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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精神分析学家中，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一度是最受欢迎和最多产的。他的著作《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 ，1941）、《健全的社会》（ The Sane Society ，1955b）、《爱的艺术》（ The Art of Loving ，1956a）和《禅宗与精神分析》（ 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 ，1960d）都是畅销书，吸引了一批广泛而专注的读者。然而，弗洛姆去世后，这些书对学术界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弗洛姆本人也变得默默无闻。这本传记希望将弗洛姆从这种不应有的命运中解救出来，并从批判和历史的角度去分析他的贡献，使我们能摒弃对他的刻板印象——一个杰出的天才，或者是一位含糊其词又爱说教的哲学普及者，他私底下对弗洛伊德思想深义的态度即使不算反对，也可以说毫不在意。
除了弗洛姆是临床医生、社会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人文主义者这种“天然优势”外，他的作品能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史上引起人们的兴趣还有其他原因。弗洛姆对社会心理学的反思非常独特，他吸取了19世纪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各类支持者的精神及其成熟思想，并对当代社会顺从（obedience）心理和从众（conformity）心理的社会和历史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元素把社会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结合了起来。此外，弗洛姆关于精神分析运动历史的观点极其发人深省，他的生活和他与同事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我称之为“弗洛伊德虔诚”（Freud piety）。他对弗洛伊德的崇敬态度的结构、内容及背后的决定因素是精神分析史学中最被忽视的话题之一。仔细观察弗洛姆的生活和思想，就会发现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弗洛姆在帕特里克·穆拉哈（Patrick Mullahy）的《俄狄浦斯：神话与情结》（ Oedipus：Myth and Complex ）的导言中告诫他的同龄人：“易受骗的公众往往无法区分这两种人，即名垂青史的天才和对其发现做出补充、修改和纠正的后来者。的确，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使一些人认为他们比巨人更高大，从而有理由看不起巨人。”（Mullahy，1948，p.iv）
还有一次，在与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的对话中，弗洛姆谈到自己与霍妮和沙利文的不同时说：“我感觉……我就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和译者，希望传播他最重要的发现，通过把这些发现从狭隘的力比多理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丰富和深化这些发现。”（Evans，1966，p.59）
换句话说，尽管弗洛姆从未真正见过弗洛伊德，但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对他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弗洛姆一生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都反映了他一直在努力调和自己对弗洛伊德的忠诚与其他的思想观念。当然，这不仅仅是他独特的命运，所有弗洛伊德的“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都是如此——对于弗洛伊德的忠诚促使这些分析者一直守在精神分析的组织框架内，尽管他们在重要问题上与弗洛伊德存在分歧，尽管他们在同事中受信任和尊敬的程度经常因此而降低。
这一群体包括独立分析学者，如路德维希·宾斯旺格、格奥尔格·格罗迪克（Georg Groddeck）、桑德尔·费伦茨、卡伦·霍妮，以及其他后来被认定有明显目标或倾向的人，包括威廉·赖希、弗洛姆、奥托·费尼谢尔（Otto Fenichel）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费尔贝恩和哈里·冈特里普（Harry Guntrip）等客体关系理论者。其中，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最难对付，他们最容易去争论弗洛伊德工作的哪些特征是重要的，哪些是可有可无或错误的。
忠实反对派包括许多天才思想家，他们偶尔会与对精神分析发展“持不同意见的边缘派”（dissident fringe）发生冲突，这些形形色色的学者中包括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卡尔·荣格、奥托·兰克和晚年的霍妮，这部分学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徒生涯后，很快萎靡不振，要么被驱逐，要么感觉受限而离开，要么开创自己的流派。这里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伊恩·萨蒂和查尔斯·里克罗夫特（Charles Rycroft），他们与弗洛伊德没有私人往来，也不想开创流派，但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弗洛伊德事业的斗士，直到出现了个人和研究上的问题。他们改变后的临床研究方向，催生了对这位大师直截了当的批评（例如，Rycroft，1985，introduction）。如果仅仅是因为完全缺乏弗洛伊德虔诚，沙利文也可以归为其列，这可能会让弗洛姆恼火不已。
第三类是“秘密修正派”（crypto-revisionists），他们在强调对弗洛伊德的忠诚时，与正统派和忠实反对派相似。但他们并没有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议程，而是将实际上与正统派的重大背离表现为弗洛伊德自身思想的发展或逻辑延伸。他们表面上接受了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对性和攻击性的强调——同时发展了另一个方向的思想——或者采取了源自持不同意见的边缘派的思想，然后用力比多理论重新阐述，却不提及思想的来处。这种分类中成分是最复杂的，包括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伊迪丝·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甚至还可以算上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拉康与其他人不同，他为了忠于弗洛伊德或他理解的弗洛伊德，宁愿被驱赶到正统派之外而不愿处于主流中。
尽管如此，这三个群体——忠实反对派、持不同意见的边缘派和秘密修正派——更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弗洛伊德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正统”和“圈外群体”的立场，而不是他们思想的实际内容。因为通过适当的仪式，那些起源于边缘派的思想最终会进入主流，而主流可以通过否定或谴责早期异端来证明自己对弗洛伊德的忠诚。因此荣格和兰克（持不同意见的边缘派）、弗洛姆和费尔贝恩（忠实反对派）、马勒和雅各布森（秘密修正派）在从子宫内或共生母体中形成个性的重要性上的观念差异，比哈特曼和拉康（秘密修正派）在自我的天性和功能上的实质性差异要小。
