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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历史上有个很突出的现象：不断地筑海堤、修海堤，但很少筑江堤、修江堤。
根据对历史记录的整理（因为宋至和年间沈起筑堤前文已有专章记述，所以不再列入此记录中），自唐大历中（766—780）黜涉使李承将沿海的常丰堰（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条海堤）筑成后，从五代南唐主李升（937—942年在位）修筑捍海堤起，到光绪九年（1883）两江总督左宗棠修筑范公堤，记载的大小修治工程共53次，平均每18年一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9次：为元至元间（1280—1294），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永乐十年（1412），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明万历十年（1582），明万历十五年（1587），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清雍正十年（1732），清光绪九年（1883），修治海堤工程规模大，动员人力多。
筑堤修堤，要有官奏报，有部门审批，有时甚至是皇帝御批。批准后组织施工的环节很多，要层层级级同意；要分段负责，明确责任人；要制定标准，明确要求；要筹集经费，组织民工……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巡盐御史杨选发运司帑金1.9万两，檄通州知州韩一佑、海门知县刘烛等，修复嘉靖十八年（1539）水毁堤岸，崔桐应海门知县刘烛之请，专门“勒石记绩”，写了《修筑捍海堤记》（载明《嘉靖海门县志》），留下具体记载。崔桐在这篇碑记中说，洪武和嘉靖年间，滨海的通州、泰州都遭受了飓涛，老百姓受了很大的灾……海门就在海边，受潮灾破坏最为剧烈。知县刘烛和主簿沈钦商议说：“海门的盐场，有吕四、余东、余中、余西、金沙，堤有缺口的要补上，堤被冲毁的要重筑，全县总计要修筑二万八百多丈。新筑堤应高一丈，宽二丈，这是个巨大的工程……郡守说，让县主簿沈钦负责……7月动工，12月完成，大堤屹立于东北海边，像城墙一样高大挺拔，可以作永久屏障，老百姓都很高兴。”
捍海大堤需要有人不断维护，否则在风霜雨雪、水流冲刷、车压鼠啮等自然因素破坏下，会小洞导致大洞，小缺口导致大缺口。到了清代，对此越发重视。“乾隆十九年（1754）闰四月，盐政吉庆奏，各场范堤堡夫，向系责成河员查核催督。因汛员离堤遥远，积土无有实效，请责成各场大使就地管理……”吉庆在此奏文中把堡夫每天积土量、随时要修补的包括狼窝、獾洞、鼠穴等范围、应给工食、按月造表上报以及监督检查奖惩等一一作了具体规定（《光绪两淮盐法志》）。
考虑不可谓不密，规定不可谓不细，由此也可看出堤之重要。
之所以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根本原因是盐税乃国库主要来源，固堤乃为固盐场，固盐场乃为固税银。《新唐书·食货志》载：“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百服、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如果国家动乱，局势不稳，一方面军费等财政支出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别的税收或有流失，这时就更增加对盐税的依赖。元代中后期，盐税占当时国家总收入的80%左右（《东方盐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且，国家一旦面临战争，或者边境局势紧张，筹措经费的首选，常常是直接从盐税下手。北宋太宗雍熙年间（984—987）因北方用兵乏饷，就出台了“折中法”——诏令商人输刍粟至边寨，发给交引，凭交引可至江淮荆湖支取茶盐运销牟利。到明代，洪武初年（1368—1370），朱元璋仿宋代“折中法”，召令商人输粮草济边而予之以盐，时称“开中法”（《南通盐业志》，南通盐业志编纂委员会主修，张荣生编撰，江苏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下文引用时仅标注《南通盐业志》）。
