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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西方历史哲学家们的名言。当代史也罢，思想史也罢，它强调今人对古代典籍文本有诠释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历史才不遥远。
立足实际、讲究证据、重视反省的历史学科意识对于观照现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魏晋史大家何兹全先生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曾说，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有人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何先生说得很合理，也许从理论上讲得通的东西，会在历史情境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最终推行不下去。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初衷是好的，但是不问青红皂白推行青苗法，急于求成，用人不当，伤民害民；明明农民已经苦不堪言，凭空又多了紧箍咒。类似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似乎并不只是古代的事情。要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的材料。
像《资治通鉴》这样大部头的史学名著，是当代人接触古代的重要资料。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执政者应该读；非历史学科背景的人，了解古人的经验，会少走些弯路。尤其是“常”，或者说种种社会规律，对人们指导性更大。
司马光为皇帝讲史，讲的就是“常”。天理、人伦、圣言、事故诸多经得住历史推敲的规律；核心问题是如何落实儒家伦常，拨乱世，反诸正。宋神宗《资治通鉴序》说，该书“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其目的是通过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经验教训的描述警示后人。我们在这些内容中能理解司马光仿效前圣之处，也能看到他借助儒家典籍精神为后世立法作则的良苦用心。
如今《资治通鉴》已经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称“通鉴学”。抗战期间张煦侯先生写成《通鉴学》一书，介绍《资治通鉴》之编纂、史源、史学、书法等一系列问题，堪称经典；新中国成立以后通鉴学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中华书局《资治通鉴》二十卷本，包含元人胡三省的注释，繁体竖排标点，初版于1956年，经久不衰；白话《资治通鉴》版本众多，长期畅销，表现出人们对《资治通鉴》的青睐。
但一般民众读《资治通鉴》，难度是很大的。一部《资治通鉴》，煌煌三百万言，需要人们踏下心来，每天不停歇，也得耗费数年的精力。司马光说，他只见过和他同时代的一个叫王益柔的人，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其他人拿到这部书恹恹欲睡，看不下去。《资治通鉴》难以读完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卷帙浩繁，二是一件事的内容分散在不同的年份，三是事件距离我们太遥远。让一般人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接触《资治通鉴》，势必得在这三方面下功夫。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就给后人带来很大帮助。
往事越千年，但有句谚语叫作“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如果我们还能清晰记得历史课本上的中国历史年代表，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您也成历史老师了。只有生动、具体、有过程的信息才是有教育意义的信息；空说半天理论，还不如我讲一个具体的事，用生动的情节去打动人。司马光就是如此，踵继圣人作《春秋》之意，以史教人。今天能从历史情境之中恢复当事人的所思所想，这样增加我们的人生经验，这是很不得了的事。啃《资治通鉴》是值得的，即便走马观花也有收获。
如今的历史教育工作的确是碎片化的，但是历史教育除了碎片化之外，还应该发挥体系化的教育功能。不仅某个历史场景能够增加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整部中国古代历史更能启迪人们的思考：治国理政的法子，如果秦走不通，汉行不行？内圣外王的理想，孔孟没机会实现，汉唐宋可不可以？我们会发现古代很多现象，都是今天问题的翻版；当下不少瓶颈能在历史中找到思考方向。这本小书围绕“革新变法”“名士风范”“三国鼎立”“孝文改革”“贞观之治”等主题展开。
编者基于《资治通鉴》的大事进行选文，并予以简要的诠释和翻译。编者都是中国古代史出身，并且对中学历史一线教学很谙熟。虽是文选，也是历史读本，希望这个文本能给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学习《资治通鉴》带来帮助。我们相信，抓住生动的人物与大事件，不仅有利于学历史，更利于同学们思考人生。
李凯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