当代精神分析是这三个群体之间剧烈的斗争和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产物，也是正统派和秘密修正派——尽可能秘密地——融入主流的迫切需要：来自他们圈子之外的关于神经症病因学和治疗的洞见，能减少可能导致发展瘫痪的早期理论僵化。尽管很少有人从这个方面考虑，但弗洛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弗洛伊德忠实反对派的左派成员，他与持不同意见的边缘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协调了边缘思想向精神分析运动中心的转移。由于他发挥了这一调解作用，他的许多原创想法后来得到了其他更受尊敬的专家的响应（并被当作了那些专家的原创思想）。
将弗洛姆归为忠实反对派，我是想含蓄地反对正统派和秘密修正派一致把他置于边缘派的这种做法。根据他自己（和我的）评估——他与霍妮、沙利文最显著的区别是他与弗洛伊德的亲缘关系和对弗洛伊德的忠诚感。此外，尽管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弗洛伊德不包容意见相左者，但他对阿德勒、荣格和兰克的辩论中充斥着强烈的弗洛伊德虔诚的元素。我怀疑弗洛姆对精神分析医疗化和官僚化的抨击是他被归为持不同意见的边缘派的主要因素：他在这些问题上直接而鲜明的立场导致了他与北美主流的实质性对立。他们为了自己的方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弗洛伊德的忠实反对派和持不同意见的边缘派混为一谈。
尽管给思想家的成果划分周期可能会产生误导，但这种划分能将思想家置于同时代的人之中，展示出他在知识环境的变迁中有怎样的发展背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将1929-1935年这一时期定为弗洛姆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阶段是有意义的。尽管弗洛姆此后仍在继续思考弗洛伊德-马克思综合理论，但这一主题主导了他的早期职业生涯，而巴霍芬和母系理论等其他兴趣都与这一上位目标有关（Funk，1984）。这些年，弗洛姆发表了关于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母系理论的杰出研究；对法西斯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和对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日益不满，最终让他写成了一篇题为“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局限性”（The Social Limitations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的文章（Fromm，1935a；Jay，1973）。
中间阶段，1936-1960年，以一篇《逃避自由》的初稿——《自私与自爱》（Selfishness and Self-Love）为开端（Fromm，1939a），其特点是对宗教和神学的话题越来越关注。这段时间出现了以存在主义哲学、斯宾诺莎（Spinoza）、马克思、《旧约》、佛教禅宗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为基础的独特的哲学人类学，其中还涉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这也是政治激进主义盛行的时期，是弗洛姆在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时期。在此期间，弗洛姆出版了许多畅销书，包括《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爱的艺术》。他在墨西哥建立了一个精神分析研究所。虽然他在1950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但还会在美国和欧洲——包括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和波兰演讲，在那里，他对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弗洛姆的最后阶段是从1960年到1980年。他又回归到弗洛伊德，并试图将弗洛伊德的生与死的本能移植到一个全新的基调中，这一点很耐人寻味（尽管有些问题）。这也是一段回顾、巩固的时期，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他有很多不必要的重复，尽管仍不时闪现新鲜且有启发的见解。《人类的破坏性剖析》（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1973）因其主题和弗洛姆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而迅速成为畅销书。《占有还是存在？》（ To Have or to Be？ ，1976）在北美几乎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但在德国等地兴起的具有生态意识、权力下放的政党即“绿党”（the Greens）中被广泛阅读和引用。该书与弗洛姆在去世前不久出版的《弗洛伊德思想的伟大与局限》（ Greatness and Limitations of Freud’s Thought ，1980）一起，代表了一种综合和总结，融合了早期书中的内容和旧主题的细微变化，包括本能在调节人类行为中的微不足道的作用、社会模式的缺陷、生存需要以及弗洛伊德的父权主义和顽固的性别歧视。
对弗洛姆作品的这种分期方式关注的是写作风格、研究主题和公众对其作品的反应的变化。还有一种分期方式是根据对危机的一系列反应来分。第一次引起弗洛姆注意的危机是长期的认知失调。由于马克思预测会在西欧发生的革命未能实现，而法西斯主义又来势汹汹，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了这种失调。许多中欧知识分子[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亚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和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把无产阶级显然无法给资本主义带来致命打击当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力反驳，并转向别处寻求启蒙和解放。左倾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包括保罗·费德恩（Paul Federn）、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赖希、费尼谢尔和弗洛姆，接受了马克思预言失败带来的挑战。他们没有完全拒绝马克思主义，而是试图借助精神分析理论来探究造成无产阶级没有行动的“主观因素”。这一群体得到的普遍共识，就是弗洛伊德试图以“早期继承”或遥远的史前事件为基础来解释大众的非理性和顺从是一种误导。根据他们的观点，普遍存在的顺从和内疚的模式起源于专制家庭、教会和教育系统的社会化特征相互关联的程度。尽管费德姆、伯恩菲尔德和赖希在某种程度上领先于他，但弗洛姆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并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支持下，首先以实证的方式研究了这些趋势，从方法论上说，为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及其同事撰写《权威人格》（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dorno et al.，1950）搭建了基础。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弗洛姆继续撰写权威主义心理学的论文，并试图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特别关注战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精神萎靡、冷战和核军备竞赛所体现的理性危机以及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与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Adorno）、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R.D.莱恩（R.D.Laing）等人一样，弗洛姆看到了在以异化、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为特征的表面民主和“开放”社会的背景下，共识、从众和虚假意识带来的问题呈现出令人不安的新发展。弗洛姆强调一定要在精神上探索新发现、开展新变革，以有意识、有策略地抛弃当时贪婪、追求消费和物质的社会文化。这一立场让他在年轻人中广受欢迎，并推动他积极支持反核和反越战运动，更准确地说是支持学生活动的其他方面以及反对中产阶级习俗和物质欲望的反主流文化。