1997年出版的《江苏省志·盐业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对江苏两淮盐税更有具体记述。
唐宝应年间（762）全国税利1200万缗（缗，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盐税占50%以上，其中江准地区盐税约75万缗，占全国盐税的12.5%。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江淮盐每斗增税230钱。唐顺宗时（805）江淮盐的税利上升至230万缗，占全国税利的32%。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两淮行“过税”与“住税”制，“过税”系于关、津要道设卡征税，每斤盐征税7文，谓之“通过税”；“住税”系于城镇或店铺计盐征税，每斤盐征税10文，谓之“落地税”。明代万历年间因筹集军饷，在盐税上加征“宁饷”税目。清代盐税称“盐课”。盐课分“引课”“灶课”；“引课”中有“正项”和“杂项”，两淮盐区的杂项款目达50多种。清康熙元年至十七年（1662—1678），因“三藩”叛乱，国家经济困难，恢复征收明朝时期的“宁饷”税目，每引加征课银5分。雍正乾隆时期还有“铜斤银”“河工银”“行政经费银”等杂项。“铜斤银”是清廷户部、工部铸造铜钱购买铜料的价款，加入盐课征收，两淮每年多征银5万余两。“河工银”，即整修河道的费用，每年征5万两左右。“行政经费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盐政官员的“养廉费”。由于正、杂课税繁多，清代两淮税额不断增加，清顺治元年（1644）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盐税总数的62%，清康熙十八年（1679）的盐税征收额比顺治十年增加100万两。清代除各种杂税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浮费。捆盐出场后，有引费、程费、捆费，另有监掣、监仓、传旗、叫牌、填封、发封、催掣、摆帮等浮费；在运盐途中，地方官员借故盘查、勒索；在行盐口岸中有的借端收费，有的以向商人借贷为名借故索取。雍正曾降旨对各种浮费予以禁止，两淮盐区从清雍正元年到十二年（1723—1734）裁革浮费银124.73万两，但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浮费。如淮扬匣费，雍正年间经裁减后定为年征12万两，清乾隆五年（1740）增加到24万两，乾隆中期又增加到60余万两，嘉庆初年增加到100余万两。清代中后期又增加了“加价”“盐厘”“报效”等杂课和浮费，凡皇室的重要庆典、军费开支、救灾赈济、兴修水利、皇太后过寿等都要盐商捐款。据统计，仅乾、嘉两朝两淮盐商共报效朝廷银3700余万两。
