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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吴王刘濞于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首开运盐河，从扬州湾头镇经海安到如皋东陈镇的汤家湾止……宋嘉祐年间（1056—1063）静海知县张次元从任口向北开运河接通白蒲。与此同时，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徐的，调兵伕浚治泰州、通州、海安、如皋各漕河，至此该河就成为从扬州直达通州盐运、漕运干道，由盐仓坝分别入长江和濠河，称运盐河。南宋咸淳五年（1269），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始凿河40里，入金沙场、余庆场（该场后分为余西、余中、余东三场），以省车运，兼浚他运河……嘉靖十六年（1537），通州同知舒缨凿运河30里，起自利和镇（海门四迁县治县城东南方，位于长江边），经余中、余东场达吕四场，沟通全线，统称运盐河……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因余东镇五里墩以东运盐河坍入长江，海门夏中书等开新运盐河，由余东镇东向东北经包场镇、六甲镇到吕四镇。康熙四十七年（1708），开余中场南运河……
事实上，海门乃滨江临海，天然河道众多。海门自古渔盐兼业，不乏船只。自最初的盐场有了一定规模产量后，盐的运输就以水运为主。只不过当时河道不规则，深浅也不一，只有当地人才熟悉河汊走向、水深程度，熟练驾驶。史籍上所载“沟通全线，统称运盐河”，则是指把原来弯弯曲曲宽窄不一的河道，按照统一标准加深加宽，可以航行“舟尾尾”的船队。有了这样的河，航道固定，水深河宽，船速加快，运力增加，自然大大有利于盐业发展。
堆积如山的盐，载船如飞的河，渐渐兴起商贾云集的市、鳞次栉比的街。在盐场和运河交集处，要收盐贮盐再运走，要收税缉私再监督，盐丁要生产要生存，商人要牟利要享受，官员要履职要升迁……各色人等纷至沓来，一切需求纷纷萌发，于是，集镇出现了、发展了，经数百年的累积，终成运盐河畔的座座名镇。
吕四镇，兴于北宋，盛于明清，是淮南十场由东往西、往西北，起自江海交汇处的第一镇。此镇，又有雅称鹤城。
吕四曾有城。
公元1554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入侵，由吕四场廖角嘴登陆，淮扬兵备副使张景贤等带兵聚歼倭寇于吕四场。公元1557年，巡盐御史崔栋到两淮地区视察，为防御倭寇奏请朝廷吕四筑城，获准，朝廷拨白银4300两，由继任张九功经手，历时一年零一个月筑成。城周长463丈，高1.5丈，城上有垛垛矮墙可作军防，城门四座，水关两座，建有门楼供看守居住。彭大翱为之撰写了《吕四场筑城记》：
淮南煮海之区，为场凡二十。吕四一场，实通州分署所隶，而图籍则附之海门者也。南襟大江，北负沧海，东极扶桑，西连通泰。相传为吕仙四游之所，故其名曰吕四云。先是永乐初，倭夷弗靖，沿江上下额设大河、料角二寨以专防守。而城堡之议，则以承平之后，兵革不试，而未遑及焉。嘉靖岁甲寅，倭复犯顺，扰我中土。大江南北，无不受割。而淮南诸场，则吕四实为虏冲，以故其害，视他场为加烈。惟时巡鹾蓟州崔公适按两淮，议以建城，上请圣天子。乃报曰“可”。无何，崔公以届满代去。沁州张公至，复申前议，爰谋诸海道崇阳刘公，转运南充王公，量厥攸费。檄通守南昌喻公，相厥攸址。而通守潼关李公，通倅大石李公，海倅归安李公，则皆膺简视厥成焉。于是议发官帑赎金，凡四千三百两有奇。计成：横缩可四百六十三丈，高可一丈五尺；而女墙雉堞，翌然并峙；门凡四座，关凡两座，四门有楼，守望有铺。其工经始于丁巳春三月，落成于戊午夏四月。规制若未孔弘，而防范锁钥，视昔加严，盖屹然东南一巨镇也。是故，居者为之乐其生，徙者为之复其业，商者贾者为之获其所。不越再稔，而民咸安堵如故。
吕四地处要冲，为倭寇首犯之地，为免生灵涂炭，亟需安全屏障，当筑城以卫；吕四历宋经元到明，数百年建设，数百年累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财富聚集，街市繁华，海盐堆积，产销两旺，书声朗朗，文气浓郁……已成物质与精神汇聚之地，也配得上筑城以卫。彭大翱记录了筑城经过、城市规模设施，最后总结说，城市虽不算宏大，但有了城墙城楼水关等，防范就严密多了。吕四城雄踞海滨，已成东南巨镇，居住在这里的人安心生活，外迁者回来复业，坐商行商觉得满意，老百姓过起了像过去一样安稳的日子。
吕四镇有众多庙宇寺观。据吴松鹤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写下的《吕四大略》（此书所写为清代吕四，文中常用“国朝”一词标指作者所述的时代）记载——
文昌宫在南门城头之西，观音山附在庙中。魁星殿在文庙之东，两三层壮丽可观。关帝庙在吕四场署东，大门有下马亭，凡文武百官至此下马。城隍庙在西门北……内附贤祠：范文正公、摩勒吉。摩勒吉任苏巡抚时（在吕抗倭开海及渔港），莅吕有功，沿海称其与范文正为二贤，乡人祀之。大殿之东，辟假山花卉树木园亭，即鹤城书院。土地堂……息经堂……火星殿三庙并行，主持为道士。南天后宫……北三清殿……真武庙……三官殿……大佛殿……吕祖殿（称为慕仙楼）内房皆相连，有楼三楹，楼上悬一额跋：“五至何年”，邑人张宗绪题慕仙楼志。集庆庵在仁同桥西，相传自真慧尼姑起衣钵传承，至今未间断……
吕四镇有盐场官衙，有巡检司官署，有官兵营房，是一方权力中心。吕四场署创始于明洪武年间，管理盐政，场署官被称为盐课大使，由上面任命，从八品。场署俗称为场官衙，清时属于石港盐运公司管辖，后改四甲坝公司，扬州运使分发兼收钱款，称知事、公堂，接受民间诉讼。吕四巡检司官署，清乾隆三年建，江南常镇通海道管辖，名曰吕东巡检所，兼管辖余东、吕四二场，受理民情诉讼。右营游击署始建于清顺治十八年，至雍正七年，驻吕四场，在大河营御防倭寇，至嘉庆二十一年裁去。后复议把总署设在吕四场治，为东关分汛，通州狼山总兵官管辖。吕四有场、司、营三衙门称之。
吕四镇发生过不少大事。大潮灾造成的堤破场淹家毁人亡，倭寇造成的家园火光冲天、亲邻人头落地及奋起反击手刃倭贼等，这些都在别处详述。就说改朝换代时的兵匪海盗，曾给吕四造成了多少灾难。明末，清军大举南下，1644年升为南明朝淮南总兵的高杰，在第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被睢州总兵许定国所杀，由此高氏所部四散，一部流窜到通州吕四场，烧杀抢掠，洗劫全镇，然后掠民船下海为盗。（《南通盐业志》）
“彭氏，生员彭取禾女、江完初妻。乙酉高兵纵掠取，禾适在女家，衰老不能行。氏扶之逃，为兵所执，夺刀自刎，尸僵立不仆，贼惊异而去。”“罗氏，杨州卫千总罗晋女，生员梁天峻妻。乙酉避乱，遇高营叛卒，欲污之。号骂不屈，自嚼其舌，喷贼面。以刀剖腹，脏腑流出，犹闻恨詈声。贼惊异，争以衣覆之而去。”“江氏，生员江日靖女，年甫及笄。高杰兵叛，携母姜氏逃避，为兵所执，大呼母曰，不能俱生矣！投河死。母亦赴水。越三日，母女抱浮水面，人以为异。”（《道光海门县志》）仅县志中所载此几例烈女事迹，就可窥当时境况之惨烈。
