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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一生，会遇到许多难题。有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具体的难题，例如人生某个关头的抉择，婚姻啊，事业啊，也许解决起来难一些，但或者是可以解决的，或者时过境迁未解决也过去了，不会老缠着你。也有抽象的难题，那是在灵魂中发生的问题，其特点是：对于未发生这些问题的人，抽象而无用，对于发生了这些问题的人，却仿佛是性命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你要么从来不去想，倒也能平平静静过，可是一旦它们在你心中发生了，你就不得安宁了，因为它们其实是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的。
不可能最终解决——这正是哲学问题的特点。凡真正的哲学问题，其实都是无解的难题。要说明哲学问题的性质，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和宗教、科学做比较。科学是头脑发问，头脑回答，只处理人的理性可以解决的问题。宗教是灵魂发问，灵魂本质上是情感，一种大情感，是对终极之物的渴望，对神秘的追问，宗教不要求头脑做出回答，它知道人的理性回答不了，只有神能回答，情感性的困惑唯有靠同样是情感性的信仰来平息。哲学也是灵魂在发问，却要头脑来回答，想给宗教性质的问题一个科学性质的解决，这是哲学的内在矛盾。
那么，哲学岂非自寻烦恼，岂非徒劳？我只能说，这是身不由己的，灵魂里已经产生了困惑，又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就只好用自己的头脑去想。对于少数人来说，人生始终是一个问题，或者人生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对于多数人来说，一生中有的时候会觉得人生是一个问题。在座各位不妨问一问自己，你属于哪一种？确实有许多人认为，去想这些想不明白的问题特别傻，这种人活得最正常，我很羡慕。可惜我属于欲罢不能的那一类，对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想了大半辈子仍想不通。不过，我的体会是，想不通而仍然去想还是有好处的。乘今天讲座的机会，我把我所想过的这类问题略加整理，与你们交流。预先说明：我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即使说了一些想法，也是我拿不准的，不算答案。
人生中哲学性质的难题有很多，我姑且列举其中的一些：
1.人生的目的与信仰。人生有没有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如果没有，人与动物有何区别？如果有，人的精神追求的根据是什么？怎样算有信仰？
2.死。既然死是生命的必然结局，生命还有没有意义？如何克服对死的恐惧？应该怎样对待死？
3.命运。人能否支配自己的命运？面对命运，人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由的？应该怎样对待命运？
4.责任。人活在世上要不要负责任，对谁负责，根据是什么？
5.爱。人因为孤独而渴望爱，爱能不能消除孤独？为什么爱总是给人带来痛苦？爱与被爱，何者更重要？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6.幸福。什么是幸福，它是主观体验，还是客观状态？幸福是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怎样衡量生活质量？
所有这些问题围绕着，并且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人生意义。即人生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人生观。
人生观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对人生的总体评价，即人生究竟有没有一种根本的意义。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表现为哈姆雷特的问题：“活，还是不活？”当一个人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根本的怀疑时，就会面临活着是否值得的问题。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又分两个方面。一是因生命的短暂性而产生的问题：人的生命有无超越死亡的不朽的、终极的价值？核心是死亡问题。二是因生命的动物性而产生的问题：人的生命有无超越动物性的神圣的价值，人活着有没有比活着更高的目的和意义？核心是信仰问题。第二，对各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的评价，即在人生的范围内，把人生当作一个过程来看，怎样生活更有意义，哪一种活法更好？核心是幸福问题。