在所有征税的名目中，“灶课”是直接面向场商和灶户征收的盐税。两淮灶课始于唐代开元（713—741）初年。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对场商和灶户征收的灶课税目分为：仓盐折价（原为灶户按人丁计额缴盐到官盐储仓，以备调拨，后改为折价缴银）、仓基（盐仓地基岁课）、沙荡（晒盐的海滩地租）等。各场灶课按年计征，岁有定额。清代沿用明制，灶课按地亩征收。盐税文档中有一份光绪十七年（1891）“各场灶课岁额表”，其中在“通州分司”栏下，分别记有：吕四场，征课额（银两）1919.603两，又垦牧公司143.336两；余西（此时余中场已并入）场，3810.263两；余东场，1878.902两。1891年时，滩涂已进一步东延，海水后退，卤气变淡，垦牧公司已经兴办，在煮海制盐已经不景气的情况下，每年仅灶课银，此三场就达7700多两，盐税之丰，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1390年7月，强风暴潮袭击海门吕四。狂风暴雨、狂潮怪潮使范公堤被冲决多处。潮水以泰山压顶之势奔涌而入，庐舍被席卷而去，灶民走投无路，瞬间陷灭顶之灾。潮水退去，尸横沙滩，官方奏报，溺死吕四等场灶丁3万多人。明太祖朱元璋立即采取措施，诏起苏、松、淮、扬四府人夫修筑范公堤。嗣又征苏、常等府居民移民，充实淮扬盐场灶户。据吕四镇志记载，移民在常熟白茆集中，从那里统一过江。移往吕四的先后有杜、顾、卢、祁、周，后有彭、毛，七姓移民，不论大人、小孩，连同祖宗骨殖必须全部迁移到吕四，永不回原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茆抽丁”“七姓开吕四”重大事件。
如果说筑堤保场，还仅是保护物质生产资料，那么，要保证煮海制盐有充足的生产力，则更为关键。历代统治者，在这方面采取了一条又一条措施，颁布了一条又一条法令，而且越来越周密，越来越严厉。“白茆抽丁”即属此列。
据《江苏省志·盐业志》载：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因财用匮乏，笼盐利以佐国家之急，制定募民煎盐制度。官府招募游民与流放犯人到淮南沿海煮盐，由官府提供煮盐器具，发给煮盐人工钱，此乃江苏盐民来源之始。南北朝时北方战乱，从山东兖州迁移一部分居民到江苏淮南沿海以渔盐为生。唐代中叶，朝廷将近海盐民编为特殊户籍，设立亭场。并法定凡籍隶亭户者，即免除其他徭役，世代专业产盐。北宋初年，朝廷将被判死刑而获得赦免的犯人，发配到江苏沿海强制煮盐。其时，淮北盐区共有亭户825家，有制盐者2894人；淮南盐区共有亭户1701家，有制盐者2304人。明代，制盐人称为灶丁。明洪武三年（1370）太祖朱元璋实行移民屯垦政策。从苏州、嘉兴、松江等地移4万多居民到两淮盐区从事煎盐劳役，并着手清查灶户，编造手册。凡属灶户，免其杂役。其时，通州分司12场有灶户5313家，灶丁11185人。洪武十四年（1381），刑部定煎盐徒罪条例规定：将福建、广西的罪犯发配到两淮盐区从事制盐劳役。明正统二年（1437），对犯死罪及流放罪的灶丁，允许其煎盐赎罪，各照规定年限，除煎办年额盐外，每天另煮盐3斤。明弘治七年（1494），朝廷规定：煮盐灶户死亡或充军，即以本场新增出空闲人员补替。明嘉靖八年（1529），两淮巡盐御史朱廷立奏请将通、泰、淮三分司充军人犯作为盐户顶额制盐。
赦免罪犯，充实一线灶丁，这为一法。另外一条措施就是救灾，在饥荒中保住生产力。据《明嘉靖两淮盐法志》载：“明正统初（1436），淮扬地方被灾，盐课拖欠。工部右侍郎周忱奉诏巡视，乃奏令苏州等府将拨剩余米，每县量拨一两万石运赴扬州各盐场……在场听令灶户将私盐于附近场分上纳，即照时价给还粮米。食盐于时，米贵盐贱，官得盐课积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赖之。正统十三年（1448）令两淮运司于各场利便处置立仓囤，每年以扬州、苏州、嘉兴三府所属附近州县及淮安仓，并充军余米，内量发收贮。凡灶户若有余盐送赴该场，每200斤为一引，给与米一石，年终具奏造册申部……景泰元年（1450），令灶丁余盐给米……”看来，真正到了灾荒之年，对“私盐”也不予追究了。
