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文坛泰斗的病史

大约在这段时间，他身受忧郁症这种毛病严重复发之苦。这病症以前一直潜伏在他身上。尽管他十分喜欢交际聚会，但是因为病势很重，他完全嫌恶交往，这就是那种病最致命的症状。亚当斯博士告诉我，他作为一个老朋友，获准去看约翰逊，看到约翰逊处于悲惨的境况中，长吁短叹，痛苦呻吟，自言自语，并且烦躁不安地由这一室走到那一室。然后约翰逊用尽力气，以强的语气说出他感到的痛苦：“我会答应截除一肢，只要能恢复我的精神。”

——鲍斯威尔，《约翰逊博士传》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被誉为英国“文坛大可汗”，是大名鼎鼎的启蒙运动泰斗。他编纂了大型英语词典，还非常拥护“理性”。你或许会感到奇怪，这样一位伟人，为何会出现在介绍抑郁症的书里，成为研究案例呢？相信读过上述段落，你就有了答案。这段文字选自《约翰逊博士传》（ Life of Samuel Johnson ），作者是约翰逊的朋友，著名的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wswell），同样也是抑郁症（当时称为“忧郁症”）患者。关于这种疾病，有一点比较奇怪，就是它在历史上一直都被看作时髦病。事实的确是这样，你在后面就会反复读到。不过，即便它再时髦，一代文豪约翰逊还是难逃魔爪。病魔几乎把他击垮，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境况悲惨。与肉体上的苦痛相比，约翰逊经受的精神错乱要严重得多。

那么，约翰逊是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同时代的人又如何看待他和他的疾病呢？在个体患者层面，由于每个人心理立场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抑郁症的表现也都是不一样的。而在某个社会群体内部，抑郁症又呈现出了相同的特征，因为不同的文化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读疾病：人们会给每种疾病都编个“故事”，甚至还会写本“传记”。故事情节可能会徐徐展开，也可能陡然生变。而在抑郁症的故事里，我们似乎看到，它表现出来的症状还是相对一致的，但不同时期的文化不断重塑了它的概念，而且“抑郁圈”的人们也都有各自的体验。让我们通过约翰逊的故事，来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约翰逊的病史

“这就是我的病史。和其他病史一样，都是悲惨的故事。”临终前，约翰逊说起了自己的痛风、哮喘，还有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但无论是对于约翰逊还是其他抑郁症患者，要把身体症状和心理疾病区分开来，都是非常困难的。现代医学历来信奉的是身心分离，但大量近期研究的结果都在回归以往公认的真理，即身心密不可分（见图1）。约翰逊的这些毛病，早在青年时期就出现了，而那个时代还流行抑郁症会遗传的理论。要是认同这一点的话，他可能还没到青年时期就已经发病了。瘰疬病是他小时候的毛病，那时候，人们认为这是“国王的恶魔”，需要女王通过触摸患者，用她的神力来治疗。约翰逊也尝试过这种偏方。瘰疬对约翰逊的健康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毫无疑问，它也是抑郁症的一个诱因。在《约翰逊博士传》的结尾，鲍斯威尔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约翰逊的形象，令人难忘：

他身材高大匀称，面容好似古代雕像，但他的外表看起来还是有些怪异，有些粗野。这是因为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抽搐，衣着邋里邋遢，而且女王的“御触”也没能治好瘰疬，给他留下了许多疤痕。他看东西只能用一只眼睛。但由于他的头脑十分强大，甚至弥补了这种缺陷，所以只要目力所及，他的观察力就极为敏锐。他这个人禀性古怪，有一种病态的感觉。他从来都不知道自由地活动身体、跑跑跳跳到底有多么自在，多么快乐。他走起路来就像戴着脚镣似的，艰难地挣扎着；骑马的时候又根本不能控制方向，任凭马带着他撒欢，就像坐在热气球里一样左摇右晃，上下颠簸。