对于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大致有三种回答：第一，绝对否定，如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是空，绝对无意义。第二，绝对肯定，如基督教，认为人生有来自神的绝对意义。第三，一般人（包括我）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既不能确定有绝对意义，又不肯接受绝对无意义，哲学是为这种人准备的。按照前两种极端的回答，怎样生活更好的问题有很明确的答案，对于佛教是求解脱，断绝业报的轮回，对于基督教是信奉神，为灵魂在天国的生活做准备。对于第三种人来说，既然在人生总体评价上难以确定，就可能会更加看重在人生的过程中寻找相对的意义，也就是更关心尘世幸福的问题，不过对这问题的看法会有很大的分歧。
我今天讲人生观的几个最主要的问题，即信仰问题、死亡问题、幸福问题。
问你：为什么活着，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回答不出。我也回答不出。的确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们想，看你的书对人生哲学谈得好像挺明白的，你一定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可是事实上，我在这方面之所以想得多一些，正是因为困惑比较多，并不比别人更明白。在人生某一个阶段，每个人也许会有一些具体的目的，比如升学、谋职、出国，或者结婚、生儿育女，或者研究一个什么课题、写一本什么书之类。可是，整个人生的目的，自己一生究竟要成一个什么样的正果，谁能说清楚呢？
有些人自以为清楚。例如，要成为大富翁、总统，或者得诺贝尔奖。可是，这些都还不是最后的答案，人生目的这个问题要问的恰恰是你为什么要成为大富翁、总统，得诺贝尔奖，等等。如果做富翁只是为了满足物质欲，做总统只是为了满足权力欲，得诺贝尔奖只是为了满足名声欲，那么，这些其实只是野心、虚荣心，只能表明欲望很强烈，不能表明想明白了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亚历山大征服了世界，却仍然羡慕第欧根尼，正因为他觉得在想明白人生这一点上，自己不如第欧根尼。真正得诺贝尔奖的人，比如海明威、川端康成，绝不会以得诺贝尔奖为人生目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自杀了。
还有一些人，他们从外界接受了某种现成的观念或信仰，信个什么教或什么主义，就自以为有明确的生活目的了。但是，在多数情形下，人们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而接受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与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实质是分离的，因而只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不能真正充实灵魂和指导人生。我不是责备人们，而是想说明，一个人要对自己整个人生的目的有明确而坚定的认识，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件极难的事。那些自以为清楚的人，多半未做透彻思考。做了透彻思考的人，往往反而困惑。
人生目的至少应该是比欲望高的东西，只是停留在欲望（生存欲望、名利欲是其变态）的水平上，等于是说：活着是为了活着。因此，问题更明确的提法是：人的生命有没有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如果没有，人就不过是活着而已，和别的动物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至多是欲望更强烈（更变态）、满足欲望的手段更高明（更复杂）而已。
为生命确立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可以有不同途径。其一是外向的，寻求某种高于个体生命的人类群体价值，例如献身于某种社会理想，从事科学真理的探索，进行文化艺术的创造，传播某种宗教信仰，等等。这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救世，目标是人类精神上的提升。其二是内向的，寻求某种高于肉体生命的内在精神价值，例如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潜心于个人的宗教修炼或艺术体验，等等。这相当于通常所说的自救，目标是个人精神上的提升。凡·高于生命的目的，归根到底是精神性的，其核心必是某种精神价值。这一点对于定向于社会领域的人同样是适用的。正像哈耶克所指出的，大经济学家往往同时也是大哲学家，他不会只限于关心经济问题，他所主张的经济秩序必定同时旨在实现某种人类精神价值。即使是一个企业家，只要他仍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即真正意义上的人，他就绝不会以赚钱为唯一目的，而一定会希望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某种比富裕更高的理想，并把这看作成就感的更重要的来源。一般的人，哪怕过着一种平庸的生活，仍会承认人不应该像动物那样生活，有精神追求的生活是更加高尚的。由此可见，目的的寻求是人要使自己摆脱动物性而向更高的方向提升的努力。那么，向哪里提升呢？只能是向神性的方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努力有什么根据？