1970年后，弗洛姆继续谴责西方社会的唯物主义，如《占有还是存在？》（1976）。但这个时期占据他大部分时间的危机是精神分析的危机（Fromm，1970a）。弗洛姆认为，分析研究所招生人数的下降和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式的日益普及反映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根据弗洛姆的看法，精神分析已经变成了一种很官僚的组织机构，与教会没什么不同，它扼杀了独立的思想，促进了守旧的价值观。平心而论，这不是弗洛姆第一次这样说（例如，1935a，1959b）。但根据他当时的想法，这场危机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进一步加深，除非精神分析放弃其对受人尊崇的渴望，直截了当地解决他所称的“常态病理学”（the pathology of normalcy）。弗洛姆并不是一个人。事实上，他只是越来越多的对精神分析学做出可怕预言的人中的一员。可惜又讽刺的是，大多数与弗洛姆有类似顾虑的人也在指责他，这也正体现了他所痛恨的顺从主义的趋势。从1955年到他离世，弗洛姆因为又激活了传统道德的老一套，塑造了一项人类经验尚未触及的理论而一再受到指责（例如，Marcuse，1955；Jacoby，1975；Robinson，1976）。除了一两个例外，这些令人无语的控诉还招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论战，从他1938年离开德国后就一直困扰着他的职业生涯。（Roazen，1973；Jay，1973）
这种分期的问题，与其他分期方式一样，在于它强调变化和差异，而失去了连续性。即使我们避开那些分散的阶段，以相互融合的阶段来思考，我们也只是在从外部描述弗洛姆的职业生涯，而不是他思想的内在发展。这样做，我们可能会失去结构和主题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将他对精神分析和社会学的早期思考（Fromm，1929）与他对弗洛伊德的最后思考（Fromm，1980）结合起来。一旦这样做，我们就很容易对弗洛姆的理论发展形成歪曲的认识，或者对某个特定时期产生偏好，比如费尼谢尔和马尔库塞，他们将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好”弗洛姆与此后“坏的”“修正主义的”弗洛姆进行了对比（Fenichel，1944；Marcuse，1955）。通过对弗洛姆作品进行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它经历了渐进而和谐的演变，后来的立场在早期的材料中都有明确的预示。如果如他的批评者所说，存在一个决定性的转变，那主要是在“中间阶段”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焦点转移，其标志是弗洛姆越来越关注他所称的“自动从众”（automaton conformity，1941）、“市场性格”（marketing character，1947）、“匿名权威”（anonymous authority，1955b），以及对法西斯主义和旧权威主义问题的关注相应地减少了。这也使他通过《逃避自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一重点的变化来自弗洛姆对这些让他震惊和厌恶的美国社会特征的本能反应，而不是理论研究方向上的变化。
1900年3月23日，艾里希·平查斯·弗洛姆（Erich Pinchas Fromm）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他是罗莎（Rosa）和纳夫塔利·弗洛姆（Naphtali Fromm）唯一的孩子。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在后来的生活中，弗洛姆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母亲说成过度保护，把他的父亲说成是疏远的，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神经质孩子”（Funk，1982，p.1）。罗莎·弗洛姆来自克劳塞家，常说年轻的艾里希所拥有的所有优秀品质都源自他的克劳塞祖先；而所有很糟糕的品质都来自弗洛姆家。罗莎除了对艾里希的父亲反感之外，她显然更关心间接的名声和认可，而不是艾里希的个人幸福，并指望她的后代来满足自己的愿望。罗莎曾梦想着年轻的艾里希能成为一名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然而由于受到最早的榜样——舅公路德维希·克劳塞（Ludwig Krause）的影响，艾里希放弃了音乐，转而学习《塔木德》（Talmud）
，让罗莎深感沮丧（同上，p.14）。
尽管在童年早期与父亲关系密切，但艾里希觉得随着他逐渐长大，父亲对他失去了兴趣。然而，在他21岁时，纳夫塔利去海德堡大学陪他度过期末考试，显然是担心儿子可能会失败进而想去自杀，尽管艾里希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Funk，1984，p.21）。至少，这段插曲表明，纳夫塔利倾向于将自己对失败和不足的恐惧投射到他的儿子身上。也许在父母焦急的关心下，潜藏着年轻的艾里希可能会失败的期望（wish）。纳夫塔利也曾希望成为一名他儿子后来成为的学者或拉比（rabbi）
，他对自己错过了机会而深感遗憾。
另一方面，年轻的艾里希可能也助长了父亲因为职业选择对他怀有的矛盾心理。纳夫塔利是一个小酒商，是拉比的后裔（和艾里希的母亲一样）。他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但在犹太社区却非常活跃；他还是他们社区赫尔曼·科恩会社（Hermann Cohen Lodge）的共同创始人和董事长（Funk，1984，p.21）。雷纳·丰克引用了对弗洛姆的采访，指出弗洛姆小时候在任何自称是商人的成年人面前都会感到羞耻和尴尬，因为这可能表明此人一生都在追求物质财富和利润，而不是精神上的进步（同上，p.8）。丰克将这种态度视为艾里希·弗洛姆精神早熟的证据。也许是的，但这也可能反映了艾里希对他父亲的感情。坚持“精神价值观”，无视挣钱的实际必要性，或者以父亲以外的男人为榜样，可能是文化上可以接受的升华俄狄浦斯式竞争的方式。所以，艾里希可能只是认同他父亲对自己未能成为拉比、收入微薄、无法维持婚姻而产生的自卑感。
从弗洛姆出版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他青少年时期的两段经历塑造了他后来的智识发展。12岁时，弗洛姆被家里一位朋友的自杀所震惊。这位朋友在她的父亲去世后自杀了。她才24岁，是一位有天赋的画家，非常有魅力，生命中应该还有很多值得活下去的事情。弗洛姆非常喜欢她，对她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深感震惊，之后多年一直对其中含义感到困惑（Fromm，1962，chap.1）。第二次经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弗洛姆对犹太民族主义的反感——事实上他对所有民族主义狂热的反感——都来源于这次集体的疯狂经历（同上）。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想到，弗洛姆70多岁时所写的《人的破坏性剖析》（1973）是为了回应一个敏感、有天赋、没有安全感的青少年，他发现自己身处战时经历过的屠杀、欺骗和深深的无助感中，因此感到极度痛苦和迷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18年战争结束时，我还是一个深受战争困扰的年轻人，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有战争，一直渴望了解人类群体的非理性行为，渴望和平和国际谅解。此外，我对所有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宣言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并坚信“所有人都必须质疑”（1962，p.9）。