又过了八年，又有海盗侵犯吕四场，其时盐场大使为金饶。“金饶，顺天宛平人，由吏员任吕四场大使，性迂直，蒞事勤敏，抚民恤灶，一体相关。顺治癸巳年（1653）冬，遭海贼蜂起，以守缉陆士珍保大河营半面，不敢进。乘间毁土堡东南角入。寇虏掠者十几家。绕闻警即令班皂伐鼓扬钲于路，传众避北草荡中，独以身卫众，奋马提戈而出。有壮者或从之。时士珍领兵急为之援，追其后大呼曰：‘使君且退，我等来矣！’顾饶已与前锋相当，遇害。贼逃后乃得其尸归葬。日场人哭而送之主百余里。”（《乾隆海曲拾遗》）这就是《康熙两淮盐法志》书上所记的场署与收盐铜桶都被毁的那一次（但两者所记在时间上相差一年）。那一次除金饶大使挺身而出壮烈殉职外，吕四场人、贡生夏鼎臣也奋起抵抗，惨遭杀害。据《静海乡志》记载：“夏鼎臣，字敬承，吕西场人，顺治乙丑（顺治六年，1649）岁贡，授丰县教谕，未赴。寇兵入场，鼎臣偕场使率乡人往御之，转战至日暮，贼益众，场使金公重伤、死，鼎臣亦遇害。”当时祸害一方的海盗，十年后最终被歼灭。“顺治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海贼突至，聚通州狼山，经泰兴、溯长江、掠京口，北破瓜州、仪征。总督郎公、总戎梁公自吴淞抵江宁为援兵，出奇兵袭之，海贼弃矛盾干橹无算，自是江海渐平。”（《乾隆海曲遗事》）吕四贡生夏鼎臣，其子孙承其公心侠义，皆有作为。“夏裔，字禹若，鼎臣子，邑庠生，慷慨能任事。海邑坍削，岁赔国课，裔奔走泣诉。制军麻公亲临复勘，上疏豁除。余中场旧河湮没，赴道辕呈请浚复，即今运盐河也。次子申书，字廷章，康熙乙酉举人，内阁中书，敦孝友，任事有父风。”（《静海乡志》）
吕四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人才，就著书立说方面，首推彭大翼。“彭大翼，字一鹤，才华英上，气质冲和，识者群谓为有用之器。以岁荐通判梧州，政声翔洽。性好读书，壮年解组日事，搜讨积四十年，著有《山堂肆考》，最为淹博。以品望举乡饮者二十有六。寿至九十一岁。”（《道光海门县志》）
彭大翼从小就表现出较好的天赋，性情平和，认识的人都说他将成有用之才。后来被推荐为梧州通判，为政和洽。他非常喜爱读书，在壮年时辞去官职，积四十年功夫收集查找资料，终于著成《山堂肆考》，知识最为渊博。因为他的人品和名望，二十六次被举荐为“乡饮者”（据《仪礼》记载，早在周代，每年一定时期，地方官要和基层德高望重者、贤士等一起饮酒，其时要排定座次，确定尊卑、先后次序，并举行其他活动。后来儒学将这种形式加以改造，加入祭周公和孔子等内容。唐以后越发重视，明代于建国之初即颁布《乡饮酒礼图式》，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两次，在学校内举行，倡导人伦礼教——笔者注），寿至九十一岁。彭大翼是明代著名的类书学家。海门第二本县志作者张先登曾专门写有《六先生传》，记录了彭大翼与张材、姜承德、成友文、盛永传、李传春等六人的学识与为人。可惜的是该县志的遭遇同尹玺所写的第一本县志一样，当时未能刊刻。到李兆星编写《顺治海门县志》时，张稿已成残稿，仅存半部。现所能看到的对“六先生”的记述，内容十分简单。
《山堂肆考》是历时二十六年、集中精力闭门独立完成的巨著，二百二十八卷，学识囊括经史子集，在历史上很有影响。该书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一·山堂肆考》。四库全书在该著作前加了篇《提要》，类似序言——“臣等谨案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补遗十二卷，明彭大翼撰。大翼，字云举，又字一鹤，扬州人。是书万历乙未廖自伸序，称其冠军，诸生者廿有余年竟不得登贤书。其弟大翱序，称其宦游百粤。凌儒序，亦称其浩然解组，杜门海上，则又尝隶士籍。其尝为何官？不可得详矣。据卷端凡例，是书成于万历己未，其孙婿张幼学乃寻绎旧闻，踵事增定，遂成完帙……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提要》文字不长，但高度概括，署名为四库全书总纂纪昀等几位编校官员。该文介绍了《山堂肆考》总卷数，介绍了作者，介绍了该书几篇序的核心观点：万历乙末年（1607）廖自伸序称其是类书冠军，众多知识之士二十多年见不到这本书；其弟彭大翱序说大羽曾经在南方做官；凌儒的序言说作者毅然辞官归家，在海滨闭门著作……《提要》说，根据该书卷首“凡例”，书成于万历乙未（1595）……
在《提要》文后和《山堂肆考》正文前，还收有两篇序言，一篇是凌儒所写，该序在叙述明之前历代类书之少之不足后，专门赞扬了作者和该著作。此序才情并茂，对书与人都评价甚高。说邻近的海门彭大夫，喜爱历史，自小聪颖博览群书，喜欢探幽搜奇涉猎广泛，用尽全部力气。上追索到远祖结绳记事的古代，下努力穷尽一切历史故事传说，甚至探索蝌蚪文和翻译方言土语。凡是找到历史书上未曾记载过的微言奇事、文物图形，就立刻在小幅绢帛上记下……如此心无旁骛一丝不苟达三十多年。他北到过河北辽东一带，往南走到了两广湖南。吃饭时也看书，倦怠时把书当作枕头休息，没有过一天不看书。他曾经为官，后来辞职回家，在海边居住闭门谢客，一心著作。凡是耳所闻眼所见，口中诵读过心中记忆过的，都分门别类归纳整理，汇集编成总达二百四十卷，名称就叫《山堂肆考》。我还没有读完，就感叹再三。三垣二十八宿可以代表天，五岳四海可以代表地。假如只见其一而不见那绝大部分，就如同从竹管里看天，用瓢测量海水，那为什么要两仪（阴阳）生四极而直至万事万物呢？要像神话中羲和御日在天上周而复始，要像传说中的大章和竖亥一样从东极走到西极、南极、北极，这样才能穷尽历史而尽量具体。现在的这本著作，从十三经、二十一史、三坟二典、四部九流以及百家，全部包括并作分析解读，真是观日月而渺众星，立昆仑而俯瞰沧海，原来相类著作的欠缺，从此可以革除了。此书与那些有缺陷的旧作，从此分道扬镳，而与上等的驷马高车并驾齐驱了！我原来就认识彭大夫，他孙女婿来请我写序，我高兴得到了一个附于千里马而腾奔千里的机会，就没有推托下笔了。万历乙未（农历）十月十五（或十六——作者注）日，海陵凌儒撰。
另一序言的作者是万历乙未（1595）十月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秣陵（今南京）焦竑。他在序中盛赞了《山堂肆考》之后，记述了此书成书经过，佐证了四库全书《提要》中的一个细节。意思是，岁月不停地流逝，有些内容真伪反复多次，剔除讹传纠正错处，实在需要有人去做。彭先生的孙女婿张仪伯，在太学时和我相处很好，我特别珍爱此书，痛惜书的残缺。于是又重新校勘，道义深奥处予以解读，收集散失的书卷，终于做完了这一切，于是先生此著的精神原貌重新光耀于世间了……接下来他叙述了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专业爱好：“余旧纂类林十卷，传之海内，敝帚久陈……亦附先尼窃比之义耳。”这也就是原书二百二十八卷、补遗十二卷的来历。