在这个时期，提到“禀性”这个词，可能既指代身体特质，又指代心理特质，“病态”也一样。在上面这段文字里，鲍斯威尔就是用“病态”这个词来描述约翰逊的身心状态。在他的笔下，这位伟人看起来是个滑稽的怪人，文风可能也有点夸张。可如果仅仅看到约翰逊疾病缠身，我们就会忽视他的内心有多么煎熬。接下来，鲍斯威尔写到了约翰逊的抑郁症，并暗示了病因：“他为肉体上的病痛所苦，这病常常弄得他不安定和烦躁不已。由于生来的忧郁，这种忧郁的云雾让他活跃的想象力蒙上了一层阴翳，并为他一生的思想发展趋势投下了阴郁的色调。”

在18世纪，人们在说抑郁症时，还会用“忧郁症”这个词，“疑病症（hyponchondria）”“坏脾气（spleen）”和“病气（vapours）”这些词也都会用到。尽管当时常常能看到“抑郁”这个词，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等著作里更是大量使用，但此“抑郁”非彼“抑郁症”。我们如今所说的抑郁症兴起于19世纪末，至今还在不断发展演变，各种各样的定义和解释层出不穷。可无论是旧称呼，还是新叫法，它们都可能一样模糊（也可能一样具体）。鲍斯威尔常常说起约翰逊。在他指出“约翰逊由于精神严重抑郁而饱受折磨”的时候，他说的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忧郁症），而是一种“精神”遭到压迫、贬低，不能正常运作的身心状态。

约翰逊患上忧郁症，病根就在他的父亲迈克尔·约翰逊身上。鲍斯威尔指出，忧郁症是可以遗传的，因为他从约翰逊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迈克尔身材高大，身体强壮，意志坚定，思维活跃，但就像是在最坚硬的岩石里，也常常能发现有些岩脉中含有脆弱的物质一样，强壮的迈克尔身上就掺杂了那种疾病。无论你怎么细看，也看不出是什么病。不过，这种疾病的影响可是广为人知：患者会感到厌世，大多数人都关心的事物，他一点兴趣都没有，整个人看起来也是阴沉沉的，还特别悲惨。从父亲身上，约翰逊继承了一些特质，也继承了“一种邪恶的忧郁”。心烦意乱的时候，他就狠狠地咒骂，说这种忧郁“弄得他一辈子都成了疯子，至少不大清醒”。

在这里，鲍斯威尔强调的是悲伤，而不是焦虑，虽然这两种情感都是构成约翰逊抑郁症的基础。约翰逊从父亲身上继承了“脆弱的物质”，也就是根深蒂固的抑郁症。按他自己的话说，这让他“一辈子都成了疯子”。在这段文字里，“清醒”指的是“头脑清醒”“神志正常”。约翰逊“心烦意乱的时候……就狠狠地咒骂”，鲍斯威尔也把那些话都删掉了，因为他想对约翰逊的抑郁症轻描淡写，让读者以为这不过是天才身上的小毛病。但对约翰逊而言，抑郁症实在是太痛苦了，比鲍斯威尔写的要严重得多。他在各类作品中都表达了自己的痛苦。

愧疚、懒散、宗教与母亲

经受了疾病这样的折磨，约翰逊却还能凭借自己的才华写出大量佳作，这确实非常矛盾。到后来，这种矛盾现象还变得越来越明显。要寻找答案，还要从他早年的经历说起。鲍斯威尔指出，约翰逊能取得这样的伟大成就，是因为他不断地追求完美，而且一想到自己有满腹才华，却没有充分地利用起来，他就很愧疚：“‘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这一庄严箴言似乎始终镌刻在他的脑海里。无论怎么努力，做了什么好事，想到这句话，他就对自己感到不满。”这句话来自《圣经》，描述的是宗教里的愧疚感，也把约翰逊折磨得很厉害。他害怕死亡，害怕最终的审判。这句箴言让他觉得自己太过懒散，所以不停地鞭笞自己。他在各类作品当中，一直贯彻的主题就是自己的懒散。在小约翰逊还只有三岁时，母亲萨拉就给他灌输了上帝的思想。从此，小小天才的脑子里就深深地记住了：我不能堕入地狱。因为天资聪颖，所以他在读过《旧约》（ Old Testament ）中愤怒上帝的启示以后，能更好地吸收内化。除此之外，每周日，萨拉还要让他读《人当尽的本分》（ The Whole Duty of Man ）。这本宗教著作警示虔诚的基督徒，造物主时时刻刻都非常警醒。如果服侍造物主的时候，没有出色地完成卑贱的劳动，就会遭到重罚，在地狱里承受无尽的煎熬。读到这里，就算不是弗洛伊德（Freud），我们也能看出约翰逊未来会面临多少麻烦。在余生当中，他始终背负着基督徒沉重的愧疚感，这几乎要把他压垮。

