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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从航拍镜头看长江入海，那滔滔江水与浩浩海浪相互激荡又相融无痕，苍茫流向天际。碧空万里如洗，阳光洒满天地……此时涌上心头的感觉是壮阔、奔腾、无垠、大气，是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气象万千、造化无穷。随着镜头的摇动，从远景收回中镜，江中的沙洲，尤其是江北岸那一片绿洲便渐渐进入视野，这就是海门。奔腾的长江从上游携无数泥沙而来，壮阔的海接纳了江又延缓了江流的速度，泥沙在此积淀，沙洲于此隆起，海门，就从江海交汇处诞生，就从波澜壮阔中走来。
古海门的地形曾经是很独特的。当她还是以东布洲的身份处在江海中时，东西已长达120多里，南北为70多里。宋初傍接上南布洲后，使江海平原第一次向东延伸成形。那时她南面是长江，东面为黄海，北面也是海，即以掘港、石港、吕四为三个海岸支点的北海（又称北海湾、三余湾）。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海门县令、宁波人沈起筑起西接狄公堤，环北海黄海直至东南廖角嘴为止70里长的海堤时，其南粮北盐、兼有渔业的总体格局便完全成型，并成为此后千年海门的基本产业布局。宋至元代中期，在长达近300年的时间里，海门获得了平稳发展，由公元958年建县之初的120里（当时“里”主要为人口概念，一里为110户）的壮县，而增长为183里规模更大的县。那时的海门，几位著名的县令后来都成为朝中重臣，即使不算王安石，也有官至副丞相、御使级的大员。接替被明嘉靖皇帝称为“先儒胡子”胡瑗、去管理太学——北宋最高学府的李觏，其接任前的身份曾是海门主簿。
波澜壮阔的江海造就了海门，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反又开始冲刷海门土地，而且从元代后期开始，日益加剧。海门县治到底迁移过几次？此前通常说法是四迁（尽管有一迁直接跳到三迁的漏洞），但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说法正不断受到挑战。江西人刘弇，北宋元丰元年（1078）以进士身份任海门主簿，在其所留下的诗文中，有一首《海门故城》的诗。这故城在他当时所住县城的东南方向，他骑着马儿去看过，当年屋宇赫然之地，此时竟牛羊出没野草丛生，引发他连连仰天长叹。那么，那是不是最初的一迁？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迁礼安乡的县治，在元明换代之际毁于战火，后重建。洪武二十三年（1390）县治毁于风潮，县丞李选“改新之”，有学者考证是从吕四场迁到余东场，并且以明末山西道御使（从一品官）、邑人成友谦的有关奏文中“……一迁于吕四场界地，二迁于余东场界地”为证，这是否又迁了两次？此后迁余中场，迁金沙场南，并在金沙场南时风暴大潮毁坏县城而裁县为乡。但就是海门乡，居然也迁了一次。1672年迁向原县城西南方向的江边永安镇。47年后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又迁至西北方向的徐涧即兴仁。如此前前后后算来，竟有七次之多！当辽宁铁岭人徐文灿于裙带沙高处建起海门厅官署时，这已是千年海门的第八个政权中心了！当然，这也仅是一说，尚待后来者不断地考证与研究。但其背后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波澜壮阔带来沧海桑田之变，沧桑之变的残酷环境锻造了海门人独特的坚强！
因为，比县治搬迁更为悲惨、更为触目惊心的是百姓的家破人亡。从有史料记载死亡最多的洪武二十二年（1389）七月海潮漂没各场盐丁3万余口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三，夜潮堤溃死数千人浮尸数步一见，这期间有记载的风暴潮灾就有二十多次。好好的一个家顷刻被毁；铺满脚印洒满汗水的卤池、场灶、良田，眼睁睁地看着或毁坏或沉没于江海；父母妻儿、亲朋好友，转眼之间阴阳永隔……到处是难民，到处是死尸，到处一片狼藉，到处是呼爹喊娘、呼儿喊女、呼天喊地的盈天哭声，这是人间莫大悲剧，惨不忍睹！