《顺治海门县志》和《道光海门县志》，在“艺文志”中都收录了“王兆云山堂肆考序”，说是明代的文章能和先秦并肩，明代的诗能和汉魏盛唐相比，现在因为有了《山堂肆考》，使明代的类书能和历史上著名类书地位相当。序言说，富贵荣华者在历史中如烟散去销声匿迹者，至今不知有多少，而“濡毫吮墨”著书立说的彭大夫，可能因《山堂肆考》而成不朽。
《吕四筑城记》作者彭大翱，是彭大翼弟弟。《道光海门县志》对他的记述是：“彭大翱，号二楼，又号方壶，隆庆庚午（1570）举人。覃心好古，兄弟皆以著述名。授武康令，居官廉介，士民仰之。”彭大翱为官清正，武康的乡绅名士百姓都很尊敬他。武康县有一名胜为“铜官山”，彭大翱为官时常流连于铜官山，后以“铜官傲吏”自称，著有《铜官傲吏集》。辞官以后，彭大翱在吕四的住所“方壶楼”潜心著述，并参与其长兄彭大翼《山堂肆考》的校书，并为《山堂肆考》作序。彭大翱之子彭取录也颇有文名，其为崇祯四年贡生，官任抚州府学官。彭大翱父亲名叫彭恒，任山东邹县主簿。彭恒有四子，大翱行二。长子彭大翼，字云举。三子彭大同，字云会，万历八年担任叙州府司事一职。“彭大同，海门人，以岁贡为叙州推官”，为官清廉如水，刚正不阿，而且明察秋毫。第一件事，有一举人（明清时“孝廉”是举人的雅称）杀了人，托省提刑按察使（从三品）说情，想认罚三百两银子而给予释放，彭大同愤怒地说：杀一人罚三百两银子，有一万两银子就能杀三十人吗！结果判处该孝廉死刑。第二件事是两户仇家，积怨很深。其中一户乘老父生病，把他扶到河坝，故意挑衅另一户前来，对方动手殴打，病者当场死亡。审判者只论人被打死了，但彭大同判曰：若只是从双方仇恨角度分析，那么眼看着其父在河坝被打死，谁造成的？结果死者儿子同样被判罪（清·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九十六武备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子彭大化，字云龙，万历三十四年（1606）担任遂宁训导一职，有《留余堂诗稿》二十卷。据《乾隆海曲拾遗》记载，彭大翱病逝以后葬于吕四场西二十四铺运河北，户科给事中郝世祥为其撰写墓志。墓地今已荡然无存。吕四现有彭氏宗祠遗址，别无所存，唯有一棵当年彭大翼手植银杏树，历经四百多个春秋轮回，至今树干挺拔，高十多米，傲立于苍穹之下，郁郁葱葱。
吕四镇曾遇到过一件趣事，琉球国人的船被风刮到了吕四，此事由一人以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诗载《乾隆海曲拾遗》：“琉球国人失风至曹龙树。诗云：一舟横海来，剪波到吕四（东场地名，时四月廿八日上午——原文如此，下同）。舟式颇希奇，中载人廿四。发长身短黑，衣服花纹刺。言语不能通，操笔能书字。书是小琉球，名宫平反利（二使臣名）。纳贡中山王（大琉球王），年年循旧例。四月初二日，发舟那霸肆（小琉球地）。程距一千里，中途黑风至。
浪倾山，巨艨如展翅。无鼓记道里，有针辨方位。晨昏历廿余，漂泊此岸次。日分不能生，能生诚天赐。检阅舟中物，白籐青竹笥。麦豆谷各卅，包粟包廿四。醃鳅五尺长，黄鬃一小驷。借问海中景，颠簸难全识。蜃气与鼇冠，离奇不一类。前夜波心红，阴火腾空炽。厉馨飞焰中，明见走万骑。神火不烧丹，心眼犹惊碎。我闻海出火，载自岭南志。水中车马声，春明录纪异。非有目击人，几疑载籍伪。兹尔琉球臣，一举征其二。为之制衣裳，酒食相安慰。备舟送子归，所以柔远使。归语国中人，曾到天朝地。”此诗记录清晰、具体，内容丰富、凝练，故事完整、有趣，见闻奇异，文字通俗，流转自如。作为镇上的一件奇闻趣事，借助文笔的灵动流畅，被史料选录，得以流传。
吴松鹤《吕四大略》里还曾写到吕四东的三甲，那里历来是煎盐之地，在清代也曾繁盛一阵子，民国时张謇曾在那里试行板晒盐。“三甲镇始创于清康熙八年，里人江姓出资起造，向南三十四间，其时无对面店市。后彭德周富户发资起向北店房三十三间。大三甲公路至小三甲公路止，成一最威乡镇，街道铺砖，东西均有铁门砖砌城垛，名曰东西城门。在道咸间，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早市海鲜极多。其时江彭二氏盛之住持镇商事务，井井有条……”
吕四又名鹤城，这与关于吕洞宾、仙鹤、吕洞宾驾鹤飞翔于云天的传说有关，也与对古老的吕四白水荡曾经有过丹顶鹤、麇鹿等的怀念有关。与吕四的这一雅称相对应，余东又名凤城。为什么有此美丽的名字？当地老人的说法是，古代时曾有凤凰飞来，并且降临于兹，说明这是块福地，由此得名。有些史料上说，因其地形像是一只展翅的凤凰，故名凤城。其实，后一种也应看作是传说。不同传说背后蕴藏着共同的期盼：这是块宝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期待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1996年版《海门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说：“余东镇始于唐朝永徽五年（654），南唐时与狼山、石港、蔡港、西寨同时建置，称余庆寨，为兵防要地。唐大历年间（766—779），筑堰御潮、设灶煮盐时叫李灶，后又称吕灶。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改称余庆场。元朝至元十六年至元末（1279—1368）……分场改为余东场。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防倭寇入侵而筑城。因城区地形似凤，故名凤城。清末民初，废余东、余西、余中三场设余中场，场署仍设于余东镇。”
一首旧时民谣可以反映明代鼎盛时期余东城的全貌：
余东城，好风光，四城楼雄踞四方；
城里城外各十庙，五山五坊三条港；
四河七桥四池塘，还有青墩双井庄；
亭台楼阁堂会院，凤城福地美名扬。
据记载，余东城曾有108座大门堂，悬挂有几十副各种匾额。由2146块石板铺成的南北长街，全长800多米，向两边辐射出许多小巷，构成一个扑朔迷离的居住和行走网络。全镇总共有100多条小巷，市井繁华，平时烟火万家，倭寇来时，可作为藏军伏兵之所。街巷两侧商铺林立，从银楼钱庄典当布庄，到酒楼米行油坊木行，直到日用百货，一应俱有，经营者来自四面八方，又以徽商居多。运盐河边有码头、盐仓、盐店、盐栈。河上有座泰安桥，建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与周边景物一起构成余东十二景中的“北城野望”。
东岳庙，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有殿宇50余间。东岳庙建筑群包括文昌宫和芙蓉池。文昌宫，儒教胜地，始建于明代。东岳庙建筑群，体现了一种特有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和谐共处的宗教文化，为苏中、苏北地区所罕见。