后来，约翰逊变成了一个叛逆的少年，到了大学期间也还是老样子。他对鲍斯威尔与女诗人安娜·苏厄德（“利奇菲尔德的天鹅”）说：“我压根儿不关心宗教，都有好些年了。我根本就没想过这回事。我小时候信过教，现在因为生病，宗教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但愿我不会再放弃。”鲍斯威尔风趣地评论道：“‘哎哟，先生，你要是不信基督，那你当时得多张扬啊！天哪，你肯定不停喝酒，不停骂人，还有……’约翰逊（微笑着）答道：‘确实，我喝了不少，也骂得痛快。’”约翰逊重新皈依宗教是在1729年。他当时读了一本书，叫《敬虔与圣洁生活的严肃呼召》（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作者是劳·威廉（William Law）。本来像约翰逊这样骄傲的年轻人，头脑理智又强大，应该没什么能够将他打败，但因为儿时读过的书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理性的分析很难将其撼动。所以，当读到书中对支持基督教的有力论述之后，他感到“甘拜下风”，并受到了极大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光是纠正错误的思想已经不够了，因为悲伤和恐惧已将约翰逊紧紧地扼住。

在约翰逊漫长的一生中，抑郁症不时光顾，病情时而重，时而轻，发病原因也各不相同。罗伊·波特认为，这一切邪恶的根源就是宗教愧疚感。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不同因素使忧郁症这只“黑狗”日渐骄纵，这是鲍斯威尔和约翰逊给忧郁症起的绰号。（据我们所知）约翰逊第一次抑郁症发作是在牛津。他当时既没钱，又没有社会地位，觉得特别羞耻。他想掩盖起来，结果却使情况雪上加霜：

亚当斯博士告诉我，约翰逊在彭布罗克学院求学期间，“周围的人都对他亲切友爱，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他是乐呵呵的小伙子，并爱闹着玩，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这再明白不过地表明光凭外表看人容易造成错觉。我们中间的任何人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所知甚少，即使对我们常常见面的那些人也很不了解，因为实际情况是，那时在贫困的驱使和疾病的痛苦的影响下，他被弄得精神沮丧。当我将亚当斯博士这番话讲给约翰逊听时，他则说：“嗳，老弟，我是既疯且狂，我是有苦难言，他们却误认为我闹着玩。那时穷得要命，我想凭我的文学创作和才智闯出一条路来，因此什么权势和什么权威我都不屑一顾。”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能看出，约翰逊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多么糟糕。除了反抗大学领导，“1729年他在利奇菲尔德时，大学放假期间”，可怕的“病态的忧郁症”还忽然发作。约翰逊“自疑多病，惶恐不安，他一直不断地生气、烦恼和急躁，兼之灰心丧气、情绪低落和悲观失望，凡此种种，使生活苦不堪言。就是这种缠绕终身的毛病，后来他从没有彻底治愈过，他所做的种种事情，他所享受的一切乐趣，只不过使他暂时忘却这种病罢了” 。约翰逊还“告诉帕拉迪斯先生，有时候他精神十分倦怠，做事效率很低，连市区大钟上的时刻都看不清楚” 。在这一时期，还有因为负担不起学费而从牛津彭布罗克学院辍学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有迹象表明约翰逊曾经想要轻生。又过了很久之后，约翰逊对思雷尔太太说，应当“用尽一切方法，让小孩爱上看书。世事难料啊。或许有一天，因为读过的书，他们就不会去自杀”。