从自然的眼光看，人的生命只是一个生物学过程，自然并没有为其提供一个高于此过程的目的。那么，人要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这种冲动从何而来？人为什么与别的动物不一样，不但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哲学家的回答是：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是，从起源和功能看，理性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对外部环境的认识能力，其方式是运用逻辑手段分析经验材料，目的是趋利避害，归根到底是为活着服务的，并不能解释人对意义（精神价值）的渴望和追求。于是，另一些哲学家便认为，原因不在于人有理性，而在于人有灵魂。与动物相比，人不只是头脑发达，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灵魂，动物没有。可是，灵魂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渴望，可以被称为人身上发动精神性渴望和追求的那个核心。我们发现，灵魂这个概念不过是给人的精神渴望安上了一个名称，而并没有解释它的来源是什么。问题仍然存在：灵魂的来源是什么？
为了解释灵魂的来源，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一种理论。他认为，在人性结构与宇宙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人的动物性（肉体）来自自然界（现象界），人的灵魂则来自神界（本体界），也就是他所说的“理念世界”。在“理念世界”中，各种精神价值以最纯粹的形式存在着。灵魂由于来自那个世界，所以对于对肉体生存并无实际用处的纯粹精神价值会有渴望和追求。柏拉图的理论后来为基督教所继承和发扬，成为西方的正统。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普遍相信，宇宙间存在着神或类似于神的某种精神本质，人身上的神性即由之而来，这使人高于万物而在宇宙中处于特殊地位，负有特殊使命。人的高于肉体生命的精神性目的实际上已经先验地蕴含在这样一种宇宙结构中了。
但是，近代以降，科学摧毁了此类信念，描绘了一幅令人丧气的世界图景：在宇宙中并不存在神或某种最高精神本质，宇宙是盲目的，是一个没有任何目的的永恒变化过程，而人类仅是这过程中的偶然产物。用宇宙的眼光看，人类只有空间极狭小、时间极短暂的昙花一现般的生存，能有什么特殊使命和终极目的呢？在此背景下，个人的生存就更可怜了，与别的朝生暮死的生物没有什么两样。人身上的神性以及人所追求的一切精神价值因为没有宇宙精神本质的支持而失去了根据，成了虚幻的自欺。
灵魂在自然界里的确没有根据。进化论用生存竞争最多能解释人的肉体和理智的起源，却无法解释灵魂的起源。事实上，灵魂对生存常常是不利的，有纯正精神追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倒霉蛋。
夜深人静之时，读着先哲的作品，分明感觉到人类精神不息的追求，世上自有永恒的精神价值存在，心中很充实。但有时候，忽然想到宇宙之盲目，总有一天会把人类精神这最美丽的花朵毁灭，便感到惶恐和空虚。
这就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人们发现，为生命确立一个高于生命的目的并无本体论或宇宙论上的根据。所谓信仰危机，其实质就是精神追求失去了终极根据。
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是否还可能成为有信仰的人呢？我认为仍是可能的，但是，前提是不回避失去终极根据这个基本处境。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信仰，标准不是看他是否信奉某一宗教或某一主义，唯一的标准是在精神追求上是否有真诚的态度。所谓真诚，一是在信仰问题上认真，既不是无所谓，可有可无，也不是随大流，盲目相信；二是诚实，绝不自欺欺人。一个有这样的真诚态度的人，不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佛教徒，还是苏格拉底式的无神论者，或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者，都可被视为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相信人生中有超出世俗利益的精神目标，它比生命更重要，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为之活着和献身。他们的差异仅是外在的，他们都是精神上的圣徒，在寻找和守护同一个东西，那使人类高贵、伟大、神圣的东西，他们的寻找和守护便证明了这种东西的存在。说到底，我们难以分清，神（宇宙的精神本质）究竟是灵魂的创造者呢，还是灵魂的创造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有灵魂（有精神渴望和追求）与有信仰视为同义语。一个人不顾精神追求的徒劳而仍然坚持精神追求，这只能证明他太有灵魂了，怎么能说他是没有信仰的人呢？