余东镇还先后于宋、明、清时期建有会所庙宇：佑圣院、开福寺、会圣寺；天王庙、真武庙、大王庙、比阴庙、关王庙、三官庙、城隍庙、仓头庙、奶奶庙，袁家庙又名城隍山；上真观、七佛楼、福兴庵、竹林庵等。其中天王庙建于宋淳熙四年。余东镇还在四周垒了多座土山：太平山、戴青山、弥陀山、洛伽山、武当山、西山、韩童山等。崔桐的《海门县志》载：戴青山，土山，原在旧县西面，是和尚戴青建造，故名。后来山没入江中，他的徒弟静安又造山于王灶境内，仍名戴青山。戴青山，曾是余东镇一大名胜，留下了海门文人不少诗篇，崔桐就收了六首置于县志的“词翰”篇。
余东人李茂富在《戴青山的原貌》一文中写道：“据载，明朝有个名叫戴青（明天顺四年生，卒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460—1545，笔者注）的，原系京都名人之后。由于他看破仕途，淡于名利，在成化十九年（1483）来到余东场这个战争祸患不易波及之区，择江海环域，流沙积年较久之地，请民工挑筑此山。并在山脚下正南端建一庙宇，剃度为僧，带僧徒数名，过着‘早晚一炉香，晨昏三叩首’‘日出田中耘，月升寺中经’的清逸生活。”戴青和尚花心思下力气打造此山，山不高，但佳木奇花、曲径石阶、亭台僧寮一样不少。此山又正处江边，远眺近观，高瞻低俯，入眼皆景，就引来了不少文人雅士登临赏景，品茗赋诗，一时成为余东一大盛事、趣事、雅事。登临赋诗作文的，大都为“邑人”，而且大部分就是余东当地人，这也足见余东当时的人文之盛。诗中，有大江有楚帆有渔艇有归鹤，有城市有池塘有十里沙村，诗人们沐着熏风，听着鸟啼，看着绿树，品着美酒，好天气好地方好景致好心情……诗中涌流的这无限如画风光和温馨情意，既有诗人的情怀浪漫，更有现实的场景垫底。所以，戴青能在那里筑山建寺造景，诗人们能纷至沓来赋诗咏叹抒怀，足证那时余东的兴盛、富庶和文气浓郁。
李茂富在此文中交代了戴青山后来的情况：“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的一次大风潮中，可惜此山湮没于江（这时是海门第三次迁徙——原文如此），戴青和尚亦被潮浪吞没而仙逝（享年八十五岁）。后来，幸存下来的徒弟静安为了纪念戴青师父，又择地复筑土山，仍建一庙宇。不过山无一半高，地无一半多了。”（《海门县文史资料》第五辑，1986年5月）
余东镇西有戴青山，成为余东的一块文化高地，汇聚了文人，汇集了诗歌，汇聚了情感，此山的崛起与沧桑，也刻印着这一地方的自然年轮。所以，这是一座文化山，承载着历史与记忆。从余东镇回头东看，那里有一大块宽阔平坦的土地，那就是出现于康熙盐法志书中余东场图上的“江场”。江场，又称便仓，留存于史料的，主要就是筑城抗倭。倭寇侵犯江场，犯下血腥罪行，当地军民反击，前仆后继抗争，其过程堪称惨烈。据史料记载，江场城是“邑人江师周为御寇筑”（《南通盐业志》）。“江师周，字霁宇，先世本婺源籍。徙家余东场时，苦倭患，捐金创建县城，为海隅屏障。以贡授粤东藩幕，有能声。迁弍解州。解有珠盐两池，岁入无算。周廉明兼至，不为权贵所侵，贡赋盈额未尝私取颗粒。已而戎寇内逼，士民震栗，周设伏，冒矢石，旬日而平之。抚按交章论荐，决意引归。居乡以友于敦，睦世其家。”（《道光海门县志》）这篇介绍，在简单交代了筑城以后，主要内容是江师周为官的作为，特别是任职解州时，地方有盐有珍珠，物产丰富，税入超过定额，但江师周廉洁自持，不私取分毫。更重要的是胸有韬略，亲冒矢石，平定贼寇，安定一方。上司要推荐他高升，但他决意辞归，交友治家，和睦相处。除此之外，此文字内容未涉江场具体情况。
有一篇《狼山汝敬江公墓志铭》，对江场江姓主人有更多介绍，作者是明末马世奇，此文收于马世奇所著《淡宁居文集》卷五（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此文较长，无标点，文言较古，用典甚多，其大意如下：
狼山江公名师程，号明宇，是被举荐当官的我同籍契此的父亲。他有七次被推举为乡祭酒（又称乡饮酒，见前文《道光海门县志》对彭大翼记载——笔者注），所以人们还常称之为乡祭酒。江氏一族可追溯到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他这一支中八位后裔自唐初至唐末相继出任宰相，史称唐朝萧氏“八叶宰相”，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唐朝末年，改朝换代，萧氏家族以不再生活于唐代为耻辱，指着大江发誓，改萧为江姓。传了八代以后，在景仁公这一辈迁到了新安，人们都称呼他们的迁居地为江湾。又传了十八代到了仲祥公这一辈，迁居到崇川，人们称呼他们居住的地方为江场。就如鲍叔牙的鲍城、稽中散的稽山，以寄托到了特别适宜自家地方的意思。仲祥子克用，克用子彦通……彦通生了七个儿子，第六子为志学公杰。杰生六个儿子，第三子为伯恩公润。润生两个儿子，长子为宗餙公镳。镳生子二，为北源公模、世臣公柱，都娶卢氏为妻。卢氏家住吕四，有东场和西场。北源娶西场卢氏，世臣娶东场卢氏。她们在家时是姑侄关系，现在成为妯娌了。北源公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字霁宇名师周，次子就是江公。世臣公在读书时去世了，东卢夫人顿足痛哭，悲痛至极，在西卢夫人面前长跪不起，请求把她的第二个儿子过继给自己。这时，江公才出生八个月。东卢夫人没有乳汁，但依样给江公吮吸，以至于被吮肿、流血，直到江公一周岁能饮粥糜为止，看见的人都觉得可怜和不同寻常。然而，江公耳聋不能读书，十一岁时，东卢夫人要他去学校就学，以磨炼自己的名誉和品行，成为一方的楷范。可是，江公因为耳聋，到老依然布衣。江公常常垂泪说，养育我的恩情超过生育我的，但我能力不够未能报答，东卢夫人德行高尚，应该有表彰她的官府的符瑞，可恨我比不上人家的儿子，未能使母亲得到封赠。
乡里的士绅官吏都很尊重江公，对他说，一个稳重清廉的人，重听又有何妨？他们引用高濓（浙江钱塘人，大致生活在明嘉靖到万历年间）的《遵生八笺》的第一笺即《清修妙论笺》中的道理勉励他：人家八十岁了，还兴致勃勃地填写词曲，你还年轻啊！但江公还是很伤心。江公家原有遗产，世臣公夭亡，损失的家产以千（两）计。祖先的簿记原来藏于北源公的竹容器中。北源公去世后，家人把那些簿记都烧了，损失年收入以万（两）计。乡里狡猾的人，用各种伎俩攻击诬蔑江公，而偷藏有田契以百（两）计。亲族朋友等曾负债于江公，希望能缓，有的负债者乘机编造各种借口或谎言，把账赖掉。就这样，从表面上说江公仁义而实际又造成他的损失以千百（两）计。然而，江公只认为这些是为人之道德，别的就不问了。江公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拿出全部金钱甚至是破产，都毫不吝啬。江公能包容别人欠他的，即使为此而处境艰难，也毫无悔心。东卢夫人靠双手勤俭持家，粗茶淡饭，又勤以纺织。江公善于辨别土性，对所用劳力精细规划管理，积以岁月，家道重又兴起，但是比不上霁宇十分之三。有人怂恿江公不要做世臣公后代，回去与兄瓜分家产。江公流着泪说，我怎忍心忘掉我母亲枯乳乳我的时候？坚决回绝了。霁宇公感到对不起江公，提议把江公的儿子过继给自己。江公的夫人崔氏说，我们的儿子哪里是寄人篱下的呢？而且，伯父的两个儿子凶狠，怎么能在一起相处呢？也没有答应。江公每到一甲十二年（天干年份）的第一年，就取消别人借款、欠账的全部利息，与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重新签订契约，使困难人家不再谨小慎微，能安宁度日。与江公友好的朋友，都劝他不要给子孙留下多少地。江公笑着说，把财产分掉？这是我的财产啊，也没有答应。听到这些后，有人怀疑江公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有人认为江公是谦让。江公又笑了：我谦让，那么谁是竞争者呢？没有呀。
