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宋初三杰

宋至和年间（1054—1056），宁波人沈起被朝廷任命为海门县令。这是目前能从史料记载中看到的宋代海门第一位县令。他是在经历了一场风波，直至皇上宋神宗出面说话，才摆脱险境，重入仕途走向海门的。

沈起的高祖沈陵，“仕吴越府为奉国军镇遏使”，是吴越国钱镠朝中的高官。沈起的爷爷沈干，“始赠屯田郎中”。沈起的父亲“兼太子中舍赠刑部侍郎”。沈起字兴宗，从小就好学，闻名乡里。在科举考试中，他是明州（今宁波）考取进士的第一人。之后，被委以重任，“调滁州军事推官发运使长监真州转般仓”。（宋·沈括《长兴集》长兴集卷三十，《四部丛刊》三编，景明翻宋刻本《故天章阁待制沈兴宗墓志铭》）在任期间，父亲生重病，沈起回家服侍。后父病重身亡，他就辞去职务，居家守丧。当时朝中有官员认为沈起在父亲生病时擅离职守，要弹劾他。他守丧期满，尽管有多人举荐他去担任新的职位，但朝中有关部门就是不同意。此时，宋神宗发了话：“帝谓辅臣曰，观过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风教而劝天下之为人子者？乃特迁之知海门县。”（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三十四列传第九十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看来，宋神宗处理这件事还是站在全局角度，他说，如果把服侍生病的父亲而当作罪行，那怎么能够使天下风气向好、劝世间人要尽孝呢？正是有了这一句金口御言，沈起才被重新起用而就职海门。

海门滨江临海，风调雨顺时，田有五谷丰登，海有渔盐之利，更兼江河港渠纵横，舟楫水运便利，是个宜耕宜作宜居之地。然而天公常不作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大灾。夏秋季节，大风大雨伴着大潮巨浪，冲毁堤岸，冲倒庐舍，淹没庄稼，淹死人畜。一次大灾，两三年才能恢复元气。同时，江边虽多良田，但海边尽是斥卤之地，每到干旱时，盐碱泛至地表，阳光下几成白茫茫一片，收成也差。百姓平时以农为主兼业渔盐，尚可多业互补，但遇天灾就难以糊口了。

此时宋朝，经历过宋太祖结束五代（960），宋太祖和宋太宗共同结束十国（979），宋真宗（997—1022在位）对内巩固中央集权，对外实行和平共处，进入了迅速恢复生产的建设时期。天圣元年至六年（1023—1028），兴化县令范仲淹、泰州知州张纶先后集通、泰、楚（淮安）、海（连云港）等州的兵夫4万多人兴筑海堤。历时6年，筑起了北起阜宁、南至小陶浦（今东台安丰镇南），全长143里的海堤，遏制了海潮之患。堤成一月，即有1600余户盐民恢复生产，3000多户逃亡的居民返回家园。从此，堤东煮海水为盐，堤西麻桑遍地，世居于黄海之滨的盐民百姓避免了海潮倒灌之苦。北宋神宗庆历中（1041—1048），通州知州狄遵礼修捍海堰，它的位置在古横江以南，北起五总（埠）北二里的倒埠子，经五总、骑岸、十八总到今东社，人称“狄公堤”，将石港、西亭、金沙、余西四个盐场围在堤内（《乾隆通州志》《南通市水利志》）。余西往东，就是海门地界了。此时，整个东洲已逐渐与北岸陆地相接。《海门县志》说，10世纪初，东布洲已延伸成东西长约150里，南北宽约40里的通吕（从南通唐闸附近到吕四）水脊。也就是说，平展展的海门大地面积可观，一旦傍上从如皋、通州铺陈过来的陆地，就成为江海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沈起决定筑堤，从余西起直至吕四东南廖角嘴。他要为这块海滨“斥卤之地”挡住咸潮，为百姓安居乐业竖起屏障，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史料没记载沈堤的标准，可以范堤为参照。范堤：堤基宽3丈、合10米，堤高1丈5尺、合5米，堤顶宽1丈、合3.3米。范堤全长143里，范仲淹征调民夫4万多人，历时6载修成。沈堤70里，即使标准稍低于范堤，全靠肩挑人筑，仅凭一县之力是何等艰巨！据《江苏通史·宋元卷》记载，在宋崇宁年间（1102—1106），也就是沈堤修成50年后，海门有27527户、43189人，以此数为准，再毛估一下，男壮劳力以四分之一计，1万多人。真的是倾全县的人力物力，户户动员，人人上阵，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能成就当时这一亘古未有的大工程！

