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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新兴，提倡社会存在和公民责任的理念，而忧郁症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理念是对立的。因为忧郁症会让人更爱独处，更加厌世，甚至还会喜欢去一些象征着排斥人类的地方，比如墓地。从这里，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出，18世纪末的哥特式文学和忧郁症之间是有联系的，墓园派诗歌就是从忧郁症里汲取了灵感。
在近代早期，城市商业崛起，发展重心不再是农业经济。基于古人的政治理论，人们开始强调一套城市和公民的思想体系，摒弃了沉思、独处，而认同每个人都负有公民责任。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公民人文主义，象征着健康的交际。虽然它好像不利于对忧郁天才理论的赞美，但幸运的是，这个思想的内部是有分歧的。著名诗人、“人文主义之父”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也称彼特拉奇，1304—1375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赞美独处，认为他要做研究，就必须得独处。他还过着僧人一样的生活，把这种生活引发的精神问题比作“淡漠忧郁症”，也就是隐居生活造成的一种心情抑郁又倦怠的状态。人文主义者认识到，学者在进行伟大的研究时，可能就会感到忧郁，就像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或者赫拉克勒斯那样（因为这两人是古典英雄的模型）。这种忧郁有时甚至还是必要的。普罗米修斯受苦受难，为人类带来火种，学者在表面上也像他一样，承受忧郁症的折磨，为同胞造福，实现公民社会的目标。但实际上，他们又同时显示出自己能够超越常态的限制，超越个体的局限。他们一方面患有忧郁症，另一方面又出于英雄之爱而追求无限，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