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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27年，弗拉维乌斯·阿尼西乌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民（他来自乌斯库伯
，刚刚过去的大战中双方争夺的铁路枢纽）对“书本学问”相当反感。他下令把雅典古老的哲学学校最终关闭。也是他关闭了埃及仅存的一座神庙——尼罗河谷地被新兴基督教的修士们侵入之后，该神庙仍沿用了几百年。
这座神庙在一个名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不远。自古以来，它就是祭拜伊西斯
之处。令人惊异的是，当她的非洲、希腊和罗马对手们不幸消亡之后，这位女神却得以幸存。最终，在公元6世纪，该岛成了人们能理解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所在，为数不多的祭司仍从事着在埃及其他地方早已被忘却的行当。
但现在，遵照一个号称“皇帝陛下”的目不识丁的农夫之命，神庙及其附近的学园被宣布为国家所有，雕刻和塑像被送往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祭司和书写大师们被投进监狱。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人因饥饿和无人看顾而死去，古老的象形文字绘写手艺就失传了。
所有这些都令人扼腕叹息。
假如查士丁尼（愿灾难降在他头上！）当时稍稍手下留情，留下哪怕几个象形文字专家，置之于某个文学的“挪亚方舟”中，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将容易很多。因为，尽管我们现在又可以拼出这种奇怪的埃及文字了（这要归功于商博良
的天才），但要想理解这些文字传递给后代的内在信息，仍然十分困难。
这种现象在古代社会的其他民族中同样存在。
蓄着奇特胡须的巴比伦人在一个个砖厂中遗留下大量宗教短文，当他们虔诚呼喊“有谁能理解天上诸神的旨意”时，他们心里究竟怎样想的？他们不断祈求神灵，努力阐释其律令，将神灵们的旨意刻于圣城的花岗岩柱——对这些神灵，他们内心又是如何看待的？为什么他们一方面极为宽容，鼓励祭司们研究天宇，探索陆地和海洋，而同时又是残暴的刽子手，仅因为自己的邻居违背了那些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宗教仪文，就对他们严加惩罚？
直到不久之前，我们还不明白。
我们派探险队到尼尼微
，我们在西奈的沙漠里挖掘，辨认长达数英里的楔形文字。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各个角落，我们竭力寻找能打开这神秘的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
这时，几乎完全出于偶然，我们蓦地发现它的后门一直大开着，随时可以进入。
这扇方便的小门并不在阿卡德或孟斐斯附近
。
它藏在密林深处。
它几乎被一座异教神庙耸立的木柱遮住。
* * *
我们的祖先为了肆意劫掠，跟他们乐于称为“野蛮人”或“野人”的人类打起了交道。
东西方的会面
会面并不愉快。
可怜的未开化的人们误解了白人们的企图，投出无数长矛和弓箭来欢迎他们。
来者报之以大口径短枪。
自此以后，平静、无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几无可能。
野蛮人一律被描绘为肮脏、懒惰、游手好闲之人，崇拜鳄鱼、枯树。他们活该遭殃。
这种态度到了18世纪发生逆转。让·雅克·卢梭开始透过感伤的朦胧泪眼审视这世界。他的同代人深受他思想的影响，也掏出手帕，加入这场哭泣之中。
无知的野蛮人是他们最钟爱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笔下（尽管他们从未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成了环境的不幸受害者，他们是人类种种美德的真正代表，这些美德已被三千年堕落的文明制度剥蚀殆尽。
今天，至少在这个特别的研究领域，我们所知更多。
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就像研究高等家畜一样。我们通常认为，原始人类跟那些家畜相去不远。
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努力得到了丰厚回报。野蛮人其实就是恶劣环境中的我们自身，只是未得到上帝的保佑。通过仔细研究他们，我们了解了尼罗河谷地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全面深入的认识，使我们窥见许多被深埋的奇怪的人类天性。我们人类这种哺乳动物，五千年来形成了薄薄的一层习俗礼仪的外壳，那些天性都埋在了外壳之下。
与原始人相见，并非总让我们自豪。而从另一方面，对我们已经脱离了的生存状态的认识，加上对人类所取得的诸多成绩的赞赏，会让我们以新的勇气面对手头的工作。至少，它会让我们给自己落伍的远房表亲以更多宽容。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部致力于宽容问题的书。
但宽容是个十分宽泛的题目。
我们很容易跑题。一旦我们偏离大道，天知道我们会落脚何处。
因此，我提议用半页纸来说明我所谈的“宽容”究竟何意。
语言是人类最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定义注定都是武断的。因此，一位谦虚的学者最好求助于那本权威著作——说本书所用语言（英语）的大多数人，都将其结论视为定论。
我指的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第1052页有如下文字：
“宽容（来自拉丁文‘tolerare’——忍耐）：允许别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耐心、不带任何偏见地容忍有别于自己或有别于公认的行为或观点。”
也许还有别的定义，不过就本书而言，我将遵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既然我多少有了既定方针，我将回到关于野蛮人的话题，并告诉诸位，在研究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社会形态中的“宽容”时，我有何发现。
* * *
人们至今仍普遍认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不过是几声简单的嘟哝，原始人类拥有的那种程度的自由，只是在世界变得“复杂”之后，才最终丧失。
最近五十年来，置身于中非、极地、波利尼西亚土著人中间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所做的研究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词形、时态、变格，比俄语、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只受制于现在，也受制于过去和未来。简言之，他们是悲惨绝望的生灵，在焦虑中活着，在恐惧中死去。
