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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教会组织特别简单。但当人们清楚意识到，世界末日并非迫在眉睫，耶稣死后并非紧接着就是最后审判，基督徒有可能在这眼泪之谷中住上很长时间，这时人们觉得，应该多少采取一种比较明确的管理形式。
一开始，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在犹太会堂集会。当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出现了分歧，非犹太人开始在私宅集会。如果没有谁家足够大，能装下所有信徒（以及好奇者），他们就在露天，或在废弃的采石场集会。
这些集会最初安排在安息日
。但随着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非犹太基督徒不再守安息日，而更愿意在星期日（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集会。
不过，这些庄重的仪式说明了整个运动的大众性和情感性。没有固定的演说或布道，没有布道者。男男女女只要感到自己受到了圣火的启发，就站起来，见证内心的信仰。有时，如果我们相信保罗在书信中所言，这些虔诚的兄弟说“万人的方言”，令这伟大的使徒对未来充满了忧虑。人们大多很纯朴，没受过什么教育。没人怀疑他们的即席发言的真诚。但是，他们常变得特别激动，像疯子一样咆哮。教会可以经受住迫害，却经不起嘲笑。因此，保罗、彼得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就努力想为这些混乱的精神宣泄和神圣热情引入某种秩序。
此类努力最初收效甚微。固定的程式，似乎明显有悖于基督教信仰的民主性质。但最后实际的考虑占了上风，集会被纳入特定仪式之下。
开始时是读一篇赞美诗（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会众一起唱一首为罗马和希腊信徒新近编成的赞美诗。
唯一既定的祈祷形式，就是耶稣总结自己全部人生哲学的著名祈祷文。但是，有好几百年，布道仍完全自发，布道的人都是有话要说的人。
随着集会越来越多，始终警惕着这种秘密集会的警察，开始过问了。此时就有必要选出一些人，代表基督徒跟其他人打交道。保罗已高度称赞了领袖的才能。他把在亚洲和希腊看到的那些基督教小团体，比作颠簸在汹涌大海上的很多条小船。如果它们想在狂怒的大海上生存下来，就需要一个聪明的舵手。
于是，信徒们再次集会，选出男执事和女执事。他们都是虔诚的男女，是教众的“仆人”，照看病人、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特别关心的一件事），看管集体的财产，负责处理各种日常杂务。
再后来，教众人数越来越多，管理起来越发复杂，业余管理人员已无法承担。于是，管理事务被交给一小群长老，“长老”的希腊语称呼是“Presbyter”，我们的“神父（priest）”一词就由此而来。
若干年后，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基督教会。人们感到应采取共同政策，于是选出一位“监督”（就是主教），监督整个地区，指导该地区如何与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整个帝国的所有大城镇都有了主教。安条克
、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城、雅典的主教，都特别有势力，名声在外，几乎跟该地所属行省的行政和军事长官一样重要。
开始的时候，掌管着耶稣生活、受难、死去的那一地区的主教，最受尊敬。但是，耶路撒冷被毁后，期待着世界末日、期待着耶路撒冷能获得胜利的那一代人，从世上消失了。耶路撒冷可怜的老主教在废弃的官邸里，发现自己失去了往日的威权。
很自然地，他作为信徒领袖的位置被罗马的“监督”取代——这位“监督”生活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护着西方的伟大使徒彼得和保罗殉教之地。