但是，人们并没有被此吓倒。古海门县714年历史里，多少次筑堤保场，筑圩保田，多少次春荒流浪、开犁即回。家园难舍，故土难离，与水争地，见地即播。农地坍光了，就到北边的盐场烧盐，明嘉靖、清康熙的两淮盐法志书上，对吕四、余东、余中、余西、金沙、西亭直至石港的诸多盐场盐丁的记录，标明来自海门的占绝大多数。因为，去这些地方烧盐，还在家乡，也许有一天江海把故土还出，自己还可以再事农稼。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开始，狼山以下至出海口近百里江面上，一个又一个沙洲涨出，1705年，崇明人陈朝玉就携妻跨江而来垦殖沙洲。乾隆三十三年（1768）海门厅成立时，几十个沙洲星散于江中，个个都被江水分隔，远的在东北近海面，更远的在东南傍崇明。而且风暴潮灾依旧，坍塌与涨淤并存。移民们不惧艰险，接踵而来，至光绪十七年（1891），近200年间，海门人口就从设厅时的2万多增至94万多！
所以，海门先辈们的吃苦精神，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与困难作斗争，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耐劳耐饥耐寒暑，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耐挫折耐失败耐打击。海门先辈们的吃苦精神，已升华到能面对惨烈自然灾害不退缩，在沧海桑田互变中敢于重来，明知可能家毁人亡而不惧。这是吃苦精神中难以企及的难度高度，但一代又一代的海门先辈们，以他们血肉之躯经年累月的承受，以他们精神强度一次又一次的磨炼，以一代传一代的千百年累积，铸就了“追江赶海，辟我草莱”的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并内化成海门人群体的基因，终成海门人奠基性的特质，也最终于万千苦难中建成了美好家园，偎依在波澜壮阔的江海怀抱里。
遥想宋代时期的海门，北海边范公堤接狄公堤，狄公堤又连沈公堤，海浪被挡于堤外，熬囱之火闪亮于堤旁。由此往南，则稻浪千重，鸡犬相闻。至江边，渔夫号子伴着农夫号子，飘荡在田野江风之中。前文提到的刘弇，他曾于秋收季节去农村考察。他到过一个叫黄洴的地方，农人们正在收获水稻。年轻人忙着劳作，场上的圆屯里堆满了稻谷，老年人则在一旁喝酒，桌上有香喷喷的鸡豖作下酒菜，孩子们手里拿着新米捏成的饭团，边吃边追逐玩耍。几位老人热情地邀刘弇一起喝酒，其中一位老人指着旁边的田埂说，这是他昨天喝醉了躺下的地方。
千年海门，水患之灾、风暴之害、倭寇之祸，曾酿下了无数苦难，但海门的先辈在与之斗争的同时，也利用大自然的赋予，创造和享受着美好生活。居于江海之滨，“紫蠏银鱼充顿顿，红椒金桔种家家”。刘弇到海门之前，听说这一带人用鱼喂狗，实在不敢相信。他来了之后，目睹海门鱼虾之多，才知道那是事实而不是传说。每当初夏暖风微熏，便有“麦饭滑流匙”；而每当秋风萧瑟，不仅有新稻上市，还有一种个大香甜的“海门柿”为人称赞。元、明、清三代的农书上，曾有多本记载了“海门柿”，说其香甜，将成熟时必须包扎起来，以防鸟吃；说其个大，结柿多的树丫，必须用竹木支撑，防止折断。海门清代有几篇竹枝词，所描述的四时佳节、结婚生子的喜庆场面，流淌出来的全是生活中的幸福。尽管物质条件还说不上丰裕，但精神的愉悦一点也不输后人。
海门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对农耕时代的人来说，最宝贵的是土地，然海门最缺的就是土地。宋及元前期时古海门还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但此后是越坍越少，裁县为乡时只剩40顷了。海门厅虽然面积不小，怎奈移民蜂至，最后也是人多田少。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资源约束下，海门人为中国农业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体现先进耕作制度的复种，一是创造了中国土布最后的辉煌。
土地的稀少，使古海门县人有切肤之痛，海门厅人同样刻骨铭心。海门厅的几十个沙洲，都是经由先人从江中一个个围垦而终成良田的。作为围垦者，要垒堤、筑圩，要开沙河、匡河、民沟，要种青、改土、整地，当基本可以种植时，已经几年过去了。而且，年年要防大风大汛，防风暴潮灾。所以，在沧海桑田的变幻中，先辈们手上的这块地，特别来之不易；又因为它是谋生的唯一资源，人们精耕细作，布局精心，种植精当，农活精细；一切都唯恐遗漏，唯恐不周，唯恐粗心，唯恐粗糙；一切的一切，都力求像绣花一样。并且，他们把这种力求精致的追求，代代传承，不断光大。终致复种指数位居全国前列，创造了农业种植史上的奇迹。海门的另一奇迹便是土布生产。海门种植棉花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至明代，清末时，男耕女织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结构。当通海土布打通了东北的销路，“关庄布”叫响关外以后，海门的土布生产便如日中天。张謇兴办的大生三厂为海门农民提供了质量大大超过手纺土纱的机纱，海门生产的土布，其花色品种数量质量和一千多种图案，创造了中国土布最后的辉煌。
