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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盐场，起先在东布洲，产盐很多，这是《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和《姚锷墓志》有记述的。后来真正奠定海门千年盐业史基石的，是位于海门北部和东部海边一字排开的盐场，即余中场、余东场、吕四场（崔桐《修筑捍海堤记》中，把余西、金沙两盐场也列归海门；明嘉靖、清康熙的《两淮盐法志》盐场图中，也都是把这通东五大盐场划在海门范围内，划在通州范围内的是西亭、石港），都从大海里烧制出过“皎如雪”的“吴盐”，也都被大海吞噬过无数生命，都经历过人间最大的苦难，也都创造过历史上令人称道的辉煌。崇明的天赐盐场，虽然归属海门仅55年，但这惊鸿一瞥，也给海门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上海通志》中记，“崇明镇属通州海门县”。北宋时，顾俊沙即崇明，原为海门的一个乡，发展到南宋时，物产风光气候，已是极一时之盛，崇明由乡变为镇。崇明面海临江，咸潮很重，是天然煎盐之地，五代时已有盐业。宋初，朝廷将判处死罪而缓刑的囚犯发配到崇明，充当盐丁。当时有盐田和荡924顷20亩有余，每年缴纳盐税正银615两8钱。因盐场渐成规模，便移浙西、青浦、江湾部分灶户到该场煎盐。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崇明设置盐课提举司。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崇明设天赐盐场，隶属通州海门，由淮东制置司直接管理。南宋抗蒙名臣杜杲，曾待职“通州海门买纳盐场”场官，是年（1222）监崇明镇。元代后期，海门南部江边开始坍塌，崇明却日渐涨大，盐税增多。元至元十四年（1277），崇明由场升州，名为崇明州，脱离海门，隶扬州路。天赐盐场，仅“赐”给海门55年。
宋时吕四盐场，因处于时有坍塌、偶有迁移之中，盐灶、荡地常不稳定，没有列入通州利丰监管理范围。历史记载：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初七日，因通州吕四港场仅有15灶，不置监场官，降诏令海门知县兼行主管。元至元十四年（1278），吕四盐场归通州盐务机构管辖，成为催煎盐场。明初，隶属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南通分司，为两淮上十场之一。然而有明一朝，吕四盐场多灾多难，洪武二十三年，突发大潮，盐丁与附近居民死3万多人，盐场人员差不多全军覆没。虽然朝廷用移民方式及时填补，但潮灾仍然不断。明嘉靖年间又被倭寇屡屡侵犯，人员财产损失巨大，嘉靖三十六年（1558）吕四筑城以防。吕四盐场于有明一朝总计产盐达1000多万引，朝廷获得巨大收益。
进入清朝，沿袭明制，但环境越加严峻。清顺治时，鹤城遭海盗袭击而毁。到康熙时，吕四场南的范堤坍入江中，盐丁仅剩346人，面积220方里，即南北10里，东西22里。到雍正时，场区面积为176方里，即南北8里，东西22里，而且残存的范堤又被冲破缺口，大有被海潮江浪吞没之势，旧海门残存一角岌岌可危。雍正后期，形势终于有了好转，坍没的荡田陆续涨出。嘉庆七年（1802）草荡增至2000多顷，盐丁增至16760人，年产盐5万多引。盐的质量也有了提升，产出了上等好盐“真梁”，列为贡盐，誉为淮盐之冠。自此，吕四盐场逐渐成为两淮最重要的盐场。清中后期，吕四盐场有了定型，南北20里，东西30里。场下设3团，每团10总（或曰甲），共30总。
上面这张是《明嘉靖两淮盐法志》上的吕四场图。范公堤位于中间位置，走向先向东然后直下向南，一直插到江边。在范公堤北，由西向东横亘一条大河，然后也是直下往东南方向，注入长江，此河图上标为“岸河”。在岸河与范堤之间的东南区域内，并排有“三十捻荡”和“黄连沙草荡”；从此河向东有两支流，靠北的一条标明“界沟”，在它南面的一条流进湖荡，上标“白荡”，这是否就是多次出现于各种史书的当年的“白水荡”？界沟和白荡向东流，流到一条标注为“老岸”的岸堤西没了。“老岸”南北向，不知筑于何年。老岸南端是海，标有“料角嘴”，还标有“此处水分咸淡”。老岸东的整个外围，看上去是沙滩，在沙滩外的海面上写有“东至海二十里”，不知是以哪里为起点算起。岸河北边大片范围，标了12座潮墩，分属东团、中团、西团，每团四座。东团与中团的分界处是“死洴”（刘弇所说的“洴”，在此见到了实图标注），东团内4座潮墩之间有条“深洴”，中团内4座潮墩之间有一条“张方洴”。从图上看去，“洴”就像一条港梢。中团与西团的分界处是一条河，上标“芦苇夹”，它北接于海，向南直流，与岸河交汇后继续向南，过范堤后注入运盐河。这12座潮墩外是一个又一个煎制盐的亭灶。亭灶外就是茫茫大海了。以上是范堤东与北的区域。
再看范堤南，在整个吕四场正中偏南位置，是盐课司所在地，布局较气派，内有房屋多幢，最后一排东为“大使宅”，西为“副使宅”。盐课司署宇东有一“青墩”，上有“真武庙”。再东，前为“孙公庙（庙东即为南向的范堤）”，后为（东）“龙潭”。盐课司署宇东南方为“小营”，南偏西为“大营”（前文《吕四周氏家谱》“叙”中提及的两所备倭营，在此得到印证）；西边为“正仓”，与“真武庙”基本对称；西北为“土地庙”，位置最西的是（中）“龙潭”，再西就是北面流来的“芦苇夹”了。“芦苇夹”西区域：范堤南，近堤处由东向西分别为：“接待寺”“范公寺址”、（西）“龙潭”；远堤处由东往西，分别是“吴陵巡司”“关王庙”“西仓”，再往南，就是“运盐河”了，河上面三处标有桥。“运盐河”东西方向，东顶端在“大营”和“正仓”之间。运盐河再往南就是大江了，在江边位置标有“南至江X（字迹模糊，4？6？是个位数）里”。整个江边，范堤东分别有“青墩港”和“大河口”，范堤西（运盐河南）分别是“山港”“黄沙沟”和“新沟港”。在“山港”和“黄沙沟”之间，有一“东岳庙”。在新沟港正南方江中有一行文字，“吴妃冢坍入江”。（西）龙潭西边，有一条北注入海、南连接运盐河，在其中部接纳由东向西流来岸河的河，它就是吕四场与余东场的界河。这条界河有两个名：北半段叫“沥水漥”，南半段叫“曹严漥”，界河的西边就是余东盐场了。