他跟其他主教一样，也被人叫作“父（Papa）”。人们一般以此称呼神职人员，以表达爱敬。但几个世纪后，在人们心里，“Papa”一词变成几乎特指罗马这个大城市教区的“父”。当人们说起“Papa”或“Pope”时，指的只是一个主教，即罗马主教，而不是君士坦丁堡主教或迦太基主教。这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如果我们在报上读到“the President”，不用加“美国”两个字，就知道说的是政府的“总统”，而不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Pope）”这个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文件中，是在公元258年。当时，罗马仍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主教的权力完全被皇帝的权力遮蔽。但是，此后的三百年中，恺撒的继承人在内外交困之下开始寻找更安全的新家。他们在国土另一端的一座城找到了这个家。该城叫拜占庭，得名于一位叫拜占斯的神话人物。据说，特洛伊战争之后不久，拜占斯就是在那里上了岸。拜占庭位于欧、亚两洲之间的海峡边上，控制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商道。它垄断着几项重要生意，商业地位极为关键。以前斯巴达和雅典为争夺这座富庶的堡垒，就已打过仗。
但是，拜占庭一直独立支撑到了亚历山大时期。它隶属于马其顿不久，就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
现在，经过一千年的持续繁荣，拜占庭的金角湾中停满了各国船只。它被选为帝国的中心。
罗马居民被丢给了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蛮族。当皇宫已空虚多年，当政府部门一个接一个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当首都的居民被要求服从千里以外制定的法律，这时，罗马人一度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历史上，无论发生什么坏事，总有人受益。皇帝走了，主教留了下来，成了城中最重要的大人物，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能继承帝位之荣光的人。
他们何等充分地利用了新的自主机会啊！他们是精明的政治家，因为他们的职位有威望、有影响，吸引了全意大利最聪明的头脑。他们觉得自己代表了某些永恒的思想，因此从不贸然行事。别人被紧急情势所迫，会匆忙做出决定，因而犯错、失败。他们却像冰川一样深谋远虑，缓慢行动，俟机而发。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孤注一掷的人，不懈地朝一个目标前进。他们的所有行动、言论、思想都受一个念头驱使，那就是增进上帝的荣耀，增进在人间代表着神圣意志的那个组织的势力。
接下来的一千年历史可以证明，他们何等成功。
蛮族部落像洪水一样席卷了欧洲大陆，帝国的城墙一道道坍塌。千百种像巴比伦平原一样古老的制度，都如无用的垃圾般被冲走。这时，教会岿然屹立，是诸时代的中流砥柱，尤其是中世纪的中流砥柱。
但最终的胜利，是付出惨重代价才换来的。
基督教始于马厩，却进了王宫。基督教最初表达的是对一种政府的反抗——在那种政府中，祭司自命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介，要求所有普通人都无条件服从他们。这个革命组织发展壮大，不到一百年，就发展成了新的超级神权统治。同它相比，以前的犹太教国家，简直算得上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公民组成的温和而自由的共和国了。
而这一切都合乎逻辑，几乎不可避免。下面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去过罗马的人，大多朝拜过大竞技场。在饱经风雨的高墙里面，有人告诉他们，那儿是圣地，成千上万基督徒殉道者成了罗马的不宽容的牺牲品，倒在那里。
的确，罗马有过几次迫害基督徒，但这类迫害很少缘于宗教不宽容。
它们完全是政治迫害。
基督徒作为一个教派的成员，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但如果基督徒公开宣称自己是按良心做事的反对派，在国家遭外敌入侵时，仍夸口自己的和平主义，不管场合适当与否都公然违抗国家法律，这样的基督徒就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也会受到相应的对待。
对于普通的司法官来说，你要对他说基督徒是按最神圣的信仰行事的，则完全无用。如果这个基督徒对司法官解释自己的顾虑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位大人物会一脸茫然不解。
罗马司法官毕竟只是人。当他发现自己需要审判一些人——他自己认为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人却大做文章——时，他不知所措。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他应该远离所有神学纷争。而且，他还会记起许多道皇令，要求公仆们在跟新教派打交道时，要“讲究技巧”。于是，司法官就用技巧，与对方争论。但是，整个争论归根结底是一些原则性问题，诉诸逻辑很少有什么效果。