海门盐业，终清一代，吕四余东盐场所产“真梁”盐，“色味甲于天下”（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三）。盐质轻色白，系灶户以微火缓煎而成，既无脚盐，又无碱片。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聘任日本制盐工程师来吕四场同仁泰盐业公司，据日本工程师调查，唯独吕四场所产“捞盐”，其盐洁之色，可与日本盐相比，而吕四捞盐的“余味含甘”，却为日本盐所无，赞为独绝（《张季子说盐》）。
波澜壮阔的江海，既慷慨赋予又严苛约束了海门得天独厚的资源，客观大环境造就了海门人的精致。这种精致，是目标坚定、环环抓紧、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穷尽当时一切可能争取达到最高水平；是顺天时、识地利、人努力，把主客观条件聚合在一起达到最大优化；是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不断出新，在挑战旧模式中不断登上新台阶。这种精致，有历史的血液流淌其中，一定会走得更远更宽。
《光绪海门厅图志》载，公元1672年海门裁县为乡时，省巡抚规定县坍并州，“至圣先师木主迁入州学”。仪式当天，“邑绅士送者，咸衣冠肃穆，至州学，州籍诸生俯伏迎入，安于州位之左，相率礼谒”。毛邃古，字又上，岁贡生，“两手奉主行十五里，跬步不乱，其敬一所形，从容有度，百余年来犹有称述之者”。跬步的意思是半步，或曰小步。为了礼敬孔子，保持双手所捧木主的平稳一致，竟然每迈一次，只走出半步，以此速度行走十五里，从所圯县城到州学，要花多长时间！在此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姿势、不变速度，又需要何等体力、耐力、毅力！然毛邃古做到了。一百多年后，到丁鹿寿们申请把海门乡改成静海乡，并写下《静海乡志》时，尚有人在称道赞佩当年的这一举动，可见影响之大！
裁县为乡，为传承书香，把孔子木主并入州祠，是其一；此外就是保留乡学。在诸多史料记载中，都记载有一句话——“无土可种，有书能读”，此话感动了很多人。海门县田地没有了，谋生的饭碗没了，但人还在，孩子们还在成长，四书五经还在，年轻人还是要读书求知、求仕、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从数百年书香浓烈的海门大地上发出的声音，是多少代海门知识分子累积给后代的宝贵传承。据说这句话打动了朝廷上的大官们。督宪（江苏总督）麻查说，海门庐墓虽更，人材颇盛，题立乡学……一个海门士绅引颈以待的愿望实现了！保留乡学，就是保住了国家所分配的廪生增生名额，保留了每两年一次的岁贡及相应贡生的名额，保留了参加举人进士考试的通道和资格。这对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讲，几乎是生死攸关的头等重要之事。从康熙十一年（1672）撤县到道光十二年（1832）改乡名，这整整160年中，海门乡长期保有10名学额。据《静海乡志》记载，1672—1832期间，海门乡出进士3人、两文一武，举人32人、23文9武，文人墨客更是不断涌现。这主要是因为有了乡学这一摇篮。
在海门县到海门乡这一悲壮转折点上，先人们的所作所为，是整个海门从公元958年立县以来重视文教的投影，也是文教数百年昌盛的结晶。文化教育，首先依赖于学校。对县学来说，其一为校舍，有完整的儒学，二是教谕与训导，有负责任能力强的老师。700多年的古海门，虽然历经战火、灾荒、潮侵、搬迁，但在这两方面始终不渝，无论困难到何种程度，学校与老师始终存在。
从有文字记载的元至正十三年（1353）修建毁坏的学宫开始，此后元至正十五年（1355）、至正二十三年（1363），明正统二年（1437），明景泰、成化、弘治三朝，明正德九年（1514）、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十三年（1534）、嘉靖十五年（1536）、嘉靖二十四年（1545）、嘉靖二十六年（1547），隆庆、万历、崇祯三朝，清顺治八年（1651）……714年中，记载于志书的兴建或修建儒学达多次！记载的都是规模大的修建，至于一般性的维修，更是不计其数。可见，别的建筑可塌可毁，唯学校，只见搬迁，只见修建，但一直存在、一直站立。
