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Listen now for the sound that forevermore separates the old from the new.
—NBC RADIO
“此刻你听到的声音将把新旧世界永远划分开来。”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20世纪出现过的所有声音中，改变历史进程的竟然是一阵从收音机中传来的“哔——哔——”声。人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是在1957年10月4日星期五这一天，一颗苏联的人造卫星于莫斯科时间22时29分发射升空。当天晚上卫星发射后不久，北美洲的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来自这颗卫星的独特声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特别节目对这颗名为“斯普特尼克1号”的人造卫星的发射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报道。
当时，节目以地面接收到的长达18秒的“哔——哔——”声录音开场，主播道格拉斯·爱德华兹（Douglas Edwards）评论说：“这是我们在地球上从未听到过的声音。它转瞬间就会成为20世纪人类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就像你的吸尘器发出的‘呼呼’声一样稀松平常。”这段由重复的0.3秒“哔”声与0.3秒间隔组成的“哔——哔——”声，被认为是对美国技术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挑战。这是改变世界的声音。
就在这颗人造卫星发射的多年前，一些太空科学家在詹姆斯·范·艾伦（James Van Allen）的客厅里开会，讨论如何利用第一个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机会推进在太空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地球物理年起源于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于1952年宣布的一项决议：理事会根据收到的提议，决定将1957年7月至1958年12月定为国际地球物理年。1955年7月，白宫宣布，美国计划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以此作为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一项贡献。这一声明立即得到了苏联的回应。就在美国发布消息的4天后，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宇航联合会第六届大会上，苏联科学家列昂尼德·塞多夫（Leonid Sedov）宣布了苏联的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发射一颗人造卫星。美苏之间日益增强的冷战氛围为两国最终展开激烈的太空竞赛埋下了伏笔。
在此前两个月，白宫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迪（James Hagerty）宣布了美国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计划。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批准了一项新的太空政策，其中包括发射一颗科学人造卫星，以及由陆军、空军和海军分别开发运载火箭的军事计划。从1955年到1957年7月国际地球物理年启动，为了在太空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几乎是同时开展了4项互不相同并且彼此之间也几乎没有合作的研究计划。
与之相比，苏联采取了一种更务实的方法，他们将精力集中在一个统一的计划上，将建立军事发射能力与搭载科学有效载荷相结合。1957年1月，美国一系列项目的运行成本已经从当初预估的2 000万美元增长到了8 000万美元，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非常担心4项计划的成本过高，他同意在当年10月安排第一次发射试验，使用美国海军领导研发的“先锋号”运载火箭将一颗小型科学人造卫星送入太空。
与此同时，美国陆军的太空发射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这项工作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带到美国的德国火箭科学家领军人物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带领美国陆军弹道导弹局进行。虽然美国海军在1957年的橄榄球比赛中击败了美国陆军，但美国陆军的火箭计划远远领先于海军的“先锋号”计划。1956年9月，在苏联“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发射的1年前，美国陆军成功发射了一个亚轨道多级航天器“木星-C”，最大飞行高度达到了1 097千米。这枚“木星-C”探空火箭本来可以在发射时搭载一颗人造卫星，但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科学任务已被分配给了海军的“先锋号”计划，这使美国错失了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的机会。
美国国内一直有人对让冯·布劳恩这样一位德国火箭科学家来帮助美国陆军开发远程制导导弹一事心存疑虑。美国陆军“红石”火箭的飞行测试始于1952年，冯·布劳恩在当时就产生了在“红石”火箭中安装足够数量的上面级来推进人造卫星进入环绕地球轨道的设想。冯·布劳恩曾说过：“我们当然可以用‘红石’火箭……发射人造卫星。”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禁止研究火箭，但这并没有阻止冯·布劳恩追求梦想。他展现出极富远见的领导能力，并且广泛地分享自己太空探索的设想，比如建立通过自旋产生人工重力并让宇航员在其中工作的空间站，以及飞往月球的计划。他甚至还提出了载人火星探测的任务构想。在当时，他的设想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一样，但在仅仅几十年后，设想中的很多部分成为现实。