最后，司法官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放弃法律的尊严，要么完全无条件地维护国家的无上权威。但是，监狱和酷刑对基督徒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坚信，直到死后，真正的生命才开始。一想到可以离开这邪恶世界，到快乐的天堂去，他们就欢呼不已。
因此，当局和基督教子民之间最终爆发的游击战是漫长而痛苦的。关于牺牲者的总数，我们很少有准确数字。按照公元3世纪的著名教父奥利金
的说法（其中一次迫害中，他本人的一些亲属在亚历山大城被杀），“为信仰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量寥寥可数”。
另一方面，当我们阅读那些早期圣徒的生平时，我们不断读到血腥的故事。我们都开始奇怪，被这样不停地屠杀、迫害的宗教，怎么居然还能存活下来？
不管我给出什么数字，总会有人说我是“偏狭的说谎者”。因此，我保留自己的观点，读者可以自行得出结论。只要研究一下德基乌斯皇帝（249—251年在位）和瓦莱西安皇帝（253—260年在位）
的传记，对于迫害最深时期罗马的不宽容的本质，读者就可以得出较准确的结论。
而且，就连马可·奥勒留这样明智大度的君主，都承认自己应付不了基督徒子民的问题。记住了这一点，帝国偏远角落的那些无名小官面临的难题，读者即可明白一二。那些小官努力尽职尽责。他们要么得违背自己的就职誓言，要么就得处死自己的亲戚或邻居——这些亲戚、邻居，不能或不愿遵守几条很简单的法令，而为了自保，帝国政府又坚决要求臣民遵守它们。
同时，基督徒对异教同胞并不心慈手软，他们不懈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公元4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的基督徒元老们抱怨说，在一尊异教偶像的阴影下开会，有伤他们的感情。在他们的要求下，格雷提安皇帝下令拆除胜利女神像（在尤利乌斯·恺撒时期修建的这座大厅里，胜利女神像已矗立了四百多年）。有几位元老不同意，但没什么用，还导致了其中几人被放逐。
就在此时，昆图斯·奥勒利乌斯·叙马库斯
，一个很有威望的忠诚爱国者，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在信中，他努力想提出一种折中方案。
他问道：“我们这些异教徒和我们的基督教邻居，为何不能和平共处？我们仰望同样的群星，是同一个星球上的过客，居住在同一片天空下。每个人沿着什么道路抵达最终真理，这有何要紧？生存之谜太过浩大，不可能只有一种答案。”
这样想的人不止他一个。这些人看到，古罗马传统的宽宏大度的宗教政策，正岌岌可危。就在罗马拆除胜利女神像的同时，栖身于拜占庭的两个基督教派发生了激烈争吵，引致了世界上迄今为止关于宽容问题的最明智的讨论。其作者是哲学家忒弥修斯，他一直忠于父辈的罗马诸神。但是，当皇帝瓦伦斯
在争执不休的正统和非正统的基督教子民之间，要偏袒一方的时候，忒弥修斯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皇帝，他的真正职责所在。
他这样写道：“有一个领域，是任何君主都无法管辖的。那就是个人德行的领域，尤其是个人的宗教信仰领域。在该领域实施强制，会导致虚伪，即使改宗也是欺骗。因此，君主最好能宽容所有信仰，因为只有通过宽容，才能避免内斗。而且，宽容是一项神圣的法则。神自己就已非常清楚地表明希望有多种不同宗教。只有神能判断，人类可以通过何种方式理解神圣教理。神喜欢人们向他表示多种敬意。他喜欢基督徒用某些仪式，希腊人用另一些仪式，埃及人再用另一些仪式。”
说得很好，但都是白费唇舌。
古代世界，连同其思想与理念，都已死去。一切逆转历史时钟的尝试，都注定失败。生命意味着进步，进步意味着受苦。旧的社会秩序正迅速瓦解。军队变成了外国雇佣军，是一群不听话的暴徒，边界上已公开造反，英格兰等边远地区早已落入蛮族之手。
当最后的灾难终于降临时，过去几百年内都能为国家效力的优秀青年，发现如今只有一条晋升渠道，就是在教会里谋个位子。身为西班牙的基督教大主教，他们行使的权力不亚于以前的总督。身为基督教作家，如果他们完全致力于神学问题，必定可以吸引相当多的人。身为基督教外交官，如果他们是罗马主教驻君士坦丁堡皇宫的代表，或者以身犯险，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腹地，去争取某些蛮族酋长，就能很快升迁。最后，身为基督教财政家，他们可以管理迅速增加的地产，从而发大财，那些地产已经使拉特兰宫的主人，成了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最富有的人。