随着年龄的增长，弗洛姆对所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不信任，在他对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中自然地体现了出来，也体现在他不久之后对这些思想流派中盛行的正统观念提出的直率挑战中。然而，弗洛姆的青春期并不总是动荡不安的。尽管有家庭隔阂和战争带来的恐惧和困惑，他生活的环境中还是充满了知识刺激和欢乐。如他的名字（弗洛姆的意思是“虔诚的”）所体现的，艾里希小时候接受了严格的宗教教育，目的是成为犹太教徒（Funk，1984，chap.2）。他受到著名学者和家族朋友的教导，但在青少年时期，他与尼希米·诺贝尔（R.Nehemia Nobel）建立了特别密切的关系，诺贝尔是一位神秘主义者和歌德爱好者，对著名的犹太哲学家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诺贝尔的另一位学生，也是弗洛姆童年时的朋友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介绍，诺贝尔将传统的《塔木德》教义与神秘主义、哲学、社会主义和精神分析混在一起，都与保守的犹太教结合了起来（Lowenthal，1987，pp.19-21）。尽管诺贝尔在宗教仪式上奉行传统主义，但他也深深地沉浸在德国启蒙运动的遗产中，并且他还是赫尔曼·科恩的学生和朋友。赫尔曼·科恩是著名的新康德哲学家和马尔堡的《圣经》学者，也是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导师。科恩在宗教仪式和《圣经》训诂方面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信奉各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类似于左派黑格尔主义者摩西·赫斯（Moses Hess），赫斯1840年先后让恩格斯和马克思转向了社会主义（Schulman，1963；Avineri，1981，chap.3）。如果赫斯没有在1842年将存在模式的“存在”和“占有”主题化，那么赫斯和科恩之间的哲学相似性就不值得注意了，正是通过他的周旋，这些思想才进入了马克思的著作（Schulman，1963，chap.2），然后从那里又进入弗洛姆的思想（Fromm，1961b，1976）。赫斯影响了基布兹运动（the Kibbutz movement），该运动实行了一种公有社会性质的社会主义，与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1955b）中所信奉的社会主义不谋而合。然而，弗洛姆的大多数书中都明显没有提到赫斯，也许是因为赫斯对国际社会主义感到绝望，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西奥多·赫兹尔（Theodor Herzl）的导师（Avineri，1981，chap.9）。
虽然弗洛姆曾做过很短时间的狂热犹太复国主义者——显然是受了诺贝尔的影响——但在1927年，即他开始临床实践的同一年，也是在放弃宗教仪式的一年之后，他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对弗洛姆有些了解的格舒姆·索罗姆（Gershom Scholem）记得，1927年弗洛姆成为坚定的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Bonss，1984，p.20n）。丰克认为这一说法是“无稽之谈”（Funk，1984，p.35）。但它可能包含着一点真相。在政治上，弗洛姆因为与拉比萨尔曼·巴鲁克·拉宾科夫（Salman Baruch Rabinkow）的接触而变得激进。拉宾科夫的学生伊萨克·斯坦伯格（Isaak Steinberg）积极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俄国革命，直到1923年布尔什维克镇压了所有反对派，他才离开苏联（同上，p.37）。大卫·里斯曼认为，弗洛姆晚年对“革命思想家、将军、流亡者”托洛茨基深表钦佩（个人通信，1985年7月9日），因此，托洛茨基关于“犹太问题”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似）很可能影响了弗洛姆。弗洛姆在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指导过的安娜·安东诺夫斯基（Anna Antonovsky）博士和其他人回忆了弗洛姆对于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犯下的不公正行为的强烈谴责（个人通信，1988年3月）。
但如果说托洛茨基的影响很深的话，赫尔曼·科恩的影响就更深了。与托洛茨基一样，科恩也反对犹太民族主义，但是出发点不同。他指责先知们的普遍主义和人道主义排除了对一个国家甚至是“犹太”国家的忠诚（Funk，1984）。尽管他从未在政治方面提到科恩，但在弗洛姆关于《旧约》的书《像上帝一样生存》（ You Shall Be as Gods ，1966）中，他向科恩的普世性的人文主义致敬，在开头的段落和标注中反复引用科恩的话（例如，p.9）。
弗洛姆在海德堡学习社会学时，18岁就在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指导下，通过拉宾科夫这个神秘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熟知了哈巴德-哈西迪主义（Habad Hassidism）（Funk，1984，chap.3）。哈西迪主义发端于18世纪中后期的东欧，是对主流犹太教的理性主义和过度守法主义的民粹化反映。它赋予日常生活的仪式以宗教意义，把崇拜者的快乐和真诚作为信仰的标准和救赎之路，而不是其对《圣经》的了解，让那些不精通“摩西五经”（Torah）的农民和商人的虔诚得到了尊重。哈巴德-哈西迪主义与大多数哈西迪主义不同，它被重新赋以重大的意义，尽管它对经文的解释是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卡巴拉主义（Kabbalistic）
神秘风格。事实上，这项研究在哈巴德派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成为一种卓越的礼拜形式，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高于实际的宗教仪式。
弗洛姆对哈巴德-哈西迪主义的接触可能过于短暂，不足以使他成为真正的哈巴德教徒，但这对他有着持久的影响。尽管弗洛姆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但他从未厌倦过在拉宾科夫的陪伴下演唱许多他学会的哈西德歌曲，他一生都在冥思经文。在丰克的传记中总结的一篇题为“拉比萨尔曼·巴鲁克·拉宾科夫的回忆”（Memories of Rabbi Salman Baruch Rabinkow）的未发表片段中，弗洛姆赞扬了他的前导师，因为他将抗议的政治与传统犹太教的虔诚进行了有力而深刻的结合。根据弗洛姆的说法，他是通过把犹太传统解释为“激进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做到这点的，而弗洛姆本人也是以同样的精神走近《旧约》的（Funk，1984，pp.39-45）。