这段话还揭示出，面对约翰逊的疾病，他人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出于绝望，约翰逊曾经去找过他善良的教父斯温芬医生，还用拉丁文写了病情陈述交给斯温芬。这样的坦诚，令斯温芬深受触动，于是他又将这份陈述拿给几个朋友传阅。结果这件事让约翰逊又尴尬，又生气，因为斯温芬“作为患者的长辈和朋友，却把患者的病情陈述拿给别人看。这世上的人，思想都是很肤浅的。他们如果知道有人得这种病，都会鄙视这个人，觉得他简直丢人”。现在也是一样。现代人要是知道有人可能得了忧郁症，或其他“智力障碍”，往往会对这个人抱有偏见，还嘲笑他。难怪约翰逊再也没能完全原谅斯温芬，与他和好。临终前，约翰逊还烧掉了大量信件与日记，里面很可能就包括《我的忧郁症病史》，这很大概率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为抗击忧郁症，约翰逊尝试了各种方法，既有身体锻炼，也有心理治疗。1729年，为了对抗一些特别压抑的执念，约翰逊在绝望中迈出了第一步。鲍斯威尔写道，他“用尽强制性地多动的方法，努力去战胜病魔”；他“常常步行到伯明翰去，然后往回走，还试过其他许多应急办法，可是统统是枉然。他对我提起他的病时这样说：‘我当时不知道怎样去对付这种病。’” 利奇菲尔德距离伯明翰足足有32英里 ，可见情绪严重崩溃的约翰逊，为了与病魔作斗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他在牛津的时候，做事张扬浮夸，到处显摆自己有多么机智，结果却连学位都没有拿到就辍学了，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丧失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而回到利奇菲尔德，前途又是一片渺茫。他只能困在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地方原地踏步。就约翰逊尝试的体育运动来说，我们现在知道，它能够释放内啡肽，让人觉得高兴。不过在18世纪，人们是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运动的：

一个人要是习惯久坐不动，最多也就达到放松状态而已。这种状态不是痛苦，也不是高兴，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如果保持精气活跃、精力充沛、勇于进取、不知疲倦，就能够支撑他的神经，强化他的纤维，使肢体运动起来也非常柔韧。同时经常外出运动，体格也会更加强健，不怕冷，也不怕热。

虽然那时候，人们有一套不同的逻辑，用了“神经”“精气”“纤维”这样的词，但当时的医学也反映出了现代医学理念——坚信按照养生之道，长期进行体育锻炼，就能有效预防包括忧郁症在内的各类疾病，甚至将其治愈。

在牛津读书期间以及此后的数年，约翰逊的抑郁症逐渐形成了。有大约两年时间，他病得很重，之后又至少有三年被后遗症折磨。20岁时，他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年轻作家》（ The Young Author ），探讨这一群体的命运。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他没有学位，就被赶出校园，进入了社会，而且也没什么前途，处境非常悲惨。不过，这种结局他已经预料到了，也都写进了诗里。此外，在文学作品里，他的想法总是很悲观。他认为只要想到上帝的审判，再想一想可能获得永恒的救赎，或遭受无尽的诅咒，就应该相信“人类愿望之虚幻”，而且认为人类的成就也是徒劳一场。就这样，约翰逊既背负着宗教愧疚感，又贫困潦倒，再加上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焦虑，各种社会与心理因素全部交织在了一起，抑郁症因此经常发作。

离开了牛津，约翰逊开始转而担任助理教员，还办了一所学校，同时尝试以写作谋生。1735年，他与伊丽莎白·波特结婚，还亲切地称呼爱妻为“特蒂”。特蒂是个寡妇，比约翰逊年长20岁，自然也相对富裕一些。但不幸的是，尽管特蒂为约翰逊带来了快乐，带来了财富，这些却在日后进一步引发了他的抑郁症。才与特蒂结婚两年，也就是1737年，约翰逊就离开了故乡利奇菲尔德，离开了特蒂，与加里克（Garrick） 启程前往伦敦。在这桩婚姻余下的日子里，约翰逊还是不停地这样离开，甚至在夫妇两人都在伦敦定居时，他还是照旧。约翰逊一心追求自己的文学事业，不断推动事业发展，却长期忽视特蒂，直到她在1752年去世。显然，约翰逊又一次受到了刺激。他心里十分悲痛，愧疚到不能承受，忧郁症就这样复发了，是长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鲍斯威尔说，约翰逊在给自己编写的《英语词典》（ Dictionary ）写序的时候，“情绪沮丧”，这让人出乎意料。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肉体受折磨导致的意气消沉，是他体质上易患的一种毛病，由于两年前他妻子的亡故而加剧。我曾听到一位有地位且风雅的女子巧妙地谈到这种沮丧情绪：‘他的忧郁症那时正是发作最厉害的时候。’” 1754年12月，约翰逊曾写信给沃顿（Warton） ，信中表明了特蒂的死所造成的影响：“在我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似乎已经脱离了全人类，就像是广阔天地间一个孤独的流浪者，没有方向，目光飘忽。我阴郁地凝视这尘世，而它与我毫无关联。”