过去五年里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形。直至1914年，欧洲有抱负的年轻人如果不想通过体力糊口，几乎都去为国家效力了。他们成了不同的帝国军队、皇家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他们在司法系统中担任高官，管理财政，或在殖民地待几年，做总督或驻军司令。他们并不指望特别富有，但是他们的职位很有威望。再凭着一定的智慧、勤劳和诚实，他们就有望愉快生活，年老时受人尊敬。
接着爆发了大战，把旧封建社会结构的最后残余一扫而光。下层人接管了政府。以前的官员中，有的已经老迈，无法改变一生的习惯，他们当掉自己的勋章，然后死去。但绝大多数人接受了无法更改的事实。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商业是低等行业，不值得去费心。商业也许低等吧，但他们要么得从事商业，要么就得进救济院。愿意为自己的信仰挨饿的人毕竟总是少数。于是，大动荡后没几年，我们发现，大多数以前的军官和官员现在做的工作，是他们十年前碰都不肯碰一下的，而现在他们做起来也并非不情愿。此外，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家族，多少代以来都在行政方面训练有素，惯于管理他人。所以，他们在新职业中取得成就也较容易。现在，他们比以前预期的快活得多，也肯定富足得多。
现在的商业，就相当于1600年前的教会。
有些年轻人，家谱可以一直上溯到赫拉克勒斯或罗穆路斯
或特洛伊战争英雄。要他们听从一个本是奴隶之子的纯朴教士，并不容易。但是，那身为奴隶之子的纯朴教士可以提供的东西，家谱上溯到赫拉克勒斯、罗穆路斯、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轻人，正迫切需要。因此，如果双方都是聪明人（很可能如此），他们很快就学会如何看到对方的优点，很好地相处。因为，历史还有一条奇怪的法则，那就是事情看起来变得越快，越是根本没变。
自太古之初，有一件事似乎就不可避免：有一小群聪明的治人者，和大多数不太聪明的受制于人者。这两类人在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有不同名字。一方总是代表力量、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服从。它们曾被称作帝国、教会、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主宰着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在莫斯科、伦敦、马德里、华盛顿都一样适用，因为它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它常常以奇怪的形式或伪装出现。它不止一次穿上寒酸的衣服，高声宣称自己爱人类、爱上帝，它的卑微愿望是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益处。但在这样体面的外表下，总隐藏着而且继续隐藏着一个原始的可怕真相。这条法则说，人的第一要务是活下去。有些人不愿接受自己生于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对于此种说法感到气愤。他们会称我们为“物质主义者”“愤世嫉俗者”等等。他们总把历史看成愉快的童话。当他们发现历史也是科学，也服从统治着宇宙其余部分的铁律时，他们大为吃惊。他们还不如去反对平行线的规律、乘法表的结果呢。
就我个人而言，我奉劝他们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有朝一日才能变得对人类有实际价值，而不再是某些人的帮凶——那些人受益于种族歧视、部族不宽容，以及绝大多数同胞的无知。
如果有谁怀疑此言的真实性，让他在我前面几页所写的那些世纪的编年史中，寻找这句话的佐证吧。
让他研究一下最初四百年中，教会伟大领导者们的生平吧。
他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来自异教旧社会的某些阶层。他们受过希腊哲学流派的训练，只是后来被迫选择职业时，才流入教会。他们中当然有某些人被新思想吸引，全心全意接受了基督的教导。但是，大多数人从原来的效忠世俗主人，改成效忠天上主人，只是因为追随着天上主人，晋升的机会大得多。
就教会这方面而言，教会总是特别明智、特别体贴。它并不深究，是什么动机驱使很多新信徒突然走出这一步。教会尽量满足各种人的各种愿望。偏爱现实的世俗生活的人，教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施展才干。另一些秉性与之不同，更感情化地对待信仰问题的人，教会给他们各种机会，让他们逃离拥挤的城市，安静地思考人生的罪恶，这样他们就能达致个人的神圣——他们觉得对灵魂的永恒幸福来说，这种神圣不可或缺。