这是现今能看到的最早一张吕四场图了。这张图，还可和载有此图的《明嘉靖两淮盐法志》的相关文字对照阅看。“吕四，距分司（在石港）二百三十里，使司（在扬州）五百七十里。南尽于江，东、北薄于海，西接于余东。广（即东西）二十二里，袤（南北）五十里，中为草荡，凡二千八百三十有九项二十亩（东至老岸，西至曹严漥，南至南六段，北至海沙——此处文字，在原书中为小字，嵌于句中，今加括号，以示和正文区别），田凡三十有八顷七十一亩四分。其海防新堤（即图上标的范公堤——作者注）南起大河口，折而西抵余东境。避潮墩散布三团凡十有二。其河渠，曰运盐河发于余东，迳于西便仓达于正盐仓而止；灶河南发于江，曰东周河，纳于岸河入于沥水漥；曰山港，会于露御夹纳于泗港入于海；张方洴，非字港，深港咸发于海汇于团（桥梁无）。由石港而东，北为掘港，西北为马塘为丰利，比三场。”此文字所涉内容，虽然有些在图上未出现，但有利于加深对图的理解。
阅此图与文，在所有史料中第一次见到了吴妃冢相对确定方位。吴妃冢，《嘉靖海门县志》和《道光海门县志》都有记载，到底是何时何人的妃子，存在不同说法，但大前提是此处存在吴妃冢这一事实。吴妃冢在历史上比较有名，吴陵巡检司存在几个朝代，其名就是因吴妃冢而来。请崔桐修海门县志的知县吴宗元，当时还专门为吴妃冢写过一首诗：“南北纷争几战余，广陵花柳自荣枯。可怜荒塚多湮没，濒海谁云尚有吴？”吴宗元此诗，认为吴妃是杨渥的妃子；此诗还陈述了一个事实：吴妃冢濒临海边——实际是江边，那时习惯说法——很多坟冢已经坍江了，吴妃冢还在，但知道的人很少了。明嘉靖盐法志的吕四场图标出了吴妃冢坍江处，时位于吕四场的西南方向，已接近余东场界。这个方位蕴藏了很多信息，它起码说明，这块地方曾是坚实的陆地，而且当时离江边还有较大距离，无坍江之虑，可作王妃安寝之地。如果吴妃确为五代杨吴政权第二代杨渥的妃子，此墓那时就存在于该处，那对考证吕四余东的成陆史、煮海烧盐史，具有不小价值，甚至对考证古老的东洲镇的具体方位，也能提供帮助。由此就牵连出该图与文提出的一个重大疑问，就是图中的“东周河”。崔桐的海门县志说：“东洲河，在县东吕四场境，在唐宋时属吴，为东洲镇河，已淤浅，故道尚存。”现图中的东周河若与东洲河不是一回事，则疑问不存；若是一回事，周与洲同音，则现在图文说其发于江而注入于沥水漥，跑到吕四场西北和余东的界河上来了，与原来的位置偏差很大，这背后的变化过程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值得深究。此图与文透露的另一信息是，吕四场的范公堤尽管部分坍入江中，但因新修堤基于残存的旧堤基础上，所以由西向东然后拐向南的走向没变，当然部分堤的长度相应变化了。
此后还有两张，分别是康熙年间和乾隆年间的。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相差约140年左右，第二张和第三张相差约50年左右，一作对比，发现发生了很多变化。康熙年间的那张图，扑入眼帘的是大潮汹涌，场的北、东、南三面都是巨浪翻滚。东面北面，海浪已逼近范公堤，原位于范公堤外、与堤走向相同的那条“岸河”不见了。东面原范公堤外的“界沟”“白荡”“老岸”都没有了，仅增加了一处营房“旧唐角营”。北面原堤外的“东团中团西团”，所有团内及团与团之间的港梢一样的河流，都不见了，仅有几处潮墩烟墩和舍，一处亭灶也没有。堤南面近江边，仅画了几处烟墩，原来从东到西的5条沟、港都没有了。“盐课司”与“大使宅”也即盐场署宇还在堤南，不知道是绘图原因还是因为东部“老岸”区域坍塌的原因，感觉署宇虽在整个盐场中部但明显偏东。署宇东西两边的建筑一处都不见，唯在其北及西北方向有两处建筑，分别为“真武殿”和“法轮寺”。此图中芦苇夹、沥水漥、曹严漥都没有了，唯一一条河流是运盐河，东头始于范堤内侧，环绕盐场署宇一圈，这环圈上南北方向标有两座桥，然后从圈的西侧流出，往余东场流去。还有值得注意的一处，是在整个场图西南方向也即运盐河的西南方向，已靠近江边，出现一道不长的堤“施（？）公堤”，西北走向，往余东场延伸而去，但在余东场图上又不见其身影。只能存疑。
载有此图的《康熙两淮盐法志》也有关于吕四场的文字内容，可以对照来看。“吕四场，原设盐课司衙署一所，顺治十一年寇船登岸毁……原额晒灰亭场。原额淋灰卤池……煎盐灶池三处，东团中团西团。原额灶房。新建公垣一所，堆储商盐。本场四至，东至海十里，南至江七里，西至余东场界十二里，北至海三里。运盐新开小河，由余东余中等场经如皋至泰坝四百四十八里。本场御潮范公堤一道，坍入江南。”此文字内容尽管较为简单，但一对照还是发现了制图的不足，即煎盐灶池、灶房，晒灰亭场、淋灰卤池等都在，只是绘图者未画入。
第三张图画于乾隆十三年（1748），与前两张比，范堤还是横亘在中部偏北位置，把盐场一分为二。不过，其拐向南几乎是垂直而下，不像前两张是东南走向入江。堤东区域离海已稍远，东南方向近海处，贴近海角有一“孤搏（？）墩”，其北有一“天池”。范堤北从东北到正北，大片区域内，几乎是密密麻麻的各种图形：旧营墩，各种营房，兵营，各种潮墩，新设潮墩，灶舍，灰场……十分兴旺。范堤南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吕四城：城内有很多寺庙，东南为魁星阁，西南为天妃宫，东北为关帝庙，西北为城隍庙。城四周为护城河，河上于东南西北四处有桥；城中有条东西向的河贯通，两头连接护城河，此河北边，盐课司新署位于东，吕祖楼位于西；此河南边的最东端，是三角司署。吕四城外：东北方向是一排公垣，收盐场所，雍正年间新设，由此再往外，到范堤内侧，分别有洛伽山和磨？（原图字迹不清）关房；南，东西分别有十七总港和十八总港，从城河引出直通大江，两港之间分别有三生墩和营房两处建筑。运盐河从城河（西）流出，直奔余东场而去，流出不远，有一支流向南入江，标明为十九总港。吕四城西运盐河北有法轮寺，城北偏西有真武殿，再往北贴近范堤是新建三清殿，这些都曾在前两张图上出现过，不过已无法辨认是否还在原址。此图标出一处名“天池”，据康熙扬州府志记载：“天池，在廖角营，环地皆斥卤也，惟此池水，味清甘同于惠泉。”
