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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早期，“新科学”出现了。炼金术从此变成了化学，人们对忧郁症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盖伦所说的体液被神经、精气与纤维等概念取代了。而靠平衡体液来保持健康的这种做法，历经种种曲折，直到19世纪才被逐渐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构想，主张要均衡、高效地利用身体，根据机械论和化学理论来分析体内有没有出现阻塞，或者化学物质有没有失衡，需不需要进行纠正。不过在这个时期还处于盖伦阶段，就像对古典时期的忧郁症那样，人们依旧认为忧郁症发作是因为黑胆汁过热，产生了烟气或气体，并升腾进入大脑。伯顿在引用盖伦的观点时就说过：“因为黑胆汁蒸发，升腾起来的黑色浓烟遮蔽了大脑，使大脑一直都处在黑暗的环境里，又害怕，又伤心。于是，人就会看到千奇百怪的可怕幻影，就像怪物似的，还带着强烈的情感。这让人很烦恼，头脑里的幻想也黯然失色。”忧郁诗人、牧师约翰·多恩（John Donne）抱怨道：“可是，我又做了些什么，才使这气体产生，或者说吸入了这气体呢？他们跟我说，是我的忧郁症在作祟。”
从盖伦时期到伯顿时期，人们一直都认为，忧郁症会让患者产生幻觉。这个症状是和抑郁症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要判断这种幻觉会把想象干扰到什么程度，还得取决于认同哪个观点：是同意亚里士多德忧郁天才的神话，还是相信不太乐观的盖伦，把忧郁症看做一种严重的身心疾病。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劳伦斯·巴布还是指出，这两种模式都“和文艺复兴文学纠缠在了一起，简直无可救药”。只要看看莎士比亚（Shakespeare）写的哈姆雷特（Hamlet），就知道他说得不假。这个角色命运十分悲惨，但又是个高贵而博学的天才。当然，在戏剧与诗歌之外的真实世界里，忧郁症会让患者有什么感受，可能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也不用非要把真实体验和文学作品里描写的行为模式割裂开来。本书认为，忧郁症和抑郁症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文化环境的塑造和影响，而文化环境就包括文学创作、艺术作品，还有围绕宗教、阶级和性别的更广泛的论述。这些都是在近代早期形成忧郁症的显著因素。
虽然这本书一直在追溯现代抑郁症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观察的各个时期似乎都看到有这种病，但我们还是得强调一点：我们现在对抑郁症有什么看法，这种看法在怎样的文化中形成，它周围又有怎样的文化环境——这些观点和文艺复兴时期相比，有时候是有文化差异的，而且差异大得惊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还没有世俗化；人们还是相信体液学说，而不是科学理论；患者为了治病，还是在依赖祈祷，而不是吃药。同时，到底怎么理解忧郁症，怎么去治疗，人们的想法也摇摆不定。一方面，宗教、魔法、玄理、炼金术、鬼神学说纷纷登场，还有盖伦基于人体提出的自然主义解释，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向各类人文主义靠拢。所以在当时，为治疗忧郁症患者，宗教疗法和医学疗法一起使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些文化看起来奇怪又陌生，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能看到，它们关注的核心都是人的苦难。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它们引进的外来表达方式。
例如，在17世纪60年代末，有个长老会教徒汉娜·艾伦（约1638—？）写下了自己精神上承受的磨炼，描述了她对自己的病有什么看法：“我忧郁症发作时是一点一点发作的，消退的时候也是一点一点消退的。黑暗的忧郁症会让我生气，可随着脾气缓和，我的精神疾病也会减轻。上帝一步一步地让我坚信，所有这一切都是撒旦搞的鬼，都是他欺骗我，诱惑我，还去影响黑暗的黑胆汁。这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基本上，艾伦完全是在用宗教框架来理解自己的抑郁症，虽然其中也包含了对身体的认识和治疗，但这段话要从主要的叙述模式来看，显然是一段心灵自传。无论是对她，还是别人，抑郁症都是他们的一段心灵旅程，能让他们获得拯救，进行赎罪，得到上帝的恩典，和世俗的体液学说没什么关系。正是通过了解不同外来文化里的抑郁症，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时代的抑郁症有什么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