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私与商

明《嘉靖两淮盐法志》上，载有一位巡盐御史关于草荡的奏章，其中说，海水无边无际，取之不尽；上天又让海边滩地上长出了旺盛的野草，年复一年，生生不息。以海边之草煮海中之水，就能收获大量的海盐，这是天赐的财富啊。历代王朝就是凭借大自然的丰富资源，役使奴隶般的盐丁，生产出从皇帝、大臣到市井小民生命中须臾不可或缺的盐。无限的资源，巨量的人力，广阔的市场，三者结合，终于构成了国家财税有力的支柱。

对盐税无限度的追逐，导致盐价变动的幅度很大，尤其表现在皇朝的初期和末期、承平时期和动乱年代。唐朝初期1斗盐10文钱，相当于2元钱就可以买12.5斤盐。而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盐价迅速上涨，到贞元年间，之前2元钱买到的盐要用148元才能买到，相当于13元一斤，直接涨了几十倍，商人利润也达到了百分之一百。可见当时国家财政已经极度虚空，需要大量盐税收入。到了宋代，商人收购价大概在5文钱1斤，也就是1块钱1斤，卖价是8元1斤。北宋时期的人均收入是每月20贯，相当于现在每月5000元，所以这个价格对于宋朝人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元朝初期的盐是20贯可以买400斤，相当于50文（10元）1斤，而后期国家为了解决财政收入，盐价大涨，要150贯才能买400斤，相当于每斤折合人民币75元。而元朝当时一个县令一个月的俸禄也就四五百块钱，再加上后期统钞贬值严重，这个工资在当时也就够买一石米，一个基层公务员想要养活一家子都很困难，何况平民百姓？最终在全国各地爆发了很多盐民和农民起义，其中发生在盐城的就有以张士诚为首的十八条扁担起义。

巨额的盐税和巨额的利润，其原始基点是盐从产出后的官府定价与市场售价之间的巨大落差。上文提到，宋代盐商收购价和售卖价之比是1∶8，那还在社会安定年代，到战乱、大灾等动荡岁月，其比例就进一步拉大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200%的利润就能让资本家敢冒杀头的风险，何况盐业之利远超于此？所以，历朝历代都对之严密管制，有专门机构、专任官吏、专门法规，尽最大可能把利益尽收国库。盐从盐丁 中烧出直至销售到千家万户，唐代以前全是由官府一手经营。唐代刘晏实行改革，把商人引入销售环节，官府控制货源和批发环节、收税和防范私盐。此门一开，朝廷不仅岁入大增，而且简政裁官、省心省力，同时也就在从这时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的1300多年中，盐的经营销售大道上，一直行走着两支队伍。一支是受官府支持并与官府勾结，大张旗鼓大把赚钱的盐商群体（虽然在宋初有过短暂消停，但很快就恢复），他们是经销的主流主力，垄断了绝大部分货源。一支是偷偷摸摸的私盐杂牌军，他们中有乱世盐枭，也有度日如年的升斗小民。这两支队伍虽然一明一暗，但客观存在，从未消失。高踞于他们上方的是官府朝廷，朝廷支持盐商严打私盐，一千多年来，措施频频，办法不断出新。

早在刘晏改革时，他就在食盐的主产区和运销要地设立十三巡院为缉私机构，扬州巡院就是其中之一。宋代对于私盐的缉查和管理，曾分置专门机构。南宋孝宗朝于通州专设淮南路提点私盐使。元代各盐司设有巡盐官和巡盐军，负责缉捕私盐。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两淮置盐运司，下设通州、泰州、淮安分司，各场设总榷负责督察灶民煎盐，防止走私。并在各场行盐要隘设巡检司，每司置巡检、统辖吏各1人、弓兵30人。清代，缉私由盐务官员与州县官员协同负责。在行盐口岸设立缉私卡巡，每个盐场境内的缉私由场大使负责。