与此图相对应的文字内容较为简单。“吕四场坐落通州（那时，古海门县于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已裁县为乡，海门厅要到乾隆三十三年即1768年才建立），东至海十里，南至江四里，西至余东场十二里，北至海五里。运盐河，新开小河，由余东十二里至石港一百四十里，经如皋至泰坝四百四十八里。范公堤一道长五千六百五丈，于雍正二年七月风潮冲缺修筑，乾隆十年八月海潮冲缺，十一年重修。”
清代曾编撰过多本《两淮盐法志》，分别为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光绪朝等。细读明嘉靖到清康熙、乾隆朝吕四余东余西的盐场图及相关文字内容，可以看出二百年间的巨大变化。从乾隆十三年（1748）到光绪十八年（1891），又近一百五十年过去了，这三大盐场又经历了许多起起伏伏。以光绪十七年（1890）为记录下限，刻印于光绪十八年（1891）的《光绪两淮盐法志》，其第十六卷是关于两淮三十场的“场图”以及“图说”，其所载的图已经标有经纬度了，但很不清晰，所标文字字迹模糊，基本看不明白，而“图说”简明扼要，还是能透出些历史的沧桑。其中关于吕四场——“吕四场图说：吕四场隶通州。境东、北皆海，南与海门，西与余东场连界。范堤自西而东、折而南至廖角嘴止，计长五千六百余丈，合三十一里有奇，堤外列潮墩二十。旧志载距分司三百三十里，今按吕四西至余东六十里，余东西至余西四十里，余西至金沙二十五里，金沙至石港四十里，虽相距不足二百里，盖亦南场之最远者也。运盐河由余东、石港、如皋以达泰坝，凡四百五十七里。走私隘口七处：陆路曰丁荡灶、秦疃灶、私沟灶、营脚灶、杨家灶，水路曰彭家灶、大坦灶。”此图说内容与第三张图所在的《乾隆两淮盐法志》上对吕四场的文字介绍无大的变化，吕四至石港的距离，已从旧志所记载的三百三十里，到现在不足二百里，说明地理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几百年间，原来以掘港、石港、吕四为三个顶端的北海湾，在黄河夺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海湾在淤积、变小、往大海退去，吕四至石港的陆路、水路交通，已经从绕过海湾的较大弧度，逐步向很小弧度的方向变去。沧海桑田，又一次见证大自然的魔力。此图说把走私隘口郑重写上，一个盐场范围内，专设七处关卡查缉，既说明重要，也表明问题严重。此图说令人遗憾的是，没有标出吕四场的四至。嘉靖时南北距离五十里，康熙时变为十里，乾隆时退为九里，那么到光绪时呢？根据当时整体沙洲涨并情况，吕四各方人士为争占新涨沙洲而发生了数起大的“沙案”的历史记录，可以推断，吕四场南至江的距离大大延伸了。而此时，整个北海湾也即将消失，从此图说中“堤外列潮墩二十”的情况也可推测，北距海的距离也增加了。所以，吕四场南北距离最短的时段，当在乾隆年间。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集资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公司创始了新式生产组织，采取了新的制盐方法，制卤用泥不用灰，煎盐用釜不用
，燃料用煤不用草，产量、质量均有提高。盐工烧盐环境有改善，收入有增加。公司所产精盐，1906年赴意大利米兰博览会参赛，得最优等奖；1914年在美国旧金山博览会又获特等奖。但由于成本高，销路不广，没有大批量生产。于是张謇又在吕四的三甲，创办三甲盐场即同仁泰板晒场，获得了成功，1945年后归吕四场务所管理。
余东盐场肇自余庆盐场。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4），析通州余庆场为余西、余中、余东三场。宋代《舆地纪胜·通州·古迹》中写道：余庆场，盐额十六万石。
余庆盐场系北宋初才设的场，原来只是土著居民自发煮海以维持生活。余庆场设场后，发展不错，到南宋，在利丰监管的八场中名列第三。余庆场虽比不上金沙场，但它海岸线长，适合煎盐的面积大，发展余地大，于是在元朝被一分为三。元代析场时是从现袁灶港到五里墩，基本上是按长度平均划分，每场东西长度约二十二里。清乾隆嘉庆时期，对余东场重新进行了规划，设三团三十总，每团十总。这次划分不像以前平均分配。东团十总，也叫头十甲，头甲海到十甲镇，约二十里，每甲东西距离二里。十甲镇西界到五里墩十七里为中团，平均分为十甲，也叫十总，包场属六甲。五里墩到八索镇十五里为西团，平均分为十甲，也叫十总。为什么东团特别大一些？因为清朝中后期，煎盐的灶都设在东团的海边，分别是：晋南灶、御西灶、歇御灶、八甲灶、御东灶、大东灶、小东灶。此时东团南部为荡田，专门蓄草供煎，不允许开垦农耕。余东场大，盐产量高，清康熙以前，产量为通属盐场之首，明万历年间为每年四万多引。康熙以后，吕四场得到恢复，余东场盐产量紧追其后，清宣统年间每年为四万八千多担。