特蒂的死还造成了其他后果。虽然凯瑟琳·鲍尔德斯顿发现，约翰逊患上忧郁症，根源在于他“性欲失调”，而且他还有点受虐狂，但如果读一读约翰逊的文字，就会看出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解读好像并不准确。我们能够确定的是，特蒂死后，约翰逊为自己的性欲感到愧疚和痛苦。在虔诚的基督徒中，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普遍，不分男女。约翰逊请求上帝“净化我的思想，免受污染”。同时还有一个地方很明确地写道，1753年复活节期间在教堂时，他发现自己不止“一次因为想到别的女人而分心”。约翰逊的余生都在悼念亡妻——他对她感到愧疚。同时，他也依然对自己的懒散、性欲和宗教信仰感到愧疚。所有的愧疚都交织在了一起。

同样在1737年，约翰逊得知了弟弟纳撒尼尔的死讯，而且可能是自杀。纳撒尼尔或许也是抑郁症患者，同时还有酗酒问题。他的死也可能影响到了约翰逊对自杀的看法。他认为自杀的人不是疯子，也没有“完全不正常”，而是深深执迷于“一种感情”，直至“向它屈服，走上自尽的道路” 。不过自此之后，约翰逊的创作之路缓慢地有了起色。他成为了《绅士杂志》（ Gentleman’s Magazine ）的作者，于1738年发表长诗《伦敦》（ London ），1746年开始编写《英语词典》，又于1749年发表诗作《人类愿望之虚幻》（ 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特蒂曾提供资金支持，约翰逊还是陷入一个又一个财务危机。面对抑郁症的持续发作，约翰逊也没有考虑到自己还有特蒂的支持，并借此来缓解自己的情绪。

即使1755年《英语词典》问世，也没有为约翰逊带来内心的安宁。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鸿篇巨著才刚刚完成，约翰逊就写下了《认识自己》（ Know Yourself ）这样一首诗。他已经开始苦恼，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让自己没空胡思乱想：

我的任务全部完成，所有工作业已结束，

命运为我，又铺设了怎样的前路？

那最可怕的病魔，会令我无精打采，

那好逸恶劳的苦刑台，直教人慵懒倦怠。

忧虑日渐堆积，我的头脑阵阵作痛，

邪恶的忧郁症向这其中，倾洒了病态之种。

约翰逊流连于伦敦的酒馆和俱乐部，到处玩乐，却发现这没有让自己得到解脱。于是，他转而寻求新的活动：“我制订了宏伟计划，慵懒却接踵而至，使我的体力全面下滑（第17—18行）。”这读起来像是约翰逊生下了《英语词典》这个“孩子”以后，就患上了产后抑郁。他“精疲力竭”（第15行），没有能够再度投身于另一项事业，驱散自己的怠惰和愧疚。

愧疚总是会导致抑郁，约翰逊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期刊上会发表一些短文和小说，一般都具有半自传性质。在这些作品中，他深入探究了抑郁症患者是怎样思考的：“生命一天一天凋萎，是因为我们活在焦虑的阴影之下。而生命不断消耗，是因为我们总是前一天努力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制订目标，却基本没打算坚守；我们屈服于自己的胆怯，却也承认借口都特别荒谬。”

在寓言《拉塞拉斯》（ Rasselas ，1759年）中，约翰逊塑造了伊姆拉克这样一个角色，详细阐述了愧疚感是如何作用的。显然，伊姆拉克的叙述完全符合作者本人的情况：

伊姆拉克回答道，幻想症这种病，如果因为害怕愧疚这种情感，而使病情更为复杂，那就难治了。到了那时候，幻觉和良知就会轮番上阵，二者还经常转换位置，让人无法区分到底是看到了幻觉，还是受到了良心的驱使。如果在幻觉中，我们看到了不道德的画面，或者违背宗教原则的景象，而且因此感到痛苦的话，大脑就会把幻觉驱散；但如果忧郁的想法披上了责任的外衣，它就能顺利地掌控我们的头脑，因为我们不敢去阻止，或者打消这样的念头。所以，迷信之人常常忧郁，而忧郁症患者基本上都是迷信的。