有了管理机构和官员、军队配备，还必须有具体的规定、办法。北宋神宗时期，在生产上实行亭户灶甲法，令各盐官认真统计该盐场的制盐资格数量，定盐灶、火灰、盘数，然后令亭户以两灶到十灶为一甲，由灶甲头负责监督，通过这种方法来断绝私盐生产，私盐不产，私贩自然断绝，从而保证官盐的收购。后来还相继推出火伏法和计丁输盐法：要求亭户起火煎盐和灭火休煎都有定时，催盐官对亭户一伏火煎多少盐必须了如指掌，亭户每家的卤水数量、煎盐盘数等都要登记入册，并且还规定卖盐的数量。最后对官吏的盐课还要进行评比，分红赏格等等。可见到了宋代，管理制度已环环紧扣日趋严密。到了明代，煎盐管理制度进一步发展——聚团公煎，就是把一个盐场分为几个团，把一个团分为多少户。灶户煎盐，必须在“本团煎办”，并在煎盐的每一个环节中有专人看管。盐场的前后设有两道门，进门和出门都有官府进行检查，其目的还是为了防范私盐。到了清代，又有变化。南通博物苑收藏有一块清代盐民“火伏牌”，以一昼夜为一火伏，以盐一桶一二分至三四分（每桶为100斤）为一额马，由头长掌管印牌，举火煎盐就去领令牌，熄火的时候再把令牌缴回，还要将所煎盐的数量登记造册。（以上资料参照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展陈内容）

除了在生产环节严加防范外，在运销环节也是步步为营。仅清代，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共有四本《两淮盐法志》（康熙、乾隆、嘉庆、光绪），前后历时200余年，每本志书都记录有不断发现的问题和不断采取的措施。如发现漕运中向北方运粮的船，回程中空船偷载私盐；宁波地区钓鱼船进入长江，以钓鱼为名却偷运私盐（后期有洋人的船偷载私盐）；淮南地区有大小不一的船队，出发时装满了不值钱的东西，于江中海边夜晚无人处换装上私盐，直奔闽粤销售。如发现在立发（今海安境内）桥隘口，兵力不够，增加；镇江与瓜洲之间江面上巡船不够，增加；缉私人员给酬不够，增加。等等。

这些全流程防范和全区域闭环管理，有时防得了君子，防不住小人，为此，再辅之以严刑峻法。当时有“十家连坐之法”，一甲之内的十家，一户私产私销，九户不报，共同治罪；有一户举报，贩私的全部盐货偿给举报者；如举报为诬告，治罪。至雍正六年，此法略作调整，共同治罪的是本甲甲长及相邻两甲长。当时要求私盐不得出江偷渡，江岸稽查力量强大，一经查获，必须查明“系何州县管辖，即将该地方文武各官指名题参，照例议处”。两淮地区，早在清代之前就有个规定，对以盐易米度日的“贫难之人”，允许其挑负40斤以下的盐上市交易。至清代乾隆元年（1736），规定越来越严格。一是对符合这一条件的人员，要造花名册并画有图像，报部批准。二是只能在没有官方引盐销售的地方交易，否则作私盐惩处。三是不许“年少妇女孤行负卖，有关风化”。四是“只许各自挑负易卖，不许结队成群，凑合兴贩。如过三人以上，借口贫难合伙骚扰，仍行查究”。

在这几本志书中发现与海门几大盐场有关的缉私记载，主要的有以下几则。

乾隆元年（1736）六月，两江总督赵宏恩向下行文。“……通（州）泰（州）分司所属各场，每逢渔汛之期，沿海居民雇备船只，先赴海关投纳船税，请领照票。本关验明该船梁头尺寸，九尺以上为大船，八尺以上为中船，七尺以上为小船……大船给盐三千斤，中船给盐二千斤，小船给盐一千斤。”渔户归港，要查验捕鱼数量，如鱼少盐多，即令退还。但是，渐渐出现了船只归港到渔场时，“则多报鱼数，希图混冒盐斤；赴关则少报鱼数，希图脱漏税课”。以至后来索性不到盐场来查验。为此总督行文中责成分司每年春秋两汛时要亲自前去督察，如果做不到位，即要被揭发处分。并且要求海关严格检查，若渔船前来缴还当初出海前海关税票及核定船只大小的凭据，上面没有回港后赴盐场查验鱼盐的铃印，就必须立即严格追究。此事既说明官府严禁私盐考虑之细，又说明渔民从中作弊扣留鱼盐图利的事经常发生，几乎成了普遍现象。

