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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大概是他们来了。”我看见坟场外面的短墙扬起一片黄尘，接着一辆外交牌照的宾士牌汽车慢慢地停在铁门的入口处。
荷西和我都没有动，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朴素得如一个长肥皂盒的棺木静静地放在墙边。
炎热的阳光下，只听见苍蝇成群的嗡嗡声在四周回响着，虽然这一道如同两层楼那么高的墙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里面的棺木还是发出一阵阵令人不舒服的气味，要放入加里的那一个墙洞是在底层，正张着黑色的大嘴等着尸体去填满它。
那个瑞典领事的身后跟着一个全身穿黑色长袍的教士，年轻红润的脸孔，被一头如嬉皮似的金发罩到肩膀。
这两人下车时，正高声地说着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声从门外就传了过来。
等他们看见等着的我们时，才突然收住了满脸的笑纹，他们走过来时，还抿着嘴，好似意犹未尽的样子。
“啊！你们已经来了。”领事走过来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这是神父夏米叶，我们领事馆请来的。”
“您好！”我们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个人十分窘迫地站了一会儿，没有什么话说。
“好吧！我们开始吧！”神父咳了一声就走近加里的棺木边去。
他拿出圣经来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经节，然后又用瑞典文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不过两分钟的时间吧，他表示说完了，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请坟园的泥水工将加里的棺木推到墙内的洞里去，大家看着棺木完全推进去了，神父这才拿出一个小瓶子来，里面装着一些水。
“这个，你来洒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地摸着他的长发，一面将水瓶交给我。
“是家属要洒的？”
“是，也不是。”领事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来往加里的棺木上洒了几滴水，神父站在我旁边突然画了一个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领事对泥水工说。
“等一下。”我将一把加里院子里的花丢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这才一块砖一块砖地封起墙来。
我们四个人再度沉默地木立着，不知说什么好。
“请问你们替加里付了多少医药费？”
“账单在这里，不多，住院时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将账单拿出来。
“好，明后天请你们再来一次，我们弄好了文件就会结清给你们，好在加里自己的钱还有剩。”
“谢谢！”我们简短地说了一句。
这时坟场刮起了一阵风，神父将他的圣经夹在腋下，两只手不断地理他的头发，有礼的举止却盖不住他的不耐。
“这样吧！我们很忙，先走了，这面墙——”
“没关系，我们等他砌好了再走，您们请便。”我很快地说。
“那好，加里的家属我们已经通知了，到现在没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们会理好送去领事馆的，这不重要了。”
“好，那么再见了。”
“再见！谢谢你们来。”等砌好了墙，我再看了一眼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墙，给了泥水工他该得的费用，也大步地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与我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属加纳利群岛暂时安居下来。
在我们租下新家的这个沿海的社区里，住着大约一百多户人家，这儿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着山坡往一个平静的小海湾里建筑下去。
虽说它是西班牙的属地，我们住的地方却完完全全是北欧人来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块乐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见。
这儿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们选择的海湾，往往散步两三小时也碰不到一个人影。海滩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尔有一两个步伐蹒跚的老人拖着狗在晒太阳之外，这一片地方安详得近乎荒凉，望着一排排美丽的洋房和番茄田，我常常不相信这儿有那么多活着的人住着。
“欢迎你们搬来这里，我们这个社区，太需要年轻人加入。这块美丽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声和生命的气氛，这儿，树和花年年都在长，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苍蝇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来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区的瑞典负责人与我们重重地握着手，诚恳地表示他对我们的接纳，又好似惋惜什么的叹了口气。
“这一点您不用愁，三毛是个和气友爱的太太，我，是个粗人，不会文文静静地说话，只要邻居不嫌吵，我们会把住的一整条街都弄活泼起来。”荷西半开玩笑地对这个负责人说，同时接下了一大串租来小屋的钥匙。
我们从车上搬东西进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里都有人从窗口在张望，没有一个月左右，这条街上的邻居大部分都被我们认识了，早晚经过他们的家，我都叫着他们的名字，扬扬手，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要不要我们的车去市场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偶尔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鱼，我们也会拿绳子串起来，挨家去送鱼给这些平均都算高龄的北欧人，把他们的门打得砰砰地响。
“其实这里埋伏着好多人，只是乍时看不出来，我们可不能做坏事。”我对荷西说。
“这么安静的地方，要我做什么捣蛋的事也找不到对象，倒是你，老是跳进隔壁人家院子去采花，不要再去了。”
“隔壁没有人住。”我理直气壮地回答着他。
“我前几天还看到灯光。”
“真的？奇怪。”我说着就往花园跑去。
“你去哪里？三毛。”
他叫我的时候，我早已爬过短墙了。
这个像鬼屋一样的小院子里的花床一向开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缎子，我总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门窗紧闭、窗帘完全拉上的房子里是不是有人住，因为它那个气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几乎肯定它是空的。
我绕了一圈房子，窗帘密密地封着大窗，实在看不进去，绕到前面，拿脸凑到钥匙洞里去看，还是看不到什么。
“荷西，你弄错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往家的方向喊着。
再一回头，突然在我那么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老脸，没有表情地注视着我，我被这意外吓得背脊都凉了，慢慢地转身对着他，口里很勉强地才吐出一句结结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这个老人看，他却缓缓开了大玻璃门。
“我不知道这里住着个人。对不起。”我用西班牙话对他说。
“啊！啊！”这个老人显然是跛着脚，他用手撑着门框费力地发出一些声音。
“你说西班牙话？”我试探地问他。
“不，不，西班牙，不会。”沙哑的声音，尽力地打着手势，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不再那么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问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听得懂德文，却讲不成句。
“我，三毛，我讲德文你懂吗？”
“是，是，我，德国，会听，不会讲。”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连忙把他扶进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边，再见！”说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墙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着一个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说。
“几岁？”
“不知道，大概好几百岁了，皱纹好多，人很臭，家里乱七八糟，一双脚是跛的。”
“难怪从来不出门，连窗户都不打开。”
看见了隔壁的加里之后，我一直在想念着他，过了几天，我跟邻居谈天，顺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两年了，跟谁也不来往。”
“他没法子走路。”我轻轻地反驳这个中年的丹麦女人。
“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辆轮椅。”
“他的家那么多石阶，椅子也下不来。”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岛上来。”
“这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地说着，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着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很重，我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己消失了，夜间，很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着他的带病的生命，对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了，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的那个加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着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着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地望着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打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他叉子，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着我们，接着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着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把窗户大开着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地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荷西呆望着这语言不通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
“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下。
“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
我慢慢地用德文说，加里啊啊地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地掠过老人，他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脚。
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
“麻风吗？”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
“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
苍蝇不知从哪里成群地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的尸体。
“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地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地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
“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
“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地、有礼地接待了我。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
“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地扭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地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地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地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地望着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地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地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他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地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地说着这句话。
“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
加里呆呆地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
“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着加里，固执地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地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
“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
“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地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地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
“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地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地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地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哪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地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
“加里，你好啦！”我愉快地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地开着车，好笑地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地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
“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着。”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
我们呆在那儿，定定地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着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背后。
“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地问着护士。
“是，请来结账，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
“昨天他还吹着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地追问。
“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
我们跟着护士到了账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账单。
“人呢？”
“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
“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地走出来。
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地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地走过，偶尔夹着高昂的笑声。
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地遥远而不着边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