虽然弗洛姆主要被保守派和正统派的导师吸引，但他也与更多的“现代”犹太人有过接触。来自法兰克福的自由派拉比格奥尔格·萨尔茨伯格（Georg Salzberger）记得，一战刚结束时，他与弗洛姆就如何通过教育培养犹太意识进行了交谈。这次讨论的成果就是，萨尔茨伯格和这位充满渴求的青年于1920年2月在法兰克福成立了“法兰克福犹太研究协会”（Frankfurt Association for Jewish Studies）。那年夏天，弗朗茨·罗森茨威格抵达法兰克福，随后他的朋友和学生涌入法兰克福，这些人共同建立了一个新社团，即自由犹太研究所（Free Jewish Study House），致力于犹太的世俗研究。由于那时来的人大多经验丰富，而弗洛姆却很年轻，因此他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教学机会。然而，这段经历为他结识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格肖姆·肖勒姆（Gerschom Scholem）和阿格农（S.Y.Agnon）提供了机会（Funk，1984）。
尽管弗洛姆经常被认为属于盲目乐观派，但他对当代生活的评价可算尖刻。我们只需想想弗洛姆早期的榜样，就能理解他为何对当代资本主义如此疏远。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由衷的自发性和对学习的热爱、深刻的孤独感和对社群的热爱、激进的抗议和对传统的热爱，这些对立面在弗洛姆的性格中，与犹太人独有的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以或多或少的比例结合在一起，这些特性也以类似比例存在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值得注意的是，弗洛姆青少年期的榜样反对同化，强调犹太人必须献身于自己的特殊使命；但因其开放性、独创性和同步性，他们也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个体。和他们一样，在各种各样的犹太人中，弗洛姆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对与众不同的强调，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严重不信任，对弗洛姆的性格及其一生的作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经过18岁到22岁的四年，弗洛姆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三个犹太派别——圣经派（Karaites）、哈西迪派和改革派的论文。他当时的老师中有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他们对弗洛姆的同学利奥·洛文塔尔有着深远的影响（Lowenthal，1987，pp.47-48），但对弗洛姆似乎没有多大影响。弗洛姆出版的作品中没有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过辩护或批评（Funk，1984，p.47）。显然，如果弗洛姆跟他们有交往的火花或有相应的兴趣，那么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然，他会因任性和淡漠无法充分利用他所接触到的资源（同上，pp.46-48）。
23岁时，弗洛姆完成了学业，回到法兰克福，成为一家小型犹太报社的编辑。24岁时，他通过戈尔德·金斯堡（Golde Ginsburg）（后来的利奥·洛文塔尔夫人）认识了弗里达·赖希曼（Frieda Reichmann），他的第一位分析师（后来也是他的妻子）。弗里达在法兰克福建立了一个小型疗养院。25岁时，弗洛姆在慕尼黑与热忱的弗洛伊德学家威廉·维滕伯格（Wilhelm Wittenberg）开始了一项新分析。和维滕伯格工作一年后，弗洛姆在卡尔·兰道尔（Karl Landauer）的督导下，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一段更有成果的时期，这对他的临床观和科学观产生了重大影响（Funk，1984，pp.49-50）。
1927年，弗洛姆在柏林开始和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西奥多·赖克（Theodor Reik）进行分析训练。萨克斯和赖克和他一样都是非专业分析师，他们之前在维也纳没有站稳脚跟。虽然赖克推动了弗洛姆对宗教心理学的兴趣，但弗洛姆从方法论的角度批评了赖克的宗教心理学（Fromm，1930b），而且几乎从未在哪个领域公开赞扬过赖克。根据后来的回忆（Funk，1984，pp.56-57），弗洛姆发现萨克斯是一个可怜可悲的人物，他对弗洛伊德可怜的赤胆忠心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虽然弗洛伊德的拥护者，如萨克斯、赖克、卡尔·亚伯拉罕是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Berlin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的领军人物——亚伯拉罕还具有很深的管理和理论资历——但该组织相对来说还是宽容、进步的，并且营造了精神分析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充满创造性的学术氛围（Jacoby，1983，chap.3）。它让非专业分析师担任高级职位，创办了首家免费对工薪阶层开放的综合诊所。正是在柏林，奥托·费尼谢尔举办了他著名的“青年研讨会”（Kinderseminar），这是一个代表年轻左派分析师的研究小组（Rubins，1978，chap.10；Jacoby，1983，chap.2）。正是在这里，卡伦·霍妮对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提出了疑问，威廉·赖希提醒了一代分析临床医生——包括弗洛姆——注意社会和政治状况及其对临床状况的影响。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在这个分析理论的黄金时代里，精神分析是魏玛文化最令人振奋和非传统的部分（Gay，1968，pp.34-37）。在咖啡馆和俱乐部里，分析师之间或分析师与候选者之间在心理学、哲学、政治和艺术方面的对话常常持续到深夜；这是在美国环境下无法想象的事情。
从1927年到1932年，弗洛姆组织了一批德国南方的分析家，包括卡尔·兰道尔、格奥尔格·格罗迪克、海因里希·梅农（Heinrich Meinong）和恩斯特·施耐德（Ernst Schneide），成立了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这只是第一次。后来弗洛姆还联合组建了纽约的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Funk，1984），并成为墨西哥城墨西哥精神分析学会（Mexican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背后的推动力。
1929年训练结束后，弗洛姆在柏林进行个人执业、演讲和写作，并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通过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联系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了解。弗洛姆的朋友洛文塔尔介绍他去的法兰克福研究所，他很快就成为社会心理学部的负责人。
1933年，弗洛姆来到了美国。在这之前他与第一任妻子弗里达·赖希曼分开了，然后去瑞士达沃斯度过了一年，从肺结核病中恢复了许多。分居后的致命疾病通常会引起极大的焦虑和存在主义反思，还可能带来新的人生观，但没有文献证明弗洛姆在1932年的想法。在霍妮的邀请下，弗洛姆前往芝加哥，在最新成立的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辅助她和弗兰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但霍妮和亚历山大在正统观念上的冲突很快就打破了这一安排，于是弗洛姆来到纽约开始个人执业，并于1934年恢复了他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社会心理学部主任的位置，该研究所在此前不久迁往了哥伦比亚大学（Jay，1973）。
