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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和钱老姐都出门诊。
长走廊大通铺的妇产科门诊，俨然一个大车店，嘈杂程度堪比北京火车站前门大栅栏前大广场，再大牌的医生也没独立诊室，全科最高权威坐在靠墙把头儿的位置，算是黄金地段了。
每个医生周围都是一个由病人、病人家属、实习生、住院医生还有研究生、博士生组成的人墙，人墙将不同的医生隔开。医生诊桌后边一米之隔，一个白布帘子，挡着检查床上女性病人全部的自尊和隐私。
嘈杂而巨大的诊室里，医生和自己的病人只能依靠距离接近的优势，确保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我坐在一进门的位置。我，住院医师，4块5毛钱一个号，左边是知名专家，14块钱一个号，右边是钱老姐，主治大夫，5块钱一个号。
左右都很抢手，病人早在一旁排好队，不断有人伸头过来打探到没到自己的号，还有病友大妈自觉维持秩序。我则相对清闲，一般我们这种住院医师，要等两点以后才能来一些“打酱油”的病人。
诊桌左边的教授被病人、病人家属、自己的住院医师、研究生和博士生围得水泄不通，我啥也看不见，啥也听不见。我的诊桌右边就是钱老姐，她虽然资格老，但还是主治大夫，没有研究生，自然没人伺候她出门诊，所以，她这边的情况比较一目了然。
钱老姐：“你俩月不来例假，内分泌失调，得吃药。”
病人甲：“喝什么药好？”
钱老姐：“黄体酮，孕激素让你的内膜脱落，就能来例假。”
病人甲：“激素？会不会长胖？”
钱老姐：“不要谈激素色变，这个孕激素和你们老百姓知道的那个激素不是一回事。”
病人甲：“不喝药，再观察一个月行吗？”
钱老姐：“那你还来看什么病？回家观察去呗！你来医院就得听大夫的，我还能害你？缺啥补啥，你因为没排卵，不产生孕激素，才不来月经，就得补孕激素。”
病人甲：“我还是怕喝药，我想再等等，我虽然不来月经，但是也不难受。”
钱老姐忍不住了，用她一贯的大嗓门嚷嚷开了：“还等啥？等到大出血来看急诊吗？孕激素不是毒药，我自己闺女不来月经我都给她吃这个，我还能害我亲闺女？”
这一喊，很多医生和病人都停了下来，整个大诊室突然变安静，大伙都循着这离奇少见貌似还发自医生的训斥和叫嚷声张望过来。
病人立马说：“大夫，别生气，我懂了，懂了，谢谢，谢谢您。”
再一看，钱老姐桌上的处方，被病人拿走了。
绝大多数医生不会像钱老姐这样爆发，一般该解释的解释，该开的药开，吃不吃药是病人的事，一切悉听尊便。钱老姐劈头盖脸一通骂，总算让病人把药方拿走买药去了。
病人乙：“我得了啥病？”
钱老姐：“你这不是简单的人流就能解决的问题，病理报告是葡萄胎，现在你双肺上都有转移病灶，得赶紧化疗。”
病人乙：“化疗？是不是掉头发烂嘴巴？”
钱老姐：“对，秃头后头发还能长出来，带卷的，又黑又亮。化疗当时是会烂嘴巴，停药就好了，没有烂一辈子的。”
病人乙：“听说，还会哇哇吐，太受罪了吧？”
钱老姐：“对，会哇哇吐说明你还活着，要是不治病，连哇哇吐都不会了，赶紧做决定，越早治效果越好，癌细胞可是一刻不停地在长。”
病人乙：“我家河北霸县的，没带钱。”
钱老姐：“赶紧回家筹钱，霸县的也不能吃霸王餐，下次别找我，我给你写一个滋养细胞疾病的专家门诊，专治你这病。”
病人乙：“哪儿那么快就筹到钱？这年头都是救急不救穷，我得回去卖房子才能再回来治病。”
钱老姐：“扯什么淡？等你卖房子变了现钱，病就扩散了，神仙老子也救不回来。”
病人乙：“那就不治了，反正也是癌症。”
钱老姐：“癌症和癌症不一样，你要是得了晚期卵巢癌、宫颈癌，有钱也难保能治好，回家等死我也不劝你。你这是侵蚀性葡萄胎，能治，治好了和好人一样，还能生孩子，我们协和专治这病。”
“可是我真没钱，为了挂号，我都排好多天队了，我对象和我连吃带住的，带的钱都花差不多了，现在我们都在肯德基打地铺。”病人哭开了。
钱老姐说：“你坐这儿慢慢哭，我去去就回，你别走啊。”
过了十分钟，只见钱老姐白大衣敞着怀，扭着她的肥胖身躯回了诊室，她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啪地拍在桌上说：“这钱拿去，赶紧治病，治好了记得还我，这是我的私房钱，协和妇产科只有我一个人姓钱，不难找，治不好就算我白搭了。”
钱老姐就是这样一个大夫，工农兵出身，没有太深的学术造诣，上不了大台面。每天盯在没有大教授愿意倾注心血的人流室，面对社会上的形形色色和三教九流。
她嗓门大，脾气冲，缺乏温文尔雅的女性知识分子气质，可是发起善心的时候，又直接爽快不由分说。
在协和这样的高级医学殿堂，她手把手地带教着我们这群从零学起的小住院医师，做着最基本的甚至有时被同行轻视、貌似最没技术含量的计划生育工作，却实实在在地解决着每个病人具体而细碎的难题。
她是协和大院里的一块不能再普通的基石，永远默默无闻、永远没有机会大红大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