余东盐场也有三张图，第一张是明嘉靖年间的，范公堤与运盐河基本上把整个盐场一分为三。范公堤横切出北部略小于三分之一区域，堤北侧，由东往西筑有五座“封墩”，“封墩”外有十二座“潮墩”，“歇御港”和“王灶河港”两条通海的港梢河，把潮墩由东向西均划为四墩一组。最西潮墩的西侧还有条港稍河，字迹模糊；东边第一墩的西侧，有一“沙潭”。封墩与潮墩之间是大片草荡，潮墩之间与外侧，是数量不少的亭灶。再外就是海了，上写“北至海十二里”。范公堤与运盐河之间，看似较为繁华，有两处主要所在。一是“盐课司”署宇，位于正南略偏西，这里是整个场的中心位置，结构同吕四场图，也有大使、副大使宅第。二是在该署宇东，跨过李灶河、仇灶河、港西河等四条河（还有一条未标注河名），就是在“倭祸”中比较有名的、据说曾筑有土城的“东便仓”了。它位于西是“港西河”、东是“张让河”、南是“新运河”（运盐河）、北是范堤的长方形区域内。这区域内的显著特点也是寺庙多，在东便仓的东边和北边，分别是上真观、开福寺、北阴庙；在西北方向为两座墩：“黄墩”和“李墩”，一前一后。令人奇怪的是，这区域北侧的范堤上，竟分别有三个“龙潭”，最东的一个已靠近吕四场边界。盐课司署宇西有“王灶河”，但到范堤就断了，并未与堤东北的“王灶河港”相接；但它南向在连接了新运河、中旧运河及一条未注明的河流后，直接注入了长江。运盐河横卧于盐课司署宇和东便仓的南边，从吕四场流来往余中场流去，河上标有“新运河”三字，张让河、港西河、仇灶河、李灶河等范堤前的所有七条河，都与之相通，之后继续南流，河河串接，最后全流入大江。港西河向南穿过运盐河后，有了一个新名“钱家湾”，此河南流一段距离后拐向西，西流相当路程，最后与王灶河相连，再南下流入大江。就是这条河，上标有四字“中旧运河”。在整个范堤南区域内，还有不少建筑，引人注目的有两个特点：一是庙多，有四处“关王庙”、一处“大王庙”；二是“仓”多，有仇灶仓、李灶仓、徐灶仓、辛灶仓、王灶仓。另外，在运盐河南的西南方向，有三个“黄墩”、一个“李墩”，在盐课司署宇和东便仓之间南部江边，有一“备倭”。还有一处地方较为醒目，在运盐河与王灶河交叉的东南“河谷”地带，标有“青山”，这两字下方有“会圣寺”三字，且都画了山和寺的图形，这是否就是戴青和尚所筑的“戴青山”？此处确实离江不远，怪不得留下了不少文人雅士登临此处的咏江咏山咏云天的诗作。此图底部中间，由东向西有三处文字，依次为“南至江？（原图文字不清）里”“旧海门县坍江”“旧余东场坍江”。
与吕四场一样，《明嘉靖两淮盐法志》也有关于余东场的文字内容。“余东场距分司八十里，使司五百二十里。北滨海，南界通川（指长江，笔者注），西接余中，东连吕四。广有七里，袤四十二里。中为草荡，凡一千三百十有六顷五十七亩三分（东至吕四曹严漥，西至余中周灶墩，南至运河粮田，北至海沙）。田凡若干。其海防新堤起曹严漥，西抵余中境。避潮墩散布七团，凡十有四。其河渠：曰运盐河，发于余中，东入吕四；灶河：东北流为张尚河，港西（河）、仇灶河、李灶河达于东三仓（东便仓、仇灶仓、李灶仓），王灶河、新灶河达于西二仓，咸南发于运河通于江烂漥（港）之通丰庆（团），歇御（港）之通神液（团），王灶（港）青沙闸之通永安（团），咸入于海。而永安（东西二桥俱跨场西河上），永宁（场前河上），永丰（场东河上），四桥在焉。”与吕四场一样，图文未能一一对应。此图中有好几座“封墩”，占地不小，其他史料未见记载，此处文字亦未见说明，只能存疑。此图上的“王灶河”是条大河，从范堤南流出，与新运河（运盐河）汇合后继续南下，连接上“中旧运河”后再南下，穿越一条不知名的横河后注入长江，其在新运河（运盐河）与中旧运河之间南北向的一段，似也是运盐河的一部分。而在范堤北，在潮墩、亭灶中有一“王灶河港”，这是条港梢河，越往北河道越宽，最后流入北海。在整个余东场图上就它有“河”有“港”，当时可能规模与影响都不小。另外，范堤外最西侧的那条港梢河，从图上看不清所标名称，从文字内容看，很可能就是“江烂漥港”。
第二张康熙年间余东盐场图，与吕四场图一样，大江与大海波浪滔天，整个盐场范围缩小了。范公堤北，离海很近，由东往西，分别是东灶墩、潮墩、□□山（像庙）、西山（庙）、潮墩、七佛楼、墩灶□，不见了封墩，不见了亭灶，也不见了港梢河，连范公堤上的三个龙潭也消失了。此图上出现了一个新地方——“江场”，在整个盐场东部，范堤南边、离江不远的地方，它曾在历史记载中多次出现过，而今实实在在呈现在余东场图上了。从吕四场流过来的运盐河，围着江场转了一圈，然后再向西流去。仔细看，在运盐河环绕的内侧，有一圈闭合的城墙，砌城墙的砖也画了出来。而且，东南西北四处，都画有标准的城门。看来，运盐河是从东过来流进了护城河。护城河东南位置有一入江水道，该水道与吕四来的运盐河中间，有两墩，其名字迹模糊看不清楚；该入江水道西边有“五里墩”“大□□”（像寺庙）。整个江场城的东北、北、西，看上去有六七处寺庙。由此往西就到了“余东场”（场署所在地），与江场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其图像、结构与江场类似。也就是：外圈是护城河，内圈是城，东南西北有四门。运盐河从东面流进护城河，从护城河的西边流出，然后往西北方向流去余中场，并在河的一处标有“新河”二字。余东场署的北面有“八角亭”一座、几座“公垣”；西面有“梁店店”，居然画了四处房屋；南面从东向西有“三里墩”“西五里墩”“四坝墩”“王家□墩”；西五里墩与四坝墩被一条入江河道隔开，这条河从场署西的运盐河向南流出，有一庙宇紧傍于该河西边。无论是江场还是余东场署，看上去都离长江很近了。
此图也可与源自同一本书的相应文字内容相对应。“余东场，原额盐课司衙署一所，坐落余东正场。原额备倭营一座，坐落余东江场，今作公署……原额晒灰亭场。原额淋灰卤池。原额灶房。新建公垣二处，一在余东城北一里，一在江场城北。本场南至江一里，北至堤三十里，至海三十余里，东至吕四场二十七里，西至余中场界十三里。运盐河由余中余西等场经如皋至泰坝共三百八十八里。本场御潮范公堤一道。”此图文最大的信息点是“江场”的出现，然而同时也带来了疑问：江场与东便仓是什么关系？有史料说，江场面积大，东便仓位于江场，此说似有道理。但若确实如此，两张图为什么不一致，明嘉靖图只标明东便仓，而康熙图只标江场？其中原因是什么？另外，史料中对筑城的记载，有资料说是便仓筑了土城，简称便仓城，有说江场筑城。在这一点上，此图画得明明白白，是江场城。然文字又说，原来有备倭营一座在江场，“今作公署”，是什么公署未说。关于运盐河从吕四场过来后，先是绕江场城一周，兼作了江场城的护城河，这在以前的史料中也未曾见过。