江公幼年没有能读书，但是对忠孝格言却领悟得很深。东卢夫人性格刚烈，容易发怒，江公与崔夫人每天毕恭毕敬地待立在旁边，侍候她进食，以她的高兴为甜，以她的不满意为悲戚。对所奉养的东卢家族中人，像对待东卢夫人一样。霁宇公在南粤为官，西卢夫人一人独居，江公就让她住到一起，早上服伺东卢，晚上服伺西卢，这两位夫人一个忘了自己的儿子已经给了别人，一个忘了这儿子不是自己的亲生。霁宇公的出纳病故无人管簿记，江公代为总管，一文钱一尺帛都记载清楚，其认真负责无私的程度，与历史上东晋时期的谢弘微一样，以至于霁宇公忘了自己当过官（也会做簿记），忘了江公已经过继出去，这份家业已经没他的份了。霁宇公的两个儿子先后病亡了，家内恶斗纷争不断而遭遇灾难，江公这时回去帮助解决矛盾平息争斗，效果之好，使人们忘了霁宇公没有了儿子，忘了江公与他们一为贫穷一为富裕。江公同宗的人，利用不同的季节下海捕鱼煮海烧盐，有时衣衫褴褛的妇女到了江公家，江公一定是把桌子揩干净，叫她们稍等会儿，由崔夫人给她们饮食。每年春秋两季祭祀，江公敬重祖辈父辈，是所有人中做得最好的，并不计较亲疏，不在乎戚单中所记载的先人们是否是同胞兄弟。上缴一年的课税，总是领先于州里的人；资助官府的治理河道修筑堤岸赈济灾荒，一定比州里人更快更勤。壬申年皇上下诏书到县里，要重新核定鱼鳞册（田地普查），江公说这是王政的基础、根本，就派人认真测量，并手书上报。而一些有名的富户，狡猾善变，推托说理不清楚。江公有次读到《忠经·兆人章》，其中写道，在国要遵守法律，在家要孝敬父母、友好兄弟，要勤俭耕作以供国家税赋。江公非常感慨地说，啊！这就是我的志向。假如江公能有一个展示自己忠心和能力的机会、舞台，那就不需要现在什么事都奉指示去做，像小孩子玩游戏。然而江公绝圣弃智，安心隐居。辛酉年来了大批海寇（倭寇），盗寇们看到江公的屋角有身穿金甲的神人顶天立地，立即吓跑了。己卯年灾荒，大批难民相互约定，不南下惊扰八十岁的江公。现年来蜩螗（蝉的别名）遍野，而江城没有，江公的仁义，使他所居地固若金汤！
江公三世祖墓茔已近江边，族中老人们议论迁移，对所需经费，江公独自承担。所迁的主墓穴一个，其左右两侧子孙穴（昭穴）五个，而再旁边一墓弄不清身份，其遗骨忽发出呜呜的声响，江公立即许之以一起迁移，那声音才止息下来。有一人计划建祠，祭祀火神，向江公祈求“数金”，而暗中却写信给他要求给“十金”。江公说：“我不欺负人，难道敢欺负神？”就如数给了那个人。江公夜里梦见火神，到他面前拱手作揖，表示感谢。万历戊子，大江南北赤地千里，江公家差地上的收成，是别人家好地上的一倍。
我曾经议论江公的德行，不是企求别人的歌颂赞誉，也不是希望像神一样被人祭祀跪拜。我和契此相互比较了解，江公所结交的师友，都是同时代的一流人才。契此兄年轻时朋友们经常聚会，在狼山这个地方相互约定，共同奋发，但其他不少人赴试几乎都落榜。有人觉得这是鬼神对江公的报答，我看未必如此。江公在家经常说到柳氏家训，说富了而危害社会，不如穷困而使周边安宁。因此契此兄弟严以律己涵养志向，把仕途视作畏途保持警惕。江公经常自我调侃，青色的毛毯胜过三面旌旗！江公自小起以先哲贤人的教诲规范一生，主要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颢和程颐兄弟俩。明道夫子程颢说，宽松而有规矩制度，相互包容而不随波逐流，心有敬畏而行动诚实宽厚。紫阳认为，先生学问的核心，以诚为本。我概括先生一生，本着六个字：忍、方便、守本分。自己是子孙时孝敬长辈，自己为父母时教育子孙，为小辈则事事服务于长辈，为长辈而关心体贴下辈，为全乡做出规范。要以谦恭淳厚为师，为人拯救危机调解纷争；要以能忍受屈辱、苦难作为保障。对于宽、和、敬、恕四个方面的道理，一直奉若神明，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德行，就像饥饿之人遇到了饭食。江公去世前三天，还喃喃自语说：“快把救济的粮食拿出去！”他的忠诚，贯穿于他的一生。而且江公一家全都明白领悟这为人之道，如果在他们兄弟中一定要分别作比较的话，那他们不都是非常直率的人吗？江公的酒量不到二合（古代一升今二百毫升，一升十合），然而喜欢别人豪饮。江公开朗坦荡，喜欢下棋，水平比高手差很远，然而喜欢与人对弈，胜败都很快乐。“一觞一咏”饮酒吟诗，即是历史深处的兰亭。江公每想西湖胜景，就恨自己只是在窄而浅的壕沟里游过。但这些，并不妨碍把江公与眉山的苏东坡相比。吾追索历史，认为明悟了大道的江公一定是可以与东坡挽手前行的。想到这里，我越发怀念江公了！江公出生于嘉靖己未年（1559）六月五日，去世于崇祯己卯（1640）四月十八日，享年八十一岁。娶崔夫人，是光禄少洲公女，少宗伯东洲公孙女。崔夫人生长在官宦之家，但从不穿罗着锦，而是粗衣疏食一生，不愧与江公同为德高而低调之人。崔夫人比江公早去世三十二年，生有五个儿子：中道，州庠生，娶郁；中立，州庠生，娶成；中岳，国子生，娶高；中岩，即契此，选贡生，娶姜；中岷，州庠生，娶朱。女一，嫁海门庠生成梦周孙。孙男十五人（略），孙女四人。曾孙男十四人，曾孙女十一人。嫁娶详状中。江公的孙辈绕膝有三十多人，人丁兴旺，不可以一般的家庭去衡量。江场之所以姓江，是美好与仁爱的回报，方兴未艾。
契此兄弟选定于辛巳（1641）十一月安葬江公。世臣公墓的昭墓（即子孙墓地）在范公堤内，面积为四十亩，原来是霁宇公的田，尽是盐碱地。东卢夫人以高出近一倍的价格买下，当时可以安葬崔夫人。有人提议（江公墓地）改到别的地方。公怀念东卢夫人购置此地时的艰难与用意，流着泪说，我百年以后，魂魄不会忘了母亲。今天把江公安葬于此，就是江公怀念东卢夫人也。
此墓志铭刻在碑上的文字为：（江公）身体隐去了，成了山水的朋友。他的德行荣耀于世，成为乡祭酒弘扬道义的典范；他不追逐自身利益，深明诚实谦恭之道；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上天保佑他长寿；他决不负人，宁可别人负他。财产多者认为修德无用如同耕种石田，江公之家是万人本分勤恳劳作，获得了良田嘉禾。令人欣慰的是，有奔腾的江水和广阔的海洋来表彰他们夫妇。江公之后，一定能兴旺如初，子孙们终将能耕耘全部土地。