弗洛姆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联系在该所迁到美国后逐渐淡化，几年后不愉快地终止了。这牵扯到好几个问题。弗洛姆在母系理论及其在精神分析的应用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成为弗洛伊德理论中父权制基础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Fromm，1935a）。尽管霍克海默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支持弗洛姆早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但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批评还是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在与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访谈中，弗洛姆回忆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离开美国前不久发现了一个更“激进”的弗洛伊德（Jay，1974，p.101）。接着，弗洛姆和恩斯特·沙赫特尔（Ernst Schachtel）在1930年对德国工人的专制主义进行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但霍克海默拒绝在研究所的赞助下发表这项研究。弗洛姆和阿多诺（Bonss，1984，p.2）以及弗洛姆和马尔库塞（Funk，1984，chap.6）之间也有强烈的反感。因此，弗洛姆就在1938年阿多诺到哥伦比亚大学之前离开了研究所。
弗洛姆是许多在美国寻求避难的说德语的移民之一。在欧洲人口外流之前，精神分析在美国只是一件微不足道又不太正式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美国人会去维也纳“朝圣”并接受培训，而弗洛伊德偶尔会通过偏袒某个人的行政资历来干预美国分部的组织事务（Kardiner，1977）。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弗洛伊德任命资历相对较新的霍勒斯·弗林克（Horace Frink）接替忠诚的老员工布里尔（A.A.Brill）担任美国分部的行政主管。很显然，其结果就是在这个规模尚小但仍在不断发展的协会内部出现了许多分歧和不和，这导致抵制培训“非专业分析师”或非医学人士的人不断增加；这个不遵从主人意愿的事件深深激怒了弗洛伊德（Millet，1966，p.553；Roazen，1974，pp.378-381）。
由于许多人参军打仗，美国本土的心理分析师队伍日渐缩小，而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越来越多，旧时情况发生了逆转。以前，美国人去维也纳、柏林或布达佩斯接受分析训练；而现在，中欧人来到了他们身边。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在纽约市举行的精神分析研讨会和会议上，尽管论文是用英语提交和讨论的，但人们所说所听的语言主要是德语（Millet，1966）。随着纽约市的精神分析师越来越多，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费城和旧金山都成立了新的协会，以适应欧洲人的涌入。因此，当美国精神病医生服完兵役归来时，他们就可以与那些在他们心目中是神是仙的人物（比如弗洛伊德的密友或受训者）交谈并一起训练了。
然而，并非所有移民都过得很好。事实上，弗洛伊德对业余分析的倡导和对弗林克的任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弗洛伊德的优秀学生，也是弗洛姆曾经的老师西奥多·赖克，尽管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却被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拒之门外，经过多年默默无闻的奋斗，他于1948年成立了自己的全国精神分析心理学会（Natterson，1966）。奥托·费尼谢尔因拼命地刷新自己的医疗履历而不幸过劳死（Jacoby，1983）。即使是那些经济充裕的人也不得不面对文化冲击，最后往往导致狭隘主义加剧。1936年到这里的马丁·格罗特雅恩（Martin Grotjahn）回忆道：
我从欧洲的精神分析咖啡馆搬到了美国的大型精神分析研究所。大多数欧洲人都是以研究为导向的，而美国人是以治疗或患者为导向的。这种差异造成了致命的混乱；它让许多移民分析学者成了教条式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他们教授经典，但并不一定是精神分析的精神。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象征着必须移植到新国家肥沃土壤中的旧国家精神。对他们来说，分析训练成了一种灌输，而不是一种经验学习。他们的分析形成了一套无形的框架，使精神分析治疗技术几乎保持不变。（Grotjahn，1968，p.53）
弗洛姆在33岁时来到美国。作为一名非专业分析师，他像赖克一样，如果没有卡伦·霍妮和她的同事的帮助以及他在法兰克福研究所的终身职位，弗洛姆在专业上可能会受到打击。但是这些关系很快就消失了。然而，弗洛姆也在进步。作为教师，他非常受欢迎。与费伦茨、格罗迪克、霍妮和赖希曼一样，弗洛姆在治疗方法上更倾向于照顾患者而不是研究，因此，与许多比他年长或比他更正统的同时代人相比，他与美国学生相处得更容易。弗洛姆还成了一位成功的作家。他在1941年出版的《逃避自由》一书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尊重和嫉妒。撇开经济上的考虑不谈，这部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对一个步入中年的男人来说也必定是极大的鼓舞。
弗洛姆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源于几个因素。美国是移民国家，因此美国人对现代心理中的疏离感和无根感（uprootedness）的兴趣是很好理解的；弗洛姆首先将其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主题（Fromm，1941）。弗洛姆有现成的听众。马丁·格罗特雅恩这样描述欧洲精神分析学家所受到的欢迎：“现代美国中被疏离的人欢迎来自欧洲的外国人，在这些欧洲人身上，他们看到处理存在问题的艺术专家的影子。”（Grotjahn，1968，p.52）在一些人看来，弗洛姆把这个角色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有些过分了。这种方法上的变化反映在弗洛姆接触的受众上。在欧洲，弗洛姆的受众是一群对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母系理论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学者，而且大多数人都说德语；弗洛姆在美国的受众来自各行各业，当然他们都说英语。
语言的风格转换很容易确认，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弗洛姆从德语逐渐转向英语的过程中，很难确定有什么具体的文风变化。弗洛姆的英语直接而优雅，很像他的德语风格，而且弗洛姆接触受众的方式很多。他会在合适的时候引用美国本土的思想家，如爱默生、梭罗和杜威；而且，与他的主流同事不同的是，他会提到一些对性格和文化的看法与自己一致的美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弗洛姆还会在宗教研究中加入怀疑主义、人道主义和折中主义，吸引了美国人性格中某些深层次的东西。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因素在欧洲没有精确的对应物，在欧洲，它们对于高雅和低俗的情感都是冒犯。