第三张乾隆年间图，与吕四场图一样，场区的面积超过了第二张康熙年间，整个图面热闹起来了。范公堤北有点密密麻麻的样子：分布有营房；各种墩，其中有东灶墩、歇御灶墩、灶王墩、沈灶墩、辛灶墩等；好多处亭灶，其中有东灶、歇御灶、沈灶、李灶、墩嘴灶，还有标明“大坦”的，估计也是灶；有灰场、卤井；另外海边还有三个港，东边的东灶港，中间的歇御港，西边的环□港。范公堤南运盐河北，这一区域内，从东到西有武当山、外委衙署、十甲、观音寺、弥陀山、营房、王灶墩、七佛楼等，并有多所公垣分别位于东部及中部略偏西。运盐河南，有两条从运盐河流出的入江河流，把这一区域分成三块。东块：由东往西相继有五甲（是否应为“里”字？）墩、营房、老坝墩、营房、三里墩、营房，在其西北有几所公垣；中块：由东往西相继是余东东墩、营房、新造墩、余东墩、营房、戴青山墩、两个潮墩；西块：就一梁家店，看上去有点规模。两条入江的河流，东边一条上标有“旧河”“□坝”“海坝”；西边的一条，近运盐河处有一桥，往下有“木栅”，再下有“便民港”，再下有一字，像“坝”字。整个江边有五处港，由东往西分别为沈灶港、五甲港、□□港、木桩港、川港。在大江的最西端，“扁担沙”已浮出水面。图的正中略西南一点位置，是余东场署，与第二张图类似，护城河环绕四周，运盐河从东北面流入护城河，再从护城河的西面流出。护城河内是闭合的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城门内，东南和西南面分别是东岳庙和城隍庙，东北面是衙署。城外，南和西各有一座关帝庙，范堤南的观音寺、弥陀山、七佛楼都在城的西北。这张图与第二张图的最大区别是，“江场”没了，曾经和余东场署宇几乎同等规模和气势，也筑有土城的江场，就在第二张图问世后不久，坍塌于滚滚大江中了。
第三张图也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那条几乎南北贯通江海的王灶河和王灶河港不见了，这条大河无论是长度还是串接的河流之多，都是南北向场河中数一数二的，是什么原因消失了呢？二是戴青山不见了。在第二张康熙图中此山就消失了，因康熙图比较“大写意”，难以深究。到了这张乾隆图，不见戴青山，却出了个戴青墩。据崔桐《明嘉靖海门县志》记载：“戴青山，土山，在旧县西，僧戴青所筑，因以名，以没于江。其徒净安复筑于王灶境。”是否在此图绘制时，王灶境内的戴青山又已毁？或者，山还在，未绘进图？都难以考证。三是木桩港终于在图上出现了。如果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木桩港其地其名，那么，关于骆宾王顺江东下逃难，途中陡遇雷暴大风，船翻在即，突然天降木桩，并有一条，上书“宾王莫慌，赐你木桩……”，这则民间故事当起源于此后。若说木桩港古已有，曾坍入江中，后在新涨沙洲中掘得木桩而得名，如能从史料中发现有此记载，则更有价值。
《光绪两淮盐法志》“图说”——“余东场，隶通州境。东界吕四，西界余西，南界通州民地，北则大海。范堤互其北，自西至东，长八千四百六十丈，合四十七里有奇，堤外旧潮墩十二、新潮墩六。旧志称距分司一百八十里，今止百里。按，余东旧有城，乾隆间潮决城圯，仅存四城楼。运盐河，由余西诸场经如皋县以达泰坝，凡三百九十七里。缉私隘口四处，最要者八甲竖河，八索镇，其次则六甲镇，王灶河。”
明嘉靖余中盐场的第一张图上，范公堤偏北，而且这道堤的东端、西端以及偏西位置，都标有“新堤”二字，唯在中间偏东处标“旧堤”，说明这道堤起码三分之二，是在被大潮冲毁了的旧堤基础上重新修筑的。堤北一大片，散布有多处潮墩、亭灶、草荡。在图中的海边有一行字，“北至海七里”。范堤南，与吕四场、余东场明显不同的是河多。东西向横贯全盐场的河有两条。靠北的一条横河，河上就标有“横河”二字，并注明东至余东场界，西至余西场界。范堤与北横河之间，全标“草荡”字样，说明此一区域基本全是为煎盐提供燃草，唯有一处标“义塚”二字。这是被海难潮灾淹毙的人，因无亲无眷无人为之入葬，就由社会义士或慈善机构统一为其料理后事，归葬于公共的地块上，故名之。第二条横河，河上两处标有“新运河”，东西端分别注“通余东河”和“通余西河”。这条新运河，流到盐场中间位置后拐向南，在快到江边时接上了一条河，该河上标有“旧运河通江”，说明新运河利用了一段旧运河，往西流行一段距离后，在“旧运河淤迹”处拐向北，“新运河”三字又出现了。在两条横河之间，整个盐场中心位置，是盐场署宇。署宇较成规模也较为气派，署宇内东侧是“大使宅”，正中是盐课司衙门。署宇后面有一建筑，标为“便仓”。在署宇东侧有“栖云观”，西侧直到接近余西场界，标有“李侍郎封墩十一座”，好长的一排，在新运河南，整个盐场的东南角，近江边，还有“李侍郎封墩五座”。拥有十六座封墩的李侍郎不知是否是当地人，因何功绩被赐封墩，封墩又是什么概念？这些，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余中场不仅横河有两条，竖河也多。从东往西排，“周灶港”“唐灶港”“张灶港”“黄灶港”“马灶港”，五条港河中唯有周灶港河与黄灶港河，北向直接通海，南向接通新运河而入江。而盐场署宇恰好被四条河流围住：南北是新运河和北横河，东西是唐灶港河和张灶港河。从整张图看，盐场离江比海近，图上江边有一行字“南至江四□（字迹不太清楚）里”。
同吕四余东场一样，与此场图相应的同样有文字内容。“余中，距分司百四十里，运司五百五十里。北滨海，南界通州，西接余西，东连余东。广二十八里，袤十一里。中为草荡，凡五百八十有八顷八十三亩（北至海沙，南至通州民田，西至余西草荡界，东至余东草荡界）。田凡二百三十五顷七十有一亩。其海防新堤，起余东，抵余西境。避潮墩散列诸团，凡十。其河渠：曰新运河（旧河坍入于江，此河盖自近年，故名），发于余西，折而东南，迳于三仓入于余东。灶河，发于运河，西折而流于马灶港、张灶港，会于王灶港（图上为黄灶港），入于海；东折而流于唐灶港会于周灶港，入于海。而木桥（场南运河上）在焉。”
余中盐场第二张图，记录的是康熙年间的原貌，但同吕四场和余东场康熙年间图一样，江涛海浪汹涌澎湃，场区面积有所缩小。从图上看，横贯整个盐场东西的就只剩范公堤和运盐河了，其中，运盐河有一段已紧挨江边了。范堤北，就只剩潮墩和
舍了，有一段范堤离海也很近了。范堤与运盐河之间，也只画了