海门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一人。教谕，掌文庙祭祀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明清两代，海门县学教谕共有48人，训导57人。48名教谕中，可考者有举人20名、贡生3名。57名训导中，可考者有举人6名、贡生2名。品德高尚满腹经纶的教谕训导，能兴一县之学，育一批人才，变一时之风气。海门县志对那些确有才能、也确实为人师表的教谕训导都一一列传。而且，海门的名宦祠中，总共就3人，起先是沈起、裴绍宗、文天祥，后因文天祥未在海门当过官，被王昺取代，这位王昺就是一位教瑜。列教谕进名宦祠少之又少，此举足见文教在海门的地位。
江坍海侵，大潮夺去了海门大片良田，但数百年间，读书的薪火始终未灭。断墙残壁的废墟上，迅速重建儒学，即使简陋；漏雨茅屋中，依然有书声传出，即便饥寒。这数百年的书香，沉淀成海门深厚的人文积淀，也使海门人才辈出，科甲不断。明清两代，海门县（含静海乡，不含海门厅）中文武进士者21人、文武举人94人、贡生369人。
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海门厅同知徐文灿离任了。他是怀着满腹悲情告别海门的。当他建了厅署、筑了大堤后，赶紧着手办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建学宫，因为当时海门官学未设，学额为零。省制府高公当面答应他学宫先建、学额由他向皇上申请。其后动工，从1776年12月到1778年5月，历时一年半建成，仅教职衙署未建。然而，传来的消息却是：制府高公入朝，没得到机会汇报学额之事，仅仅向大部报告了建造文庙行动。对此结果，徐文灿很感悲伤。他在写于1778年12月的《创建文庙碑记》中说：唉，我已年过六旬，住在安排到任官员的房子里，牙齿松动，头发稀秃，即将拂衣回归故里了。后来接任的官员，一定要能够感受到老百姓的隐痛……海门，地处江海之滨，一定会人文蔚然而起。（你们）要请求皇上降恩，增设学额，由此造就俊杰之士，那样，海门的士民就不会讥笑我兴建学宫、扩大教学事业的举动未有结果了。
尽管海门厅官学直至1812年才设，但海门厅的官员和士绅们从未消沉，而是积极行动，于官学设立之前的1809年，办起了师山书院，聘请了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山长，开辟了另一条求学上进的大道。同时，私塾、社学纷纷举办，乡村中的饱学之士开馆授徒，教育的星火越亮越多。徐文灿嘱托的“人文蔚然而起”、“造就俊杰之士”，一步步变成现实。光绪二十七年（1901），状元张謇偕周家禄等，在海门训导署后建赵亭，竖碑立像，纪念前训导赵菊泉，以弘扬赵师之德。这既表明海门文教昌盛，硕果累累，又表明后侪自觉接力前行。至清末民初，海门大力兴办现代中小学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海门中学曾分别办有沪校、下校、上校，在战火硝烟中，师生们穿布衣、吃麦饭，书声不断，求知不辍，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人才。这是海门千年传统的完美体现。
古海门县—海门乡（静海乡）—海门厅—海门县，历史自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脉络。在这一地域的千年历史长河中，不仅学未断，书声传承千年，硕果绵延不绝，而且志未断，诗未断。志未断：由明嘉靖海门县志—清顺治海门县志—清道光海门县志—静海乡志—清嘉庆海门厅志—清光绪海门厅图志—民国海门县图志，一本接一本，后人续前人，历史未留空缺。尤其令人赞叹的是丁鹿寿修的《道光海门县志》和《静海乡志》，其时古海门县已被裁近160年，但他为了后来的海门人能够知道自己的高祖曾在哪个小丘上吟诗、哪个里巷里结社，他便广搜资料，接上顺治海门县志，从1656年直写到1832年，留下了这180多年的历史记录，这是何其宝贵，又是多么值得后人尊敬！诗未断：周雁石的《海门诗钞》收录了明代及之前的海门人的诗，茅炳文的《师山诗存》则汇聚了清代开始直至咸丰时（1860）诗。两本又是相接，1860年前的海门诗歌总汇，就存储于历史了……