换言之，弗洛姆将外国人“处理存在问题的艺术专家”的角色变得平易近人，还融入了对美国人的思想的尊重，而这些是他的受众在许多其他移民中不可能找到的。弗洛姆以前在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同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对反犹太主义和权威主义心理学做出了贡献，对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们却刻意保持低调（Jay，1973）。相比之下，弗洛姆总是努力使人容易接受。因此，即使是在分析界赢得赞誉和荣光的流亡者，也很少能像弗洛姆那样在普通公众中拥有如此庞大、多样和热情的听众，爱利克·埃里克森可能是一个例外。
尽管弗洛姆努力争取平易近人，并深入地融进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然而，他在本质上始终是欧洲人，他自己的许多情感都与欧洲的封建遗产联系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封建传统除了其明显的负面特征外，还有许多人性特征，与纯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态度相比，这些人性特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欧洲对美国的批评基本上基于旧时封建主义的人类价值观，这是因为它们还在。这是欧洲在借古讽今。在这方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区别只是旧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区别，是混合着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Fromm，1955b, p.97）
尽管弗洛姆一直带有欧洲的偏见，但他在美国的成功让许多批评家指责他是“精神分析美国化”的同谋（比如，Sykes，1962；Jacoby，1983；Fuller，1986）。这种几乎没有得到过足够重视的说法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说精神分析的美国化是指临床工作转向以治疗为主而非为了科研，那么弗洛姆确实罪如所控。就如格罗特雅恩等人指出的，利用临床案例推进研究的可能性，伴随着弗洛伊德圈子中日益增长的治疗悲观主义，而弗洛姆显然不在这个圈子里。然而，弗洛姆对这个方面的观点，如弗里达、霍妮和克拉拉·汤普森的观点，遵循了德国人格罗迪克和匈牙利人费伦茨的观点（Fromm，1935a）。
如果说美国化是指精神分析日益医学化和官僚化（Jacoby，1983），那么这跟弗洛姆没有关系。事实上，多年来，有他这等声望的人没有如此强烈反对这些趋势的；而他的反对让他在美国分析主流中失去了信誉。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所说的美国化是指通过将精神分析引入人们交往和生活的其他领域，让精神分析变得普及，那么这点评判是公正的。弗洛姆希望在教师、护士和社会工作者中传播精神分析方面的见解，并于20世纪40年代初和中期在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积极开展了这项工作，尽管这项工作后来中断了，因为弗洛姆的第二任妻子生病，随后他们又一起移居去了墨西哥。
最后，谈到美国化时，弗洛姆的批评者往往暗示弗洛姆与移民相同（或因移民而产生）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将他从一个激进的学者转变为一个将老话套话巧妙地传播给容易盲目崇拜的公众的加工者（例如，Jacoby，1975）。如果他没有抛弃力比多理论或没有频繁地公开挑战弗洛伊德顽固的性别歧视，对他的指控就不会如此尖酸刻薄。
可惜的是，在放弃力比多理论的过程中，弗洛姆确实没有给予“性欲”应有的地位，忽视了它是人类发展中的形成性和破坏性力量，也无视了它是临床环境中的一个现实问题。但与主流意见相反，弗洛姆的基本观点在欧美之间或在到美国后都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诚然，弗洛姆学会了如何接触受众，并且因为快速发迹，他又更加自恋地让自己具有“生活艺术专家”的风范。尽管如此，通过对弗洛姆的理论进展进行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后来的大多数“修正主义”思想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都有明确的预示。尽管弗洛姆不幸陷入了说教风格，但他一生对无数问题都能进行敏锐而深刻的思考。忽视这些就像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泼了。
到目前为止，我已用有点刻意的方式讨论了弗洛姆的生活和时代，看起来他的父母和老师是他仅有的“重要的人”。但其实，弗洛姆的早期职业生涯深受他的感情生活的影响，反之亦然。他的第一次分析是与比他大十岁的弗里达·赖希曼进行的。也许是她传奇般的洞察力、奉献精神和共情能力，让年轻早熟的弗洛姆非常珍惜从她身上找到的成熟的伴侣关系。从1918年到1920年，弗里达是科特·戈德茨坦（Kurt Goldstein）的实验室助理，1922年到1923年，她在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那里做了一次精神病学实习，之后于1924年与萨克斯做了对她自己的分析。在美国，弗里达因其开创性的精神分裂症疗法而闻名，她在这一领域培训了许多研究人员，包括哈罗德·F.西尔斯（Harold F.Searles）。在格奥尔格·格罗迪克的建议下，弗洛姆和弗里达在结婚4年后和平分手，此后还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和职业联系。他们于1940年正式离婚。然而，弗洛姆对弗里达的好感依然存在。根据露丝·施皮格尔（Rose Spiegel）的说法，当弗里达在1957年4月去世时，弗洛姆陷入了悲痛和祈祷中（Spiegel，1981）。
弗洛姆的另一个爱人是卡伦·霍妮。和赖希曼一样，霍妮也是格奥尔格·格罗迪克的忠实朋友，而格罗迪克是除了著名的禅宗学者铃木大拙（D.T.Suzuki）之外，唯一一个激起了弗洛姆强烈崇拜的人，如同他在成年期前后对拉宾科夫的个人崇拜。霍妮比弗洛姆大15岁，在他们见面时，她是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杰出成员。弗洛姆可能很欣赏霍妮直率、朴实的品质，以及她与弗洛伊德直接又勇敢的交往。他对性别心理学的思考受到了霍妮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文章的影响，而霍妮对神经症是一种广泛文化倾向的表现形式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弗洛姆的影响（Rubins，1978，chap.18）。尽管弗洛姆还年轻，但霍妮可能把他看作一个让她带着矛盾崇拜的父亲角色。令她非常尴尬的是，她曾在向美国观众介绍弗洛姆时说成了“弗洛伊德博士”（Quinn，1987，p.366）。鉴于霍妮对弗洛伊德的矛盾心理，这个错误可能具有多重意义。我猜，其中有一种不言明的愿望，既强调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忠诚，这一点使弗洛姆的工作与她有所区别。
弗洛姆与霍妮的决裂，表面上是由于非专业分析的问题（Funk，& 1984，p.103-105），其实是多种因素决定的。据苏珊·奎因（Susan Quinn）称，这是由于他们多年的爱情关系破裂，以及个人忠诚和职业竞争的交织（Quinn，1987，p.366）。据这一过程近距离的旁观者珍妮特·里奥奇（Janet Rioch）所说，是沙利文暗中怂恿他们闹翻，因为蓬勃发展的弗洛姆-汤普森-里奥奇集团（Fromm-Thompson-Rioch group）为他提供了员工和学生，使他创立了华盛顿精神病学院（Washington School of Psychiatry）纽约分校，以及后来的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所（Eckardt，1976，p.149）。霍妮深受弗洛姆最终不愿意做出承诺所带来的伤害（Quinn，1987，chap.18），然而，这种伤害并不是单方面的。尽管他有很多次机会不得不承认她的工作和霍妮对他的影响，但弗洛姆在之后的生活中却很少赞扬霍妮。他的沉默表明，无论他怀有怎样的感激之情，都会被一种不那么积极的强烈情感所打退，被一种与她的理论保持距离的愿望所破坏。弗洛姆的第二任和第三任妻子都不是精神分析学家，也没有比他年长，这可能不是巧合。