把此文全部翻译出来，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到明代从嘉靖到崇祯时期海门社会部分社情民事，对江场的介绍，也填补了既往的空白。江场的老祖宗本姓萧，他们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衍的后裔。昭明太子一支，后代有八位在唐朝的不同时期都官至宰相（萧瑀、萧嵩、萧华、萧复、萧俛、萧仿、萧寊、萧遘），史称“八叶宰相”。唐末萧氏改为江姓，传了八代以后其中一支迁到新安（今安徽），所住地名为江湾。在江湾传至十八代后一支迁到崇川，具体落脚地就是余东，把新地称呼为江场。到江场后，至墓志铭所记的主人江师程，已是第九代。九代中，有的生六子，有的生七子，表述墓志铭的主人，都是直系往下排。而且就江师程而言，五子一女，孙男孙女辈都十几个。所以江场的江家，是个很大的家族。江场面积不小。从墓志看，其父江世臣墓在范堤下，而且原来是斥卤之地，说明江场北界就是范堤，而“三世祖墓频于江”，则说明南界长江。所以江场北起范堤，南界长江。《嘉靖两淮盐法志》余东场的图文介绍：余东场南至江北至海，南北距离四十二里，可见江场南北之纵深可观。另外，江师程父辈兄弟俩，分别娶了吕四场的东卢和西卢，是否表明江场的东部已离吕四近了，由此推测，其东西间宽度也很长。江氏兄弟俩都很富有，他们有仁心也有实力支撑，江师程做了不少好事，而江师周捐金筑城。仅看这兄弟俩，已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江师周已经以贡生身份踏入仕途，进入县志名宦系列；而江师程，虽然因重听辍读，但七次被推举为乡饮酒，很有名望。江师程夫人是崔桐的孙女，也就是说他是崔桐的孙女婿，他的女儿，又是成梦周的孙媳妇。在那个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社会，他们联姻的都是名门望族，这也印证了他们自身的地位。从江师程五个儿子的身份看，三个是州学学生，一个贡生，一个国子生，都已站在社会上升通道的起点。江师程时的江场，有倭祸，有灾荒。去世前三天，临终之际江师程还喃喃自语“快粜义米”，可见灾难在他一生中留下的印象何其深刻。对江场的经济，墓志中只提到一句，说“公宗人错处海上业渔盐”，看来农耕、烧盐、渔业都有。从“其妇或褴褛而至”，可见底层百姓的贫穷。整篇墓志所突出的关于德行的陈述，反映了当时江场的社会，对儒学经典，对程朱理学，对诗书礼仪等，知晓度与践行度都不低。整个海门，虽然偏于一隅，又江坍海溢，环境恶劣，但在中华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并不落后，其某些作为在全国并不逊色。而且，江师程虽然遭遇不少困难与挫折，但已锤炼出高尚的人格，在生命的宽度与厚度上，在当时也是佼佼者，一觞一咏，一弈一游，足显其对生命的理解与热爱。当时的社会能造就出这样的人，也反衬了江场、海门风气的进步。
墓志铭作者马世奇，是在历史上留有印痕的人物。马世奇（？—1644），明亡首位殉节官员，字君常，号素修，江苏无锡人。世奇幼年好学而有文名。天启四年（1624）中举人，崇祯四年（1631）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清廉耿介，好扶掖后进。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破北京，世奇自缢死，二妾亦随死。自尽前马世奇写就两封遗书，一封交与其弟：“……忠臣不事二君，吾自当以一死报主上，数月前主意已定。所不能恝然者，母亲耳！吾幸全受全归，母亲自可无憾，且魂气无所不之，在天为日星，在地为河岳，固时时周旋母亲之侧也。江南此时恐亦当无干净土，念之愤绝！”另一封交与其子：“京都失守，一筹莫展，真所谓死有余责。不能恝然者，汝祖母、汝母及汝兄弟耳！忠孝二字，是吾家风，好守之。”顺治九年（1652），追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忠（马世奇著《书经直解》《忠镜录》《淡宁居文集》《淡宁居诗集》，辑《宋元文选》《明诗选》等）。一般言，从文品看人品，亦可从人品看文品，马世奇为人为官都耿直坦荡，其所撰墓志铭亦不应多溢谀之词。
江师程出生于1559年，是江氏一族迁到江场的第九代，大体推算一下，他的一代祖可能明初就到了余东。至康熙年间盐法志的余东场图上，尚有江场，但到乾隆盐法志图上就没有了。可见江场的没江应在那段时间，江场存在的时间大概有300多年。江场没江后，江场的人到哪里去了呢？《乾隆通州志》载：“江场即古之便仓，最富庶，自江日内逼，徙居余东，东偏先畴荡然。”原来是迁居到了余东，东部土地已荡然无存。又有清人徐缙、杨廷撰所纂《崇川咫闻录》记载：“江场、八甲町、十甲镇皆徙近堤，北六甲新市，去吕四二十里。”看来，最后又从余东迁出开辟新市六甲。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记载“百二十里曰歇御港，百四十里曰江场（即六甲镇）”，这进一步佐证了江场人迁居到了六甲镇。
有明一代，海门出了不少人物（关于崔桐，后文专章记述），引人注目的几大姓中有张姓。志书上记载的一群张姓人物中，不少在余东现存清代《张氏家谱》中有记载，说明其中不少是余东人。“张成，字九韶，号北海。正德庚午（1510）恩贡。有异才，工书及诗赋文词，其所著纸贵一时。门人崔侍郎桐，钱副使铎，为之刊定，曰《北海遗稿》。游历京师，高丽人从之受学焉。”张成教出了两位得意门生，一位探花，一位进士，都是在县城大街建有牌坊的名人。张成自己的诗赋文章、书法墨迹，在海门名重一时，高价难购。
“张鸣鹤，号东皋，嘉靖庚子（1540）顺天举人。严气正性，孝友天植，义气之辨判然。初为钱塘教谕，力崇风节，教士敦尚实行，部使者推典粤西，文衡得人甚。盛夏相言其僚壻也，或风从请托，当得内转，鸣鹤笑而不答。授容城令，多善政。其吏坐事鬻女，鸣鹤怜其枉，赎而归之。刘得准缘事当刑，力为辩其非辜，得从末减。雨人图像祀之。杨忠愍继盛，容城人也，以劾分宜下狱，朝臣无敢通问，鸣鹤独餽遗至再，且时厚恤其家。忠愍尝贻以书曰：‘某顿首东皋年丈，自违教诲倏尔八载，仰怀之私日甚一日。某以疏狂所为拙谬，自取罪戾，空言无补，徒贻我知己忧。乃辱教言，情爱恳至，有非言感所得尽者。圜土三年，仰托云庇肢体复旧。居食如常，侥幸粗安。窘辱中磨炼，自觉粗疏之气视前少移。每寻患难乐处时，若有得自知己观之。若为困苦自己心，言之则殊觉受用。夫以罪重恶极之人，举世为仇犹不即死，尚从容残喘吐气于桎梏之间，较之前代排忤权奸者受祸之烈，则此时犹为极清明之世矣！庆幸之私，敢为同志者告之。春田之殁，不胜悲悼，及闻春江辈同学日进岐嶷英敏，又不胜欣幸。某顿首。’鸣鹤与忠愍同举乡荐焉，春田、春江皆鸣鹤子也。忠愍被害，犹常周恤其家。未几，即引疾归里。没后，县学举乡贤，未果。”（《道光海门县志》）
张鸣鹤吏绩，载于多本史籍。他同情弱者，秉事公正，仁心侠行。尤其任容城县令时，他的同批考上举人的同僚、容城人杨忠愍，时任朝廷谏议大夫，因一腔忠贞大胆弹劾权势熏天的当朝丞相蔡京，被诬下狱，并判处死罪。其时满朝文武闭口缄言，唯张鸣鹤经常对其狱中生活提供帮助，还时时照顾他的家庭，这让杨忠愍十分感动。在狱中给张写了封信，讲了自己狱中生活，回顾自己的行为依然无悔，困厄垂危之际，尤其感悟到张鸣鹤友情之真诚之宝贵。信中同时请求一件事，因为行刑时会被斩首，身首分离，所以请张鸣鹤为其肢体复员后再下葬。张后来做到了，并且还继续照顾他的家庭。在做完这件事后不久，就以身体有病为理由回家了。