起初，要过这种虔诚沉思的生活相当容易。
最初几百年，教会只是卑微民众之间一种松散的精神联盟，那些民众的住处远离达官显贵的大厦。但是当教会继承了罗马帝国，成了世界的统治者，成了强大的政治组织，在意大利、法国、非洲拥有大片地产，想过孤独生活的机会就不多了。很多虔诚男女开始向往“从前的好日子”，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不睡觉的时间，都用于慈善事业和祈祷。那本是自然发展的结果。现在，为了重获幸福，他们人为地重现那种生活。
逃离罪恶的世界
这场隐修生活的运动对以后一千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教会与异教徒、异端分子作战时，它为教会提供了忠诚而高效的突击部队。这种隐修生活源自东方。
对此我们不应吃惊。
在地中海东岸的那些国家，文明无比古老，人类已筋疲力尽。单是在埃及，自从最早的居民住在尼罗河谷开始，就经过了十种不同文化的交替。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亦如此。成千上万座王宫神庙成了废墟，显出生活的虚空，人类所有努力都是枉然。欧洲的年轻民族可能认为，基督教是对生活给出了一个热情的承诺，不断诉诸于他们新获得的精力和热忱。但是埃及人、叙利亚人的宗教体验，却是另一种情绪。
对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来说，宗教意味着这样一个美好前景——从“活着”这一诅咒中解脱。为等待死亡到来的愉快时刻，他们逃离旧日记忆的藏骸所，逃到沙漠中去。这样他们就能跟自己的悲伤在一起，跟他们的神在一起，再也不看现实生活一眼。
不知为什么，“改革”这件事似乎总是对士兵特别有吸引力。同其他所有人相比，他们更直接地接触过文明社会的残忍与恐怖。而且他们知道，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近代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勇士，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军队中的军官
。而第一个把精神上的离群者聚成组织的人，是君士坦丁皇帝军中的一个下士。他叫帕柯缪
，是埃及人。他服满兵役后，加入到一小群隐士中。这些隐士在安东尼（也是埃及人）的率领下，离开城市，跟沙漠中的豺狗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但是，独居生活会让人的头脑生出各种怪病，引起某些很令人遗憾的过分热忱之举。比如，有人在一根破柱子顶上或废弃的坟墓里度日（这遭到异教徒的嘲笑，令真正的信徒悲伤）。于是，帕柯缪决定把整个运动建立在更实际的基础上。这样，他成了第一个修道会的创始人。从那时（公元4世纪中叶）起，住在一起的小群隐修士都服从一个头领，他叫“总管”。他任命修道院长，修道院长负责各修道院。他们把修道院看成上帝的众多堡垒。
帕柯缪死于公元346年。他死之前，亚历山大城的主教阿塔纳修把他的隐修思想，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成千上万人抓住这机会，逃离尘世、尘世的罪恶，以及催讨不停的债主。
但是，欧洲的气候和欧洲人的本性，决定了创始人的最初设计必须稍加改动。在严冬的天空下忍饥受冻，可不如在尼罗河谷地那么容易。此外，尘土、肮脏似乎是东方神圣思想的一个有机部分。但西方人的头脑更实际，面对尘土、肮脏，他们并未感觉受到教化，而是感到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扪心自问：“早期教会提倡的那些善举怎么办？一小群羸弱的狂热信徒，住在潮湿的山洞里苦修，离什么地方都几千里远，这对寡妇、孤儿、病人有多少好处呢？”
因此，按照西方人的心理，需把隐修制度以更合理的原则进行修正。这次改革，要归功于亚平宁山区努西亚城的一个人。他叫本笃，人们总是称他为圣本笃。他的父母送他去罗马受教育，但罗马城让他的基督教灵魂充满了恐惧。他逃到阿布鲁齐山区的苏皮亚村，逃到以前属于尼禄皇帝的一个废弃的乡下行宫里。
他在那儿独自住了三年。然后，他的美名传遍乡下，愿意接近他的人越来越多，足够装满十几座完整的修道院。
于是，他从地牢里走了出来，成了欧洲修道院制度的立法者。首先，本笃立了一套规矩，在显示他是个罗马人。宣誓服从他的规矩的修士，别指望悠闲无事。他们不祈祷或静思的时候，都应在田里干活。如果他们年纪太大，干不了农活，就应该教年轻人怎么成为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这些人把任务完成得极为出色。有几乎一千年的时间，本笃派修道院垄断了教育，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培养了大多数青年才俊。