海门建县算不上历史悠久，汉唐盛世未能给她留下任何印记，她与大宋的身姿同时进入历史视野。但即便如此，明代的海门几乎已是“惠风和畅”：江场人的文明领悟，读书士子的登仕成就，萦回在江边海边的诗歌吟唱……丝毫不输江南江北。所以，海门人特别重文教，这种重视突出地体现在速度上，它表现为后起者对先行者的追赶，因灾难掉队后的努力前行；发展到清末民初时，就是对江右大上海的学习、尽快跟上近现代文化教育步伐的追赶。这种追赶，在张謇先生的大力实践和推动影响下，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态势，波澜壮阔，滚滚向前。
在世界从内陆时代走向海洋时代的大背景下，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这个坐落于长江口南侧城市的历史性一步，给对岸海门的影响是里程碑式的、划时代的。10年以后，1853年，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张謇在海门常乐出生。一座世界级新城和一个世纪级伟人的出现，为海门的发展演绎出精彩的近代篇章。
上海开埠以后，逐渐崛起而成为远东最大城市。1888年，英商祥茂公司的客运木壳小轮船首开上海至青龙港，长江口北侧的人第一次从海门乘近代交通工具直达上海。其实，在此之前，早就有沙船来往于上海和海门沿江港口之间，乘客基本为农民。农民们最先想到的是去上海“卖”劳力。农闲季节，肩上背一个蓝色土布包袱，从青龙港搭船去沪，在上海最便宜处所租下一张床铺，然后就到处找活干。去码头扛包，去马路拉人力车，去工厂当学徒，去商店做小工……什么苦力活都干。创办上海锦江饭店的董竹君在她的自传体著作《我的一个世纪》中记述：她父亲是海门六甲乡人，职业先是拉塌车，后改拉黄包车（即人力车）。董卓君说，她生长在很贫苦的家庭里，扎头发只能用粗头绳，她喜欢细绒线，但买不起。经常素食，即使是青菜、萝卜，也只买得起下市的便宜菜。由此可见当时“跑上海”的海门农民之困苦。但就是在这样的苦力、学徒中，成长出了一批企业家，他们吃尽苦中苦，学到了最过硬的本领，成就了一番足以留下时代印痕的事业。“跑上海”的海门农民中，出现了一批钢筋工。他们不仅在上海滩出了名，名气还远播东北、东南亚，使海门成了著名的“钢筋工之乡”。他们是海门建筑铁军的先辈。“跑上海”的农民中出现了一支卖产品的队伍，各种时令农副产品、特色农副产品，特别是珍稀水产品，通过各种运输工具，一批一批地运往上海。随着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销售相关产品的地点在某路某街相对固定，营销的、运输的、在当地收购的，逐渐形成分工，一条条产业链条慢慢在两岸间形成。从清末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海门年产土布40万匹左右。其中大部分经上海中转，销往东北及两湖地区。在“跑上海”的人流中，还有一批年轻人，他们是去求学的，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学成以后回归故里，对海门教育贡献甚伟。海门中学第一任校长黄照青为德胜人，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大前身），他当时在海门中学采用的课本，大部分是南洋公学版本——纯英文的世界上先进的数理化教科书。海门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中，20多人仅2人未考取大学，这成绩震动大江南北。
1895年，作为近代实业家、教育家的张謇正式在家乡登场。这一年是张謇高中状元的第二年，是甲午战争惨败当年。张謇决定实业救国，开始筹划在南通创办大生棉纺厂。此后，他陆续在诸多领域进行开创性工作，如“实业，教育，水利，慈善，公益诸端”（张謇语）。在他努力把江海平原引进近代文明的战略布局和实务操作中，他看重的是大上海的城市文明程度和丰富资源。他创建大达公司沟通两地交通，他从上海引进资本、人才、技术、设备，各种先进理念、组织形式，各种新的文化文明载体，各种开启民智、改善民生、助推公平的机构机制……他还注重科学、文化、风尚……张謇的整个理念在他的故里常乐镇得到充分展现。在常乐，他先办实业，然后以实业所获之利办社会事业。1906年张謇在常乐镇西首建颐生酿酒厂，1914年在常乐镇南湾创建大生三厂。他从三厂至青龙港码头建了“青三”铁路，开挖了三厂至海门的新河，疏浚了三厂至运盐河的水路交通，以及建设了从南通至汇龙镇的南线和至吕四的北线公路，不仅使大生三厂而且使整个海门与上海、南通的交通更便捷。他还在常乐办教育，办慈善事业，募建常乐社仓，在常乐镇南湾建“老老院”……他借鉴上海经验，为海门社会的文明提升精心进行框架性改造和建设。