“责任”导致愧疚，而愧疚又引发忧郁——比起自己幻想出来的邪恶画面，这种关系链条可要阴险得多，也更加难以忽略。由于母亲的推动，约翰逊陷入了宗教迷信，这为他留下了后遗症，“害怕愧疚这种情感”：“我想我不至于完全以对自己不满的态度度过此生吧。”

在一定程度上，约翰逊有愧疚情结，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实在是太懒散了，根本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把自己的才华充分发挥出来。除了鲍斯威尔，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 也著有《约翰逊传》（ Life of Samuel Johnson, LL.D ），只是知名度较低。他在书中指出，这位伟人有拖延症倾向：“约翰逊这一辈子每天都下决心八点起床，其实也不算太早了，但他没有哪天能按时起床。即便是有闲人来串门，甚至有些人还一无是处，他也从来不会拒之门外。”（1781年）在抑郁症复发期间，他会不断与懒散作斗争（很难相信约翰逊这么高产，却竟然认为自己是个懒人）。他总是习惯立下决心，然后又责怪自己没有好好践行，这就形成了一个愧疚的循环，他怎么也不能逃脱。根据鲍斯威尔的记录，约翰逊在55岁生日的时候，曾说了这样一番话，体现出这条令人左右为难的“第22条军规”：“55年了，我一直都在下决心；我几乎从刚刚记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制订计划，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我什么都没做成。所以我必须得赶紧行动了，因为时间不多了。噢，上帝，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请让我明确方向，立下目标，并一一实现吧。阿门。”

在1760年左右到1767年这段时间里，尽管有时很开心，效率很高，但约翰逊依然陷入了抑郁危机，这一次主要还是因为源自宗教的焦虑。不过后来，他非常有幸与赫斯特·思雷尔和亨利·思雷尔夫妇结识——有这样的好朋友陪在身边，分散注意力，非常有益于约翰逊的健康，同时也符合他避免独处的原则。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天赐益友。约翰逊不曾拥有过和谐的家庭生活氛围，但这下他有机会了：

对约翰逊来说，这种（与思雷尔一家的）关系是最幸运不过的了。他在思雷尔先生家中享受到生活中的一应舒适物事，甚至锦衣美食，让他的忧郁症有所减轻。他的散漫不羁的习惯也有所改变，这是与一个令人愉快、安排得有条不紊的家庭相联系使然。他很受尊敬，甚至备受关怀。思雷尔太太书卷气十足的谈话轻松愉快，使他愉悦和精力充沛，即使当他们单独在一起时。不过情况并不是常常这样，因为他发现这里经常有一连串最愉快的事，即与有学问的人、有睿智的人和在各方面杰出的人交往。他们周围常常高朋满座，唤起约翰逊令人惊异的精力，并以各种赞赏的话语让他感到高兴，对这点不会有人感觉不到的。

后来，赫斯特·思雷尔夫人写了一本日记，叫《斯雷里亚娜》（ Thraliana ）。她在其中记录了与约翰逊共度的时光。她在精神上为约翰逊提供支持。传记作家甚至还探讨过，这两个人之间有一些怪异行为，有点接近性关系：在思雷尔夫人房间里，她会用挂锁将他锁在一个地方，还给他戴上手铐。不过，实际情况好像是约翰逊害怕自己精神错乱，需要有人保护他；而思雷尔夫人考虑到约翰逊的内心毫无拘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借助一些外在的工具，让约翰逊以为自己被关了起来。后来，思雷尔夫人从容地卸下了这份职责，转而推荐鲍斯威尔作为约翰逊“最好的医生”，还对约翰逊说“如果女老师打你打得少，也不要和她吵”。