1957年7月，随着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开幕，美国猜测苏联要抢先发射人造卫星。美国政府意识到，苏联可能会在日益激烈的冷战中利用率先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大做文章，而本国研发进度推进缓慢，美国要落在苏联身后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越发感到沮丧，他敦促美国海军加快进度，哪怕率先发射一颗最简单的人造卫星。
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美国政府猜测苏联的卫星马上就要发射了。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苏联，成功发射的卫星、精心策划的宣传、卫星上不断传来的“哔——哔——”声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公众和媒体大吃一惊。哈格迪在“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发射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的人造卫星计划从来没有打算“与苏联人比赛”，但人们对此番解释并不买账。
两个月后，美国海军的“先锋1A号”人造卫星和火箭
也准备好发射。研究团队曾因“斯普特尼克1号”的发射而士气低落，但他们很快就重整旗鼓，投入紧张的发射试验准备工作中去。1957年美国东部时间12月6日上午11时44分35秒，研究团队的希望随着火箭点火的轰鸣声腾空而起，但马上就宣告破灭。火箭在空中只上升了约1.2米，发动机就失去了推力，火箭未能成功升空，坠落下来的火箭还在发射台上发生了爆炸。雪上加霜的是，火箭的鼻锥从火箭本体上脱落下来，其中携带的卫星也在“哔哔”地响着。鉴于11月苏联的第二次成功发射
，美国媒体对这次“先锋1A号”的失败大加批评，将其讽刺为“磕普特尼克”（Kaputnik）、“停普特尼克”（Stayputnik）和“落普特尼克”（Flopnik）。
失败是成功之母，正是失败后的所作所为决定了是否能够最终成功。喷气推进实验室和美国陆军弹道导弹局没有被批评所吓倒，他们于美国东部时间1958年1月31日22时48分成功发射了“探险者1号”卫星，成为美国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一部分。这颗由喷气推进实验室研制的人造卫星配备了相关科学仪器，并在发射升空后首次发现了环绕地球的范·艾伦辐射带，而美国陆军弹道导弹局也改装了一枚“木星-C”火箭
，用于将这颗卫星送入太空。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次任务的圆满完成是对国际地球物理年做出的杰出贡献，但是它的成就被苏联“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和美国“先锋1A号”人造卫星的失败掩盖了。虽然“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发射的“哔——哔——”声音信号只持续了23天，并且在发射后不到100天的时间内就在再入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烧毁了，但其产生的影响却远远大于“探险者1号”卫星，尽管后者获得了更重要的科学发现。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还没有任何事件能在社会公众中掀起如此大的反响。”
——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ugall） [1]
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是一片充满发展机会的乐土。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扩大，并从新的生活方式、商品和服务中获益。但在探索太空方面，美国居然落在了苏联身后，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美国必须做出回应，它确实也做到了，“探险者1号”卫星就是美国立即做出的回应。但苏联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引发的公众效应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直接促成了NASA的建立。NASA的建立标志着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成为美国新的战略优先事项，并为即将到来的10年空间探索奠定了基础。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国家航天委员会
认识到，美国探索太空需要一个统一协调的领导机构，NASA由此诞生。但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NASA明明肩负着领导美国太空探索计划的使命，NASA的第一任局长却由一位具有电影业背景的大学校长来担任。
并没有一套具体的模式能指导一名领导者如何成功，或许因此才有那么多的书籍、研讨会和课程来专门讨论这一话题。领导力基于掌握广泛的技能，领导者利用这些技能，结合技术能力和行为能力来影响大型团体取得成果。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詹姆斯·基利安（James Killian）认为，时任美国俄亥俄州的凯斯理工学院的校长托马斯·格伦南（Thomas Glennan）将是NASA首任局长的完美人选。
格伦南回忆说：“我接到基利安的电话时大概是在8月初，因为总统是在7月29日签署的《美国公共法案85-568》［即《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ct ）］。基利安在电话里说：‘格伦南，我希望你能尽快到华盛顿来，我想和你谈谈你是否有可能参与这里的工作，总统有可能想见你。’”格伦南回应说：“好的，基利安。”