作为劳动的回报，这些修士衣着体面，有足够的食物，还有一张床。一天中，他们不工作或祈祷的时候，可以在这张床上睡两三个小时。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点：修士不再是只想逃避世界、逃避义务，为来生准备自己灵魂的俗人。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他们要想获得这种新地位，必须经过极为痛苦的长期考验。此外，在扩大上帝之国的权力和光荣时，他们必须积极直接地投身其中。
在欧洲异教徒中传教的最初工作已完成。但是，为防止使徒们的功业化为泡影，在个别传教士的劳动之后，必须继之以长住居民以及行政管理人员的有组织的努力。于是，这些修士带着锄子、斧子、祈祷书，来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遥远冰岛的荒野中。他们开垦、收割、布道、教学，把文明的基本元素带到那些僻远地区。而以前，大多数人对这种文明只是隐隐听说过而已。
就这样，教皇——整个教会的总管理者——充分利用了人的各种精神力量。
不管是老于世故的人，还是在寂静森林中找到快乐的梦想家，教会都给他们机会，一切活动都有用，不得浪费。于是教会权力大大扩张。任何君王，如果不谦卑地关注臣民中自称追随基督的那些人的意志，就别想统治自己的王国。
基督教最终获胜的方式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基于现实原因，而非人们有时以为的那样，缘于宗教热情的大爆发。
对基督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皇帝
统治时期。
奇怪的是，戴克里先并不是那些靠禁卫军统治欧洲的诸多大人物中最差的一个。但是，唉，他也有个毛病，这个毛病在应召统治人类的人中很普遍——他对基本经济学一窍不通。
他发现他拥有的帝国正在迅速瓦解。他一生都在军中，他相信，帝国的弱点在于罗马军事系统的组织方式。边远地区的防卫由当地驻军负责，而驻军逐渐丧失了打仗的习惯，成了和平的农民。他们本该让蛮族人离边境远点儿，但如今，他们却卖大白菜和胡萝卜给那些野蛮人。
戴克里先不可能改变这古老可敬的体系。于是，他建立了一支新的野战军，试图解决这个难题。野战军中都是敏捷的年轻人，用几周时间，就能进军到帝国任何可能遭到入侵的地方。
主意不错。但是，像任何军事上的好主意一样，需要很多钱。钱只能由内陆人民以税收的形式缴纳。不出所料，人们大声抗议，说他们要是再交一个金币，就得破产。皇帝回答说，他们错了。皇帝赋予收税官某些以前只属于刽子手的权力。但没有用，因为臣民不想一年到头辛苦工作，最后只落得一身债。他们抛家舍业，成群结队来到城市，或是成了流浪汉。皇帝陛下不喜欢半途而废，下了一道法令来解决这难题。这条法令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已堕落成了东方专制帝国。他大笔一挥，就使所有的政府职务、手工业、商业，都成了世袭职业。也就是说，军官的儿子也应是军官，不管他喜不喜欢。面包商的儿子必须是面包商，尽管他们可能在音乐或典当行业更有天赋。水手的儿子即使在台伯河上划船都晕船，也注定要在甲板上过一辈子。最后，按日计酬的劳动者，虽然理论上来说仍是自由人，实际只能在他们出生的土地上生存、死去，沦为最普通的奴隶。
基督徒只遵守他们想遵守的法令和规定。要指望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的君主，容忍这样一群人长期存在，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评判戴克里先对基督徒的残忍时，我们必须记得他是在背水一战。他采取的军事措施保护了数百万基督徒，这些人却拒绝分担大家的重负。也难怪他怀疑他们的忠诚。
你大概还记得，最早的基督徒并不费心去写什么，他们指望世界末日随时到来，何必浪费时间和金钱在文字上呢？这些文字不消十年就会被天火烧掉。然而，新的上帝之国并没有出现。经过一百多年的耐心等待，人们在重述耶稣的故事时添枝加叶，真正的信徒简直无所适从。人们感到，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一本书。于是，耶稣的几篇简短传记，还有保存下来的使徒的亲笔信，合编为一本大书，被称为《新约》。