思想的控驭

到了约翰逊60岁出头，在思雷尔一家的影响下，他的抑郁症已经有所稳定。虽然还是在和宗教愧疚感作斗争，但他也越来越多地说起自己是怎么管控病情的。他开始和鲍斯威尔分享抗抑郁的心得，还直言不讳，责备鲍斯威尔不听他的建议，不去读一些提升自我的书：“我得说，你把自己照顾成这个样子，我很生气。”他自己知道永远也战胜不了抑郁症，所以不会说要把它“治愈”。文艺复兴时期的抑郁症名人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曾有一句名言，约翰逊改编过，而且这段改编也非常著名。他对鲍斯威尔说：“对于像你这样精神错乱的人，伯顿留下了重要的指南：不要独处，不要怠惰。而我会这样改：如果你闲散怠惰，就不要独处；如果你独自一人，就不要怠惰。”

为了打消沮丧抑郁的念头，约翰逊会走很多路，会去找别人聊天，会开展各种活动转移注意力，让自己不再去想那些会压制自己的思想，以及会吓到自己的事情，分散注意力至关重要：“对于你内心升腾的黑烟，我开不出任何药方。要把它驱散，你只能踏实做点事，或者去感受纯真的快乐，还可以去读点轻松或者严肃的书籍。换换地方也会有帮助。希望在奥金莱克的这段时间，你能开心起来。”约翰逊和鲍斯威尔去苏格兰高地游历过很多次，这就能够很好地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约翰逊还学会了更加有效地运用心理技巧。通过引导思维，再借助身体，有很多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谈到先天性忧郁症，约翰逊说：‘得这种病的人，一定要转移那些使人苦恼的思想，万不可与之作斗争。’我问：‘他不可以想得内心平静下来么？’约翰逊回答：‘不行。试图想得内心平静下来，那简直是发疯。夜间卧室的灯要长期不熄，心烦得辗转反侧睡不着，索性拿一本书看，让自己慢慢静下心来入睡。善于控驭自己的思想情绪很不简单，要做到这一步，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能要靠经验和经常练习。’我又问：‘可不可以找一些喜欢的事情做做？比如去修一门化学课程行不行？’约翰逊答道：‘无论是学化学，还是学走钢丝，还是学别的什么，只要一时想学就行。总之要千方百计尽量多找精神寄托，尽量多找可以使自己分心的东西。’”

约翰逊自己在抗击消极想法的时候就会研究算术。

在应对忧郁症的过程中，他常常会说到心灵的“逃离”，而且还有很多种逃离方向。鲍斯威尔在1763年7月，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是他第一次告诉我，他因为忧郁症特别痛苦。所以他必须得走出书房，不再沉思，而要融入大千生活，消耗时间与精力。为抗击忧郁症，他建议不能让头脑闲下来，要多锻炼，还要节制饮食，尤其是不能在晚上喝酒。他说，忧郁症患者很容易为了解脱自己，就尽情地放纵，但这样反而会使他们陷入更深的痛苦。他注意到，努力工作、生活节俭的劳工几乎很少有心情低落的问题，甚至从来都不会有。

之前的一些年，约翰逊酗酒很厉害，名声很差。他大大方方地承认，他一想到自己活在这世上，就觉得很痛苦，所以就用喝酒来逃避这种痛苦。在上面这段话里，他按照当时的方式，为治愈忧郁症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方法。除了心理层面上要分散注意力，他觉得还需要关注六大“非自然要素”的管理。这些都是人能够控制改变的事情，比如饮食、运动量、作息时间等。另外，有传言说劳动人民中得忧郁症的比较少，他也在这段里提到了。不过事实上，体力劳动者也是有可能感到抑郁的。只不过上层阶级是因为久坐不动，或者要研究学术，而劳动者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没有钱。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抑郁症学者伯顿一样，我们必须得小心，要是学得太多，读得太多，可能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要学习，就得独处；而对于有的人来说，他们太习惯于沉迷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那独处就很危险了。”

很显然，约翰逊抑郁症发作，主要是因为宗教愧疚感。最开始，他后悔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抨击宗教；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又给自己设定了一些根本做不到的行为标准。但宗教这个病因，反而又变成了一种手段，能帮他缓解抑郁症的影响。这个高产作家写过一系列散文，还起了一个特别讽刺的题目，叫《懒散者》（ Idler ）。在其中一篇文章里，他摒弃了伊壁鸠鲁 与斯多葛 这两大异教哲学学派，反而指出，只有基督教才能长久地疗愈失落和悲伤：