舍，原来盐场署宇的建筑，只有盐课司和大使宅，而且这两个建筑，不像第一张图上是紧挨着的，似乎是搬迁后重建的。运盐河南，只画了三座潮墩，孤零零的、很分散。原来的范公堤与运盐河之间的一条横贯东西的横河不见了，所有竖河都不见了，李侍郎的那些封墩也不见了。所有这些透露出一个重大的信息，从嘉靖年间到康熙年间，是整个海门区域江坍海淹最严重的时期。其时，农耕区域几乎坍塌殆尽，几大盐场面积也不断缩小，长江步步紧逼，盐场不断往海边后退，盐场暑宇也经历变动和搬迁。
与此图相对应的文字内容为：“余中场，原设盐课司衙署一所，坍入江心，今移茅十三总前地，新建盐课司署一座。原额晒灰亭场。淋灰卤池。原额灶房。公垣无，各灶所煎盐筋运赴余西余东公垣。本场四至，东至余东场界十里，西至余西场界十里，南至江二里，北至海十里。运盐河由余西金沙等场经如皋至泰坝共三百六十五里。本场御潮范公堤一道，坍入于江。”此文字内容中有一个重要信息，即原范堤已坍入江中，现图上的范堤是重新修筑的，位置已北移，说明海边沙滩已逐渐淤积，海水在向东北方向后退。此图上的运盐河也是新开挖的。
造成海门区域陆地大面积坠江的历史，到康熙后期基本结束（这从康熙年间余东场图上，于西南角江面上已有扁担沙浮出即可见一斑）。从雍正朝开始，不断地有沙洲形成并露出江面，绘于乾隆年间的余中场盐场图就开始清楚地反映出来。这张图首先在余中衙署位置上面写了几行文字，交待了一个重要变化：“乾隆元年奉命归并余西详明就近征折难采公开。”作者说明此时名义上的余中场已不存在了，所以此图标明“余西场暨归并余中场图”。此图实际上两场各占一半，右面的一半为原余中场，另一半为原余西场。原余中场在图上被范堤和运盐河一分为三。范堤已经比较偏北了，堤北主要为灶和墩，灶有周灶和龙兴灶，墩有周灶墩和新设潮墩。在范堤和运盐河之间，正中偏北位置为“余中衙署”，衙署东西两边分别为“城隍庙”和“栖云观”（第一张图上，栖云观在场署东，第二张图上栖云观没了，变为署宇西侧，说明盐场署宇已经历迁建），西北方向为“盈昌庙”。再往南就是运盐河了，河上标的是“新运河”三字。康熙年间图上，运盐河是往西北方向流向余西场，现图上则是水平方向西流。不过，此河在离余西场边界不太远的地方，分出一条支流先向东北方向然后向东、拐了几个弯以后直向东南方向流去，在接近余东场边界时重新汇入运盐河。由此，形成了支流与运盐河之间的一片区域，在这范围内，由东往西，有“四甲庙”“定海山”“中团墩”“西团墩”。运盐河南在近江边的地方有条东西横线，线南写有“民地”二字。从运盐河中部位置流出一条河，上标“官河”，向南弯弯流入长江。官河把运盐河南到横线之间分成东西两个区域，东区标为“扁担沙”，面积不小；西区，南部标为“小沙”，北部标为“老沙”。从图上看，这三块沙地占整个余中场的三分之一强，这表明被长江吞没的古海门地块，开始了沧海变桑田的新变化。余中场西有条“龙游港”，从北海流来，往西南方向流去，在余西场的“河基港”东入江。这条河北端近海处西侧，有两座潮墩。
这张图上出现了一个重要名字——盈昌，是一座寺庙的名字。与之有关的尹寿昌之名两次出现于明嘉靖崔桐的《海门县志》。第一次是崔桐为县志所写自序里，当时海门知县吴宗元请他撰写县志，崔桐说：“乡先生尹寿昌有遗稿矣，而弗竟，责在鄙人。”说明海门人尹寿昌曾经撰写过海门县志，没有完稿但有遗稿。第二次出现是在县志第五集的“太学生题名”里：“尹玺，成化十八年（1482）任寿昌县知县，坦率宽厚有长者风，所著有县志遗稿。”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第48册“直隶州（厅）部”，在首页“海门厅概况”里说：“海门县志创始于明弘治（1488—1506）尹玺，再修于嘉靖十五年（1536）吴宗元、崔桐……”所以，尹玺是对海门存史作出贡献的第一人。尹玺为什么又名尹寿昌？也许是曾任寿昌知县而得名。尹寿昌的庙为什么出现在余中场那个地方？一说他是随三迁县治去了那里，但也不能排除他就是那地方的人。尹寿昌在民间颇有威望，善于调解盐民纠纷，解决盐民困难。他去世后，余中场盐民为他建了庙，即盈昌庙。盈，尹也；寿昌，简写成昌，因为当地方言，寿昌读起来不好听。盈昌庙出现在这张1748年的《乾隆两淮盐法志》图上，庙的出现肯定还在这之前。这是旧海门县唯一留传下来的名人庙。此庙直到1958年开通吕运河被拆，拆前位于余中街北、范堤南侧，通吕运河通航后，该庙在原址稍北重建，规模小了许多。尹寿昌在通东地区很有影响，民间恐吓小孩常说盈老爷来了。民间产生纠纷，常说我们去问盈老爷。可见，尹寿昌生前影响很大。
这张图上同时出现了重要的地名：四甲庙、定海山（四甲镇西北）。表明随着运盐河的改道，四甲镇出现了。
由第三张图到130多年后的《光绪两淮盐法志》“图说”，余中场已经彻底“消失”在余西场中了，但即便如此，也能从中获知很多信息——“余西场，隶通州境。西界金沙，东界余东，南为通州与海门厅界河，北则本系大海，近年沙涨成坦，东北距海遂有五六十里。旧时亭场距海较远，卤气轻淡，是以渐移向外。范堤亘其北，东西长五千四十余丈，合二十八里有奇，堤外列潮墩十。旧志称距分司一百四十里，今止六十五里。运盐河，由金沙、石港、如皋以至泰坝，凡三百七十里。缉私隘口六处，以袁家灶、六甲坝、通源镇为最要，二甲渡、二甲镇、二桥次之。”北海沙滩淤积，海面后退速度加快了，东北离海已有五六十里，卤气变淡，亭灶越移越远，盐场已面临彻底转型了。四甲镇南的通源镇是三个重要缉私关卡之一，为什么不是四甲镇（坝）呢？运盐河不是紧挨着四甲镇、而离通源镇还有一小段距离吗？汇集当时的一些历史记载，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四甲镇东有一条从运盐河流出的支流，经通源镇后直向南去，流入海界河。由此推测，这同样能成为一条私盐运输要道，于通源镇设缉私隘口，当是挡在要害处。同时，通源镇是一古镇，那时发达程度也超过四甲镇。
余中盐场也肇自余庆盐场。从宋初到清末，兴旺过，艰难过，复兴过，最后彻底告别盐业。元代文学家浙江湖兴人沈梦麟有《余中场》诗一首：
余中濒海门，望望斥卤地。
居民多四散，共享牢盆利。
昔人生厉阶，于此置官吏。
榷盐限程期，立䇲事鞭棰。
烟飞朱火腾，海立银涛沸。
漉沙铅泪凝，椎甓琼英碎。
天高岁峥嵘，草白北风厉。