沈起筑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运处于上升阶段，社会生机盎然，平民百姓可动员可鼓劲可拧成一股绳。北宋时期，科举制度走向成熟，大批官员经由科举选拔，其中不乏能人志士。沈起其时三十五六岁，既满腹经纶，又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再加上他被再度重用，是当今皇上直接关心的结果，所以一腔热血，下决心要做出成绩来。他到任后，先是放宽禁令，使人们减轻负担，满足百姓衣食之需；再大量吸收与招回流失迁徙之民。居民渐渐多了起来，精神渐渐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的信心渐渐增强起来，条件慢慢成熟了。然后，引导他们兴修水利，开始筑堤。他以范公堤为榜样，以筑范堤的经验教训为参照，从余西到廖角嘴，既全线规划，又分段实施。他尤其注重举全社会之力，从官员到乡绅，从盐丁到农民，广泛动员，全面发动，志在必成。对沈起的筑堤，王安石写过一篇文章《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宋·王安石《临川集》，《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为历史留下了重要记录。

王安石，生于1021年，比沈起小3岁，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少时喜爱读书，过目不忘，作文运笔如飞。中了进士后曾经做过扬州签判（官名）。“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至和间又为海门令，甚有治声”（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贤的这一记述，表明王安石经常彻夜读书，而且来不及洗漱就上衙门去处理公务了，至和年间做过海门县令，治理能力和业绩上很有口碑。对于王安石到底有无做过海门县令，至今依然有不同见解。肯定者举崔桐的《海门县志》及其他史书记载，说王安石是继沈起之后，在海门县令任上不到一年。否定者认为在《王荆公年谱》及别的一些史书中无此记录。此事且由历史学家们去作进一步研究吧。但人们有一共识，就是王安石很了解海门，很了解沈起，也很了解和赞赏沈起筑堤，否则不会写也写不出如此情思隽永的文章。

王安石在文章开头说：我读《诗经》中的《豳风》，上面有这样的内容：“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因妇女孩子都在给田间耕作的人送饭，典农官来时看到这一情景，极其喜悦）”接下来王安石写道：哎，豳（古地名，在今陕西省旬邑县）国的农民带领着家人，尽心尽力地听劝农官指挥；劝农官真诚地帮助农民，无微不至，而且内心深处无比喜悦。我既赞叹他们的官吏能够真诚地关心帮助农民，又感动当地百姓能这样衷心拥护他们的官吏。推其原因，实在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向善的思想，出于至诚的缘故。王安石的文章由此转入第二节，直接写沈兴宗在海门的作为。由之观全文、理解全文，王安石既赞扬沈兴宗，也很赞赏海门的农民，上下同甘共苦，才能共建家园。史载：吕四集庆庵，始建于北宋至和年间，是吕四历史最悠久的古刹。1054年，海门知县沈起筑堤，当时真慧尼姑参与筑堤劳动并搭草舍定居，取名集庆庵。也就是说，集庆庵因筑堤而兴，与沈堤共同诞生。天人共助，众志成城，全长70多里的拦海大堤，终于巍然横亘在黄海之边了。

筑堤同时，为避潮灾得水利，沈起又开发起沿江。他疏浚河道，沟通江河，旱则能引江水灌溉，涝则能排大水入江。从吕四到廖角嘴，沈公堤内侧曾有条东洲运河，是否沈起时开掘，未见记载。但这条运河能引水能蓄水能排水，还有运输功能，是当时的一条重要河道。沈起还在沿江构建河网，便利义宁等几个乡的农田灌排，大大改善了农作条件。