要想在失去朋友之后得到真正的安慰，在自己崩溃的时候回归理智，得到内心的平静，就只能依靠掌握生死的主，依靠他许下的承诺……哲学可能会让人固执，而宗教却会给人耐心。

然而，我们一定要记得，约翰逊惧怕死亡，年龄越大就越怕。他还坚信，只要是个理智的人，就都会害怕最终的审判。鲍斯威尔从1777年开始发作过一回宗教忧郁症，他记录了下来：“从约翰逊写的《祈祷与沉思》（ Prayers and Meditations ）来看，他心里‘不安又迷惑’，天生又是阴郁的性子，这已经够让他受的了。结果，他审视自己，还用了宗教这样一个工具，又黑暗，又负面，让他一想到自己从宗教角度来看都没什么作为，就感到极度自卑，还焦虑得很。”鲍斯威尔接下来引用了约翰逊当时的一段内心自白：“我回顾自己这一辈子，发现什么都没做，光是白白浪费了时间。身体不怎么样，脑子里也是乱七八糟的，快要发疯了。我有那么多罪，有那么缺点，希望能劳烦造物主，减轻我的罪责，原谅我的缺点。”

通过约翰逊在复活节的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觉得自己正在与抑郁的想法作战：

无所不能的、最慈悲的父，你能看到我们所有的悲苦，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请看看我吧，怜悯我吧。保佑我，不要让那些邪恶的想法猛烈地侵入我的头脑……怜悯我吧，噢上帝，怜悯我吧。随着年纪增长，我身体也虚弱了，这都压迫着我；我又害怕，又焦虑，这让我非常困扰。

正是在约翰逊的祷文中，在他的文学作品里，我们才读到他最为情真意切的文字。他真挚地描写了自己的病症，描写了自己为康复所做的努力。在现代世俗社会，我们通常不会用宗教治病。而约翰逊在为自己治疗的过程中，也即将踏上一条漫漫长路，理性原则将逐渐胜过宗教信仰。但是，他的故事表明，基督教仍然能够对人们产生强大的心理影响——即使是伟大的“词典之父”、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也不例外。

有时候，祷告式的治疗的确能阻止发病。约翰逊有个怪癖，喜欢自言自语。鲍斯威尔曾经提到：“实际上，自言自语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的怪癖之一。我确信他经常发出突然的虔诚的叫喊声，因为我曾经无意中清晰地听到主祷文的片段。” 英文里最著名的祷文就是主祷文。很明显，约翰逊已经开始靠祈祷来安慰自己了。或许，念念熟悉的祷文，体会它所传达的情感，都能抚慰他的心灵。1777年复活节“在教堂”时，约翰逊就明明白白地说出了祈祷的功效：“我心里很沮丧，这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最后，我觉得，是平安之神赐予了我宁静。我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平和了。”（见图2）

不幸的是，约翰逊一辈子都得和宗教愧疚感作斗争，而且他还处于劣势。在约翰逊晚年的时候，约翰·霍金斯爵士尝试安慰他，并写道：“这些（让他不要那么害怕死亡的）建议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他一个劲儿地叹气，觉得自己一辈子都特别懒，还给我讲了一些逾矩的事，外人都不知道。我都不想听了，可他好像还想跟我说他有多惧怕死亡。”那时，约翰逊疾病缠身，这自然对他的心理状态没什么好处。按他自己的话说，“极度的虚弱”折磨着他，“他好像还在幻觉中看到幽灵出没”（1784年）。他和布罗克斯比医生聊天的时候，还引用过《麦克白》（ Macbeth ）选段，这个小故事也广为人知：

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

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

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

布罗克斯比医生的回答又坦诚，又风趣：“——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 到了晚年，与身体上的疾病相比，约翰逊还是更担心自己的心理负担。

约翰逊拥护理性，拥抱现代，却因为旧时代的迷信思想，陷入了抑郁症的束缚，困于历史洪流之中，见证了宗教世俗化的漫长转变。同时，在他所处的时代，随着现代科学从无到有，医学领域也在发生转变。在这本书里，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转变的一个体现，也就是忧郁症变成抑郁症的过程。 2RfpbTiJqh6dOIIBYC2/ICvgPhc5PkeBVjFsY/Khy8Qc8qiK1wH4YCkTJZRoZd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