元云闲万灶，积雪照千里。
陆输车轧轧，水运舟尾尾。
虽云国课集，民力已凋瘁。
蹇驴历亭场，揽辔察地理。
大江绕长淮，杀气寒赑
。
增科苟不息，祸乱恐未已。
吾将叩阊阖，悃悃诉微意。
狂言傥欺君，薄命有如水。
沈梦麟，元末明初诗人，元至正（1341—1369）年中解官归隐。明洪武中曾任两淮巡盐御史。这首诗写了盐丁的艰辛，管理的严酷，税负的沉重，诗人认为在此地设立官吏垄断盐税，是开启了祸端。同时，全诗也描述了当时盐业生产和运输的繁忙。正是积雪千里万灶沉寂的时候，陆地上运盐的车，在雪地上发出车轮滚动的轧轧声响，运河上运盐的船一艘接着一艘，首尾相连。路上河中，车载船装，源源不断的海盐向扬州输运而去，这是一幅多么热气蒸腾的雪地运盐图——然而，到了明末，吕四人彭大翱又到了这里，在斜阳残照满腔愁绪中写下了《过旧余中》诗：
云暗山昏落日斜，
小桥流水绕平川。
故宫春色无人管，
惟有青青柳自花。
世事无常，岂在时人意料之中。沈梦麟写的是元末明初余中场昌盛时的情景，《过旧余中》写的则是迁移后留下的旧场址衰败残迹。吕四人彭大翱（字云健，号二楼，更号方壶，生卒年不详，曾于明嘉靖三十六年即公元1557年写有《吕四筑城记》）来此地时，余中场迁移北去一百多年了，原元朝场署遗址仍在，没有为江所没，或者说大潮退去后旧迹尚存。“故宫春色无人管”，故宫仍在，这个“宫”是什么呢？在古代，地方的“宫”一般指官府办学的场所，即学宫，这里所指也可能是旧盐司署宇。当年小桥流水，楼宇相接，人来车往，繁华一片，而今满目断壁残垣，不见人迹，唯剩那些柳树，在废墟上怡然自得，飘荡于风中的青青枝条，自作多情地散飞漫天柳絮。余中旧场署坍没江中是一次还是几次？彭大翱看到的是不是沈梦麟曾经看到过的场署？或者是后来重建又已被淹过成了废墟？这些，现今尚未见明确记载。
余中地区，历史上先后有三条运盐河。第一条是南串河即宋明时的运盐河，位置在今海界河北，俗称旧运河、南运河。第二条为明代三迁海门所开，即通往余东便仓的那条，俗称新运河、北运河、余中河。康熙时北运河淤塞，只在牧童山（现四甲境内）找到故河。于是开中运河，就是解放初开汽油船到南通的那条，俗称老运河。康熙年间开中运河后，到余中场变成弯道，余中场开始冷落。因此，乾隆元年并入余西，余中场名为余中街。
余中盐场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4）建场到清乾隆元年（1736）并入余西场，共存在了443年。到民国元年（1911），余东余西合并，重又建余中场，场署设在八索镇。民国二十年（1931），吕四场并入余中场，仍称余中场，隶属淮南运副公署及扬州稽核分所通泰支所。场区东、北至黄海，南至垦牧乡，西至大东灶，东西十四里，南北八里。盐场管理机关为余中放盐处及余中场公署，在南通市包场镇。
吕四、余东、余中三大盐场，在不同时期，面积、灶户、灶丁、草荡、田地、盐产量、盐课以及范公堤的长度等，都有不同，现根据有限资料，作一粗略统计。明嘉靖时，吕四场东西长22里，南北宽50里；余东场分别是7里和42里；余中场是28里和11里。其时三个场，面积最大的是吕四场，有1100方里，而余东和余西，都仅300方里左右。这里还可发现的重要信息是：吕四、余东两场南部都已直抵江边，南北宽度都分别有50里和42里，而东西宽度相加则29里，这表明那时两个盐场外侧的农田都坍到江里去了，但海门范围内，在东部滨江临海那一块，陆地面积还存1400多方里。因当时体制问题，盐场是条线管辖，所以海门实际上并未到山穷水尽地步（《明嘉靖两淮盐法志》成书于嘉靖三十年即1551年，那时海门已经县治四迁，县城到了金沙南）。由此也理解了清顺治年间，因为江坍严重，所剩土地百顷以内，州府与民间士绅要求把海门归并通州的议论蜂起，而当时海门县令庄泰宏偏偏不同意，专门上呈奏折说，盐场的课税上交国家，但盐场的土地在海门范围内，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个土地建县治、存海门呢？看来庄县令此说还是有道理的。再从两个场的“四至”距离看，江海岸线都很长，如果再加上余中场的东西28里，长江岸线就更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嘉靖倭祸”中，有那么几年，倭寇频频登陆海门，进犯吕四余东，或者经过余中向西向北烧杀而去，因为无论是从江上来或海上来，登上海门陆地最方便。由此也造成了海门后来筑了四座城：海门县城、吕四城、余东城、江场（便仓）城。
到康熙年间，吕四场东西还是22里，但南北只剩10里了。余东场东西40里，比明嘉靖年间大大增加，而且“南至江1里，北至堤30里，至海30多里”，也就是说南北间起码有30多里。余中场东西20里，南北12里。到乾隆年间，吕四场东西22里，南北9里；余东场分别是51里和40多里；余中场没变，分别为20里和12里。三大盐场，整个东西长度，康熙时为82里，乾隆时为93里，比起明嘉靖年间的57里，分别增加了25里和36里。这增加的全来自余东场，而它大为增长的原因，乾隆盐法志说了，是因为范堤节节坍没，地形凹凸，曲线江岸变多，江岸线就变长了。由此可见当年江潮冲刷的力度之大和潮灾之频繁。从这组数字看出的另一问题是，在这200年中，三大盐场中吕四场坍江最厉害，南北距离由原来的50里坍成10里。吕四场东、北两面朝海，南部面江，独处长江口和北海湾的最东端，承受江灾海难最早、最多，受灾也最严重。