1933年弗洛姆移民美国后，关于他本人的资料很少，但霍妮的两本传记（Rubins，1978；Quinn，1987）向我们讲述了他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所处的社会和知识环境。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所谓的“黄道俱乐部”（Zodiac Club）。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讨论小组，定期举行会议，成员包括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卡伦·霍妮、克拉拉·汤普森、威廉·西尔弗伯格（William Silverberg），之后还有弗洛姆，他经常参加，但从未成为正式成员。整个团队加强了与艾布拉姆·卡迪纳（Abram Kardiner）、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人的联系。虽然由于没有会议记录，我们无法知道他们讨论了什么，但这些友好、非正式的聚会必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对精神病学、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Rubins，1978，p.236；Eckardt，1976，p.146）。正是通过这一熟人圈，弗洛姆认识了拉尔夫·林顿，后于1948-1949年与林顿一起在耶鲁大学任教（Fromm，1973，p.193n）。
1944年7月24日，弗洛姆与赫妮·格兰德（Henny Gurland）结婚，她是一名来自德国曼海姆的左倾犹太妇女，为逃避纳粹分子跑到了巴黎。1940年，她的丈夫被占领军监禁时，他们的婚姻已经破裂。她和17岁的儿子约瑟夫一起投奔了马赛的瓦尔特·本雅明，并陪同本雅明飞往法国。本雅明最终于1940年9月26日在西班牙边境自杀，是她安排了他的葬礼（Funk，1984，pp.109-110）。弗洛姆对赫妮怀有深厚的敬意和感情，并在他们母子于1940年底到美国后，就开始资助约瑟夫的学费。
1946年，弗洛姆被任命为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的临床培训主任。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50年。然而，由于赫妮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逐渐恶化，她和弗洛姆于1949年底搬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的支持下，弗洛姆很快成立了墨西哥精神分析学院。他在那里教书教到1965年，然后成为一名名誉教授。赫妮于1952年去世，但弗洛姆一直在墨西哥住到1974年，那年他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安妮斯·弗里曼（Anis Freeman）搬到了瑞士的洛迦诺。安妮斯是阿拉巴马人，她和弗洛姆在1953年12月18日结婚（Derbez，1981；Funk，1984，chap.6）。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弗洛姆的生活有一个显著但被忽视的特点：他似乎对麦卡锡主义的蹂躏具有神奇的免疫力。尽管他直言不讳地反对冷战、核武器和越南战争，但没有公开记录表明弗洛姆遭受过麦卡锡时代及其之后其他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官方骚扰、迫害和暗杀，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做了什么事来对抗它。他的行为与他朋友利奥·洛文塔尔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积极参与了反对麦卡锡主义的斗争（Lowenthal，1987，pp.86-91）。华盛顿和纽约的知情人透露，弗洛姆似乎从未过多考虑过自己的安全处境。
尽管弗洛姆每年有大半时间在墨西哥度过，但他仍继续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并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他的朋友、前精神分析对象、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的陪伴下，弗洛姆经常与J.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和菲利普·哈特（Philip Hart）等著名公众人物就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政治问题进行讨论（Riesman，个人通信，1985年7月9日）。直到1974年，弗洛姆还在参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就国际关系缓和面临的问题和可能性发表了一篇论文（Funk，1982，chap.1）。1960年，在麦卡锡主义最严重的过分行为开始减弱后，弗洛姆加入了美国社会党，并为那个大选年撰写了他们的党纲（Fromm，1960b）。20世纪60年代，弗洛姆游历东欧，与南斯拉夫、捷克和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烙印表现出了强烈的欣赏。《社会主义人本主义：国际研讨会》（Fromm，1965）证明了他们的合作和共同利益。除了在美国和东欧的这些活动外，弗洛姆还热情支持尼尔（A.S.Neill）富有争议的夏山（Summerhill）学校（Fromm，1960a），和两位著名的拉丁美洲教育学家伊万·伊里奇和保罗·弗莱雷（Paolo Friere）成为朋友，他们在那个激动人心的非凡时代对教育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69年，弗洛姆被任命为国际精神分析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的主席。这是他参与创立的一个组织。但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正在瑞士休养，弗洛姆未能发表就职演讲。由于有心脏病，从1969年到1973年，弗洛姆和安妮斯都在洛迦诺度过夏天，并在之后一年搬到了那里（Funk，1984，pp.118-119）。虽然弗洛姆在北美的影响力略有减弱，但他的《占有还是存在？》（1976）在德国成为畅销书。弗洛姆在1974年停止了所有的临床活动，转而专心写作，偶尔接受电台或电视台的采访。他于1980年3月18日死于心脏病发作（同上，pp.109-110）。安妮斯·弗洛姆于1985年去世。他们忠实的朋友伊万·伊里奇帮忙操办了两人的葬礼。
对于阅历不足的观察者来说，弗洛姆似乎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是一个对人本主义宗教价值和他成长所在的犹太传统怀有长久之爱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认为对个人造物主上帝的信仰是一个历史错误。然而，尽管弗洛姆缺乏个人信仰，但他却像一个充满坚定信念的真诚信徒，谴责现代许多宗教信仰是盲目崇拜和不真诚的。他还以类似的方式反对弗洛伊德的正统学说，但又以他的方式忠于弗洛伊德。他谴责那些鹦鹉学舌般地把弗洛伊德的观点当作福音，但缺乏其勇气、独创性或信仰理性的解放力量的人。
朋友们和仰慕者广泛赞赏弗洛姆深刻而自发的慷慨、他对局外人和弱者的同情，以及他对虚伪造作的坚定厌恶。当然，批评者没有那么仁慈，他们经常指责他教条，在纽约市培养了一群阿谀奉承、拉帮结派的追随者。这两种观点都包含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理论和他的实际行为之间所谓的不一致，反映在关于他的不太讨人喜欢的轶事中，并不会特别令人讨厌。很少有人能在生活中始终保持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在下面的篇幅中出现的这个人，至少是一个求根究底、富有创造性、有时有远见的思想家，他一生的工作值得我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