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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出现以后，为医学思想带来了深刻的转变，不过盖伦学说的各种形式仍然存在。在4世纪，埃及沙漠僧因为与世隔绝，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他们怀念以前的生活，痛恨现在的僧侣生活，心情低落，觉得无聊又痛苦。“淡漠忧郁症”（
acedia
）这个词（后来演变为
accidia
或
accedia
，或在英语中为
accidie
、
accydyei
和
acedy
）就取自拉丁语，用来描述这种病。在具体的基督教语境下，这种抑郁疾病象征着患者在艰难地抗争，抵御来自恶魔的世俗诱惑，抵抗肉欲之罪。他们还想得到无瑕的灵魂，却求之不得，所以还得克服由此产生的压力。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为自己强加约束的同时，也快要犯下绝望之罪了。而且，说起淡漠忧郁症，绝望之罪也的确常常会被一起提到。淡漠忧郁症的概念能传入西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畏惧上帝的基督徒，无论是在寺庙还是女修道院里，都面临着差不多的压力。圣约翰·卡西安（Saint John Cassian，约360—435年）是“沙漠教父”之一，3世纪时居住在埃及的思西提斯沙漠。他著有《淡漠忧郁症之心理》（
Of the Spirit of Accidie
）。书里描述了与“邪恶”的“斗争”，还和《诗篇》（
Psalms
）第90篇里的“正午恶魔”作了比较。这个“正午恶魔”，可能是施加给人们的淡漠忧郁症或者罪恶的想法。后来到了中世纪，在以乔叟（Chaucer）、高尔（Gower）
、兰格伦（Langland）
等人为代表的文学作品里，淡漠忧郁症变成了一种懒散的行为。所以，它就构成了懒散之罪。就像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
Canterbury Tales
）里，堂区长说“懒惰”会带来“懒散”“怠惰”或“悲惨”（在中世纪英语中，悲惨既指代身体上的消沉，又代表心理上的抑郁），就像“在地狱受苦”一样
。在谈论淡漠忧郁症和抑郁症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有一点很关键：我们只能通过中世纪文学的宗教框架来理解这种病。
按照盖伦对忧郁症患者的定义，忧郁症和淡漠忧郁症一直是并存的。显然，两种病有一些共同的症状：患者往往都极度沮丧，甚至还会自杀。但是，忧郁症患者还会因为黑胆汁过热，产生气体，遮蔽了头脑，从而出现幻觉——这种幻觉正是区分两种疾病的分界线。与此同时，人们认为淡漠忧郁症是道德问题，而忧郁症因为是源于身体上的问题，不是一种那么耻辱的疾病，所以患者可能更希望医生给自己下的诊断是忧郁症。后来，还有人尝试用医学的模型，通过黏液和黑胆汁来定义淡漠忧郁症。然而，不管是哪种情况，中世纪的人们为治愈这类病都是双管齐下，既有身体治疗，又有心理治疗。他们会同时进行祈祷、催泻，并让患者服用适于治疗忧郁症和淡漠忧郁症的药物。
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诞生，之后新教诞生，二者都削弱了天主教会对欧洲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对北欧民众情感状态的影响。从此，淡漠忧郁症也渐渐退出了忧郁症的大家庭。比如，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就发起过解散修道院的运动，猛烈地攻击了淡漠忧郁症的源头，瓦解了那种生活方式。不过，淡漠忧郁症里也包含悲伤的元素，这已经被逐渐开始吸纳到忧郁症的概念里。慢慢地，英语也开始把拉丁文的“ tristitia ”（悲伤之主罪）翻译成“忧郁”或“忧郁症”。随着文艺复兴的宗教框架逐渐分化，淡漠忧郁症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中世纪的老古董，而忧郁症则即将崛起，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强大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