关于潮灾对三大盐场的侵害，从范公堤和运盐河的变化上也反映出。三场的范公堤，明嘉靖时盐法志上都写是“海防新堤”，说明旧堤已毁，此堤新筑。是否是嘉靖己亥年（1539）大潮灾，吕四堤毁人亡、淹毙3万多人以后，当时海门县令汪有执请求获准后于1540年新筑的？至康熙的盐法志，对吕四场的表述是“本场御潮范公堤一道，坍入江南”，说明随着江边的不断坍塌，原来向南伸向江边的范堤，随着一起坍掉了，而且因为坍塌的距离长（此时吕四场已从南北间原来的50里大幅减少为10里了），所以认为已是“坍入江南”了。对余中场的表述是“御潮范公堤坍江”。唯有提到余东场的范堤时没有“坍江”二字，仅五字：“范公堤一道”。到乾隆时的盐法志，对三盐场范公堤记载增加了长度概念，给人更清晰准确的印象。吕四场5605丈，余东场8477丈，余中场其时已并入余西场，未标长度。这三场的堤中，吕四场堤又出过险情，记载说：“范公堤一道，长五千六百五丈，于雍正二年七月风潮冲缺，修筑；乾隆八年海潮冲缺，十一年重修。”到光绪的盐法志，三场的堤都未见再有被冲缺冲毁重修重筑的记载，而且，进一步既用丈又用里，标出了长度。如吕四场的范堤5600多丈合31里多，余东场的范堤8460多丈合47里多。运盐河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余东场的运盐河，在明嘉靖盐法志的图上，一段标“新运河”，一段标“中旧运河”；在清康熙盐法志的图上，则标为“新河”。余中场的运盐河，在嘉靖盐法志的图上，不同河段分别标有“新运河”“旧运河通江”“旧运河淤迹”；在乾隆朝的盐法志图上，则又标为“新运河”。吕四场的运盐河，在乾隆朝的盐法志中记载为“运盐河，新开小河，由余东十二里……”所有这些，都表明因潮灾频发，原运盐河或淤塞、或坍江、或被冲毁，所以，在那几百年间，大的改道就有三次，小的变化就更多了。
三大盐场从明嘉靖到清康熙年间，草荡面积也发生了变化。“草为盐母”，无草则烧不了盐。这期间，吕四场从2839顷20亩减为1316顷57亩；余东场从1316顷57亩减为1237顷51亩；余中场从588顷83亩减为380顷59亩。还是余东场变化最小。灶户和人口：明洪武初，“吕四户六百有六十，俱海门籍户口，口千五百八十八人。”“余东，户九百七十有一，俱通州海门籍户口，口二千一百二十有五。”“余中，户五百有五十，俱通州海门籍户口，口一千一百有十。”这份来自《明嘉靖两淮盐法志》的记载，不仅详细具体，而且标明灶户的户籍，其中，灶户全是海门人的不仅有吕四、余东、余中三场，还有余西盐场的210户537人。标明全是通州籍的仅金沙场364户812人，其他西亭、石港两场，分别标明“俱通州泰兴海门籍”和“俱通泰海门如皋籍”。由此可见，那时，海门的灶户灶丁真多，这可能一是通东五大盐场，当时起码四大盐场全在海门境内（《道光海门县志》），属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式的就业谋生方式；另一原因，则是海门农田坍江，农民们无田可种，只得从江边向海边转移，乃是无奈的选择。
三大盐场，还分别留下了明嘉靖年间和清乾隆年间“总催”的数量记录。“总催，拨灶户之殷厚勤慎者，岁轮役之。其多寡视户口之登耗。”（《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即选择灶户中忠诚老实、厚道勤恳、细心的人，每一年轮流来担任总催。其职责是“总率团灶促煎程课”，既管理按规定煎盐，又负责催交税收。明嘉靖时两淮30盐场，总催共931人，其中吕四场30人，余东场36人，余中场24人（余西场19人）。到清康熙时期，余东场减为30人，其他两场无变化。从灶丁数字看，康熙时吕四场仅346名，而余东场2410名，为什么总催人数相同？其背后肯定另有原因。也许是吕四场潮灾多，灶丁人数不稳定、变化快，而总催人数有相应规定，变化慢，由此造成反差。清康熙时的盐法志还有三盐场规定的盐产量和征收银两的记录。吕四场：“额办本色盐”10944引，在所征银两中，除自己场的税负1101.4975两外，还被分担徐凟场、余中场的部分税收25.9169两和5.473两，还被征“水乡银”24两，总计1156.874两。余东场，“额办本色盐”15211引1分，自负税银和代征税银（类似吕四场）共1566.0829两；另外，余东场“水乡银”大大超吕四，为156两；还比吕四场多了一种税，“沙荡银”195.4247两。这样，余东场的总税负为1915.5067两，大大超过吕四场。余中场，“额办本色盐”6410引100觔，总计被征收银两676.99676两（那时算得很细，如余中场代征吕四场折价银，原书的记载是“十一两一钱一分四厘八毫六丝”）。统算一下，三场一年被征收的银子，总计达3749.37836两。而且，三场分别还有农田，明嘉靖盐法志上就分别有农田面积的记载，当时余中场最多，237顷71亩，农田还要征各种税。从康熙后期开始，吕四场和余中场的草荡分别增加，草荡也要收税，就像康熙盐法志上所载余东场的“草荡银”一样。如此，从宋至清，在近千年的烧盐历史中，三大盐场被官府征收去多少银两！这全是海门灶丁的血汗！
《光绪两淮盐法志》上，还为每一个盐场场署画了图，并附有图说，这是在这以前的盐法志书上未曾发现过的。到光绪年间，场署建得很气派了，屋宇高大，排列规则，房屋众多，还可见树木葱茏。其时余中场已并入余西场100多年了，已无单独场署，余东与吕四场官署都有图有“说”，清楚明了。余东场大使署图说：“余东场署，前明洪武中大使杨思义、副使马兴建。今制，大门南向，照壁一座，东西牌楼。入为仪门，门东为土地祠，西财神祠，内为科房，东西各三楹。大堂内厢房四楹，二堂西出为宾座、为书室，又西凉厅三楹，前后荷花池。最后三堂，西为住宅，东为厢。”场署内辟有荷花池，显得讲究了。吕四场大使署图说：“吕四场署，前明洪武间大使黄季成、副使王文富建。国朝顺治十一年为海寇所毁，就民舍以居。乾隆十年大使魏大升，始请改建于河北、市东。今制，大门南向，照壁一，东西栅门，翼墙。二入为仪门，大堂二堂各三楹。仪门外为神祠。堂下，东西为科房，为门舍。三堂，三楹，两厢为客座。堂后住室，两进，各五楹，又东西从舍，各六楹。”吕四场大使署图说中说，原场署于顺治十一年为海寇所毁，这在康熙年间的盐法志也有所反映——“吕四场……额置收盐铜桶一个，顺治十一年海寇焚毁无存”。但关于此一事件的具体情况，目前未发现有记载的史料，《南通盐业志》上也仅有一句：“清顺治十一年（1653），海盗蜂起，掠吕四场。大使金绕率灶勇迎战，死之。”另外，康熙朝的盐法志上还曾记载有余东场也遭海盗劫掠：“余东场……原额置收盐铜桶一个，顺治二年海寇烧毁无存。”烧毁的一样是收盐铜桶，但比吕四场发生的时间又早了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