许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在童年或少年时期，经历过一次对死的突然“发现”。在这之前，当然也看见或听说过别人的死，但往往并不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可是，有一天，他确凿无疑地明白了自己迟早也会和所有人一样地死去。我在上小学时就有过这种经验，一开始不肯相信，找理由来否定。记得上生理卫生课，老师把人体解剖图挂在墙上，我就对自己说，我的身体里绝对不会有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肯定是一片光明，所以我不会死。但自欺不能长久，我终于对自己承认了死也是我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内心体验，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想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化为乌有，一个人就可能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根本的怀疑。
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似乎渐渐麻木了，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常常发现，当孩子问到有关死的问题时，他们的家长往往惊慌地阻止，叫他不要瞎想。其实，这哪里是瞎想呢，死是人生第一个大问题，只是因为不可避免，人们便觉得想也没有用，只好默默忍受罢了。对于这种无奈的心境，金圣叹表达得最为准确，他说：我今天想到死的时候这么无奈，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人也这么无奈过了。我今天所站的这个地方，无数古人也站过，而今天只见有我，不见古人。古人活着时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因为无奈而不说罢了。真是天地何其不仁也！
但哲学正是要去想一般人不敢想、不愿想的问题。死之令人绝望，在于死后的绝对虚无、非存在，使人产生人生虚幻之感。作为一切人生——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幸福还是不幸——的最终结局，死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因而是任何人生思考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许多古希腊哲学家把死亡问题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干脆说哲学就是为死预先做准备的活动。
然而，说到对死亡问题的解决，哲学的贡献却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直接讨论死亡问题的哲学家一般都立足于死之不可避免的事实，着力劝说人以理智的态度接受死。例如，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说：死后你不复存在，没有感觉，也就没有痛苦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我不愿意不复存在！我愿意有一个能感知、能欢乐和痛苦的灵魂！还有什么物质不灭之类的说法，可是我恰恰不愿意仅仅是物质！死的可怕正在于灵魂的死灭、不存在。斯多葛学派则劝人顺从自然，他们说：如果你愿意死，死就不可怕了。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反驳得好，他说：问题在于我不但不愿意死，而且不愿意我愿意死！还有一种巧妙的说法，意思是说：死后与出生前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为自己出生前不存在而痛哭，你会说他是傻瓜，那么，为死后不存在而痛哭的人也同样是傻瓜。这种说法巧妙是巧妙，但并不能平息灵魂对死亡的恐惧。灵魂的特点是，它从未存在也就罢了，一旦存在了，就绝不肯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前景了。
要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就不能只是劝人理智地接受不存在，而应该帮助人看破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界限，没有了这个界限，死亡当然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这便是宗教以及有宗教倾向的哲学家的思路。宗教往往还主张死比生好，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接受死亡，而且应该欢迎死亡。其中，基督教和佛教又有重大区别。基督教宣称灵魂不死，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而升入了天国。所以，生和死都是有（存在），并且生是低级的有，死是高级的有。与之相反，佛教主张四大皆空，生命仅是幻象，应该从这个幻象中解脱出来，断绝轮回，归于彻底的无。所以，生和死都是无，并且生是低级的无，死是高级的无。我个人认为，基督教宣称的灵魂不死，毕竟是一种永远不能证实的假设，或者如同帕斯卡尔所说是赌博，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相比之下，佛教的主张可能是在生死问题上的最透彻的理解，是对死亡问题的最终解决。人之所以害怕死，根源当然是有生命欲望，佛教在理论上用智慧否定生命欲望，在实践上用戒律和定修等方法削弱乃至灭绝生命欲望，可谓对症下药。当然，其弊是消极。不过，在宗教之外，我想象不出有任何一种积极的理论能够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