无论是脱脱的《宋史》本还是沈括的《长兴集》，都写到沿海筑堤和沿江疏浚后的成效——因为挡住了咸的海潮，又引长江水灌溉农田，土质不仅变好，而且开垦的面积越来越多。老百姓相互告知相互招呼，携家带口纷纷前来，其中有的是回归故里，有的是从别处迁徙而来，一时户口大增。沈起继续予百姓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使民生渐至富庶。沈起要调走了，他被包拯看中，调湖南任监察御史。海门老百姓感谢沈公的恩德，为他建了生祠——给健在的人所建造的纪念祠堂。沈括所撰写的沈起《墓志铭》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人徳公，相与筑祠以报之，长吏欲表上其事，公力止之曰，此令职也，安可以为利！”人们要筑祠报答他，县里地位较高的官员也要上奏章表扬他的事迹。沈起极力劝阻，说这是我为县令的职责啊，怎么可以凭职责范围内的作为去谋取名利官位呢？

沈起的所作所为，为海门以后几百年的发展打下了根基。海门，利在江海，也弊在江海。如何兴利除弊，是历朝历代治理发展海门的根本大计。沈起的做法是沿海筑堤以兴盐业，沿江沟通江河以兴农业，这一重大思路为历代遵循。沈公堤彪炳海门史册，但它一直被范公堤的光辉所掩盖，尤其是随着时间流逝，越元明而至清代，能知道沈公堤的海门人越来越少了。诚聘崔桐修下海门历史上第一本县志的当时海门县令吴宗元，曾为沈公堤写过一首诗，诗云：“捍海功成百代崇，蛇龙区薮尽耕农。当年不有临川笔，到此惟知有范公！”

沈公堤的功劳，是使可能成为蛇龙汇聚的江河泛滥之处，尽为农耕之地，这为历代推崇。但如果没有王安石那篇《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到现在，人们只知道有范公堤啊！近400年后，民国元年（1912）七月，张謇又为沈公堤写了一首诗，诗云：“沈公堤接范公堤，说范人人说沈迷。堤下潮痕堤上草，未妨早晚有高低。”沈公堤本来是连接范公堤而蜿蜒东来，但至今人人都知道范公堤，而一说到沈公堤竟迷惑起来。诗人对此既生感慨又觉不必耿耿于怀，那海堤脚下大海涨落的印痕和堤顶上蓬生的野草，一早一晚，高低并不相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据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六十一）记载，沈起曾撰写过一篇文章《海门兴利记》，并勒石刻碑，立于通州……可惜后来碑毁文佚，那一段历史的宝贵资料，也随之无从寻觅。

沈起和王安石友情深厚。沈起被调去湖南做监察御史时，王安石还专门赋诗一首送行——《送海门沈尹监察湖南》：“谏书平日皂囊中，朝路争看一马骢。汉节饱曾冲海雾，楚帆聊复借潮风。皇华命使今为重，直道酬君远亦同。投老承明无补意，得为湘守即随翁。”此诗赞扬了沈起，看好他的前程，也期望两人将来能一起共事。沈起因多有政绩，后来仕途虽有起伏但也较为通达，最高官职为天章阁待制（从四品，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官）。但在人生暮年处理边境事务中失误遭贬。当他被朝廷再度起用时，“卒于道”（宋·王称《东都事略》卷八十六列传六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逝世于赴任途中，时年七十岁，为北宋元祐三年（1088）七月二十六日。于第二年安葬于苏州吴县长山乡五顾原。

后周显德（954—959）把淮南江北的大片区域，全部从南唐手中占为己有以后，着手大规模地恢复盐业生产。为了休养生息，医治连年战乱给盐场造成的破坏，当时后周朝廷决定，废除余庆场盐额十六万石、金沙场盐额十八万石（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四十一，清影宋钞本卷第四十一）。余庆场，就是后来的余东、余中、余西三个场，到元代才真正一分为三。吕四盐场，有说唐初设置，有说五代十国时期设置，有说是北宋初年设置，即使取最后一种说法，北宋初期也已有了。