乾隆九年（1744）九月，盐政吉庆认为，各场直通亭灶的港汊也就是各种小港小河甚多，这些都是偷运私盐的途径。应该只留一条场河，即运盐河，供船只航运，其余的全部用木栅栏封隔起来，并且不只封一处，在这些河沿河关键河段都要竖以木栅栏，还要派役员巡查，负责木栅栏的开启和封闭。“使私盐不能飞越，灶盐尽归商垣”。他下令各运司官员都要亲临实地，认真查核清楚。其后，他根据运司朱续晫的调查结果，下令除“已密及不通舟楫处”外，凡有疏漏处必须采取措施，其中就点到余东——“余东场之便民港，南至大江中有沙地，均为透越要隘处，应共设木栏七座，拨役专司启闭。”要求在便民港河上七处设置木栏，并且还要有专职人员去管理打开和关闭，可见管理之细之严。

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运司郑大进等官员一起考察了海门厅情形，并一起讨论做出了决定：“海门厅所辖玉带等沙内之界港、四洭港、连源沙、洪新官河、川洪头洭港、二洭港等处，与金沙、余西两场相对峙。又万盛等沙内之蔡家港、黄家港、双鼻港、年沙洪等处，与余东、吕四两场相隔二三十里，均系淮盐地界，私盐出没要隘。应请统设巡船二只，舵水四名，巡役八名，专于各港环巡堵缉。经督抚盐政批准饬遵。”运司郑大进这份报告，经督抚盐政批准，就具体落实执行了。那是海门设厅的第二年，江中沙洲濒涨，东西连绵近百里。沙与沙之间有深泓浅水，纵横交错，有些沙与北侧江岸日趋靠近。而这百里江中沙群，其北向对应的就是金沙、余西、余东、吕四四大盐场，那些蛛网般的水道，正是私盐飞越的理想路径。所以运司亲临考察，决定增巡船增巡役，想堵住这一重要缺口。其实，运司郑大进所考察的这一段江面，偷运私盐的现象早已存在。在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八《农事》（明崇祯平露堂本）中，就有常熟“驱贩盐无籍归农”的记载。文中说：“本县地滨江海，兼以白茆、浒浦、福山、三丈诸港与通泰海门各盐场径对，风帆一指俄顷可达。且于彼每盐一觔价不过一厘几毫，于此则五六厘矣……”这则记载说明，那时海门与常熟之间仅一江之隔，“风帆一指俄顷可达”，而两地的盐价就相差五六倍，越江贩运私盐自然就“纷纷也”。常熟官方严密缉拿，对拒捕者砍头或者绞刑，对持军械贩运的发配充军，而对没有军械的运盐小船或无船有盐的小贩，在打了几十大板以示惩罚后，一律驱赶去开荒。徐光启对常熟县的做法充分肯定，认为私盐大贩必须清除，小的商贩令他们回归耕作，这样，人逐渐被教化改邪归正，长草的荒地也有劳力开垦了。

清朝同治年间，曾发生过一起轰动朝野的私盐大案，而且案犯的主角，是一批去南京参加乡试的读书、习武之人。同治九年（1870）十月，盐政魁玉向朝廷奏报，江苏淮扬两府，靠近场灶，盐价极低。乡试年份，私盐贩子以考生为保护伞，让考生带上私盐，从中渔利，这种相互勾结的恶劣现象已有年头了，使官府管理的售销深受其害。该年考试之前，前督臣马新贻就公开发布命令，声明坚决禁止。七月二十日前后正临近乡试，船帆前后相接，船只很多。就在这开江之时，前督臣马新贻因伤出缺，赴考的船只乘机贩运私盐，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或者一船装带私盐七八百包，或者一人包揽了一二十只船，明目张胆沿街叫卖私盐。上元江宁（即南京）区域官盐一点都卖不出去。并且来自不同地方的考生，相互交易纸张磁器，“贩货而来，易盐而去”，文人科举试院私盐充斥，甚嚣尘上。很快又要武举考试，私盐贩卖势必更趋强势霸道，如果不大力加以整顿，必定要严重影响长江上游两岸盐税收入，使官府、盐商都会没有饭吃。据此他下令两淮运司庞际云选派人员，在出场赴考要隘孔家涵地方，以实力防守堵绝。该运司即派盐捕营都司曾德麟、候补盐运判白璧，带炮船并步兵百名，前往该处驻扎。同时还刊印了告示，发到各个盐场，重申禁令。此后，连续接到庞际云报告，说九月初四、初五，有武生吉至平、汤俊良、吉殿邦等不服盘查，放箭闯卡。曾德麟率兵勇登船，把私盐全部抛掷河中，这些人才开始感到害怕，就向江都县求情，请求官方出价收购。到了十一、十二日，考船越聚越多，船上都满载私盐，结成船队，强势航行。曾德麟经请示上级后公开发布口谕：所有考生船上的私盐，给价收购，先登记先开行。出乎意料的是，其中有位盐城考生仇茂森，混名仇闯王，竟然公开鸣锣，号令拒绝受查。当时正刮顺风，他想把涵口炮船冲开，以能扬帆直航而去。考生们都张弓搭箭，布满河岸，船户也有千余人，在船上搬起瓦块石头，任意乱掷。这时，候补运判白璧协同岸上的士兵，严格防守考生们绕道。都司曾德麟督率炮船，竭力守御，不得以开放空炮。但武生仇茂森、吉殿邦等继续率众前行，丝毫不作停顿，造成哨兵李永庆头部受重伤，船上兵士受箭石伤的众多。当这些武生中也死了一人后，方肯暂时后退。第二天查询后才知道，死者就是仇茂森，该武生向不安分，他自己没有买盐，但专门承揽负责运载私盐船只的往返，已不是一次了。这一次又带领大盐船四只，带头闹事，聚众拒捕。他父亲仇文杰也是盐枭，在里下河一带人所共知。这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明证。