灶丁的贫困，不单是吃饭问题。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巡盐御史史载德曾有一举措，对特别贫困的50人，由官方各给彩礼予以娶妻。又于各场普立社学，教诲灶民子弟。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闰七月初三日，海潮暴溢，越捍海堰而入，陆地水深丈余，漂溺通泰盐场盐丁1.5万多名，民户1.4万人。那场赈灾，除涉及粮食、灶、制盐工具以及极简单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外，还有非常特殊的一项：“灶妻”，解决盐丁的婚姻问题。青壮年灶丁凭体力逃潮灾的能力强于女性，每次大灾以后，存活下来的一般都是男性多。要稳住这部分有经验、体力强的劳动力，必须解决婚姻问题，家庭是维系盐丁最强的稳定器。同样重要的还有人口再生产问题，只有盐丁组成家庭，才能确保将来盐场劳动力能源源不断供应上。但因为盐丁的苦、穷、累，地位低下而且风险很高，正常情况下婚配都是难题，何况是大灾之年？所以，其时运盐司巡盐御史等一些重要官府和官员，都要考虑这个现实问题并着手解决。据明盛仪《惟扬志·盐政志》载：“嘉靖十八年闰七月，海潮渰没灶丁……议处委官各设法招抚过逃移复业并民人投灶户六百四十名，买给过灶妻二千三百二十三名……”那时扬州管辖通州和泰州所属的盐场，一下子买2323名灶妻，还真是个不小的数字，足见当时官府对维系制盐一线生产力的重视。
尽管官府和官员花力不小，但一线灶丁还是不足，逃跑现象时有发生。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两淮巡盐御史史载德率通州分司判官袁云等清理各场灶丁，共清理出南通境内12所盐场逃移灶丁1780人，其中通州分司所属10场1171人。谁知问题是越来越严重。30年后，嘉靖九年（1530），进士出身的山东长山人李士翱接任两准巡盐御史。他到任不久，即呈了一本奏折，揭露出了盐丁大量逃亡的真相（《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奏本说，考察两淮盐场，原来有灶丁3.6万多，今查仅有2.3万稍多，和原来比少了三分之一了。两准盐场一年税入不下120万两，以2.3万多灶丁而承担120余万两的税银，不知是州县税收的几倍啊！接下来李御使谈到近年来的一个措施，就是灶丁出一引盐给五分赈济银，不论贫富同等对待。此法是诱使灶丁多产盐。然而灶丁即使愚蠢，也明白这是靠自己力气挣钱而不是官府的优惠。而且灶户中富的只十之一二，穷的十之八九，如果一遇水旱灾害，饥寒迫上身来，五分赈济之银哪里能挽回四散逃亡的趋势？至此，他提出了对策建议，就是建仓备赈，这才是体恤灶丁、留住灶丁的当下要务。并且就资金出处、仓廪数量、粮食来源、收粮人力、发放办法等，一一作出具体筹划，考虑周到，安排妥当。在奏折最后他说，这样坚持数年，仓廪里粮食充足，一方面可以把逃移出去的灶户重新招回，另一方面可以稳住现在的灶户，即使遇到大荒之年也可依靠赈济，使灶户得到实惠而没有逃亡，这样，国库不就充足了吗！《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在第十卷“宦绩”李士翶条下，对其有较高评价，肯定他注重盐运分司职责范围内事务，追缴拖延盐课支持边防储备，建立赈济仓廪体恤灶丁，这三件都是切中时务的要事。李士翱最终官至副都御史户部尚书。
清代，沿用唐宋以来的灶籍制，凡身隶灶籍的盐丁，子孙世代只能以盐为业。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两淮盐区23场有盐丁69885人，另有烟户灶丁（草荡供草给煎盐的人）562302人。《南通盐业志》对明清时期灶户和盐丁有更具体记载——“明洪武初年（1368），余西灶户210家，盐丁537人；余中灶户550家，盐丁1110人；余东灶户971家，盐丁2125人；吕四灶户660家，盐丁1588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余西灶户145家，盐丁1313人；余中灶户254家，盐丁933人；余东灶户399家，盐丁1851人；吕四灶户261家，盐丁1545人。明万历年间（1578—1618），余西灶户210家，盐丁537人；余中灶户550家，盐丁1110人；余东灶户972家，盐丁2125人；吕四灶户660家，盐丁1588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余西盐丁1626人，余中1101人，余东2410人，吕四346人。清雍正六年（1728）余西盐丁1626人，余中1101人，余东2410人，吕四346人。清乾隆二十年（1755），余西灶户3889家，盐丁17561人（其时余中已并入余西）；余东灶户3150家，盐丁15217人；吕四灶户3136家，盐丁12907人。清嘉庆十一年（1806），余西灶户7001家，盐丁20653人；余东灶户4473家，盐丁17226人；吕四灶户3949家，盐丁16760人。”