“张伯鲸，号绳海，祖籍海门，随父迁居郡城，寄籍江都。万历丙辰（1616）进士。历会稽鄞县，调庐氏西安，升民部主政，出副陕皋。崇祯六年（1633）加右参政以抚镇军民，有能声，进本省延安等处巡抚都御史。十三年（1640），命总督漕饷，户部右侍郎转督理钱法左侍郎。十六年（1643），转兵部署尚书事兼摄都察院左都御史。以疾予告回籍。越岁鼎革，官兵至，具衣冠，南向泣拜，不屈死。论者谓功在社稷，气塞两间，有古大臣风烈云。”中国历史上，对在朝代更替时忠于先朝，誓不事二主的原朝臣名人，总是景仰之。商朝进入周朝时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一直名存史册。至于南宋名臣文天祥死不降元，更是留下千古口碑。在海门这么一个县级区域，竟然出了张伯鲸这样一个与明皇朝共存亡的官员。他已于清军进京前一年即1643年“回籍”，是在清军进入海门时死在家乡的，不像前文提到的马世奇那样死在京城。而且，他是从容赴死，另有资料载，他沐浴更衣，换上朝服，在清军官兵面前，“南向泣拜”，自缢而死。时人议论他功在社稷，豪气充塞在天地之间，这是在目前所见史料中唯一一位为先朝殉葬的海门籍官员。（《道光海门县志》）
出版于光绪元年（1875）的《光绪通州志》，在其“卷首图”上，有一张“四甲镇图”。在通东地区同时被列入其中的，有吕四镇图、余东镇图、余西镇图。从图上看，运盐河横贯东西，河上有三座桥，分别为东桥、中桥、西桥。据资料记载，桥与桥之间距离均为100多米，其中东桥与中桥距离大一点，也不超过200米。河北，在东桥的东北方向，有城隍庙；在中桥与西桥之间的偏北方向，有文昌宫。城隍庙与文昌宫基本在东西水平线上。再往北，在城隍庙与文昌宫之间的偏东北方向，有一群建筑，虽然有文字但字迹模糊，看不明白，直观感觉规模不小。河南，沿运盐河上东桥再往东，略小于东桥到西桥的距离，从运盐河上流出一条河，此河先往南然后往西南方向流去，与从东桥略东、不与运盐河相接的直往南流的一条河相汇合，然而直往南去，此河应是通源河。虽然图上没画出，但这条河直接流入海界河，由此，四甲镇西接通州（即南通），东通吕四，南达大江，处于水运交通枢纽位置。从图上看，在两条河汇合后南流的两侧，布有建筑。东侧，由东往西分别是东岳庙和东渐书院；西侧，紧挨河的是州同署，再往西，是“□江会馆”，首字模糊，据文字资料，应为“宁”字。这些建筑所在地，就是通源镇，是一个早于四甲坝镇、至今还有历史谜团的古镇。
通源镇，位于四甲镇东南一华里左右。民间相传，宋至和（1054）年间，沈起筑堤时，在堤南7公里处形成一集镇，名通源镇，其意为连通盐业发源地。通源镇有东街，东街有东渐书院、东岳庙；有中街，中街有望江楼；有北街，北街有通州州同署衙门、典当。北街还有米行，海安里下河客商运米来销售，并收购当地杂粮运回，盛时日销大米200石，茶馆酒店各业俱全。有西街，西街头是一座庙，当地叫西王庙，实际名为西岳庙。西岳庙历史久远，清代改为宁江会馆。通源镇在清代为缉私盐隘口之一，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通源镇鼎盛时期。通源镇曾有南街，南街有尤成泰、姜仁泰、杨仁和三爿布庄，收购的土布远销东北。还有酒坊、南北杂货等。说通源镇为千年古镇，但未留下任何宋、元、明时期的古迹，而且连南街也早就不存在了。推测通源镇也因江潮被毁过。证据是，通源镇建在江堤上，而这最后的江堤成于康熙年间。因此，通源镇复建在康熙时。到了清道光年间，由于海门厅与通东大地逐步连接，海界河北的通东一带有大片土地开垦成熟，急需规范管理，就在通源镇设州同署管理。不过到了这时，四甲镇已兴起，通源镇开始衰落，尽管州同署建在通源镇的地盘上，但公开的名称已变为四甲镇了。《光绪通州志》载：“州同署在四甲镇，治堂三楹，卷轩一，吏房三，隶舍三，仪门三楹，大门三楹，堂后穿堂一楹，又后为州同宅，旧在州堂东，与州署同建。”州同署官居六品，大于县官。当地百姓称州同署为“分州”。当时通源镇是大镇。同治五年，余东场盐民被误认为暴动，被杀2000余人，官府就在通源镇建州府办的东渐书院以教化盐民。
四甲镇向东5华里有一河，北通运盐河，南通海界河，河上有一坝，常有船只来往过坝。此处开始仅有三五家小店，以后来往船只多了，商店也渐多。当时小船过坝用两根绳索，而大船则要用八根绳索并为两根，扣在船身两侧拉上拉下，故名“八索镇”。八索镇是一处重要的缉拿私盐的地方。八索镇建镇早于四甲坝镇，当在乾隆年间或更早，有说曾是“旧时余东场大使衙门”驻地。此所说的事情当在乾隆年间，水淹余东，凤城一片汪洋，只剩四城楼。此时，余东场署当西迁至余东、余西的交界处。当大水退后，余东场署重建后才迁回，很可能是因曾设余东场大使衙门而成镇。
四甲镇早先为四甲坝镇，当地老人习惯称呼为四甲坝。四甲坝，因运盐河而生，因坝而得名。没有四甲坝前，只有通源镇。按《四甲镇志》记载，四甲历史上有三条运河。南串河为旧运河，没江了；三迁海门开的新运河也断了；康熙年间就又开运河，就是现存的运盐河，已被习惯称之为老运河。老运河开了以后，盐场与盐场之间疏通了，但不能往南通长江。《四甲镇志》记载，乾隆年间，通源镇东的三甲有一能人名许三元，私自率领三甲人，从三甲（原四甲区委东）往北开了一条河约长百米，在现四甲中学东的海坝头与南部爨姓河接通。爨姓河通海界河，方便往南的船只过坝通行。这个坝实际上是一段原江堤。河一夜开成，遭到了四甲人的一致反对，实际是地处四甲的通源镇人（通源镇东街在三甲）的反对。告状告到通州衙门，因是私开，通州衙门就来了通知，“闭三甲，开四甲”。于是许三元败北，所开河成为废河，不允许船只通行。与此同时，四甲人疏通了四甲河及通源河（就是前文从图上看到的从运盐河流出的那条河），往南接通海界河。往南的船很多，通源镇也就日益兴旺。过坝的船多，常在老运盐河上四甲段、五甲段停留待过坝，因此运盐河两岸渐成街市，称为四甲坝镇。船多来不及过坝，有的船就到八索镇过坝，因而八索镇那时也兴旺起来。
《千秋沧桑话兴盛》一文（作者姜光斗、崔行之，载《南通名镇风情录》，南通政协文史编辑部编写，台湾佳恩有限公司出版社1993年版）对四甲历史的追溯，要比四甲坝形成的历史早得多。此文说，五代十国时的南唐（937—975）设静海制置院，辖狼山、蔡港、西寨、石港、余庆五个军防要寨，直至宋朝以前，四甲镇一直属余庆场。到了元代（1279—1368）设十盐场，四甲镇属余中场。经过明代，到清代乾隆元年（1736），余中场归并余西场。从属于四甲的八索镇、通源镇、四甲坝，分别是余东场和余西场的重要缉私盐隘口之一。据《光绪通州志》载，道光二年（1822）曾于通源镇设分州署，从六品官衔。据当地老人讲，“分州”辖余西至吕四，如皋县的丰利、马塘、掘港（那时还没有如东县）以及海门县的北部地区。从元末至清初300年间，由于江潮海涛的侵袭，原海门县境内土地大量坍塌，最严重时，除吕四一角之地外，海门县几乎别无余土。但通吕水脊沿线却始终没有坍没，四甲坝镇一直安然无恙。康熙四十三年（1704），余中旧河坍没，清政府发币开运盐新河，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竣工。四甲恰当运盐河的南岸。接着，又开了四甲坝，贯通了水运。于是，镇江、扬州、南京以及安徽、两湖的外地商人和当地居民都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纷纷在南岸建屋开店，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进入鼎盛时期。长约2华里、宽仅丈余的碎石街道两边，房屋鳞次栉比，货物琳琅满目，赶集者熙熙攘攘。东西一条长街上共有大小200余家商店，颇负盛名的有：老同泰酒坊、曹恒兴酒坊、永安泰猪行、孙德兴南货茶食、洪正大南货茶食、翟恒兴米行、朱义顺京广百货、怡盛源五金油漆瓷器、孙庆和酱园、长春堂药店等。其他咸货、水产、竹厂、木行、铁铺、布店、染坊、杂货、茶馆、酒肆、客栈等40多个大小行业，真可称得上应有尽有了。狭长的街路上，几乎有人满为患之虞。运盐河面上，排满了木船，有运粮食的，有载京广百货的，有装木材的，有送陶瓷器皿的，有贩布匹绸缎的……亦大有船满为患之忧。