这本书中有一章叫《启示录》，其中几次提到一座建在“七山”上的城市，还对这座城做了些预言。罗马就建在七座小山上，从罗穆路斯时候起，这已经尽人皆知。诚然，这奇特的一章的匿名作者，小心地把他痛恨的城叫“巴比伦”。当帝国执法官读到“娼妓之母”“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饱饮了圣徒和殉道者之血的城，注定要成为“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等类似的不大恭敬的言语时，不必怎样明察秋毫，就明白指的是哪儿。
你可以说，这种话是一个可怜的宗教狂热分子的胡言乱语，当他想到过去五十年中被杀害的很多朋友，同情和愤怒蒙住了他的眼睛。但这些句子是教会庄严仪式的组成部分，一周接着一周，它们在基督徒集会的地方被重复着。因此，旁人自然以为，这是所有基督徒对台伯河上这座显赫城市的真正看法。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充分的理由那么想。我只是说，戴克里先跟他们的看法相左，实在也算不上过错。
七山上的罪孽之城
不止如此。
罗马人越来越熟悉了世人前所未闻的一个词，就是“异教徒”。本来，“异教徒”只是指“有意”选择某些信仰的人，即某个“教派”的人。但是，逐渐地，它的意思越来越窄，变成专指那些其信仰被正统教会认为不“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人。用使徒们的话来说，这些信仰就是“异端的、不合理的、假的、永远错误的”。
少数罗马人坚持着自己的古老信仰。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不能被指为异端，因为他们在教会的羊群之外，严格来说，不能对自己的私人观点负责。可是，在《新约》中你会读到这样的词句：异端是跟“通奸、不贞、淫乱、拜偶像、巫术、仇恨、争斗、杀人、叛国、酗酒”一样可怕的恶。还有一些话，为体面起见，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它们当然不会让骄傲的皇帝高兴。
这一切导致了摩擦和误会，摩擦和误会又导致了迫害。罗马监狱中再一次塞满基督徒囚犯，罗马刽子手让基督教殉道者的数量再次增加。流了很多血，却什么用都没有。最后，戴克里先彻底绝望，回到故乡——达尔马提亚海边的萨隆纳。他从统治世界的事务中退隐，致力于更令人兴奋的消遣——在后院种大白菜。
他的继任者没有沿用镇压政策。相反，既然不能凭暴力根除基督教这个弊端，他决定尽量打好一手坏牌，给他的敌人某些好处，以赢得他们的好感。
这发生在公元313年，第一个正式“承认”基督教会的皇帝，名叫君士坦丁。
假如有朝一日，我们有一个“历史学家国际翻案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前，很多如今享有“伟大”之称的皇帝、国王、教皇、总统、市长，都必须提交自己可称“伟大”的证据。其中有个人，当他出现在委员会面前时，必须引起特别注意，他就是前面所说的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大帝
这个凶蛮的塞尔维亚人曾经在欧洲的各个战场上——从英格兰的约克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拜占庭——挥舞过长矛。他干的事中，包括杀妻、杀妹夫、杀外甥（一个七岁男孩），他还处死过其他几个不太重要、地位不太高的亲戚。尽管如此，在向最危险的敌人马克森提乌斯进军前，他还是出于一时恐慌，大胆请求基督徒的支持。就这样，他赢得了“第二个摩西”的美誉，最后，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教会都尊他为圣徒。他至死都是野蛮人，只是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至死他都试图从作牺牲的热气腾腾的羊内脏中，读出未来之谜。但是，考虑到他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在该敕令中，皇帝赋予他亲爱的基督教子民“自由表达个人想法的权利，在集会场所不受侵扰地聚会的权利”。
我在上文中反复说过，公元4世纪上半叶的教会领袖都是务实的政治家。他们最终迫使皇帝签署了这永远值得纪念的敕令，把基督教从一个小教派提升为国教。但他们自己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君士坦丁的子孙也明白。他们尽量用华丽的辞藻掩盖事实，但这种交换从未丧失其原始性质。
* * *
大主教聂斯脱里
向皇帝狄奥多西说：“拯救我吧，我强大的君主，除掉我的教会的所有敌人。作为交换，我给你天堂。支持我，制服那些不同意我们的教义的人。反过来，我们也会支持你，制服你的敌人。”
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上还有别的交易。
但很少有哪一个像基督教上台时的妥协这样厚颜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