四只、四五只编结在一起，首尾相接向西航去，前后有数十里之长。圆仁说，因为第一次见到，所以很难描述，太使人惊奇了。运盐船队如此壮观，可见当时掘港、如皋直至通州南部东部盐场煮海烧盐的规模与发达程度，已成气候。

唐代，是南通地理状况变化较大的一个时期。晚唐期间，由于长江泥沙逐年积淤，胡逗洲等沙洲渐渐蔓延，其东南方向不断向江面涨伸，其西端与北岸陆地日益靠近，逐步形成以石港为西顶点、掘港为东北顶点、吕四为东南顶点的喇叭形海湾，俗称“北海”（因其南缘后来建有余西、余中、余东三个盐场，地理学上称之为“三余湾”）。北海海湾的形成，为10世纪以后南通盐业兴盛提供了优厚的地理条件。（《南通盐业志》）

唐初，东洲的南部江面，也开始热闹起来。较早浮出于江口的沙洲有两块。据明郑若曾《江南经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下的“崇明县境考”说：“唐武德元年（618），海门之南腾湧二洲，名东西二沙，渔樵者土著焉，嗣是芟刈垦辟，易而为田，民乃攸居。立镇西洲，以通有无于江北，因是属通州海门县。崇明之名所由始。宋天圣二年（1024），续涨一沙，与东沙接壤，而前两沙之民徙居焉。建中靖国（1101）初又涨一沙于西北，距五十里，即今所谓三沙也。嘉定十五年（1222）更置盐场号曰天赐场。”崇明开始是两块沙洲，于公元618年露出江面，当地土著居民在上面打鱼伐柴。其实，这里原本是浩荡江水，何来“土著”？有史料说，其最初的居民是由常熟一带迁来。东晋咸康七年（341）时，在今常熟市西北建南沙县，在隋开皇九年（589），把常熟县治迁至南沙县，后南沙县废入常熟县。去这两块沙洲“渔樵”的人们，在沙地逐渐成熟后就广为开垦，着手农耕，渐成良田，随迁居其上，安家落户。在西面的这块沙洲建镇，取名“崇明”，“崇”为高，“明”为海阔天空，“崇明”为高出水面的平坦宽阔明净平地的意思，这在唐神龙元年（705），以后开始与江北的民众互通有无，而江北就是通州的海门县。宋天圣二年在东沙边上又涨了一块沙洲，有人从前两块沙洲上搬迁而来。到建中靖国初又在西北方向涨出一块沙洲，与原来的二沙相距50里，这就是郑若曾写《江南经略》时所说的三沙了。南宋嘉定时在崇明增设盐场，称为天赐盐场。

由此再往南，古喇叭形长江口水面辽阔，江海岸线远没有推进到现有位置。唐时将昆山南境、嘉兴东境、海盐（现属浙江省）北境建华亭县，县治设在今松江境内。天宝五年（746），在今青浦东北的吴淞江南岸设置了青龙镇，直属华亭县。青龙镇原是三国时吴孙权建造和停泊战舰的场所。青龙港是吴淞江下游的起点，是唐代对外贸易的新兴港口，航运船只不仅可抵沿海和内河重镇，而且可直达日本、朝鲜。宋初，华亭县以东的海滩，已经成为重要盐场，“人烟浩穰，海舶辐辏”，商业日益发达。

环绕东洲的那些战火香火，那些煎盐灶火，那些客旅镇院，那些海船辐辏……将会让东洲告别荒芜，告别无闻，迎来江海喧闹，走进历史烟云。 jRVvPJVAcjTfHFfgStIOpuu6f26blG6CyQOX/MHUAo5jHjSBlAi12n02uet5LXv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