这似乎迥异于勇敢的印第安人在大草原上快活漫游、寻找野牛和敌人头皮的流行画面，但这更近于事实。
又岂能是别的情形？
我读过不少关于各种奇迹的书。
但有一种奇迹却被漏掉了：人类得以幸存的奇迹。
人这种防卫能力最差的哺乳动物，是以何种方式方法，能在与细菌、乳齿象、冰雪、炎热的对抗中保存自我，并最终成为万物之主——这些问题，我不准备在本章中尝试解决。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做到。
为了成功，他不得不将个性隐没于部落的复合特性之中。
* * *
原始社会被一个信念所支配，那就是超越一切的求生欲望。
求生十分艰难。
其结果是，所有其他考虑都得服从于最高需要——生存。个人无关紧要，部族重于一切。部落像一座游荡的堡垒，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只有严格地排他，部落才会平安无事。
但问题比乍看起来还要复杂得多。我刚才说的只适用于有形世界。而在人类社会早期，相比于无形领域，有形世界显得微不足道。
为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不同于我们，他们不熟悉因果规律。
如果我坐到了毒漆藤上，我会骂自己不小心。我会去看医生，并告诉我的小儿子尽早把毒漆藤除掉。我对因果关系的认知能力告诉我，毒漆藤引发了皮疹。医生会给我一些药止痒。而把毒漆藤清除，将使这痛苦经历不再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可不会这样做，他不会把毒漆藤和皮疹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将来纠结在一起。他死去的首领们都成了神，他死去的邻居变成了魂灵。他们仍是部落的隐身成员，跟随着每个人，不管他去哪儿。他们和他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为他守门放哨。他考虑的是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呢，还是去赢得他们的友谊。稍有不慎，他就会马上遭到惩罚。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时刻讨所有魂灵欢心，所以他一直担心诸神的报复降临到自己头上。
因此，他并不把稍显异常的事归于根本原因，而是归于隐身魂灵的降罪。当他看见胳膊上出现皮疹，他不是说：“该死的毒漆藤！”而是嘟哝：“我得罪了一位神，他惩罚我了。”然后他就去找巫师，不是去要解毒的膏药，而是去讨一张“符咒”，它要比恼怒的神（而非毒漆藤）降于他身上的符咒威力更大。
而那株引发他痛苦的毒漆藤，他还让它好好地长在那儿。要是碰巧一个白人带来一罐煤油，烧掉那丛植物，他将为其惹是生非而诅咒那人。
一个社会如果将一切事件都归因于隐身魂灵的直接干涉，很自然地，这个社会能否生存下去，全赖人们是否恪守律令（它们是用来平息诸神怒火的）。
在“野蛮人”看来，这样的律令确实存在。他的祖先创制了律令，并传授给他。他最神圣的职责就是保持律令之完整，将其完好无损地传给下一代。
当然，这在我们看来很荒唐。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改良。
但“进步”这个词出现并不久。在低级社会形态中，非常典型的是，人们不认为有必要改进（在他们看来）最好的现状，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别样的世界。
* * *
设若如此，怎样防止律令和现存社会形态出现变更呢？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谁拒绝把公共安全规约视为神意之体现，就立即惩罚谁。简言之，就是依靠僵化的“不宽容”制度。
* * *
如果我在这里说，野蛮人是人类中最不宽容的，我并无意侮辱他。因为我立即要加上一条，在他生存的那种条件下，他必须不宽容才行。假如他允许别人干涉他的一千零一条戒律——部落的持久安全、人们的内心平静，都有赖于此——部落生活就会陷入混乱，那才是罪莫大焉。
禁忌
但是，有个问题值得一问。如今，我们有数百万士兵、数以千计的警察，要执行几条简明的法律都很难，那么，为数不多的野蛮人，怎样维护一套繁复的口头律法体系呢？
答案还是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通过精明的估算，做到了用暴力无法做到的事。
他发明了“禁忌”的概念。
可能用“发明”一词不太恰当。这类事物很少源于灵机一动，而是多年不断发展和试验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人使用“禁忌”，让他们事半功倍。
“禁忌”一词源于澳洲。人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充满了禁忌，也就是我们不该做、不该说的，比如在晚餐桌上提及刚做的手术，或将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但这些禁忌都无关宏旨，它们只是礼仪手册的一部分，几乎不影响我们的个人幸福。
而对于野蛮人，禁忌却至关重要。
它意味着，某些人或某些无生命之物与世界其他部分不同，是特别的，用希伯来语说就是“神圣的”，谁要提及或触摸他（它）们，会被立即处死，或承受永久的折磨。这要求相当高。但是，谁胆敢不遵从祖先魂灵的意志，谁就活该倒霉吧。
* * *
究竟是祭司发明了禁忌，还是为维护禁忌造就了祭司阶层，这问题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考虑到传统要比宗教更古老，禁忌可能也要远远早于巫师或巫医。但后者一经登台亮相，就成了禁忌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把禁忌运用得如此纯熟，以至于史前的禁忌，就像现代写着“禁止”字样的标志牌。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巴比伦或埃及时，这些国家还正处于禁忌大行其道的时期。这些禁忌，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粗陋原始的禁忌，而是俨然变成否定式的行为准则，以“汝不可”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我们很熟悉，摩西十诫有六条都是这样子的。
不用说，在那些地方的早期社会中，宽容的想法无人知晓。
有时，我们以为是“宽容”，实际不过是无知带来的漠不关心。
让别人行使“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者“耐心、不带任何偏见地容忍有别于公认的行为或观点”，这已成为我们现代社会的理想。
但在那些国王或祭司身上，我们没发现丝毫这样的倾向（哪怕隐约的倾向）。
* * *
因此，除非作为反面对照，本书不会把关注点放在史前社会或人们通常说的“古代社会”。
为宽容而做的斗争，直到个人被发现后才开始。
这一现代最伟大的发现，需归功于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