总的来说，就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而言，哲学不如宗教，基督教不如佛教，但佛教实质上却是一种哲学。对死亡进行哲学思考虽属徒劳，却并非没有意义，我称之为有意义的徒劳。其意义主要有，第一，使人看到人生的全景和限度，用超脱的眼光看人世间的成败祸福。如奥勒留所说，这种思考帮助我们学会“用死者的眼光看事物”。譬如说，如果你渴望名声，便想一想你以及知道你名字的今人、后人都是要死的，你就会觉得名声不过是浮云；如果你被人激怒，便想一想你和激怒你的人不久后都将不存在，你就会平静下来；如果你痛苦了，例如在为失恋而痛苦，便想一想为同样事情而痛苦的人哪里去了，你就会觉得不值得。人生不妨进取，但也应该有在必要时退让的胸怀。第二，使人为现实中的死做好精神准备。人皆怕死，又因此而怕去想死的问题，哲学不能使我们不怕死，但能够使我们不怕去想死的问题，克服对恐惧的恐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死的自由。死是不问你的年龄、随时会来到的，人们很在乎寿命，但想通了既然死迟早要来，就不会太在乎了，最后反正都是一回事。第三，死总是自己的死，对死的思考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生存的不可替代，从而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向死而在”，立足于死亡而珍惜生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生命的独一无二的价值。
在世上一切东西中，好像只有幸福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例如结婚、生孩子，甚或升官发财，肯定有一些人不想有，可是大约没有人会拒绝幸福。人人向往幸福，但幸福最难定义。人们往往把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实现自己最衷心的愿望称作幸福。愿望是因人而异的，同一个人的愿望也在不断变化。讲一个笑话：有一回，我动一个小手术，因为麻醉的缘故，术后排尿困难。当我站在便池前，经受着尿胀却排不出的痛苦时，我当真觉得身边那位流畅排尿的先生是幸福的人。真的实现了愿望，是否幸福也还难说。费尽力气争取某种东西，争到了手却发现远不如想象的好，乃是常事。所谓“人心重难而轻易”“身在福中不知福”“生活在别处”，这些说法都表明，很难找到认为自己幸福的人。
幸福究竟是一种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客观状态？如果只是前者，狂喜型妄想症患者就是最幸福的人了。如果只是后者，世上多的是拥有别人羡慕的条件而自己并不觉得幸福的人。有一点可以确定：外在的条件如果不转化为内在的体验和心情，便不成其为幸福。所以，比较恰当的是把它看作令人满意的生活与愉快的心情的统一。
那么，怎样的生活是令人满意并且能带来愉快心情的呢？这当然仍是因人而异的。哲学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生活包括外在生活（肉体生活和社会生活）和内在生活（精神生活）两方面，其中，外在生活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内在生活是幸福的更重要的源泉。
对于幸福来说，外在生活具备一定条件是必要的。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主要是灵魂的善，但要以外在的善（幸运）为补充，例如高贵的出身、众多的子孙、英俊的相貌，不能把一个贫贱、孤苦、丑陋的人称作幸福的。不过，哲学家们大多强调：这不是主要方面，而且要适度。亚里士多德指出：平庸的人才把幸福等同于纵欲。他批评贵族中多亚述王式的人物，按照亚述王墓碑上的铭文生活：“吃吧，喝吧，玩吧，其余不必记挂。”哲学家一般不会主张这样的享乐主义，被视为享乐主义始祖的伊壁鸠鲁其实最反对纵欲，他对快乐的定义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
外在生活方面幸福的条件大致可以举出以下这些：1.家庭出身。在存在着财富或权利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在人生的起点就处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早年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的机会，并影响到以后的生活。当然，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复杂的，富贵未必都是福，贫寒未必都是祸，不可一概而论。2.财富（金钱）。贫穷肯定是不幸，至少应该做到衣食无忧，物质生活有基本保障。但是，未必钱越多越幸福。我的看法是：小康最好。3.社会上的成功、地位、名声。怀才不遇、事业失败肯定是不幸。但是，成功要成为幸福，前提是外在事业与内在追求的一致，所做的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4.婚姻和家庭生活美满。对于老派的人来说，还要加上子孙满堂。对于新派的人来说，这些都可以不要，但至少要有满意的爱情。5.健康。托尔斯泰认为，个人最高的物质幸福不是金钱，而是健康。6.闲暇。一个人始终忙碌劳累，那也是一种不幸，哪怕你自以为是在干事业。要有内在的从容和悠闲来品尝人生乐趣。7.平安，一生无重大灾祸。最好还能长寿，所谓寿终正寝。