格伦南于当晚抵达华盛顿后就去了基利安的公寓，基利安给他看了用于组建NASA的预算清单。格伦南快速扫了一遍后说：“嗯，这虽然困难重重……但我想它应该是可以运作起来的。你需要我做什么？”基利安说：“我推荐你担任NASA的首任局长。”后来，格伦南评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列入局长候选人名单，基利安认识我，但我们不是很熟，不过，我确实将凯斯理工学院办得不错。”
格伦南曾在耶鲁大学学习电气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在有声电影业中担任了一系列领导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美国海军水下声学实验室的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格伦南在安仕高公司（Ansco）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管理人员，随后成为凯斯理工学院的校长。
格伦南在担任凯斯理工学院校长期间，在调整学校组织架构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正如许多谦逊的领导者一样，格伦南对基利安由于他的成就而选择他作为NASA首任局长一事做出了谦虚回应。为了组建NASA，格伦南面临许多挑战，他说：“我们有一个好基础，可以尝试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机构，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做。就像在学校时，我不是学者，过去也没教过一天课，就是通过依靠他人的力量，通过招揽优秀的人才，通过筹集资金来重建一个机构的。”在基利安的心目中，格伦南是一个成熟的领导者，他所拥有的技能体系对于领导NASA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发挥美国在太空探索上的领导力，要主动明确我们的目标。目前仅仅针对苏联的行动做出被动反应的做法是不对的，这注定会失败。”
——托马斯·格伦南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了格伦南。“我记得基利安并没有和我一起进入办公室，但他把我介绍给了艾森豪威尔先生……总统让我坐下来，告诉我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然后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告诉他，我甚至根本不知道火箭是在哪一端点火的！我之前一直忙着调整学校的组织架构。然后，总统说：‘我想任命你为NASA局长，希望你尽快行动起来，不要让我等着。’”格伦南回答说，他将以最快的速度行动，做好学校工作的交接。8月19日，格伦南宣誓就职NASA局长。
格伦南明白，组建一支经验丰富的领导团队对成功至关重要。他奉命将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
整体并入NASA。他工作的第一步是说服NACA的技术总监休·德赖登（Hugh Dryden）成为NASA的副局长。格伦南回忆说，NACA团队非常崇拜德赖登，“如果我们不坚持让德赖登担任副局长，就得不到NACA员工的广泛支持和合作”。在短短几个月内，格伦南就招纳了8 000名NACA员工，拿到了1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并且将NACA旗下3个大型实验室纳入了NASA，分别是兰利航空实验室
、艾姆斯航空实验室
和刘易斯飞行推进实验室
，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新的NASA。
格伦南的短期战略是把NASA打造成一个拥有最优秀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卓越组织。他的长期策略是，“用自己的方式开发一个项目……旨在让我们在这场竞赛中朝着最终领先的目标前进”。整合全美在太空探索领域的力量至关重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格伦南就将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中参与太空探索的几个小组纳入了NASA。他将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一部分纳入NASA，促成了位于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市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成立。他将几个不同的卫星项目，以及空军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研究计划整合在一起。其中，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一直在开发具有100万磅
推力的单燃烧室火箭发动机。
1958年12月，格伦南将喷气推进实验室并入了NASA，这是一个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加州理工学院经营的实验室。最后一个关键的战略性决定是将美国陆军弹道导弹局纳入NASA，并在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建立了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格伦南在担任局长的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增强了NASA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并且还在他的高级管理团队中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团队文化。格伦南认识到，他需要专注于更广泛的战略问题，关注NASA与白宫和政府的关系；而德赖登则负责“水星”计划的规划和建设，为美国的载人航天计划打下基础。格伦南还创建了太空任务组
，由罗伯特·吉尔鲁斯（Robert Gilruth）担任组长，并使科学家霍默·纽厄尔（Homer Newell）加入任务组。这四位具有不同背景和技能的领导人对NASA的成功至关重要。