就是在这样大的氛围和大的潮流推动下，海门与上海的流动开始呈现双向性。1913年2月，海门首次于同善堂放映电影，前后达10天之久，这影片是一位在上海的海门人带回，给“老乡”开眼界的。1921年，海门人陆冲鹏从上海买回旧汽车14辆，开设私营汽车行，至此，海门始有营运汽车。在人的来往上，深深铭刻在海门历史上的是两位最初来播撒革命火种的共产党人。1925年9月，旅沪共产党员徐玮回到家乡，以举办农民识字班名义，宣传马列主义，宣讲五卅惨案真相。其间，应海门中学学生会之邀，在海门中学演讲。1927年初夏，旅川沙中共党员张冠今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上三和镇小学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中共三条桥支部，系中国共产党在海门最早建立的支部。
根本性的变化是海门社会整体前进步伐的加快。1912年，海门出现报纸。1913年，出现医馆；放映无声电影。1915年，出现县立公共体育场。1916年，海门建通俗图书馆。1919年，海门出现敬老院。1920年，海门分别出现电灯公司和电话公司，长6.5公里的“青三”铁路开建。1921年，大生第三纺织公司即三厂开工……所有近代文明的众多标志性设施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海门大地。
大上海，靠市场的魔力、城市的活力和海派文化的吸引力，推开了江对岸封闭、保守、落后的农业社会的大门，让海门人走出去，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近代世界、新式文明。上海使他们看到市场之大，除农业之外，还有很多谋生手段和空间。上海使他们看到世界之大，生活的丰富、产业的多样、设施的现代和生产力爆发式的增长，与农业时代天壤之别。上海给他们最大的教益，是上海滩的变幻无穷，一切都会变，一切都在变，一切都越变越快。今天流行的明天不一定流行，今天赚钱的明天不一定赚钱。但是变中有规律可循，一切都往更进步、更新潮、更高端方向变。上海更使他们认识到，与变化对抗只会死路一条，要应变顺变才有出路，若能先变领变，则是阳光大道。从1840年以来的近200年历史，长江口北侧江海平原上的海门人在上海这位师傅手下，酸甜苦辣样样滋味品尝过。凭着“特别能吃苦、特别求精致、特别重文教”的秉赋，他们成就了无数事、成长了很多人；但从封闭农村走出的他们仿效上海，一下子扎入工业时代和近代文明，失败的事和人比成功的多得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次又一次地启示几代人，终于使他们醒悟、领悟，恍然大悟。这种悟自自身、刻骨铭心的进步，在群体的相互交流中渐成共识，在代际的传承中凝为家教，在日积月累中，就定形为海门人的又一种特质——“特别能应变”。正因为“特别能应变”，所以对新的东西特别敏感，特别善于学习；对旧的东西舍得放下，对落后的东西敢于抛弃。也正因为“特别能应变”，视野越来越开阔，海纳百川；格局自我调整，融入上海。在瞬息万变的当今世界，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当下，“特别能应变”尤为宝贵，因此，可以认为，近现代海门人的创新发展，充分体现了传承中与时俱进的特征，也将有力地助推海门走向波澜壮阔的明天。
2015年底，我卸任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职务；2016年，虚龄70，春天，我回老家。正值油菜花盛开的时候，举目金灿灿一片，平展铺满大地，近看花朵黄艳，远观大气恢宏。空气中有淡淡花香，耳畔有嗡嗡蜂鸣。人们说，诗和远方；我此时感觉，诗和家乡。我就在这里出生、上学、长大、成家，受过这块大地和父老乡亲们的无限滋养。这里是我生命的起点、人生的启航地。30岁离家而今70岁回，该为家乡做点什么呢？但我能做什么呢？“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一生唯有一枝笔，写点二三流文章而已……正在游移不定之时，看到了一本书——《伦敦传》，突然眼前一亮：为什么我不能写本《海门传》呢？不知怎的，这个念头一经浮现，竟挥之不去，打发不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而且那时不知怎么来的一股劲，而且是一股倔劲，几乎顽固地地坚持这一想法，竟没有反问一下行不行，怀疑一下能不能，就一抬腿迈了出去，这一开步，至今已5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5年甘苦，岂是几句话能够说得清的！为史料、史识、史见，多少个夜晚辗转反侧，脑子里一团乱麻。为找书、找资料、向人请教，我频频来往于南京和海门两地。