内在生活方面的幸福也有诸多内容，主要包括：1.创造。创造是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实现，其快乐非外在的成功可比。2.体验。包括艺术欣赏，与自然的沟通，等等。3.爱。人间各种爱的情感的体验和享受，包括爱情、亲情、友情等。还有更广博的爱，例如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福音之爱、人道主义的博爱。4.智慧，智性生活。包括阅读和思考，哲学的沉思，独处时内心的宁静。5.信仰。
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内在生活是幸福的主要源泉和方面。其理由是：
第一，内在生活是自足的，不依赖于外部条件，这方面的快乐往往是外在变故所不能剥夺的。亚里士多德说：沉思的生活是人身上最接近神的部分，沉思的快乐相当于神的快乐。
第二，心灵的快乐是高层次的快乐。柏拉图认为，在智慧与快乐两者中，智慧才是幸福。他提出的理由是：智慧本身是善，同时也是快乐，而其他的快乐未必是善。约翰·穆勒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幸福等同于快乐。即使他也认为：幸福不等于满足，天赋越高越不易满足，但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幸福。因为和肉体快乐相比，心灵快乐更高级，其快乐更丰富，不过只有兼知两者的人才能对此做出判断。当代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在类似的意义上把人的需要分成不同层次，认为在低层次的物质性需要满足以后，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才会凸显出来，并感受到满足这种需要的更高的快乐。
第三，灵魂是感受幸福的“器官”，任何外在经历必须有灵魂参与才成其为幸福。因此，内心世界的丰富、敏感和活跃与否决定了一个人感受幸福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幸福是一种能力。你有钱买最好的音响，但不懂音乐，有什么用？对于内心世界不同的人，表面相同的经历（例如周游世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事实上也就完全不是相同的经历了。
第四，外在遭遇受制于外在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真正能支配的唯有对一切外在遭际的态度。内在生活充实的人仿佛有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对变故和挫折持适当态度，心境不受尘世祸福沉浮的扰乱。天有不测风云，超脱的智慧对于幸福是重要的。
一般来说，人们会觉得自己生活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段时光是幸福的，但难以评定自己整个人生是否幸福。其中一个原因是，幸福与否与命运有关，而命运不可测。所以希腊人喜欢说：无人生前能称幸福。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过一个故事：梭伦出游，一个国王请教谁最幸福，他举的都是死者之例，因为可以盖棺论定了，国王便嘲笑他说，忽视当前的幸福、万事等看收尾的人是大傻瓜。亚里士多德对此也评论说：梭伦的看法是荒唐的。我认为，人生总是不可能完美的，用完美的标准衡量，世上无人能称幸福，不光生前如此。仔细思考幸福这个概念的含义，我们会发现，它主要是指对生命意义的肯定评价。感到幸福，也就是感到活得有意义。不管时间多么短暂，这种体验总是指向整个人生的，所包含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总体评价。尤其在创造中，在爱中，当人感受到幸福时，心中仿佛响着一个声音：“为了这个时刻，我这一生值了！”因此，衡量你的人生在总体上是否幸福，主要就看你觉得这一生活得是否有意义。当然，外在条件也是不可少的，但标准不妨放低一些，只要不是非常不幸就可以了。
由于幸福不能缺少外在条件和内心安宁，所以，在一些哲学家看来，幸福不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和最高价值。历史上有许多天才并不幸福，在外在生活方面穷困潦倒，凡·高是最突出的例子。深刻的灵魂也往往充满痛苦和冲突，例如尼采。像歌德那样达于平衡的天才是少数，而且他也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的。同时，人生有苦难和绝境，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其中，在那种情形下，一个人仍可能以尊严的方式来承受，从而赋予人生一种意义，但你绝不能说这是幸福。归根到底，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