由这个灶户盐丁数的具体记录看，清代乾嘉时期是余西（余中）、余东、吕四等盐场发展的鼎盛时期。
救灾的事到了清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世宗雍正三至四年（1725—1726），淮商公捐银24万两，又预备盐臣公务银8万两，报效国家。世宗降旨：以30万两留为江南省（清代省名，含今江苏安徽两省）盐区买贮米谷、盖造仓廒之用，钦赐名曰“盐义仓”。嗣经大臣议准：每年于青黄不接时按照“存七粜三”例出陈易新，米贵时平粜，倘地方有赈灾之用，经题准后亦可动支。自此两淮各场赈灾有备。雍正五年（1727），经盐政噶尔泰奏准，于通州、如皋各建盐义仓一座，通州仓贮谷2.6万石。（《南通盐业志》）
由灾致饥寒交迫，虽必须赈粮赈衣，但命还存，人还在，劳动力还在。最为惨烈的是大潮灾淹毙灶丁，常常成百上千，有时成千上万，所以，更为要紧的是救命。嘉靖十八年（1539）闰七月那场潮灾之后，官方相应机构督工修建避潮墩，两淮30场，分为100多团，每团设立峰墩2座，高3丈，周围阔径顶面5丈，下根9丈，栽植榆柳等木以防潮患，共筑222座。至乾隆十一年（1747）三月，盐政吉庆奏：“比因年深日久不加培筑，以致十墩九废，每遇潮患煎丁多有损伤。是潮墩之修废灶丁之生命系焉……据运司查明，通泰分司所属必需修建之避潮墩共一百四十三座……”是年五月，吉庆复奏复又续添五座。说来也巧，就在吉庆奏请修筑避潮墩的第二年，乾隆十二年（1748）七月十四五日又遇大风大雨大潮。灶丁凡奔上避潮墩者皆活，凡来不及奔赴或另乘竹筏的，多数遇难。当年十二月，盐政吉庆又奏“请增建潮墩八十五座……俟明岁春融动工兴筑，务期坚固”（清《光绪两淮盐法志》）。至嘉庆六年（1801），吕四场原设潮墩7座，续设潮墩13座，余西场原设潮墩四座，续设潮墩6座，余东场原设潮墩7座，续设潮墩5座。吕四场烟墩6座，余西场烟墩六座，余东场烟墩12座。
吉庆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光绪八年（1882）三月，盐政左宗棠奏：“淮南通泰二十场地居海滨，旧有长堤一道为宋臣范仲淹议建……向设潮墩数百处，为猝遇风潮户民暂时迁避之计……”左宗棠这份奏折所叙述的就是1880年的事。当年6月，大风大潮大浪狂袭通泰海边的20个盐场，灶户来不及逃避淹死的不计其数。有的全家尽没潮水，遭遇灭门之灾。尸体漂浮游荡在海滩上，因无亲人故无人指认。虽然官府和社会不惜花费巨款救灾，有粮有衣，努力帮助解决各种具体困难，但是因为灭户了而无户报灾、无人领取救济，这种情况很多，无可奈何！他这次巡视江北，当地官员士绅细述当年惨况，那种惨烈悲伤，他听都听不下去。如何避免这种惨剧再次发生呢？左宗棠说，其当初的原因是因为潮墩或者坍塌了，或者海水东渐新涨沙滩没有筑潮墩。为此，他申请一定要重做、做好这件事。在此情况下，左宗棠提出了具体计划。
一年以后，至光绪九年（1883）三月，左宗棠的又一份奏本中，报告计划全部完成。其中：余西场恒新灶新建潮墩6座；余东场大东灶新建潮墩1座、御东灶新建潮墩1座、御西灶新建潮墩1座、沈灶新建潮墩1座、李灶新建潮墩1座、庆王墩嘴新建潮墩1座；吕四场泗港灶改建潮墩2座、新沙灶改建潮墩1座、渀东灶改建潮墩1座。
也是在光绪九年（1883）三月，灶户自筑救命墩，顶宽方二丈，脚宽方6丈，高1丈。吕四场筑墩120座，余西场筑墩25座，余东墩基向来高大，未另筑。（清《光绪两淮盐法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