我原以为两年足矣，岂知翻一番还拐了个弯。我原以为资料不少，一细究发现空缺也不少，尤其是古海门。我原以为在不少问题上已形成定论，后来经多方请教，发现有些定论难定……更大的困难是自身能力不够，我学新闻出身，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系统、专业的训练。记者的笔要按照历史的节奏、区域的特点流泻出文学的内容，这就是《海门传》的要求。但我，感觉自己的水平不够。《海门传》的大纲拟了六次，至第六次时回看第一次，面目全非。分章撰写的稿件，在一章完稿后改，拼入一个部分时改，拼接成全书时再改。仅成书稿后就又改了三次，分别从60万字到52万字再到48万字直到45万字，再在书首加前言，书末加“大事记”。
幸好我不是一片孤帆，独航于江海。有一批海门的新老朋友，一批对海门文史有研究有造诣的老先生倾力相助，悉心指导，才使我终于经过5年时光得以完稿成书。遇有难题，遇要决策，求取支持，寻找力量，有成锦如、沈健生、周洪斌三位好友，5年来一直相伴相商相助。海门党史办原主任、年近九旬的俞茂林老先生，热情鼓励，倾心支持，多次指导，并且提供资料。袁蕴豪、邹仁岳、高广丰、李元冲、周荣华、周至硕、黄志良、费新华、丁士丰、林炳堂、张国轩等，曾经分别承担了海门土布、农业种植、尊师重教、历代官宦、盐场盐业、海门名医、水利灾害、垦牧移民、社会习俗、风暴潮灾记忆、建筑队伍、农民出国等多个课题研究，收集了不少资料并撰写成文。海门党校的余东毅、陈新华、顾青山、王李兵及其他多位同志，海门党史办的季春、朱红兵、吴卫东、陆杰等，都给予了很多帮助。海门文广旅游局的陈忠新、徐叶飞等提供了一批图书，海门档案馆的陆建平、赵彦博等提供了一批档案，思杰大酒店老总王卫忠为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不少方便。此外还有方方面面的诸多朋友和人士，提出建议，提供信息，给予关心……这些帮助，有如春风吹开心扉，有如春雨润物无声，给人力量，催人奋进，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当然，所有的支持中，首要和关键的，是海门党政领导和相关部门、特别是宣传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从5年前开始，持续到现在。感激之情，一直萦回心中。
我为《海门传》虽然倾注了心血，但谈不上贡献。我唯一的作为，是把从古海门县到海门乡，到清代海门厅再到民国海门县的9本志书（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在《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第48册“直隶州厅部”的序言中，称海门志书有11本，另两本是编而未出版的尹玺的明成化海门县志和张先登的明万历海门县志），前后串接贯通，旁阅其他资料，予以适当增减，成为千年海门的一部传记。为了完整性和准确性，本书必须有大量的历史过程性叙述和必要的背景性交代；为了典型性和生动性，必须突出重大事件、主要人物和主要场景。然而，想法是一回事，具体动笔过程中又是一回事。因资料有无与多少、内容的轻重、行文的张弛度等等，真正兑现想法很难。我想，我仅仅是作了一种尝试，开了个头，期待后来者扬弃并创新，写出高质量的海门专著，那是对我的最大奖励。此书借鉴引用了海门大量的乡邦文献、海门本土作者的著述，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的乡镇志，在此对作者们诚挚致谢！还特别要感谢江苏测绘工程院的黄建先生，他提供了刊印于本书的海门古地图，实属难得，弥足珍贵！囿于个人水平，本书定然瑕疵不少，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行文至此，心中涌起一股对海门先人礼敬的感情。所有志书的作者，所有吟唱海门诗词的作者，所有书写海门人事景物文章的作者……是他们留下了历史的记录、岁月的印痕，留下了海门大地上曾有过的笑声歌声哭声，曾燃过的灶火灯火战火……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知道祖先来路、沧桑之变，才知道故土厚重、创业维艰。更寄希望于后来者，对先辈怀崇敬之念，对桑梓怀恭敬之心，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力争为海门再添光彩。
2021年6月26日于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