行文至此，魁玉笔锋一转，谈及此事的后续处理。这些考生如此蛮横，我担心演变成巨案，就一面照会驻扬州记名提督吴长庆，就近调拨军队，速往弹压；一面批示要求运司迅速筹集巨款，给价收盐。十三日以后，考生们一方面多方把持，不肯交盐；另一方面到处张贴传单，企图惑众煽动。经过庞际云和吴长庆增派官员兵丁，恳切开导，商定每斤盐给价十文，拨船秤收；并将多次逞凶抗拒者抓捕数人后，考生们才渐渐服从。其中绕水道赴三江营（另一条入江通道）的一百多只船，也经过照会瓜州总镇吴家榜派兵堵绝，重又折回到孔家涵，私盐一律出价收买。据庞际云汇报，截至二十七日，已收盐四五百万斤，放过空船八九百只，都还平稳。查江南本省财政支出以及协同支付陕西甘肃的军需，都是以盐税为主要来源。多一引（官府对盐的核产批售单位，清代分大引和小引，大引一引300斤，小引200斤）私盐即占一引官盐，税金减少军饷就难以尽支，此事关系大局，不能不竭力维持。这一次武生贩运私盐，船达一千多只，盐至数万引之多，实为从来没有过。如果堵御不力，那么官引尽被占销；如果处理不稳妥，那么事件就会复杂，风险随之增多。现在派兵断绝船只航运通道后，又恩威并举，筹款收盐，制钱大约需要十几万串。将来按照章程，加到官引上配发给盐商，仍然可以收归于公。这样既没有什么损失，于销路实际大有补益。唯这些武生，借考试之机贩卖私盐，已属犯法，更恶劣的是竟然还恃自己身怀武艺，聚众一再拒捕，罪不可赦。除为首拒捕的仇茂森格杀勿论外，其余吉殿邦、汤俊良及续后逮到的汤锦之、陈炳人、陈占魁等，已命令运司逐人细查，分别轻重，按律严办，以肃纲纪而警示将来。

盐政魁玉的这份奏报，具体细节如当时冲突现场真相、仇茂森致死原因及其人具体情况，未找到别的资料佐核，但大的事实还是清楚的，就是贩运私盐的高额利润，致使一向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醉心金钱斥之为“铜臭味”的生员学子也被诱惑，直至疯狂蔓延到赶赴文武科举考试的路途之中，真乃触目惊心。（以上史料出于清代四本盐法志书）

与贩私队伍的非法身份完全相反，由唐代刘晏引入的盐商，国家认可，官府支持，身份合法。他们既历尽艰辛又享尽奢华，把海盐、井盐运销到全国各地，成为中国古代商业集团中一支雄厚的力量，为皇朝巩固和百姓生活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相对于浩瀚的历史，他们来去匆匆。他们的诞生和发展，就像一颗流星划过繁星闪烁的夜空，留下耀眼的光束后，坠落到历史的尘埃里。