盐税是当时国家重要财赋来源。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政权特别重视盐业，盐务行政机构多有增设。南通境内各基层盐场机构的分设多始于此时。当时，姚氏集团统领东洲胡逗洲，同时有“东海都场官”“把捉私茶盐巡检使”等职衔，致力于“煮海积盐”，以至于“鹾峙山岳”。

国家看重盐税，对逃避税收贩卖私盐的打击就特别严厉。所谓私盐，与官盐相对，指未纳盐税而私自制造贩运出售的盐。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为捕治私盐，自淮北起，在全国设置巡院13所，其在扬州者称扬子院，“奸盗为之衰息”（南通盐业志）。南唐升元元年（937）海陵监规定：所有流放盐场的犯人，凡偷藏盐5斤以上者，重杖处死；凡刮碱土煎盐一斤以上，死罪；农户所购“蚕盐”，只能供作养蚕所用，不得进行交易或出售，违者照贩卖私盐论处。进入宋朝后，峻法有所放宽，但依然严厉。宋太祖建隆初（960—962）规定：违反官盐贸易法到十斤、私自煮盐到三斤，死罪。以后虽不断放宽，也就是把判死罪的煮制私盐，由三斤放宽到十斤。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元绛（1008—1083）来到海门，被任命为县令。

元绛的祖先是临川（江西）危氏。唐朝末年，曾祖父危仔倡聚集一帮人马，起先是保卫家乡，队伍壮大后进攻占据信州。但当时杨行密四处征讨，扩大地盘，兵强马壮，呼啸而至，危仔倡的队伍被其打败，跑到杭州，改姓为元。祖父元德昭，在吴越官至丞相，于是成了钱塘人。元绛生来机敏颖悟，五岁能作诗，九岁时拜谒荆南太守，太守给他出了三道考题，结果应对自如，且切中要义，太守深为满意，把他推荐给朝廷。但当时元绛家贫，未能成行。长大以后，参加进士考试，第一次失误，第二次中了进士，从此走上仕途。

巧合的是，元绛有一位堂兄弟元奉宗字知礼，也做过海门县令。他也是德昭之孙，景德二年（1005）甲科及第，考取了进士，被任命到通州海门当县令。到任以后发现到处是盐碱地，老百姓吃水都是大问题。他就选择合理地块，挖了一条河，注入大量的淡水，受到普遍的称赞。当时，海门境内，还有一条几十里长的大沟，中间几处堵塞不通。每逢雨季或暴雨，沟水横溢，淹害周边庄稼，影响百姓生活。奉宗力主疏浚，他向上反映建议，向下动员民力，终于疏通了这条大沟，导流入海，做了件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大好事。元奉宗后来官至屯田员外郎，告老归杭。他天性恬静，喜爱山水，曾对家人说：“富春佳山水，真吾退闲之所。遂卜居焉。”景祐戊寅（1038）去世，范仲淹为其撰写了墓志铭。（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十一恬裕，明天启刻本；清·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绛是个敢于担当同时又很有智慧和谋略的人。考中进士后调任江宁推官，摄上元县令，后又知永新县，在任上敢于打击不法豪强，为民申张正义，很有口碑。他踏上了海门这块既资源秉赋丰富又大灾大难不断的土地时，沈起和王安石都走了，他们留下了横亘达70里的海堤和江边初步连接起来的水系。这两个伟大工程，使海门海滨之人可以制卤烧盐，江畔之人可以从事农桑。然而，底层之民，天灾与捐税相逼迫，实难得“稻花香里说丰年”。更何况盐丁“熄火穷”，烧盐时勉能温饱，熄火时就揭不开锅。正如流行于盐区民谣《莫到盐场来》所唱的：“要到盐场来，带个薄皮材。要吃盐场饭，就把老命掼。”《有女莫嫁歌》：“有女莫嫁盐摊头，赤足露腿晒日头。有女莫嫁盐圩上，卤腿卤脚卤衣裳。有女莫嫁穷盐民，风吹日晒遭雨淋。有女莫进灶民门，缺吃少穿住破棚。”（张荣生编著：《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所以，在这里“淮民多盗贩盐”，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怎么办？制置使（两淮盐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建议元绛，凡是贩盐满20斤者，都抓起来坐牢。