为了成功地将人类送上太空，NASA必须继续迅速发展壮大。格伦南回忆说：“我进入政府机构并不是来增加政府机构人员工资开支的……在我任职的30个月里，我们从约8 000人增加到18 000人，但其中只有1 600人是新聘人员，其余的都是从美国陆军弹道导弹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美国陆军战略信号部队和其他地方借调来的。”
开发将要用于“水星”计划的新飞船意味着NASA需要迅速研发新技术。对此，新的工程师人才很关键，但也需要更多的帮助。其中就包括私营企业的帮助。格伦南召集各大航空航天企业开了一个会议，宣传了NASA即将开展的项目计划，并介绍采购程序的竞标要求。他建立了三个独立的评标委员会，一个负责评估管理因素，一个负责评估经验和执行情况，另一个则侧重于评估技术能力。任何一个委员会的人都不知道另外两个委员会包括哪些人。每个委员会的建议都被提交给格伦南和德赖登，由他们决定哪家企业中标。
对格伦南来说，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风险必须加以管理，他想建立一个流程来管控预料之内和预料之外的事项。在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刚刚兴起的时候，他就把统计质量控制作为NASA的一个优先事项。他说：“对于‘水星’计划和载人航天计划，再小心也不为过。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统计质量控制工程师。我给他充分的自由，只要能够提高计划或项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他可以查看任何东西，可以要求做任何事情。如果制造或装配过程中存在缺陷……他会发现它们的。”
格伦南回忆说，吉尔鲁斯曾为这件事专门从兰利研究中心跑来找他，说：“你在做什么？我们不需要这个人。我们一直小心谨慎、反复确认。质量控制已经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了。”格伦南回应说：“吉尔鲁斯，我很抱歉，但你必须接受。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有来自外部的质量控制审查。”作为一个领导者，格伦南明白，要在NASA文化中建立风险控制意识，领导层的支持非常重要。
吉尔鲁斯在担任NASA太空任务组组长之前，在NACA担任工程师一职，他深知格伦南希望NASA能够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从建立之初，NASA就是一个能够吸引优秀人才的组织。基于对人才的不懈追求，吉尔鲁斯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因为碰巧与苏联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发射同一天，多伦多的莫尔顿机场正在举办阿弗罗飞机制造公司（AVRO）的战斗机CF-105“箭式”的揭幕仪式，现场聚集了很多人。
阿弗罗的工程师欧文·梅纳德（Owen Maynard）回忆说：“我们把阿弗罗‘箭式’推出机库让媒体看到的那一天……并没有受到媒体的很大关注，我们想不通，不知道为什么……”几个月后该项目就被取消了，一些加拿大顶级的航空航天工程师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对于负责招聘优秀工程师的吉尔鲁斯来说，“箭式”项目的取消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他回忆说：“我接到一个在加拿大的朋友的电话，他说加拿大制造战斗机的项目被取消了，他们将不得不解雇这些最优秀的人才。但在NASA太空任务组，优秀人才是绝对紧缺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NASA团队审查了400份“箭式”团队成员的申请，最终雇用了25名经验丰富的航空航天工程师。
到1960年夏天，格伦南已经为NASA日后的成功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它已成为美国几乎所有太空活动的主要领导机构，只有少数仍由美国国防部控制的项目除外。在1961年1月，格伦南离开了NASA，重新担任凯斯理工学院校长一职。几个月后，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进行了人类首次载人航天飞行，随后艾伦·谢泼德（Alan Shepard）也进行了美国历史性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1967年，格伦南协助谈判并促成了凯斯理工学院与西储大学的合并，成立了凯斯西储大学。然而，作为NASA的首任局长，格伦南为NASA留下的“遗产”，最终帮助NASA锁定了在美苏太空竞赛中的胜利。
NASA能有格伦南担任其首任局长，是它的荣幸。航空航天史学家罗杰·劳尼厄斯（Roger Launius）称格伦南是“领导新组织的完美人选，一个曾在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工作的工程师……格伦南为NASA订立了清晰的目标，在美苏日益激烈的太空竞赛中，NASA是一支主力军”。格伦南拥有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成熟经验使他成功，他知道该做什么，也做了需要做的事情。他组建了一支在日后成功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团队，他塑造了一种愿意挑战不可能、有能力应对不可能的NASA工程师文化。
工程师思维
如果从不信任的立场出发，建立信任就需要很多年。如果领导者被信任，他们的领导力就应该被信任。
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尽可能地整合资源，尽可能地合作，以提升能力、效率和专业水准。
找到最优秀的人才，雇用最优秀的人才，把他们培训得更好，然后让他们放手去做。
建立一个高层团队，他们需要拥有各自不同但彼此互补的技能和经过验证的领导专长。信任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1] 美国历史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教授，他的作品《天与地：太空时代政治史》（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曾获1986年普利策历史奖。——编者注