由于明代纲盐制度的确立，加强了盐商对盐业的垄断，扬州盐商基本垄断了两淮海盐的运销。他们官商结合，富可敌国，开创了明清两代数百年扬州的繁华昌盛。扬州盐商家财雄厚，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们奢侈豪华的生活。由于平时要和官府交际应酬，再加上炫富与及时行乐的心理，盐商们喜欢修园子、比厨子，他们广置宅园、争奇斗富。现在扬州的个园、乔园、东园、汪氏小苑等都是当时盐商的私家园林。在饮食上，大多数盐商家里都有个一等一的好厨子，每家的厨子又各有各的绝活，令人眼界大开。连他们请客的名帖都非常讲究，有的竟然是黄金打造。他们酒宴聚会，年无空日。日常所用的食材都是备求精致、精巧、甚至奇特。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个穷书生，娶了一户盐商家里的丫环为妻。一天，书生想要妻子做一碟韭黄炒肉丝。妻子笑笑摇摇头，说如果按照盐商家的老法做这道菜，估计你是吃不起的。书生不服，问老法怎么做？妻子说，那是要十个猪头，只取猪脸肉，炒成肉丝的。后来穷书生东拼西凑总算凑足了钱，妻子便按老法做成了这道菜。书生连赞好吃，吃着吃着，把自己的舌头都吞下去了。这当然是个笑话，不过确实反映了盐商在饮食方面求精、求奢的风气。

盐商虽然很富有，他们的生活连皇帝都羡慕，但是商人的地位却又非常低微，他们要面对盐官及各种势力的盘剥，唯有借助皇权之力才能夹缝求生。为此，盐商多有“报效”，就是除了缴纳正常的盐课以外还额外交钱给皇帝，他们深信拿出自己利益的一部分分给皇帝，能换取更多的好处。通常做法是资助军需、赈灾或者在皇帝巡行以及各种庆典时捐纳大量的银两。他们的报效也确实换取了皇权的眷顾，利益也得到了保护。为了回馈朝廷，盐商也会做出很多义举，比如建“盐义仓”储存粮食，发生灾荒的时候用仓里的粮食救济灾民。还有扶助公益事业，建有收养所、医药局、育婴堂等社会救助机构，给贫无所依者以救助。但是由于社会动乱、盐法改革，再加上之前报效和开销数额巨大等原因，盐商最终一步步衰落而归于沉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大盐商江春了，他是乾隆时期扬州八大总商之首，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乾隆六次南巡路经扬州时，每次都是由江春负责接待。乾隆最后三次下江南时，两次前往江春家的康山草堂，并作诗赐予江春，回到京城乾隆在举办千叟宴时，还特邀江春兄弟赴宴，并赐予手杖以示恩宠有加。江春在任两淮总商的52年间，不仅向朝廷捐献银两用于平定金川之乱、西藏之乱等各种战乱，还捐献银两治理黄河水患、救济灾民。曾被授为光禄大夫，正一品，并赏戴孔雀翎。但好景不长，由于开销巨大，江春去世时，家产荡然无存，子嗣生计困窘。乾隆感念他的功劳，还下令众盐商出银接济他的儿子。

吕四、余东、余中三盐场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只出了一两位有历史记载的盐商，而且还全在吕四。

吕四刘氏家族以漕运和盐运起家，在吕四置船从事海运和盐业，富甲通州。张謇所撰《刘君墓碣》载：“有清乾嘉之世，淮南北盐业之盛冠一国。而扬州所谓八大商者尤有名。南通吕四刘椿龄其一也。”刘椿龄是吕四刘氏家族的第四代。从他的曾祖刘文瀚起，家族先后有九人被朝廷封赠为大夫，被誉为“一门九大夫”，成为通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望族。但刘氏家族如何经营盐业，未见多少记载，现存资料记述了他们在吕四当地建桥修路、扶困帮贫、赈灾救人、重视文化，做了大量的善事好事，在民间一直传颂。

清末吕四还有位盐商彭宝荣，富甲一方，在吕四拥有几百艘渔船。道光年间，彭宝荣曾资助清代名臣彭玉麟创办水师。但到子孙辈创业无多且挥金如土，最后衰败下来。 hD6AM0Z/RBeQ7QWg6mNHiVMGnnOkKENJORMu2hk8gPL1jBcQV47VPlZV4zraap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