但元绛思虑较深。来海门以后，他发现这块地方，制盐是人们的主要产业、主要谋生手段，除此之外，别无收入来源。盐民们都很穷，破衣烂衫，家无宿粮。制盐又完全受制于季节变化和天气状况，生产极不稳定，有时大起大落。他们盗贩私盐，是穷得难以存活的被迫之为、无奈之举。这与那些衣食无忧、唯一以贪得暴利为目的、大批量贩卖私盐的人，性质完全不同。于是，他果断决策，对所抓获的盗贩私盐的当地百姓，在处以鞭打、施行教育后，就把他们放走了。

元绛的这一做法，富有战略眼光。

南宋末学者黄震，曾为官多地，在江苏吴县、镇江都有任职，著有《黄氏日钞》一百卷，其中有一篇名为《海邦私盐》，文中说：“某生长海邦，每见私盐之禁严，即官盐之额亏；私盐之禁宽，即官盐之额增。岂私贩者多，反有益于公家哉？宜损而反益，此其事实，必有当深察者。”黄震的文章说，卖给官的盐，价格低贱到收不回成本，盐民是贴钱赔本售官盐。这亏损哪里弥补呢？只能靠私盐。所以盐民是靠制、售私盐来贴补交纳官盐的限额。如果对私盐处罚太重，官盐也就越来越少了，如果到了煎官盐的成本也没有的地步，就是把盐丁们都鞭打至死也没用了。为此，他建议，“禁私之法”，外紧内松，大局上口径不能松，但到处理具体问题时，适宜放宽，这是从实际出发，也是士大夫保护国家元气的一种眼光和用心。不知黄震作此文时是否知悉元绛在海门的所作所为？其实，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他俩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即着眼于整个盐业生产的大局。从全局谋划，要严禁私盐，此涉财赋税收、国之大计；从具体着手，则应区别对待，宜宽则宽，因为不严厉苛责盐民，让他们得以维持生活，这是保护生产力，是爱护国家元气的战略之举。元绛在海门对盗贩私盐的“海滨之人”“笞而纵之”，被多种史籍记载，一直流传至今。足见其这一举措符合实际，深得民心，影响深远。

宋初三杰，沈起后来官至四品，王安石曾为朝中宰相，“王安石变法”已永存史册，元绛也升至副宰相。元绛晚年深得宋神宗的信任，他多次请求告老还乡不被允诺。当最后终于同意后，神宗还恋恋不舍地对他说：“你可以在京城安家，我会资助你钱财，并且使耆宁（元绛之子）仕进便利。”元绛说：“我有田地和房屋在吴地，请求回去卖了，在都城建造房屋，能够见皇上，已经很荣幸了，怎敢希望赏赐呢。”已经出发踏上归程，神宗追送千两白金，告诉他早点回来。元绛到吴地过了一年，因年老多病上奏，恐怕不能奉命回来。过了三年去世，年七十六岁。赠为太子少师，谥号章简。

曾经前后担任过海门县令的三位官员（暂把王安石列其中），后来都官居高位，并政绩斐然。其中原委很多，但起码那时的海门，已不是无名小辈，已可跻身中上之位。然更为重要的是，海门建县百年中的这三位县令，为古海门、也包括后来海门厅的总体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结构：南粮北盐，保护百姓——就是说，滨江农业，滨海盐业，共同的基础是以民为本，“民为重，社稷次之”。此后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海门没有脱离这个轨迹。 D7rYO5IToe9A4RJZ9fsxzw/J0lI6wEpZXXw+KOJ0kWx00UuXCB3T+m0PAE8+83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