四甲不仅是重要集镇，也是通东地区文化教育的中心。在清代，通州共建两所书院：紫琅书院在通州城内，是乾隆十年（1745）知州董权文所募建；东渐书院在四甲，是同治七年（1868）知州梁悦馨所兴建。《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还具体记载了爵督李鸿章和知州梁悦馨等所捐钱数。据《南通县图志》载：“东渐书院……建设之意，以本乡之东，地近海滨，解诗书者十不得一，乃谋之斯院以促进文化焉。自兴学校，即改为初等小学；近复改为南通县第三高等小学，而以初等小学移设于院东之东岳庙云。”
四甲镇建有文昌宫和四甲庙。文昌宫坐落在西高桥北首，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地方上三位秀才捐资兴建。站在西高桥上北望，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约两层楼高的三门堂，楼牌匾上书“与天地参”四个镏金大字，闪闪发光。门前左右各有一口水井，井旁各植一株银杏树。沿阶而上，穿过三门堂，便是大成殿。殿堂宽敞，气势宏伟。以水磨方砖铺地，一溜水似的平滑。正中供桌上高踞着“至圣先师孔夫子之位”，两旁分列着七十二贤人之位。这儿原是秀才们祭祀、朝圣之所，每逢农历二月与八月初二，便是祀日，以器皿盛着鸡、羊、牛三牲，供于牌位之前，秀才们穿戴整齐，肃穆庄严地举行祭祀仪式。经大成殿两侧四五公尺宽的过道往后走，便到了私塾，可以听到琅琅的读书声。穿堂往后，便是文昌宫，八魁之像前终日香火缭绕不绝，这是家长们为自己孩子祈求“文星高照”的地方。四甲庙坐落在东高桥的正北，一株约四五层楼高、历经三百余年沧桑的银杏古树，便是它的显著标志。早在明代，由于江岸大片坍塌，四甲南部一片汪洋，盐民和渔民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生命财产安全，在这儿建造了三官殿，并植了一株银杏树。三官殿后改名为观音堂，后来观音堂又扩建改为四甲庙。四甲庙规模宏大，东西宽六七十公尺，南北长二百多公尺，建筑占地十亩左右（以所列东西、南北的宽度与长度，应为二十亩左右——笔者注）。庙房共五棣，东西均有厢房，形成五进四天井的格局。庙门前，两边各有一口“太平井”，正中高踞一只三足八卦铁香炉，足有五六吨重。四甲庙最具特色的是神像。全庙共塑造了大小三百余尊神像，有的庄严威武，有的温和慈祥，有的狰狞可怖，有的又近乎丑陋，无不精灵剔透，栩栩如生。其中五福都天金容大帝（俗称都天菩萨）张巡，塑造得最为威严，他的两员大将南霁云与雷万春，也显得勇猛无比，严不可犯。张巡是唐代抗击安史叛军的名将，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绝境中，坚守睢阳城（今河南商丘）数月，使叛军不敢长驱江淮，最后城陷，他与部下全部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南、雷是他手下两员猛将，南曾冲出包围向贺兰进明求救，贺兰不仅不发救兵，还想强留南霁云。南拔出佩刀，砍断自己一个手指，鲜血淋漓，以示贺兰，表示绝不屈服。民间崇拜这样的英雄，将他们奉为神明，塑像以示崇敬。此外，以十殿阎君的“罚恶司”主神包拯的神像塑造得最为出色：一脸暴怒，两眼圆睁，似要喷出火来；额上亮光烨烨，仿佛有汗珠渗出；两手箕张，青筋凸露，连手背上的静脉也历历可数，真乃妙至毫巅。
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还有跟四甲庙所供奉的神灵密切相关的迎神赛会。四甲的迎神赛会，是以都天菩萨张巡为中心的都天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这时候，长街两边的店铺里都挤满了大人小孩——乡民们都上了街，找到他们所熟悉的店铺，作为观看赛会的理想场所。人们把四甲庙的都天菩萨盛装打扮后安置在车上，然后推到街上来。在都天前面，有鬼卒开道。马叉鬼脸谱狰狞，手执三股钢叉，钢叉柄上，套着三五片活动的钢片，马叉鬼边走边抖动着，发出哗哗的声响，一直冲向前去。接着是牛头、马面、大头鬼、小头鬼，一个接着一个，狰狞怪异，不一而足。黑脸、黑帽、黑衣的黑无常和白脸、白帽、白衣的白无常，高高的帽子上写着“一见生财”“天下太平”的字样，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恐怖的。而最使人害怕的是吊死鬼，眼睛向下斜吊着，口里拖出尺把长的猩红假舌，手里拿着哭丧棒。胆小的孩子看到了，吓得“哇”的一声哭出来，妈妈赶紧搂住孩子，捂住他们的眼睛。紧跟在都天像后面的，是有意折磨自己，以示对神灵虔诚的善男信女，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满腮帮插上数十枚雪亮的钢针，往往从左边穿透，经过口腔，再从右边透出来，满嘴吐着白沫，一边跳着“童子”（类似巫人巫舞），一边前进。另一种是将几十斤重的、正烧着香的铜香炉，用六七只钢钩挂在自己手臂的皮肤上，横伸着手臂前进，皮肤拉下足有五六寸长，人们都担心他们的皮肤会被拉裂。这种“跳童子”“烧肉香”的方式真使人心惊肉跳，菩萨是慈善的，怎能需要用如此残酷的方法来向他表示虔诚呢？接着是一大队仪仗。四甲镇上四十余家比较富裕的店铺，都要为都天会特制一件仪仗，这时就全部出场了：有各种形式的牌楼、各色彩车，有双龙戏珠、双狮戏球，有大象、雪吼……真是琳琅满目。最后，是民间歌舞、杂技表演：有提花篮、挑花担、荡湖船、蚌壳精、舞龙灯、踩高跷等，热闹非凡，形成都天会的高潮。都天会呈现了通东地区敬仰天地鬼神的虔诚，也表现了底层百姓所创造的丰富民间艺术，同样刻录进了历史的印记。
四甲镇西北约七八里的地方，为余中镇，习惯称作余中街。镇的中心位置是衙门，一说是三迁县治所在地，一说是余中场署所在地。衙门三面是沟，南向通街，地广二百八十步，房十二间，三进、四关厢，后改作社学。其南，到万历年间发展成为热闹的余中镇，有东街、西街，有城隍庙，有姜姓富商捐建的栖云观。其北，有盈昌庙，是通东地区仅存的两个名人庙之一。康熙年间开中运河后，到余中场变成弯道，余中场开始冷落。因此，乾隆元年并入余西。民国时，修了公路，人们出行很少走范堤，余中街就彻底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